劉松年是浙江錢塘人，于南宋孝宗至理宗年間供職畫院，與李唐、馬遠、夏圭合稱“南宋四大家”，以繪山水、人物而著稱。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絹本設(shè)色的《攆茶圖》，不僅布局巧妙、筆墨生動，還反映出唐宋時期飲茶的場景，讓今人了解到唐宋飲茶的用具與煎點的程序。
這幅畫分左右兩部分，右側(cè)描繪的是草圣懷素揮毫作書，詩人錢起、戴叔倫凝神圍觀的風雅，左側(cè)描繪的是仆從碾茶與制作茶湯的勞碌。本來左側(cè)是作為雅聚陪襯的，卻成了最引人注目的場景，因其精心呈現(xiàn)了唐宋時期飲茶的煎點方式：一名仆從騎坐在長條矮幾上，右手轉(zhuǎn)動茶磨;另一名仆從于桌邊佇立，右手提湯瓶，左手執(zhí)茶盞，正準備注湯點茶。黑色方桌上放置著篩茶的茶羅和貯茶的茶盒，以及茶盞、盞托、茶匙、茶筅等。方桌旁有一風爐，上置提梁鍑(釜)，燒煮沸水。仆從右手旁有貯水甕，上覆荷葉?！稊f茶圖》細致地刻畫了從研磨茶粉到注湯點茶的用具和場景，再現(xiàn)了仆從勞動侍茶、文士詩畫風流的情狀。不過劉松年(活動于1220年前后)所繪唐人飲茶的實況，與其相隔四五百年，他反映的是唐代茶飲煎煮還是宋代點茶擊拂呢?
誠然，畫家繪畫，為的是展現(xiàn)胸中丘壑，追求內(nèi)心想象的神思美感，與歷史實景出現(xiàn)扦格，無足為怪，也不影響畫作的藝術(shù)成就，但作為歷史圖像學(xué)的研究對象，畫中出現(xiàn)的用具與具體場景，卻是判斷年代與時風的指標。比如劉松年想呈現(xiàn)唐代飲茶的場景，畫中卻出現(xiàn)宋代才有的茶磨、盞托、茶筅，這只能說是宋人想象的唐代飲茶的場景，其中雜糅了劉松年熟悉的宋代飲茶風尚。《攆茶圖》中可見的茶具有石轉(zhuǎn)運(磨)、宗從事(拂末)、風爐、茶銚(即《茶經(jīng)》中的鍑)、茶匙、茶筅、杓、茶碗、盞托、水方，最值得玩味的是畫中同時出現(xiàn)茶銚與湯瓶，還有茶匙與茶筅。揚之水的《兩宋茶事》討論點茶與煎茶之別，認為石銚是唐代煎茶的用具，銀瓶是宋代點茶的用具，茶具不同而烹茶之法迥異，故《攆茶圖》忠實地呈現(xiàn)了唐代煎茶的場景。研究宋畫的黃晨則指出，揚之水判斷的依據(jù)主要是唐代以茶銚煮水，但方桌上明明橫放著宋代的點茶工具茶筅，該作何解?
黃晨還指出，《攆茶圖》里的茶銚描摹細致，與《蕭翼賺蘭亭圖》(宋摹本)的區(qū)別是沒有長柄，代之以提梁，又加了一個蓋子。唐代煎茶的銚子基本無蓋，因為要觀察初沸、二沸、三沸，銚子加蓋，既防灰，又提高熱效率，與陸羽形容的唐代茶銚的功能不同。《攆茶圖》里亦有仆從專事推磨，石磨下鼓蕩的粉塵，動感逼真。陸羽的《茶經(jīng)》中有“碾”，南宋審安老人的《茶具圖贊》則著錄有金法曹與石轉(zhuǎn)運，表明宋代茶事是碾與磨并存;碾與磨的區(qū)別可能在于磨使茶粉更細，從而更適宜點茶的擊拂拉花。據(jù)《茶經(jīng)》原注“末之上者，其屑如細米;末之下者，其屑如菱角”，還有“碧粉縹塵，非末也”，可知按照陸羽的標準，唐人煎茶的茶末以極細微的顆粒為佳，但不可為粉塵狀，所以《茶經(jīng)》講茶具，只用碾而不用磨。到宋代，點茶需要的調(diào)膏末茶，則以粉塵狀為佳，故伴隨點茶興起，磨成為茶事的要務(wù)，可以碾磨并用，也可以單用磨;只用碾的話，就達不到點茶“乳霧洶涌，溢盞而起”的效用了。因此，《攆茶圖》描繪的場景，雜用了唐宋茶器，卻呈現(xiàn)了宋代的點茶風貌。
來源：北京晚報、北京日報客戶端、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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