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的選購不是易事，要想得到好茶葉，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識，如各類茶葉的等級標準，價格與行情，以及茶葉的審評、檢驗方法等。茶葉的好壞，主要從色、香、味、形四個方面鑒別，但是對于普通飲茶之人，購買茶葉時，一般只能觀看干茶的外形和色澤，聞干香，使得判斷茶葉的品質更加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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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螺春歷史溯源
對于碧螺春的歷史溯源，曾有不少人進行過專門考證，有的人稱碧螺春始于清初;有的學者考證認為形成于1712年至1734年之間;還有猜測在1691至1701年之間。目前，在各種論著中，引用最多的，還是清代王應奎于乾隆二十二(1757)年撰寫的《柳南續(xù)筆》有關“嚇煞人”改碧螺春的故事。《柳南續(xù)筆》中記稱:“洞庭東山碧螺峰石壁持竹筐采歸產野茶樓襪，每歲土人以供日用，歷數十年如是，未見其異也?？滴跄衬?，按候以采，而其葉較多，筐不勝貯、因置懷間。茶得熱氣，異香忽發(fā)，采茶者爭呼嚇然人香。’嚇然人’者，吳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后，每值采茶，土人男女長幼，務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貯不用筐，悉置懷間。而土人朱元正獨精制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每斤價值三兩。己卯歲(1699年)，車罵幸太湖，宋公購此茶以進。上以其名不雅，題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歲必采辦，而售者往往以偽亂真。”
《柳南續(xù)筆》的上述記載，雖說引用者眾多，但我們認為只有“康熙年間把俗名‘下煞人’的改名‘碧螺春’和碧螺春茶最早采自碧螺峰”這兩點可信，其它就屬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了。因為，《柳南續(xù)筆》成書于乾隆年間，而早此的《隨見錄》的記載簡潔得多其載:“洞庭山有茶，微似芥茶而細，味甚甘香，俗呼為嚇殺人，產碧螺峰者尤佳，名碧螺春”。不枝不蔓，既沒講到置懷間的事，也沒有講到康熙提名的情節(jié)?！峨S見錄》原書已散失，上述記載，為清代延燦的《續(xù)茶經》，成書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這表明了《隨見錄》當是《續(xù)茶經》之前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間的一部作品。由此可見，上述關于碧螺春的記述，應當是《隨見錄》作者自己親見親聞的記錄，是可信的。
另外，這里還有一條重要史料可與《隨見錄》相印證。這就是《江蘇縣區(qū)志》所說的“茶，出洞庭包山者名剔目，俗名細茶;出東山者品最上，名片茶，精制者，價倍于松蘿。”《縣區(qū)志》成書于康熙二十八(1689)年。特點和《隨見錄》所說一致，即茶葉的條索較細。再近一點，就是清代王維德編樣的《林屋民風》(成書于1712年)，也照抄了《縣區(qū)志》說法，所不同的就是將“茶”改成了“土產”。這也說明在1712年時，還沒有碧螺春的說法。如果真是康熙皇帝親自所定的名字，對此，《隨見錄》等書的作者，是決不敢疏漏的。
據史料考證，碧螺春的茶名是取自于東山的碧螺峰，并非有些人所認為的“因其形似碧螺，采在春天而得此名”。碧螺春的取名時間應該是在《林屋民風))(1712年)和《隨見錄》(1734年前)成書之間。
不過我們指出這一史實，并非要大家今后就不提康熙南巡至太湖而御踢其名的故事，民間傳說嘛，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在這個傳說背后，會不會是當時的土人，想借帝王之威，揚其名而謀茶利呢?
還有更早一個傳旅“碧螺春原是野山茶，俗名叫‘嚇煞人’。茶籽是由山禽銜來，掉在洞庭東山碧螺峰的石壁上。明時有個丞相叫王鏊，東山人。一年他回鄉(xiāng)時，特題書:‘碧螺峰’三字，并鐫刻于碧螺峰的石壁上，同時又帶了一些山茶返京，獻給孝宗皇帝。皇帝飲后茶特別清香甘甜，隨問他這是什么茶?王鏊認為叫‘嚇煞人這個茶名不雅說:此茶產在吾鄉(xiāng)碧螺峰，從此，此茶便有碧螺春，的大名。”這段內容可以說是與《柳南續(xù)筆》的記載傳說借帝王圣威以揚其名的一個故事的兩個不同版本。
那么，碧螺春的生產到底是先于洞庭東山還是西山呢?由《縣區(qū)志》可以證明，碧螺春既是東山，也是西山勞動人民的共同創(chuàng)造，是剔目和東山片茶的延續(xù)，是洞庭東西山歷史制茶技術發(fā)展的共同結晶。但是，東、西兩山雖一脈相承，但是水相望，交通有諸多不便。因此，東、西兩山要在同一年份同時形成碧螺春，也不太切合實際。據清代戴延年在乾隆三十六(1771)年所著的《吳語》中指出:“碧螺春產洞庭西山，以谷雨前為責。唐皮陸各有茶塢詩，宋時水月院僧所制尤美，號水月茶，近易茲名，色玉香蘭，人爭購之，淘茗芹中尤物也。”這就是說，水月茶是在接近1771年時才更名為碧螺春，這可能是因東山碧螺春的炒作而名聲太大，以至于蓋過了歷史悠久的水月茶，才不得不更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