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紅袍”自古是萬茶之尊，是武夷巖茶的代名詞。但因歷史久遠(yuǎn)，戰(zhàn)亂頻仍，文獻(xiàn)流失，“大紅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樣，成了一個千古之謎，招引著人們?nèi)タ嗫嗵綄ず涂甲C。但大都沒有結(jié)果，仍然停留在民間說法和神話傳奇的層面。這些說法歸納起來無非“狀元報恩”、“皇后治病”、“縣丞祭茶”、“猴子采摘”、“縣長命名”等幾個腳本。
“皇后治病”一說顯然站不住腳。歷史上離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當(dāng)時的信息和交通條件，從皇后“突然得病”，到找到“大紅袍”治好病，起碼要花費(fèi)幾個月時間，遠(yuǎn)水解不了近渴，這個說法顯然不符合一般的邏輯。
“縣丞祭茶”之說也有點(diǎn)牽強(qiáng)。武夷山雖然自古有祭茶的習(xí)俗，但縣丞作為七品小官穿大紅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嚴(yán)格的著裝禮制。
“大紅袍”雖然生長在巖壁上，但不至于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們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幾百米高的懸崖上，何況那區(qū)區(qū)的幾十米巖壁。無疑，“猴子采茶”之說是藐視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最令人信服的還是“狀元報恩”。其故事梗概是：明初舉子趕考途經(jīng)武夷山，中暑昏厥路邊，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藥為其治療。舉子病愈后高中狀元，回天心寺報恩，方丈說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葉，囑其以紅袍披蓋茶樹，以表謝恩。“大紅袍”故事從此不脛而走。靖難之變后，朱棣奪取侄子建文的帝位，為追殺傳說出家為僧的建文帝，便派胡瀠遍訪寺院宮觀，以尋訪張三豐為名查詢建文帝的下落。胡瀠也因此到武夷山，入駐天心寺，愛喝茶的胡瀠聽了“大紅袍”的故事，更加喜愛天心寺的茶，便請旨敕封，封天心寺為天心永樂禪寺，并正式冊封天心寺茶為“大紅袍”。
飲水思源，喝茶尋根。筆者花費(fèi)大量的時間，跑遍了圖書館、資料室，查閱了許多相關(guān)的歷史文獻(xiàn)，采訪了多位權(quán)威茶人，對各種民間說法和神話傳說予以一一求證和排除，得以按圖索驥地把點(diǎn)滴的歷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
“大紅袍”因何得名？
顧名思義，大紅袍，就是紅色的袍服。在中國服飾的發(fā)展史上，衣著大紅色的袍服主要見于明朝。明朝洪武時期，依據(jù)周禮，參考漢、唐、宋歷代的服飾，花了20年時間確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明史》記載：
洪武三年，禮部言：“歷代異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漢赤，唐服飾黃，旗幟赤。今國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漢、唐、宋，服色所尚，于赤為宜。”
在公服穿著上，明朝廷也明確規(guī)定“一至四品著緋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綠袍。”文中“赤”、“緋”都是指大紅色。明以后紅袍漸漸成為清廉高官的代名詞。如成書于清代的《海公大紅袍傳》、《海公小紅袍傳》，描寫了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際，刻畫了一個忠于職守、無私無畏、敢于鋤強(qiáng)誅暴、關(guān)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
可見，“大紅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那么為什么又引以借代武夷山的茶樹呢？可以推測：“大紅袍”茶出現(xiàn)于明代，并與當(dāng)時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聯(lián)系。
這一推測與“狀元報恩”比較接近。
成書于1921年的《蔣叔南游記》（蔣希召著）中寫道：“如大紅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dāng)?shù)兩耳。”可見，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大紅袍”茶了。
清朝道光年間，著名學(xué)者鄭光祖撰寫的百科全書《一斑祿·雜述》（1839年）卷四里說：“若閩地產(chǎn)‘紅袍’建旗，五十年來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寧府（武夷山當(dāng)時隸屬建寧府）；“旗”，古代新采茶芽狀似旗、槍，古人以此指代茶葉，按照“五十年來盛行于世”推算，“大紅袍”在清初就已經(jīng)名揚(yáng)天下了。這段文字的發(fā)現(xiàn)填補(bǔ)了清朝“大紅袍”文字記載的空白，把“大紅袍”有據(jù)可考的歷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經(jīng)過茶葉科學(xué)部門檢測，現(xiàn)存母樹大紅袍的樹齡在360年以上。360年前，正是明末清初?，F(xiàn)在“大紅袍”母樹僅剩一處，不排除天游、北斗等他處的已故“大紅袍”母樹的樹齡超過360年的可能。如果這個推斷成立，那“大紅袍”的歷史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明代。
近年來，隨著“大紅袍祖庭”——天心永樂禪寺佛教文化和寺院歷史的深入挖掘，為“狀元報恩”，大紅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諸多佐證。1991年，天心永樂禪寺大雄寶殿重建時，挖出兩個明代的圣旨碑、一對石龍和三尊石雕佛像。從中可以斷定天心永樂禪寺受明代朝廷敕封。天心永樂禪寺為什么受封呢？
《明史·胡瀠傳》記載：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瀠頒御制諸書，并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xiāng)邑，隱察建文帝安在。
這段文字說的是：明成祖奪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為了趕盡殺絕，免除后患，派禮部官員胡瀠與宦官鄭和分別以尋訪張邋遢(張三豐)與“下西洋”為幌子，在國內(nèi)與海外排查建文帝的下落。同時，為了掩人耳目，收買人心，懺悔惡業(yè)，廣泛“頒御制諸書”敕封寺院宮觀。受封的寺院宮觀大都冠以“永樂”字號，天心永樂禪寺于此際受敕封，自在情理之中。
在《武夷山志》（清·董天工著）專門記載來過武夷山的歷代名賢的篇章《名賢下·遺補(bǔ)》中有“胡瀠，字源潔，武進(jìn)人，明建文庚辰進(jìn)士，官禮部尚書”的記載。說明胡瀠確實來過武夷山?！段湟纳街尽愤€收錄了他的《題畫武夷圖》、《望武夷，因文公精舍在此，不勝感慨》詩兩首。此外，在佛教古籍《瑞巖實錄·詩偈》（清釋元賢著）中有胡瀠的《夜宿天心》詩：云浮山際掩禪院，月涌天心透客居。幽徑不寒林影下，紅袍味里夜可無？
這首詩描述了作者胡瀠夜宿天心寺，徹夜品飲“大紅袍”的情形?？梢娫诋?dāng)時，尚在明初的時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經(jīng)冠上了“大紅袍”之名。
圣旨是古代最高規(guī)格的文書。圣旨碑是作為門坊等建筑的構(gòu)件，告訴人們這里曾經(jīng)受過皇帝的敕封或嘉獎。天心永樂禪寺為什么有兩個幾乎一樣的圣旨碑呢？另一個是否是“狀元報恩”所指的朝廷對“大紅袍”的敕封呢？
據(jù)天心永樂禪寺住持澤道法師說，“狀元報恩”原記載于《天心寺志》，后來寺志失傳于民國戰(zhàn)火。該寺院后來還受過光緒敕封，林則徐、陳寶琛等朝廷命官先后為其題額，可見天心永樂禪寺在歷史上曾經(jīng)十分顯赫。可以想象，這樣顯赫的寺院肯定有自己的寺志。“狀元報恩”和其他版本的傳說相比，更具有歷史性、文化性、邏輯性，可見其確實出自正規(guī)的文獻(xiàn)，而且口頭相傳的時間跨度不會太長。因為故事情節(jié)、時間、人物、事件與以上考證的史實相符。
看來，上百年來眾說紛紜的“大紅袍”的身世可以真相大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