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字的起源，最早見于我國的《神農本草》一書，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藥物書。據有關專家考證，該書為戰(zhàn)國時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國茶圣一－唐代陸羽于公元７５８年左右寫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葉專著《茶經》，系統(tǒng)而全面地論述了栽茶、制茶、飲茶、評茶的方法和經驗。根據陸羽《茶經》推論，我國發(fā)現茶樹和利用茶葉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歷史。
茶葉在我國西周時期是被作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時代茶鮮葉被人們作為菜食，而戰(zhàn)國時期茶葉作為治病藥品，西漢時期茶葉已成為主要商品之一了。從三國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時間內，特別是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飲茶來解除坐禪瞌睡，于是在寺院廟旁的山谷間普遍種茶。飲茶推廣了佛教，而佛教又促進了茶灶的發(fā)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茶佛一味”的來源。到了唐代，茶葉才正式作為普及民間的大眾飲料。
茶葉自古以來就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紐帶。唐朝時，日本僧人最澄來我國浙江天臺山國清寺研究佛學，回國時帶回茶籽種植于日本賀滋縣（即現在的池上茶園），并由此傳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時，日本榮西禪師兩次來到中國，到過天臺、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贈他“千光法師”稱號。榮西撣師不僅對佛學造詣頗深，對中國茶葉也很有研究，并寫有《吃茶養(yǎng)生記》一書，被日本人民尊為茶祖。南宋開慶年問，日本佛教高僧禪師來到浙江徑山寺攻研佛學，回國時帶去了徑山寺的“茶道具”、“茶臺子”，井將徑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傳播到日本，啟發(fā)和促進了日本茶道的興起。
我國宋代時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運銷茶葉；明代鄭和下西洋，茶葉也隨著銷售到東南亞和南部非洲各國。明代末期，公元１６１０年荷蘭商船首先從澳門運茶到歐洲，打開了中國茶葉銷往兩方的大門。
我國關于茶館的最早記載，要算唐代開元年間封演的《封氏聞見記》了，其中有“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煮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開設了以賣茶水為業(yè)的茶館。到了清朝，民間曲藝進入茶館，使茶館成為文化娛樂和休息的場所。
相傳我國最大的茶館是四川當年的“華華茶廳”，內有三廳四院。成都茶館設有大靠背椅，飲茶聊天或打盹都極為舒適。我國人民歷來就有“客來敬茶”的習慣，這充分反映出中華民族的文明和禮貌。古代的齊世祖、陸納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劉貞亮贊美“茶”有十德，認為飲茶除了可健身外，還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時期，眾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劉禹錫、皮日休、韋應物、溫庭筠、陸游、歐陽修、蘇東坡等，他們不僅酷愛飲茶，而且還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頌和描寫過茶葉。
“茶”字的起源，最早見于我國的《神農本草》一書，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藥物書。據有關專家考證，該書為戰(zhàn)國時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國茶圣一－唐代陸羽于公元７５８年左右寫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葉專著《茶經》，系統(tǒng)而全面地論述了栽茶、制茶、飲茶、評茶的方法和經驗。根據陸羽《茶經》推論，我國發(fā)現茶樹和利用茶葉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歷史。
茶葉在我國西周時期是被作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時代茶鮮葉被人們作為菜食，而戰(zhàn)國時期茶葉作為治病藥品，西漢時期茶葉已成為主要商品之一了。從三國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時間內，特別是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飲茶來解除坐禪瞌睡，于是在寺院廟旁的山谷間普遍種茶。飲茶推廣了佛教，而佛教又促進了茶灶的發(fā)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茶佛一味”的來源。到了唐代，茶葉才正式作為普及民間的大眾飲料。
茶葉自古以來就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紐帶。唐朝時，日本僧人最澄來我國浙江天臺山國清寺研究佛學，回國時帶回茶籽種植于日本賀滋縣（即現在的池上茶園），并由此傳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時，日本榮西禪師兩次來到中國，到過天臺、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贈他“千光法師”稱號。榮西撣師不僅對佛學造詣頗深，對中國茶葉也很有研究，并寫有《吃茶養(yǎng)生記》一書，被日本人民尊為茶祖。南宋開慶年問，日本佛教高僧禪師來到浙江徑山寺攻研佛學，回國時帶去了徑山寺的“茶道具”、“茶臺子”，井將徑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傳播到日本，啟發(fā)和促進了日本茶道的興起。
我國宋代時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運銷茶葉；明代鄭和下西洋，茶葉也隨著銷售到東南亞和南部非洲各國。明代末期，公元１６１０年荷蘭商船首先從澳門運茶到歐洲，打開了中國茶葉銷往兩方的大門。
我國關于茶館的最早記載，要算唐代開元年間封演的《封氏聞見記》了，其中有“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煮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開設了以賣茶水為業(yè)的茶館。到了清朝，民間曲藝進入茶館，使茶館成為文化娛樂和休息的場所。
相傳我國最大的茶館是四川當年的“華華茶廳”，內有三廳四院。成都茶館設有大靠背椅，飲茶聊天或打盹都極為舒適。
我國人民歷來就有“客來敬茶”的習慣，這充分反映出中華民族的文明和禮貌。古代的齊世祖、陸納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劉貞亮贊美“茶”有十德，認為飲茶除了可健身外，還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時期，眾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劉禹錫、皮日休、韋應物、溫庭筠、陸游、歐陽修、蘇東坡等，他們不僅酷愛飲茶，而且還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頌和描寫過茶葉。
海上茶葉之路與海上對外貿易的拓展密切相關，其歷史萌芽、發(fā)展、演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幾乎同頻共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即海上茶葉之路，二者實為一體。而所謂海上絲綢之路是指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qū)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大通道。
兩千多年前，一條以中國徐聞港、合浦港等港口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貿易網絡。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成為中國與外國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動了沿線各國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的交流與共同發(fā)展。
據史料記載，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名稱源自唐代，即“廣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宋元時期，由于航海技術大幅度提升，古代中國已經同世界60多個國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海上絲綢之路”商貿往來，伴隨絲路貿易網絡的不斷拓展，海上茶葉貿易也愈發(fā)旺盛。
福建與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又稱“香藥之路”“陶瓷之路”，其形成、發(fā)展與演變自有歷史源流，迄漢唐至明清，流脈清晰可辨。
兩漢時期
自兩漢時期嶺南地區(qū)被納入中國版圖而得到初步開發(fā)伊始，中國漁民便在南海上作業(yè)活動，從事漁業(yè)生產。
魏晉南北朝時期
由于中原漢族的南遷和北方戰(zhàn)亂對陸上絲綢之路的破壞，使得海上絲綢之路空前活躍。而東晉法顯大師西游古印度后從南?；貒?，更是說明此一歷史時段，海上絲綢之路已經從中國南海經馬六甲海峽發(fā)展到了南亞次大陸。
隋唐五代時期
西域戰(zhàn)爭頻繁，“陸上絲綢之路”受梗阻而不得不將更多貿易轉移至海上，而經濟重心逐漸東遷南移，又促使南方經濟進入一個迅速發(fā)展時期，加之航海技術的進步升級，諸多此類外部因素使得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獲得新的發(fā)展際遇。
唐代很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從海上來到中國，居住在廣州，說明這一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到了西南亞和東北非印度洋沿岸。而福建海外貿易的發(fā)展在唐五代時期亦可算作一高峰期，港口趁機迅速新興崛起，這就為福建此后海上茶葉貿易的開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唐代
唐代是我國古代社會鼎盛時期，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多元，科技發(fā)達，為海外貿易的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保障。此時，福建沿海諸區(qū)域的對外交通和貿易也快速發(fā)展，通商地區(qū)不斷擴大，海上貿易網絡的國家也日益增多。福建海外交通除了與中南半島、馬來半島諸國的傳統(tǒng)航線之外，還開辟了多條新航線，主要有新羅（位于今朝鮮半島）、日本、三佛齊（位于今蘇門答臘島和馬來半島南部）、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國）等。當時的福州異國商人云集，且南海諸國使臣從福州上岸朝貢唐廷更是非常頻繁的事情。
唐嗣圣元年（684）
漳州還未建制［唐垂拱二年（686）分泉州置，治漳浦縣（今福建云霄縣）］之時，一個名叫康沒遮的胡商便來到了此地。由此可知，漳州港作為泉州港的外圍港，在未成為正式對外貿易港的情況下，自唐初就顯現出了對外航運活動跡象。五代時期，閩國創(chuàng)建人王審知實行“保境息民”的政策，重視海外貿易，開放了泉州、福州甘棠等港，東南各港隨之興起。
此時，泉州人憑借中原文化和刀耕火種的古越文化融合而產生的勇于奮斗的精神，充分利用“負山跨海”的自然條件和優(yōu)良的港口條件，耕海牧洋，使泉州發(fā)展為當時中國的海船制造中心、絲織業(yè)中心和陶瓷生產的重要基地，泉州港也逐漸成為一個聞名海內外的貿易大港。福建泉州港、漳州港的興起與發(fā)展，是福建海上茶葉貿易發(fā)展的前提保障。
海上絲綢之路在兩宋時發(fā)展穩(wěn)定、成熟，福建海上港口貿易也達到發(fā)展巔峰時期。
兩宋時代
由于經濟重心南移的完成，宋政府更加重視對外貿易經濟發(fā)展，制定了許多鼓勵政策，海外貿易往來遍及東亞、東南亞、西亞等地。阿拉伯商人也從印度洋來到西太平洋，將市場延伸到中國沿海各港口，“海上絲綢之路”由此興起并逐步發(fā)展成熟。一個以這條商路為紐帶的國際性東方市場逐漸形成，不僅取代“陸上絲綢之路”成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且經由此路的貿易竟上升為南宋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
北宋時期
漳州是一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海外貿易已十分活躍，為此宋政府曾在漳州置“黃淡頭巡檢”，維護航道安全并負責招徠海商，于每年夏天下?！罢胁啊?。
直至南宋后期
“泉、漳一帶，盜賊屏息，番舶通行”，有許多漳州舶商到海外諸國貿易，他們必領先到泉州市舶司領取“官券”才能出海，漳州由此成為泉州港對外貿易的外圍口岸。
從北宋后期開始
由于中央政府在泉州港設置了“市舶司”，福建對外貿易中心轉移到了泉州。
南宋時期
閩浙的地緣優(yōu)勢，使得福建經濟貿易發(fā)展更為迅速?！昂Ｉ辖z綢之路”的不斷發(fā)展與繁榮，為泉州港的崛起與興盛提供了契機。彼時的泉州接近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出口貨物以絲綢為主，其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這條中國至西洋航線的起始港和東端樞紐港口，在海上絲綢之路上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而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璀璨的東方明珠。
南宋時
福建與亞洲、非洲乃至歐洲、拉丁美洲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均有貿易往來，船舶所至，北抵高麗、日本，南達麻逸（位于今菲律賓）、爪哇，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國）諸國，其范圍之廣袤，蔚為壯觀。
至宋末元初
“貨物浩瀚”的泉州港遠超于廣州港，成為東方第一大港，被譽為“梯航萬國”的“東南巨鎮(zhèn)”，其也由此成為中外友好往來的一個重要門戶，達到歷史上最鼎盛的時期。為了適應中外海船停泊，泉州的12支港，擇要建造了港口碼頭，其中最主要的有后渚、法石、安海、圍頭4個支港。
武夷茶貿易茶票
元明清時代海上絲綢之路最終成型。元人汪大淵遠航非洲東南部莫桑比克海峽，使海上貿易伸展至非洲東南沿海區(qū)域。
明朝永樂至宣德年間
鄭和七下西洋，由江蘇劉家港（在今江蘇省太倉市瀏河鎮(zhèn)）出發(fā)，經海路到達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孟加拉國、印度、伊朗、阿曼、也門、沙特阿拉伯和東非的索馬里、肯尼亞，用攜帶的中國絲帛、瓷器、陶器、銅器、鐵器、漆器、金錢、藥品及棉布等輸出到歐亞非，換回珠寶（象牙、犀牛角、珍珠、玳瑁、琥珀、瑪瑙）和香料（宋朝又稱“香藥”，泛指胡椒、檀香、麝香、龍腦、乳香、丁香、沉香、木香、肉豆蔻、安息香、蘇合油等）等奢侈品。鄭和下西洋最遠到達東非赤道附近海岸，說明這一時期中國已經掌握了航行到東非，甚至好望角的技術。
清代
清代中國更是同歐洲、北美洲、南美洲建立了海上航線的聯系，這意味著海上絲綢之路已經通向七大洲、四大洋。明清海上對外貿易的最終成型，意味著中國諸多沿海港口貿易吞吐量的增大，貿易物品更為豐富多樣，貿易交流更加頻繁。不容置疑，福建海上港口貿易亦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并隨之發(fā)展、壯大。
海上貿易繁榮的背后，也帶來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層面的社會問題。
明、清兩代政府為控制對外貿易和防范海外勢力入侵，對民間的海上貿易實行時禁時開政策。結果事與愿違，明朝“海禁”造成東南沿海倭寇和海盜盛行，武裝走私和搶劫商品成風，明政府只好開禁。
清朝施行“閉關政策”，西方國家在輸出大量銀圓購買中國商品的同時，因無法建立平等互利的自由貿易關系，而出現了巨額貿易差額，于是英國方面違背中國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規(guī)模向中國傾銷鴉片以追逐高額利潤，扭轉貿易逆差，最終引發(fā)了以林則徐“虎門銷煙”為代表的禁煙運動。
而后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致使“海上絲綢之路”徹底走到盡頭。福建海上貿易也在明清禁海政策的作用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覆滅而湮滅。
來源于：復旦大學出版社 ，作者：張渤、侯大偉，知識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系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