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江到普洱

普洱茶原產地六大茶山的命運起伏，同車里宣慰司的主權歸屬與行政劃分緊緊纏繞在一起，各色人等粉墨登場，演繹出跌宕起伏的歷史話劇。

明代隆慶六年(1572)，宣慰使刀應猛征集貢品方物時，明文記載了十二版納的劃分：景龍、猛罕等宣慰使直轄地一版納(其時呈送的禮品中有茶四筒，每筒四團);猛遮、景魯、猛翁一版納;猛籠一版納;猛混、猛板一版納;景真、猛海、猛阿一版納;景洛、猛滿、猛昂、那嫩、猛康一版納;猛臘、猛伴一版納;猛嶺(普藤)、猛旺一版納;猛拉(思茅及六順)、猛往一版納;猛捧、猛潤、猛漭一版納;猛烏、烏德一版納;整董、播剌(倚邦)、易武一版納。李拂一編譯的《泐史》中的這段記載被后世沿用。

車里歸順清廷之后，順治十八年(1661)十月，主政云南的吳三桂“以普洱地方半歸車里半屬元江，并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養(yǎng)、猛煖、猛捧、猛臈、整歇、猛萬、上猛烏、下猛烏、整董等十三處隸元江府?！笨滴酢对颇贤ㄖ尽返倪@段記載，明確傳遞出吳三桂將車里宣慰司主導權牢牢把握在手中的意圖。這只是他宏大政治圖謀中的一部分。為了拉攏達賴喇嘛勢力，吳三桂奏請在云南北勝開茶馬互市，“或令商人于云南驛鹽道領票，往普洱及川湖產茶地方采買，赴北勝互市?！鼻宄鮿⒔≈锻ヂ勪洝返挠浭鲇∽C了這一點?？滴跞?1691)《云南通志》載曰：“普耳茶出普耳山，性溫味香，異于他產?！薄懊е?、茶山，二山在城西北普洱界，俱產普茶?！边@些都出自元江府條目下，也可作為側面的印證。

康熙五十三年(1714)《元江府志》載曰：“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溫味香，異于他產?！薄懊е健⒏竦巧?、悠樂山、迤邦山、蠻磚山、駕部山，六山在城西南九百里普洱界，俱產普茶?！绷蟛枭绞家娪诠傩奘芳涊d。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世宗即位，云貴總督高其倬《籌酌魯魁善后疏》陳述治邊十條，奏稱：‘普洱茶山等處為流寇盤踞，井鹽挨日收課，商茶按馱抽銀。令守備帶兵駐扎茶山，內制野賊，外控土司。并設汛盤查茶山客商人等，以嚴出境之弊?！婕安枭娇蜕痰牧攘葦?shù)語，勾勒出盛行叢林法則的茶山社會生活風貌。

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至雍正六年(1728)六月之間，云貴總督鄂爾泰與雍正皇帝之間的五份奏折及批復，為我們復盤改土歸流設立普洱府提供了極其珍貴的一手材料。

鄂爾泰的奏折中，莽芝麻布朋、克者老二被稱為窩泥渠魁，安上了首犯的罪名。平叛的軍事行動主要在車里宣慰司轄區(qū)內展開，重心則是在茶山，繼后茶山、六茶山與六大茶山混用。起先是用茶山代指，伴隨了解加深，逐步傾向于使用六茶山與六大茶山。并提出在江內各版納改土歸流設立普洱府的一攬子解決方案。需要注意的是鄂爾泰奏折中提到的明朝孟養(yǎng)土司事件為前車之鑒，以及舊屬孟養(yǎng)的茶山土司，文獻中分列永昌府，與車里宣慰司下轄的孟養(yǎng)與茶山不可混為一談。

雍正七年(1729)改土歸流設立普洱府后，鄂爾泰即受命編纂《云南通志》，書中載曰：“普洱府，茶，產攸樂、革登、倚邦、蠻耑、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蠻耑者味較勝?！边@與鄂爾泰奏折中所提六大茶山前后呼應，完全體現(xiàn)了鄂爾泰的政治意圖。此即后世公認的六大茶山。

雍正《云南通志》

雍正十一年(1733)，尹繼善繼任云貴總督，其《籌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條陳治邊十六條。隨之委任倚邦土弁曹當齋、易武土弁伍乍虎以及攸樂土目叭竜撫、喇鲊匾分管六大茶山事務。嗣后倚邦曹氏土司與易武伍氏土司成為六大茶山兩大顯赫家族，外來客商更是在倚邦土司地與易武土司地開啟了普洱茶商貿興旺的時代。

乾隆二年(1737)，朝廷敕封曹當齋夫婦昭信校尉安人碑中稱“普洱府屬茶山倚邦”，也就是倚邦屬于茶山。乾隆六年(1741)，修建蠻磚會館所立功德碑文中稱：“六大茶山，蠻磚一”，捐資人中有“管理茶山軍功土部千總曹當齋奉銀四兩”。乾隆十二年(1747)，云貴總督張允隨所下有關茶政的行政命令，次年被刻在石碑上，落款為“管理茶山土千總曹當齋統(tǒng)四山頭目敬立曉諭”。可見曹當齋對于自身地位與所轄地域為有著清晰的認知。

乾隆《敕封曹當齋夫婦昭信校尉安人碑》

(倚邦)

乾隆五十四年(1789)，漫撒新建石屏會館所立功德碑，碑文中稱：“茶山又其超鄙也，漫撒又茶山之小者也”。捐資人中就有“世襲管理茶山一帶地方部廳曹捐銀伍拾兩”，“世襲管理易武一帶地方部廳伍捐銀陸拾兩”。漫撒作為茶山之一，為世人稔知。時任倚邦土司對于自己所轄地域的認知得以延續(xù)。

乾隆《漫撒新建石屏會館功德碑》

(易武茶文化博物館)

一方修建茶馬古道曼拱段失年功德碑上，捐資人有“管理茶山軍功部廳曹捐銀拾兩”，無法確知是哪位倚邦土司所為，但對茶山的確認一如既往。

目前所見，直到道光年間，倚邦土司的身份認同有了變化。約在道光六年(1826)年之后，重修牛滾塘五省大廟功德碑上，捐資人中有“倚邦司廳曹奉銀伍兩”，應該指的是時任倚邦土司曹銘所為。凸顯倚邦的作法，嗣后成為一種定例延續(xù)下來。

茶山的地名觀念影響深入民間，一本民國年間《楊姓家譜》記載有“楊氏歷代遷移表”，有清一代，其中十二世楊振溪、十四世楊干基與楊能才皆是從石屏移居茶山，十五世楊文弼、十六世楊龍賓、楊龍澤皆是從元江縣移居茶山(世系表中注明移居茶山漫撒)。

乾隆五十年(1785)，車里宣慰司刀士宛允準十二版納另行劃分：猛臘、猛伴為大版納，思茅、六順為大版納，猛嶺(普藤)為大版納，猛烏、烏德為大版納;猛罕(橄欖壩)為大版納，猛混為大版納，猛籠為大版納;以上九版納為大版納。猛捧、勐潤為小版納，猛海、猛阿、賽寬、岡景為小版納，景真、猛遠、猛醒、小猛養(yǎng)為小版納，以上三版納為小版納。

實際上，無論是明代隆慶年間十二版納的劃分，抑或是清代乾隆年間十二版納的劃分，每次背后都有境外緬甸勢力對我國土的覬覦，不可不察也。

道光《普洱府志》“土司卷”載曰：“本朝順治十八年，刀穆禱投誠，仍授宣慰世職，管理十三版納。雍正七年，以普洱思茅等處六大茶山及橄欖壩江內六版納地改設流官，其余六版納地仍歸宣慰。分置十三土司為十三猛地方，疆域四周及幾萬里，今仍稱十三版納。隸寧洱縣屬者五猛：一普藤土千總，一猛旺土把總，一整董土把總，一猛烏土把總，一烏德土把總;隸思茅九龍江內者五猛：一六順土把總，一倚邦土把總，一易武土把總，一猛臘土把總，一橄欖壩土把總;在九龍江外西南境者三猛：一猛遮土千總，一猛阿土把總，一猛籠土把總;兼轄十二土便委：江內土便委四名：一猛捧土便委，一猛侖土便委，一猛伴土便委，一竜得土便委;江外土便委八名：一打樂土便委(又作打洛)，一猛混土便委，一猛海土便委，一頂針土便委，一猛康土便委，一猛滿土便委，一猛往土便委，一補角土便委;實為土職之領袖?！边@段文字流露出清廷真實的意圖，借改土歸流之際，將十三版納與十三猛的概念打通，并將大小土司的任命權牢牢掌控在手中，從而到對車里宣慰使及下屬有效管控。自改土歸流設立普洱府后，除卻偶有的變動之外，清廷一直延續(xù)對車里宣慰司統(tǒng)治的理念與策略。

而在車里宣慰司的內部，為了鞏固自身的權益，其對十二版納的劃分，同樣經(jīng)歷了動態(tài)調整。究其不同信息來源來看，也并非完全一致。

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廷將猛烏、烏德割讓給法屬老撾。次年，勘界委員黎肇元，思茅廳同知許臺身等人至易武白云洞，留有題壁詩，詩文中盡顯屈辱憤懣之情。猛烏、烏德割讓事件成為西雙版納歷史上揮之不去的傷痛。

由于多重復雜的原因交織纏繞，對于明清時期十二版納的劃分，存在不同的看法。使得從外人看來，猶如霧里看花，很難洞悉背后的是非曲直。

我們的著眼點在于普洱茶及其產地六大茶山，通過梳理歷史脈絡，可以看到明代車里已經(jīng)有茶，但卻出自于宣慰直轄版納。當時整董、播剌(倚邦)、易武劃分為一個版納。

入清以后，作為主政云南的平西王吳三桂，先是盡力掌控車里宣慰司，在其劃分的十三版納中，出現(xiàn)了茶山版納。他的政治意圖中就包含了以茶籠絡達賴喇嘛勢力，并奏請清廷后得以部分實現(xiàn)?？滴醯燮蕉ㄈ畞y后，云南融入清廷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體系。野心幻滅后兵敗身死的吳三桂留下了部分政治遺產，這在康熙《云南通志》康熙《元江府志》中得以體現(xiàn)，普洱茶及其產地六大茶山進入了清廷的視野。

鄂爾泰為后世留下了豐厚的政治遺產，改土歸流設立普洱府以后，經(jīng)由善后政策調整，車里宣慰司被納入流官政權的管控之下，分設倚邦土司、易武土司及攸樂土目強化六大茶山的統(tǒng)治。就是在此期間，茶山的概念明確為六大茶山。并以雍正《云南通志》所記六大茶山為后世所公認。茶山與六大茶山成為朝野稔知的詞匯，在倚邦、易武土司地遺存的文物碑刻中一再顯現(xiàn)。茶山的概念深入民心，在外來客商“走夷方，上茶山”的歷史潮流中經(jīng)久不衰。

溯源普洱茶史，從茶山到六大茶山，猶如一副徐徐展開的歷史畫卷。將普洱茶原產地六大茶山及其演變歷程置于歷史大背景下俯瞰，伴隨家國命運起伏律動，一方土地上人們的身如浮萍般飄零，普洱茶背后的故事，說不完的喜怒哀怨，數(shù)不盡的世事滄桑。

作者簡介：

馬哲峰，著名茶文化學者，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西雙版納普洱茶歷史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勐臘縣首屆普洱茶文化傳播大使，“行知茶文化叢書”編委會主任。所著《普洱尋茶記》《讀??中國茶》《普洱六山記》《尋味普洱茶》《讀懂普洱茶》《大倚邦傳奇》等，連年榮登茶媒體推薦閱讀十大茶書榜單。曾榮膺《普洱》雜志優(yōu)秀撰稿人，榮獲河南茶葉流通領域發(fā)展二十周年杰出貢獻獎，榮獲創(chuàng)新中國茶百佳創(chuàng)新人才獎等?！度嗣裾f(xié)報》等多家媒體予以專題報道。

來源：行知茶文化講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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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國晚期的清代，普洱茶晚起而名遍天下。一部六大茶山的歷史，半部普洱茶的歷史。作為統(tǒng)領六大茶山的倚邦曹氏與易武伍氏兩大土司家族，他們的世系成為探尋六大茶山歷史脈絡的兩大主線。尤其是倚邦曹氏土司家族，在六大茶山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摘 要] 梳理了茶文化在茶馬古道上的傳播，尤其是生長于云南銀生諸山的普洱茶，因其獨特的地域性使得茶馬古道必須翻山越嶺長途遠征以獲取它。同時，西域回鶻民族的“恃茶”習慣使得絲綢之路逐漸向茶馬古道轉型，伴隨著更多民族全民飲茶習慣的擴散，茶馬古道也在不斷擴展，向西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延伸，最終成為一條橫跨世界屋脊、連接東西方不同大陸不同民族的文化傳播紐帶。進一步深入研究茶馬古道，將拓寬山地研究與“一帶一路”戰(zhàn)略關系的視野，激活歷史的血脈，促進與西亞、南亞、東南亞及世界的協(xié)調創(chuàng)新和開放共享。認為山地文明的交流傳播與道路的開通關系甚大。藏民“恃茶”的習慣催生了茶馬古道的興起，古道網(wǎng)絡的形成和繁榮又促進了茶文化的發(fā)展與傳播。

[關鍵詞] 山地；茶馬古道；茶文化傳播

  

一、前言

自古以來，存在著一個不爭的事實：文明的交流傳播總是與道路的開辟延伸緊密相連。山地文明更是如此，因為山地道路的開辟極其艱難，“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后天梯石棧相鉤連”。若無道路在山地間的連接，那真是“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

在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巍峨雄奇、蜿蜒起伏的群山之間，在橫斷山脈層巒疊嶂的高山峽谷及滇、藏、川“大三角”地帶的山地之中，盤旋綿延著一條神秘的古道。古道的石板上至今仍嵌著二寸許深的馬蹄印，欲說風塵；道旁的石壁上刻著許多佛教箴言和崖畫，幾經(jīng)滄桑。據(jù)說，有些連接古道的鐵索橋，便是由馬幫們的買路錢架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崖下，時時可見森森的白骨。——這，就是世界上地勢最高、行程最險峻的文明傳播古道：茶馬古道(木霽弘，陳保亞，李旭，等，1992)。茶，這一生長于山地的樹葉，作為中國文化獨特的承載者，在這條古道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陸羽)，生長于中國南部許多山地：云南、四川、貴州、湖南、湖北、浙江、江蘇、福建……“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宋徽宗趙佶)，更因“茶性儉，忌膻鼎腥甌、膏薪庖炭”(陸羽)，被賦予“中澹間潔，韻高致靜”(趙佶)的品格，備受中國文人學士的雅愛。據(jù)陸羽《茶經(jīng)》記載：“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澀、四肢煩、百節(jié)不舒，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的功用是茶葉成為生活必需品的基礎，這種功用源于人的需要。而茶葉一旦成為必需品，那茶就會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漸而滲透熏染，成為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國文獻古籍中常有關于茶之功用的記載，《神農食經(jīng)》：“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廣雅》：“其飲醒酒，令人不眠?！比A佗《食論》：“苦荼久食益意思?！薄墩碇蟹健罚骸隘煼e年瘺，苦荼、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搗篩，煮干草湯洗，以敷之〔唐陸羽，2011〕。”

有如此奇妙之功用，難怪“茶”一旦傳入藏蒙高原，立即融進其血脈，成為每日不可或缺之飲。

二、茶葉入藏與茶馬古道的興起

茶葉何時流傳入藏，其端始早已堙沒在歷史的煙塵中。文獻有所記載之時，飲茶之習在藏區(qū)已悄然成風?！捌鸫a在松贊干布執(zhí)政時期，也就是公元7世紀上半葉，吐蕃人已經(jīng)像離不開鹽、帛、刀、玉一樣離不開茶葉”，以致“漢地茶商”在吐蕃已形成階層。根據(jù)藏族著名文獻《弟吳腳法源流》和《賢者喜宴》的記載，“漢地茶商”的政治身份是主奴，地位等同于“小王”，可以享受奴隸、再奴、賤奴當差的待遇 (王明達，2012：33～34)。

《西藏政教史鑒》載：“茶葉亦自文成公主輸入藏土”，而文成公主入藏是公元641年?？梢?，有史料記錄的吐蕃飲茶習俗是從唐代開始的。茶大規(guī)模進藏也大約在唐代，藏語中“茶”這個詞的讀音形式和漢語唐代語音一致，是一個重要的旁證。不過，茶從民間進入藏區(qū)應該有悠久的歷史，那些年代久遠的馬幫古道應該很早就伴隨著茶的運輸(陳保亞，2005，2010)。

1.恃茶與取茶

“茶”一旦傳入藏區(qū)，立即融進其生活與文化，日久積習，不可或缺?！白顬槭谷烁械讲柚α康氖沁@樣一句藏族古諺語：‘加察熱！加霞熱！加梭熱！’用漢語來說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木霽弘，2003)！”

大約始自于晚唐，茶逐漸成為每個藏族人每天飲食結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據(jù)史料記載，唐開元十九年(731)，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帶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茶馬互市，茶葉大量運往藏區(qū)，藏民全民飲茶，現(xiàn)代藏族人幾乎都飲酥油茶。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藏人游牧，多食牛羊腥膻，“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能蕩滌之”(王圻《續(xù)文獻通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張廷玉《明史·食貨志》卷八0)，“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內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王廷相《嚴茶議》)。因此，藏族有這樣的諺語：“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痛”，“飯可一天不吃，茶卻不能一頓不喝”。

如上所述，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藏民族如此恃茶，他們需要茶就像需要水、空氣、鹽、糧食一樣，藏區(qū)卻不出產茶葉。這就引發(fā)了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到產茶的地方取茶！

產茶的地方分布在中國的南方諸多省份,然“可以認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產地[唐·陸羽,2011]”。《茶經(jīng)·茶事》中涉及茶的源頭或茶的盛產地時,大都是在橫斷山東麓一帶。陸羽還引孫楚《歌》曰:“姜桂茶荈出巴蜀。”顧炎武《日知錄》也說:“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可見,先秦時巴蜀之地的飲茶風俗傳至中原,歷經(jīng)漢魏六朝,種茶飲茶盛行于東南各地,到唐宋代蔚然成風,并一直延續(xù)至今。

或許是因為云南地處偏遠，其時與內地的交流通道又大多要經(jīng)過四川，早期文獻記載中鮮有提及云南是茶的原生地。但是，“行走在茶馬古道上的馬幫并不需要去爭奪人類茶樹發(fā)源地初始權和最早栽培茶樹的初始權，他們知道茶馬古道伸向的主要茶山一定是最古老的茶山，一定有茶源。在兩條最為古老的原生茶馬古道中，滇藏茶馬古道伸向云南普洱一帶，川藏茶馬古道伸向四川雅安一帶，都沒有伸向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的茶山(陳保亞、彭玉娟，2012)。”

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道路，是道路，把“恃茶”與“取茶”之間相隔著的萬水千山連接起來了；同時，也把兩個內聚力最強的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與漢文化集團——連接起來了。茶在古道上的傳播，這一獨特的文化事件，竟然催生了一個人類行走文化的奇跡，形成了一條橫跨世界屋脊、連接東西方不同大陸不同民族的文化傳播紐帶——茶馬古道。

2.茶馬古道的興起及繁榮

“茶馬古道”是以人趕馬馱(少數(shù)為牛、騾)運茶為主要特征，并伴隨馬、騾、皮毛、藥材、鹽、酒等商品交換的文化傳播紐帶。其分布最初是以滇川藏三角地帶為中心，外圍可延伸到廣西、貴州、湖南等省。而國外則直接到達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和東南亞的緬甸、越南、老撾及泰國等(木霽弘，2003；陳保亞，2010)。通過馬幫販運茶葉維持古道的生命與繁榮，是茶馬古道獨立于世界上其他古道的特征。

當然，有茶馬古道之前，古道早已存在?？梢哉f，古道的起源就是人類的起源，因為說到古道就要說到走古道的人，古道的形成一直伴隨著人類的起源和遷徙。據(jù)學者研究，茶馬古道的原始形態(tài)是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民族古道、鹽運古道和馬幫古道。其間，鹽運古道和馬幫古道的出現(xiàn)為茶馬古道的興起預備好了一般的必要條件。

在茶馬古道興起以前，以滇藏川橫斷山為中心的馬幫古道已經(jīng)非常著名，歷史記載的代表性馬幫古道有從大理到成都的五尺道和靈關道，從大理到印度的博南道。

五尺道從成都順岷江南下，再沿著金沙江經(jīng)過宜賓、昭通、昆明到大理。靈關道從成都經(jīng)雅安、漢源過大渡河到西昌，再順安寧、雅礱江到攀枝花，順金沙江進入云南楚雄，最后從大姚到大理。博南道從大理出發(fā)跨越瀾滄江、怒江，取道保山、騰沖等地，分幾條支線進入緬甸印度。

另一方面，茶馬古道以前還有些馬幫古道盡管歷史記錄很少，但也已經(jīng)相當發(fā)達。代表性的有怒江馬幫古道、瀾滄江馬幫古道、金沙江馬幫古道、元江紅河馬幫古道、雅礱江馬幫古道、南盤江馬幫古道。馬幫古道迅速縮短了物質和文化因子的傳遞時間，縮短了村落的空間距離，擴展了文明傳播的容量，帶來了村落的繁榮。由于馬幫的遠征能力，可以說馬幫的興起使古道真正進入了紐帶時期。

使得橫斷山深處的馬幫古道如此發(fā)達的一個根本原因是：鹽。對大多數(shù)村落來說，和水、食物不同，鹽必須要到很遠的地方去獲取，于是從鹽井到各個村落的古道網(wǎng)絡開始出現(xiàn)，鹽運古道是獲取食鹽的必要條件。由于鹽是來自于他鄉(xiāng)的常年生活必用品，有人棲居的村落必須要有鹽，也必須要有鹽運古道連接，這就是依賴性。糧食可以自己采集、生產，牲畜可以自己養(yǎng)，衣服可以自己做，水可以自己找打井取，鹽卻不是每個村寨都有能力自己采的。

當馬幫和鹽兩個因素匯集在一起時，形成了鹽運馬幫古道，這是一種生命力非常強的古道，馬幫古道和鹽運古道的性質同時體現(xiàn)在鹽運馬幫古道上：一方面是崇山峻嶺中需要古道網(wǎng)絡來運輸鹽，另一方面是馬幫克服艱難險阻的能力使鹽運古道網(wǎng)絡得以運行。

然而，藏族對茶的全民依賴這一特殊的必要條件徹底改變了這些古道的性質，使得一般的鹽運馬幫古道發(fā)展成茶馬古道。因為藏族地區(qū)一般不產茶，耗茶區(qū)要穿越橫斷山向產茶區(qū)進行遠征，這就使得“局域網(wǎng)”似的鹽運古道轉型成了“互聯(lián)網(wǎng)”似的茶馬古道。同時，茶比鹽更難保存，遠征還需要常年進行。馬幫的生活開始職業(yè)化，形成了馬幫的商業(yè)規(guī)則和專用術語，馬幫古道開始固定化、季節(jié)化，遠征的馬幫隊伍就成了生活的一種形式。

說到底，茶馬古道源于藏族對茶的依賴，藏族出沒的地方就是茶馬古道延伸的地方。隨著藏族恃茶行為向橫斷山腹地的擴展，繞過橫斷山腹地的任何古道都不能滿足橫斷山腹地恃茶民族的需求，茶馬古道必須深入橫斷山腹地的崇山峻嶺。

橫斷山脈是世界屋脊上最險峻的極地，位于青藏高原東南部，是云南、四川兩省西部和西藏東部南北走向山脈的總稱。與這片土地上許多東西走向的山脈不同，橫斷山脈是南北走向，其高山峽谷、激流險灘隔斷了東西交通，山勢回轉，江河扭曲，其險峻艱難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對茶的深深依賴，促使著人類最偉大的一個行為：翻越橫斷山腹地，對世界屋脊進行終極的征服。

自東而西翻越這些縱貫南北的著名山川，要依次征服岷山、岷江、邛崍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礱江、沙魯里山、金沙江、芒康山(指北段，也稱寧靜山，南段為云嶺)、瀾滄江、他年他翁山(南段為怒山)，怒江和伯舒拉嶺(南段為高黎貢山)。至少在明代，茶馬古道已經(jīng)翻越了橫斷山腹地。《明史·食貨志》有載：“(洪武四年)設茶馬司于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天權)、黎(漢源)、雅(雅安)、抵朵甘(康藏和安多藏)、烏思藏(衛(wèi)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歸德(貴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p>

茶馬古道還連接著生活在喜馬拉雅山和橫斷山深處及周邊國家的各個民族，這些民族也在茶馬古道上進行各種物質和文化的交換。飲茶習俗也隨著道路的延伸和傳播，流傳到了南亞、東南亞等地區(qū)，大西南的茶葉源源不斷地在深山峽谷，雪域高原中艱難跋涉，走進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風姿各異的文明。

茶馬古道覆蓋了早期的各種局域馬幫古道，使一些曾經(jīng)中斷的著名古道得以復興，如連接滇蜀到印度的“蜀身毒道”、經(jīng)滇南紅河至越南交趾的“滇越麋泠道”等，并迅速激活周邊的大量局域古道，轉型成為遠征的茶馬古道，交織成跨越世界屋脊的文化傳播紐帶(陳保亞，2005，2010)。

茶馬古道是世界高地上的龐大網(wǎng)絡，主干道有滇藏線、川藏線和川青藏線。滇藏線以云南西雙版納、思茅(今普洱)、臨滄的勐臘、勐海、瀾滄(亦即瀾滄江流域)等為中心來擴張，線路向西北行走，經(jīng)過景谷、鎮(zhèn)沅、景東、南澗、巍山、大理、洱源、劍川、鶴慶、麗江、香格里拉、德欽、左貢、邦達、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達、拉薩，可從江孜、亞東分別到緬甸、尼泊爾、印度。川藏線從現(xiàn)今的四川雅安出發(fā)，經(jīng)瀘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薩等地，抵達尼泊爾、印度。川青藏線從橫斷山東麓產茶地往北出發(fā)，一條取道現(xiàn)今的羅江白馬關，順嘉陵江北行，翻越大巴山、秦嶺，進入陜西，再西去甘肅、青海入藏，進入印度、尼泊爾等地。另一條從綿竹翻越岷山南部的九頂山南部進入茂縣，或者從灌縣或北川繞過九頂山進入茂縣，然后順岷山西側的岷江北行，經(jīng)過松潘、若爾蓋，翻越西傾山進入茶馬互市要沖臨夏(古河州)，再西去青海、西藏。

在這些主干道之間和周圍，各種支線盤根錯節(jié)，伸向高山峽谷的村落和牧場，使得恃茶行為得以維系；同時，恃茶行為又使得茶馬古道得以繁榮昌盛?？梢哉f，茶與古道相依相存，又相得益彰。

三、絲綢之路與茶馬古道的延伸

1.絲綢之路向茶馬古道的轉型

除了藏族全民恃茶，另一個重要的恃茶民族是回鶻。《新唐書·陸羽傳》記載：“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唐代封演所著《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亦載：“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恃茶而歸，亦足怪焉?！边@說明回鶻在西遷以前就已經(jīng)有了飲茶習俗。

在絲綢之路的發(fā)展史上，由于伊斯蘭教的興起及其和佛教的沖突，連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曾經(jīng)一度處于蕭條狀態(tài)，很多商品開始走海路。唐武宗元年(840)，發(fā)生了一個歷史事件：回紇西遷(《舊唐書·回紇傳》)。貞觀二十一年(647)，回鶻酋長吐迷度在獨邏河(今蒙古國土拉河)自稱可汗，正式建立回鶻汗國。因其與唐朝一起消滅薛延陀汗國有功，吐迷度被唐朝封為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佞X與唐朝一直友善，曾經(jīng)三次向唐朝和親。彼時唐朝飲茶之風盛行，受其影響，故每“回鶻入朝，大驅名馬，恃茶而歸”。后因長期與吐蕃戰(zhàn)爭，加之統(tǒng)治無道，內訌不斷，840年回鶻分三路西遷：一遷吐魯番盆地；一遷帕米爾高原西部至楚河一帶；一遷河西走廊。

伴著回鶻的西遷及其向絲綢之路的移動，絲綢之路開始復興；同時，回鶻也把飲茶的習俗帶到了絲路上。由于回鶻恃茶行為的形成，茶的需求劇增。這在宋明以來記錄西部的文獻中均能找到茶馬互市的佐證。其時，絲綢之路上以茶為主的運輸活動非常繁忙，必要的運輸品已悄然轉變?yōu)椤安琛保辉偈墙z綢了；茶成了絲綢之路賴以延續(xù)的更主要的因素。從古道支撐商品的角度看，從唐宋開始，絲綢之路已經(jīng)轉型為茶馬古道了。因為通過人趕馬馱長途運茶，這是茶馬古道的重要特征，不過，有些沙漠地區(qū)不是用馬而是用駱駝。和絲綢不同，茶不僅是從起點到終點的商品，而且是沿途回鶻等民族必需的商品，這使轉型后的絲綢之路不允許再中斷。隨著道路網(wǎng)路的連接與延伸，全民喝茶的習俗也在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中形成。同時，由于全民飲茶習慣的擴散，茶馬古道也在不斷擴展(陳保亞，2005，2010)。

2.茶馬古道完整形態(tài)的最終形成

隨著現(xiàn)代交通的擴展，世界上很多古道都被公路或鐵路取代了。昔日的馬道要么被公路鐵路疊置，要么在漫長的日曬雨淋下消失在草莽中。絲綢之路由于分布在比較平緩的地帶，容易被公路鐵路覆蓋。公路的興起就是這些古道生命的結束。我們現(xiàn)在走在絲綢之路上并不等于走在原來的古道上，原始的運載工具和方式已經(jīng)難以再現(xiàn)。古道的消失不僅只是古道本身的消失，伴隨著的是古道賴以生存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語言文化的消失。這對人類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盡管茶馬古道的主干也正不斷被公路替代，然由于茶馬古道以運茶為主，而喜馬拉雅山和橫斷山深處的村民們總是愿意把家園建在高山云霧或峽谷深處，他們的生活離不開茶葉，需要茶馬古道來連接那里的村落，滿足村民對茶的依賴。那些村落是公路不易完全覆蓋的地方，特別是滇川藏三省邊緣地帶。因為橫斷山一帶地形復雜，這里的地勢結構多為堆積層，地質變化復雜，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發(fā)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大渡河把海拔幾千米的高原切割成許多山峰峽谷，使得江河縱橫，浪濤洶涌，人們主要靠皮筏或溜索橫渡。

可以說，沒有哪一條古道像茶馬古道那樣險要。同時，茶馬古道很窄，一般只有兩尺見寬或更窄。其上亂石疊嶂，路和雪水溪水常常不分，行動起來極其艱難。短期內這些地方筑起現(xiàn)代化的公路、鐵路網(wǎng)絡還不大可能。因此，茶馬古道是大陸上至今仍在活著的一條古道。

茶馬古道的可延續(xù)性是不同于其他文明古道的又一個區(qū)別性特征。可以說，全民飲茶和高山峽谷是茶馬古道得以延續(xù)至今并將繼續(xù)延續(xù)的兩個重要條件。如果沒有全民喝茶的習慣，便不需要馬幫去遠征運茶，如果只有全民喝茶但沒有喜馬拉雅山和橫斷山深處復雜的地理環(huán)境，茶就可以通過公路來運輸，而不必馬幫來遠征(木霽弘，2001；陳保亞，2005)。然而，令人痛心和擔憂的是，隨著科技的發(fā)展與商業(yè)旅游的開發(fā)，現(xiàn)代公路開山劈石，架橋穿洞，不斷地在侵蝕和吞沒著現(xiàn)存的茶馬古道，這條絕無僅有的古代文明傳播古道正在瀕臨滅絕的危險。

綜上所述，茶馬古道的完整形態(tài)應包括：古道遠征線路的形成；古道在空間上的周遍性；古道在時間上的延續(xù)性；古道和馬幫的專門化。遠征線路的形成表現(xiàn)為茶馬古道往往要跨越很長的距離，才能把耗茶區(qū)(比如藏區(qū))和產茶區(qū)連接起來。周遍性是指只要有恃茶民族的村落和牧區(qū)，茶馬古道就必須伸向那里。所以茶馬古道本質上是以遠征線路為主干并向各個耗茶村落和牧區(qū)延伸的古道網(wǎng)絡。延續(xù)性是指高山峽谷中的民族依賴茶葉，每個村寨的茶不能中斷，因此古道也不能在新的運輸方式出現(xiàn)以前被中斷?，F(xiàn)代化交通手段至今不能完全替代茶馬古道穿越橫斷山深處的高山峽谷，體現(xiàn)了茶馬古道在時間上的延續(xù)性。專門化是指茶馬古道線路、行走時間、行走方式、停留點的定型。以上這四個方面，如果和絲綢之路相比，只有遠征性這一點頗為相似，其他都不同或有較大區(qū)別。由是觀之，茶馬古道的完整形態(tài)應為：茶馬古道是指以馬馱(包括牛、騾、驢、駱駝等托運)、人背為主要運輸方式，以運茶為主要目的，并伴隨酒、鹽、馬、騾、皮毛、藥材等物質商品交換及佛教、基督教等精神交流的文化傳播紐帶。它以滇川藏為核心，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肅和北方絲綢之路相匯合，向東可延伸到廣西、貴州、湖北、湖南等產茶區(qū)，向西可抵達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錫金、不丹，向南和東南可延伸到東南亞的緬甸、越南、老撾、泰國等國家，并波及南亞、西亞、東南亞的另外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繼續(xù)向西則和歐洲、非洲古文明通道連接(陳保亞，2005)。

四、茶馬古道文化線路

在茶馬古道上，馬幫不斷地游動，茶葉從一個商人手中轉到另一個人手中，中國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將這些茶葉一站轉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邊。茶葉成了連接不同民族的紐帶，并形成了一條條無窮無盡的文化傳播道路。

同時，隨著茶葉的傳播，恃茶民族逐漸增多，以致小小的幾片茶葉，卻在宋明兩朝政治經(jīng)濟外交史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以茶馭番(鄧前程，2005)。

自唐代茶葉傳入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而宋代立國中原，缺馬問題嚴重，于是，茶馬互市便是兩全其美之策。同時，產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權為了自身利益，絕不輕易將馬輸入宋朝。因此，北宋政府專設茶馬司，加強對茶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從茶葉等生活必需品的輸出上制約對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夠數(shù)量的馬匹加強抗擊對方軍事實力。(明)謝肇淛《五雜俎》評價茶馬互市“以草木之葉，易邊場之用，利之最大者也”。當然，宋王朝的關注點并不僅在于“利”，更多在于“羈縻遠人”。“祖宗設互市之法，本以羈縻遠人，初不借馬之為用”(《宋會要·職官》卷四三)。

明朝以降，朝廷強力控制茶馬互市，顯然也絕不是為利，甚至缺馬問題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明太祖所言：“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睆娬{“……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為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泵魇雷谝嘌裕骸皣伊罘募{馬，酬之以茶……非中國(即內地)果無良馬，而欲市之番夷也。亦以番夷中國藩籬，故以是羈縻之耳?！?《明實錄》太祖卷、世宗卷)歷朝大臣也力挺“以茶馭番”之策，正德年間都御使楊一清言：“且金城以西，綿延數(shù)千里，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遠夷(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實賢于數(shù)萬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劉良卿也說：“蓋西邊之藩籬，莫切于諸番；諸番之飲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嚴法禁之，易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者也。其所系誠重且大，而非可以尋常之處也。”(陳子龍《明經(jīng)世文編》)所以有明一朝，皆認為“茶馬，國之要政”，“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為我之害，中國得茶實為我利之大，非馬政軍需之資，而駕馭西番，不敢擾我邊境矣”(《七修類稿·國事類·西番易馬考》)。

“茶”，這生長在中國南方平凡普通的草木之葉，竟然在歷史上擔負著如此重大的責任，成為固國守邊的和平之子，堪比萬馬千軍?？芍^天佑中華！

此外，茶馬古道還興起了無數(shù)的城鎮(zhèn)，城鎮(zhèn)成為獨具特點的貿易文化中心。政治的使臣、做買賣的商人、和尚及民族部落……他們在這條古道上流動著，印度文明、西域文明、西亞文明、東非文明、西藏文明、滇蜀文明、中原文明等等諸多文明，通過茶馬古道的連接，在各個領域內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互相交流。因此，茶馬古道既是商品貿易大道，又是中外交流通道；既是民族遷徙走廊，又是佛教東漸之路；是世界上地勢最高、形態(tài)最為復雜的文明文化傳播古道(木霽弘，2001)。

近年來，世界遺產保護領域出現(xiàn)一種新的類型——文化線路。根據(jù)馬德里會議(1994年)判別文化線路的標準——強調文化線路使用所帶來的文化上的反響和在文明傳播上的貢獻。據(jù)此看來，茶馬古道堪稱文化線路的典范。

文化線路“是一種陸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類型的通道，其形態(tài)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體的和歷史的動態(tài)發(fā)展和功能演變；它代表了人們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一定時間內國家和地區(qū)內部或國家和地區(qū)之間人們的交往，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xù)不斷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yǎng)，這些滋養(yǎng)長期以來通過物質和非物質遺產不斷地得到體現(xiàn)”。作為一動態(tài)的強調文化的整體意義的理念，它更重視線路帶來的各文化社區(qū)間的交流和相互影響。由是觀之，茶馬古道因其“綿延幾千年的時間跨度”“長度和空間上的多樣性”“多功能的角色和目的”及“產生了巨大的跨文化影響”，成為文化線路遺產的一個典型案例。2009年8月，中國茶馬古道研究中心宣布將申報世界文化線路遺產。

與其他遺產類別不同，文化線路更為強調線路帶來的各文化社區(qū)間的交流和相互影響，這種影響通常是非直接的，不僅有物質的方面，更有非物質的方面，其中最常見的例子就是隨著一些線路所發(fā)生的宗教、思想文化觀念的傳播，這些傳播參與了對各文化形成和發(fā)展的塑造，因而意義往往十分重大?？傊幕€路強調不同國家和地區(qū)間的對話和交流，是多維度的、有著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種發(fā)展與附加的功能和價值，如宗教的、商業(yè)的、管理的等等。因此，文化線路不僅只是一個申報和保護遺產的類型，更是一動態(tài)的強調文化整體意義的理念，要求人類從一個新的視角重新認識和看待自身歷史文化的發(fā)展與傳播，重新看待文化的多樣性。希望這一植根于人類古老的智慧及西方后現(xiàn)代近年來對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新理念，能對山地研究及茶馬古道的保護和利用產生積極的影響。

五、茶馬古道之精魂——得天獨厚的銀生諸山普洱茶

1.普洱茶——上蒼的饋贈

《史記·西南夷傳》太史公曰：“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行筆至此，司馬遷不由得感嘆：“楚之先豈有天祿哉？”

說到普洱茶，也令人有同樣的慨嘆：“滇之茶豈有天祿哉？”大凡茶葉皆有一難：不易保存，逾年則敗。別的茶種皆貴在新，唯獨普洱茶越陳越香，被譽為“可入口的古董”。

普洱茶是茶馬古道的精魂，似乎天生為茶馬古道而造就。它的制作原料為云南大葉種茶樹鮮葉，其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獨特的大葉種茶樹，形成了茶多酚含量豐富、鞣酸含量高、利于化食，且茶味濃郁甘醇、耐煮耐泡的特點。是制作藏族酥油茶和蒙古族、維吾爾族奶茶的上好茶品，最能滿足藏、蒙、維等民族的需要。普洱茶的制作工序頗為特殊，鮮葉經(jīng)過殺青、揉捻、干燥成為生散茶后，還要進一步蒸壓成普洱沱茶、普洱磚茶、七子餅茶、小餅茶等緊壓茶，大小重量有一定規(guī)范，便于馬幫裝卸和長途跋涉。

因為茶馬古道顛沛迢遙，極盡艱辛，馬幫有時一年只能走一趟，茶葉的保存就顯得至關重要。緊壓茶密度大，防潮防曬性能好，便于運輸和儲藏，是遠征的茶馬古道對茶葉的基本要求。由于普洱茶在馬背上長時間顛簸，沿途時而低谷盆地，時而高原雪峰，海拔由河谷地帶的50米到高山險峰的5000多米變化不等，氣候更是波詭云譎，一會兒風吹日曬，一會兒雨淋雪飄。在堆存放和運輸過程中，普洱生茶在空氣中水分及溫度的作用下開始緩慢發(fā)酵，經(jīng)過一定時間自然發(fā)酵后的普洱生茶轉變成為普洱熟茶。這種自然發(fā)酵被稱為“自然后發(fā)酵”。經(jīng)過后發(fā)酵的茶，湯色紅濃明亮，香氣獨特陳香，滋味醇厚回甘，且時間越長，質量越好，這和非后發(fā)酵的茶葉形成根本區(qū)別，也成為普洱茶獨特的工藝標志。從此，遠征馬幫不再擔心崇山峻嶺中茶葉變質的問題。緊壓與后發(fā)酵，這是普洱茶在茶馬古道上翻山越嶺的奧秘。

普洱茶特殊的制作原料——云南大葉種茶樹，生長在現(xiàn)今云南普洱、臨滄和西雙版納一帶。唐朝咸通四年(863)，樊綽《云南志》(卷七)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p>

蒙舍蠻在巍山。銀生城即今普洱景東，為南詔七節(jié)度之一銀生節(jié)度治所。銀生節(jié)度管轄南詔南部地區(qū)，包括今普洱市、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緬甸景棟、老撾北部、越南萊州等地，銀生諸山即在這一片地區(qū)。這里獨特的海拔、緯度和氣候構成了一種獨特的茶葉生長環(huán)境，分布著中國最古老的茶樹。

南宋李石《續(xù)博物志》(卷七)亦載：“茶出銀生諸山。采無時，雜椒姜烹而飲之?！笨梢姡y生諸山所產茶即銀生茶。

到了明朝，開始出現(xiàn)“普茶”一詞。謝肇淛(1567～1624)《滇畧》卷三載：“滇苦無茗，非其地不產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節(jié)，猶無茗也。昆明之泰華，其雷聲初動者，色香不下松蘿，但揉不勻細耳?蒼感通寺之產過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p>

(明)李元陽(1497～1580)《萬歷云南通志》(卷一六“羈縻”之“貢象道路”)出現(xiàn)“普耳”一詞，特別提到普耳產茶：“下路由景東歷赭樂甸行一日至鎮(zhèn)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此處產茶，一山聳秀，名光山，有車里一頭目居之?！?/p>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識》崇禎癸未年(1643)首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團，西番市之，最能化食?！?/p>

“普洱茶”最早指普洱縣(今寧洱)一帶的茶。由于銀生諸山氣候、海拔、土壤特殊條件，各茶山的普洱茶均為藏人所好，后來銀生諸山的茶也匯集到普洱縣制作。再其后，銀生諸茶山也開始制作普洱茶。清雍正七年(1729)，置普洱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普洱府轄普洱縣、思茅廳、他郎廳、威遠廳及車里宣慰司，轄境約今云南省普洱市、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及老撾部分地區(qū)。一時茶業(yè)四起，一派繁榮。其時，檀萃《滇海虞衡志》載：“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為產而資利賴者也。入山作茶者數(shù)十萬人，茶客收買，運于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量矣。”

(清)阮?！镀斩栌洝罚骸捌斩杳樘煜?。味最釅，京師尤重之。”至此，普洱茶已名遍天下，享有貢茶之譽。

據(jù)易武“車順號”茶莊記載，清道光年間，車順來精選春茶入貢，得道光帝賜“瑞貢天朝”匾，封其為“例貢進士”，并贊其貢茶曰：“湯清純，味厚釅，回甘久，沁心脾，真乃茗中瑞品也(余少劍，2012：143)?！?/p>

后來，普洱茶的命運與國運的興衰一起同沉共浮。鴉片戰(zhàn)爭之后，國勢衰微，印錫茶葉興起，占領國際市場，普洱茶一度蕭條。日本侵華，戰(zhàn)火蔓延至滇緬一帶，云南茶葉市場全面萎縮，普洱茶自亦未能幸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普洱茶漸漸得以復興。1951年，建立了云南省茶葉科研機構。1973年以后，普洱茶人工后發(fā)酵的工藝已經(jīng)相當成熟，生產地開始擴展到四川、廣東、湖南等地。2003年3月，云南省標準計量局公布了普洱茶的定義：“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區(qū)域內的云南大葉種曬青毛茶為原料，經(jīng)過后發(fā)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緊壓茶?！?008年5月13日，普洱茶已被國家質檢總局批準實施地理標志產品予以保護。

2.銀生諸茶山——滇藏茶馬古道延伸的奧秘

普洱茶，這枝綻放在茶馬古道上的奇葩，因其“為藏所好”，令“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曠野，為滇茶不遠萬里而來”。那么，吐蕃于何時開始飲用普洱茶？

(南宋)李石續(xù)《博物志》認為“茶出銀生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時”。當代學者根據(jù)松贊干布于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吞并過南詔，另一吐蕃王都松芒布杰亦于周武后長安三年(703)親征南詔，并于次年(704)冬在洱海地區(qū)被殺等史料，認為“吐蕃人喝滇茶及滇茶文化在吐蕃的傳播，不晚于7世紀” (王明達，2012)。

(清)譚方之《滇茶藏銷》：“滇茶為藏所好，以積成習……是以緊茶一物，不僅為一種商品，可稱為滇藏間經(jīng)濟上之重要聯(lián)系，抑且有政治聯(lián)系意義。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內地之為一種嗜品或逸興物，而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之概。自拉薩而阿墩子，以致滇西北麗江轉思茅，越重山，過萬水，歷數(shù)月絡繹不斷于途中者，即此故也?！?/p>

思茅即今普洱市府所在，所以滇茶主要指普洱一帶的茶，源自銀生府所管轄的主要茶山。銀生諸山分布著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年代最久遠的古茶樹林。

《滇海虞衡志》載：“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屬六茶山，一曰攸樂、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蠻磚、六曰慢撒?！?/p>

(清雍正)鄂爾泰等《云南通志》卷三：“六茶山：曰攸樂，即今同知治所，其東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蠻磚，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勢連屬，復嶺層巒皆多茶樹。”

不言而喻，滇藏茶馬古道翻山越嶺伸向了古人稱之為銀生茶山的地帶，是因為上蒼把獨特的云南大葉茶種賜給了“銀生城界諸山”，由此形成了始于銀生諸山，北上普洱、景東、巍山、洱海再入吐蕃的滇藏茶馬古道。

根據(jù)樊綽《蠻書》的記錄和我們實地考察的結果，可概括出三條重要的古道過銀生諸山后入東南亞。從洱海下關南下，銀生城(今景東)成為三條古道的岔路口。

第一條線路可稱為銀生東路，過墨江、江城，主干沿著哀牢山西側往南行走。唐代《蠻書》卷六《云南城鎮(zhèn)》：“銀生城(今景東)在撲賧之南，去龍尾城(今下關)十日程，東南有通鐙川(今墨江)，又直南通河普川(今江城)，又正南通羌浪川(今越南萊州)，卻是邊海無人之境也?！?/p>

墨江，唐代歸南詔國銀生府，位于北回歸線上。墨江碧溪古鎮(zhèn)青石板路至今猶存。古鎮(zhèn)是茶馬古道上的重要驛站和樞紐，普洱茶葉、磨黑鹽巴為古鎮(zhèn)大宗商品。碧溪古鎮(zhèn)往西北可去茶馬古道滇藏線銀生道主路，經(jīng)鎮(zhèn)沅、景東到大理洱海，再往西北入吐蕃地區(qū)。碧溪古鎮(zhèn)往東北經(jīng)過元江、新平、峨山到昆明滇池。碧溪古鎮(zhèn)往東可去石屏進入茶馬古道重要支線步頭道，再去越南，也可經(jīng)石屏繼續(xù)往東連接滇桂古道。碧溪古鎮(zhèn)往南可直接進入普洱和西雙版納諸茶山取茶。

從墨江往南，渡泗南江后入江城。江城是連接滇老古道和滇越古道的重鎮(zhèn)，有“一縣連三國”之稱。城里多有越南人、老撾人來做茶、鹽等生意，大多會漢語云南方言。江城往老撾的勐康口岸所在通道曾經(jīng)是連接中老邊境的茶馬古道支線，現(xiàn)已經(jīng)升級為國家一級口岸，列為普洱市對外開放的重要“橋頭堡”。由于普洱茶運輸?shù)男枰_辟了一條從思茅往東南取道倚象鎮(zhèn)到江城的路。一路有不少茶馬古道遺跡。

第二條線路可稱為銀生西路，過臨滄、瀾滄再往東南亞。 唐代《蠻書》卷六《云南城鎮(zhèn)》還提到：(銀生城)東至送江川(今臨滄)，南至邛鵝川(今瀾滄)，又南至林記川，又東南至大銀孔(今清邁)，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阇婆(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侖(驃國南)數(shù)種外道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撲子、長鬃等數(shù)十種蠻。

著名的瀾滄景邁山古茶園就在這條線上，景邁，傣語即新城?！熬啊敝赋?，“邁”指新，定語在中心語后。從景邁山再往西有古道可去緬甸，景邁山大葉茶主要沿著幾個方向傳播：一條走銀生古道進入普洱府，作為普洱茶的原料之一；一條順南覽河西側過洛勐進入緬甸；一條經(jīng)勐海、打洛進入緬甸。進入緬甸的茶都是綠茶形式，先到緬甸景棟集散地，再銷往東南亞各國。

第三條線路可稱為銀生中路。這條道路經(jīng)過普洱(今寧洱)、易武，為茶馬古道銀生道中最為繁榮的線路，是滇藏茶馬古道銀生道的主干道。唐代《蠻書》卷六《云南城鎮(zhèn)》：“又開南城(今鎮(zhèn)沅)在龍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遠城、奉逸城(今寧洱)、利潤城(今易武)，內有鹽井一百來所。茫乃道(西雙版納)并黑齒(傣族)等類十部落皆屬焉。陸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侖三日程。中間又管模迦羅、干泥、禮強子等族類五部落?！?/p>

這條線路分布在銀生諸山上的中部。據(jù)方國瑜考證，唐代南詔國的銀生城在景東，奉逸城即元代的步日部，明代的普洱城，今為寧洱?！镀斩袅x考》從語音演變的角度作了補證。

磨黑古鎮(zhèn)為銀生中路重鎮(zhèn)。古鎮(zhèn)位于寧洱縣東北，以把邊江與墨江為鄰，有“滇南鹽都”之稱，是滇南茶鹽貿易的中心，至今保留著古老的鹽井。馬幫從磨黑往西南行一日到普洱古城(今寧洱)。普洱古城為整個銀生茶馬古道第一重鎮(zhèn)。普洱有好茶山，更因為匯集銀生諸山各路普洱茶而馳名中外。普洱古城有數(shù)段古茶馬古道遺址保留至今。寧洱鎮(zhèn)民主村茶庵壙“茶馬古道遺址”保存最好，為山石古道，長約兩公里。2007年成立普洱市級市，治所在思茅。

從普洱古城(寧洱)再往南即到思茅區(qū)(今普洱市治所)。思茅宋代稱“思摩”，處在銀生茶馬古道的樞紐位置，是茶的聚集地，來自江城、西雙版納、瀾滄的幾路茶葉多匯集在思茅，然后北上進入普洱(寧洱)。思茅周圍保留了較多的茶馬古道遺跡。

從普洱古鎮(zhèn)再在往南即到易武，曾經(jīng)是茶馬古道上的重鎮(zhèn)。易武在唐代為南詔銀生節(jié)度管轄下的利潤城。易武茶山盛產大葉茶，近代因制作“七子餅茶”而馳名中外。清初，石屏人在易武擴展茶園，興建茶莊茶號，茶葉貿易異常繁華。乾隆初年，易武石屏人又開始生產七子餅茶。七子餅茶是一種緊壓圓茶，即將曬青毛茶經(jīng)蒸壓定型做成規(guī)格一致的餅狀，七餅一筒，取多子多福之意，故名。易武石屏會館關帝廟附近有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茶案碑”，又稱“斷案碑”。記述了茶稅爭端的案子。石碑是易武茶業(yè)興隆的重要見證。

易武有多條茶馬古道去思茅、普洱(寧洱)，其中兩條最為著名。較古老的一條先西行，經(jīng)基諾山，然后北上勐養(yǎng)、普文去思茅、普洱。清道光年間茶商又出資修建了直接北上的茶馬古道，經(jīng)倚邦(今屬象明鄉(xiāng))去思茅、普洱。從易武往南經(jīng)勐臘磨憨鎮(zhèn)，有茶馬古道去老撾、越南。1992年，磨憨被國務院批準為國家一類口岸。易武周邊至今保留了多處青石板茶馬古道遺跡。

易武往西即到西雙版納，為黑齒(傣族)聚集中心。在唐代為南詔國茫乃道，有水路通南海。賀開古茶山是西雙版納面積最大的古老茶山之一，茶山位于勐?？h東南部勐混鄉(xiāng)，怒江山脈南延余脈部，北連著名的南糯山茶區(qū)。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銀生諸茶山是滇藏茶馬古道的魂與源。滇藏茶馬古道因為伸向銀生諸茶山而有了巨大的生命力，銀生諸茶山的馬幫也從此絡繹不絕，一派繁榮。銀生諸山由此形成了三條銀生古道，使滇藏茶馬古道得以繼續(xù)往東南亞延伸。銀生茶也因為滇藏茶馬古道的繁榮而發(fā)展成馳名中外的普洱茶。滇藏茶馬古道的繁榮也激活了云南周邊的古道，特別重要的有云南去廣西的滇桂古道、云南去老撾的滇老古道、云南去越南的步頭道、云南去四川的五尺道、云南去貴州的滇黔道和云南去緬甸印度的博南道。這些被激活的古道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西南和東南亞的聯(lián)系，對西南和東南亞交通的開發(fā)起了重要作用。

茶馬古道滇藏道的繁榮推動了普洱茶的發(fā)展，普洱茶工藝日益成熟。普洱茶越陳越香，名聲不脛而走，清代更是遠銷海內外，被朝廷列為貢茶，普洱茶往朝廷的茶馬古道貢茶之路開始形成。貢茶之路從普洱往東北走，過墨江、元江、玉溪到滇池，從昆明分兩路，一路繼續(xù)北上過昭通鹽津五尺道去京城，一路往東過曲靖、經(jīng)貴州去京城。朝廷對貢茶之路的專門管理經(jīng)營又推動了滇藏茶馬古道的繁榮。

六、結語

茶與古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茶馬古道因茶而得以興起和延續(xù)，茶又因古道而得以發(fā)展和傳播，這不能不說是茶文化傳播歷史上的一個獨特現(xiàn)象。

茶馬古道是一種古老而又具有延續(xù)性的文化傳播方式，這一傳播方式復雜而又立體：淺表的層次是商品貿易活動；較深的層次是建筑及生活習慣的互滲；更為深隱的層次是語言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響。茶馬古道這一植根于人性深處的古老傳播方式，曾給它所經(jīng)過的村落和城市帶來經(jīng)濟的繁榮和文化的交融與互滲。

此外，茶文化的傳播還有向日本的東漸和向歐洲的西行。無一例外的是，茶在其所到之處都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茶，這位中國文化特殊的承載者與傳播者，就這樣穿越了幾千年的時間長河，翻越了最高的世界屋脊，漂洋過海，歷盡艱辛，把茶文化播撒到世界的每一個地方，成為世界第一飲料。正如《茶史正源》(Victor H.Mair,Erling Hoh，2009)一書所言：“歷千百年來，茶葉——或激發(fā)藝術的靈感，或增進禪佛的體悟，或扮演催生世界貿易的有功之臣，或觸發(fā)改變人類進程的偉大事件。……自古以來，沒有任何飲料像茶一樣，如此深入地融進人們的日常生活，悄然改變著各方的習俗；其關涉的人員之廣，影響的方式之多，前所未及。”

茶，這位溝通和連接人類心靈的和平使者，顛覆了那個古老而陳腐的格言：“東方是東方，西方還是西方；二者彼此隔絕，永不謀面(余少劍，2012)?！?/p>

生長于山地的幾片茶葉，在連接著山地的古道上流動傳播，千百年以降，竟然成為打通民族隔膜，連接東西方不同國家和地域的重要文化傳播紐帶，這不能不說是文化傳播史上的一個奇跡。因此，在今天一帶一路新的戰(zhàn)略背景下，進一步深入研究茶馬古道，挖掘其深蘊的文化意義，激活歷史的血脈，促進與西亞、南亞、東南亞，甚至與世界的協(xié)調創(chuàng)新和開放共享，有著極其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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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彭玉娟(1965～)，女，云南威信人，云南財經(jīng)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邱健(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學人文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昌邦(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勐海潤昌茶廠。

原載于《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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