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唐代渠江薄片產(chǎn)地及
安化宋代以前茶葉歷史
安化縣萬里茶道申遺辦公室 王以
01
前 言
“渠江薄片”茶最早記載在唐代(856年)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中：“潭州茶、陽團茶(粗惡)，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為貴”。
唐代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
公元 935 年五代十國時期，蜀毛文錫《茶譜》載：“潭邵之間有渠州，中有茶……"又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再次記錄了“渠江薄片”這種唐代茶名。這也是以后各種書籍引用“渠江薄片”這一唐代茶名的出處所在。
“渠江”為地理名，明末哲學(xué)家方以智所著《通雅》中記載：“渠江之薄片……此唐宋時產(chǎn)茶地及名也”。
但是渠江薄片產(chǎn)地是四川還是湖南?唐代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和五代毛文錫《茶譜》雖載有產(chǎn)地，但因是唐代地名，由于時代的變遷，后人在解讀方面多有歧義，這為以后“渠江薄片”產(chǎn)地之爭埋下了伏筆。
02
四川、湖南兩地三縣
“渠江薄片”之說的由來
1、四川渠江薄片之說
宋代吳淑的《茶賦》事類賦卷十七?飲食部?茶：“渠江薄片，《茶譜》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該書寫于北宋初期，吳淑認為渠江薄片產(chǎn)于四川渠州即今渠縣。
明朝末年諸生劉源長，大約在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著有《茶史》一書，書端題名稱“八十老人劉源長介祉著”?！恫枋贰分杏涊d：“薄片，產(chǎn)渠江今順慶府渠縣，漢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1987年薛德炳在《茶葉通報》上發(fā)表的《渠江薄片產(chǎn)何處》上說：“ 1984 年陳椽編著的《茶業(yè)通史》和1985年著的《中國名茶研究選集》中載:'渠江產(chǎn)薄片。渠江即今渠縣廣安一帶'(分別見原書末253 頁和 35 頁)”。
陳椽教授沿襲了吳淑《茶賦》與劉源長《茶史》關(guān)于渠江薄片產(chǎn)于四川渠縣的觀點。不過，陳緣教授在這之前的 1977 年關(guān)于渠江薄片產(chǎn)地的觀點完全不一樣(見本文中)。
2、湖南安化渠江薄片之說
毛文錫《茶譜》：“潭、邵之間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鄉(xiāng)人每年採擷不過十六七斤 ，其色如鐵 ，而芳香異常， 烹之無滓也 ”。又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
有專家學(xué)者認為， 潭、邵之間有“渠州”是抄錄有誤，“渠州”應(yīng)該是渠江。渠江為安化資江一級支流。
宋太平興國年間(976～983)樂史、王文楚撰寫的《太平寰宇廣記》載："潭、邵之間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鄉(xiāng)人每年採擷不過十六七斤，其色如鐵 ，而芳香異常， 烹之無滓也 ”。
樂史、王文楚撰寫的《太平寰宇廣記》
清趙學(xué)敏《本草綱目拾遺?卷 6 ?木部》介紹安化茶中說：《湘潭縣志》載∶《茶譜》有“潭州鐵色茶”，即安化縣茶也，今京師皆稱“湘潭茶”。有專家學(xué)者認為“潭州鐵色茶”就是渠江薄片。
1977 年陳緣于安微農(nóng)學(xué)院編寫，并于 1982 年再改的《茶葉通史》255 頁上載:"渠江產(chǎn)薄片。渠江即今湖南新化、溆浦、安化一帶"。
1983 年《茶葉通訊》04 期，王威廉的《湖南資水流域 唐代的產(chǎn)茶地_益陽團茶校訂》，論證了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中“潭州茶、陽團茶(粗惡)，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為貴?！敝械摹疤吨莶桕枅F茶”校訂為“潭州益陽團茶”，文中引用并認同了周靖民關(guān)于“渠江薄片茶”產(chǎn)地即為安化渠江的觀點。
周靖民是一位從事茶葉事業(yè)及其研究幾十年的老專家， 1987 年，周靖民編《陸羽茶經(jīng)校注》，他認為唐代渠江薄片產(chǎn)地就是今安化渠江。“渠江主要流經(jīng)安化縣的渠江鎮(zhèn)，源于新化縣西北雪峰山麓，經(jīng)溆浦在安化縣渠江鎮(zhèn)流入資江”。
1995 年，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茶葉研究所程啟坤、姚國坤教授，在當年《農(nóng)業(yè)考古》第二期雜志上發(fā)表了《論唐代茶區(qū)與名茶》，認為“安化、新化為唐代重點產(chǎn)茶地，渠江薄片在今湖南安化、新化”。
2010 年，劉祖生、劉岳耘主編的《中國茶知識千題解》，依據(jù)了陳緣、周靖民、程啟坤、姚國坤對渠江薄片產(chǎn)地確定的觀點，并進一步闡述了“渠江，即今湖南省安化縣連里鄉(xiāng)的渠江，源于新化西北雪峰山麓，經(jīng)溆浦而安化入資江，唐五代時，安化地屬潭州，新化地屬邵州，均未建縣，故謂譚、邵之間”。
3、湖南新化渠江薄片之說
2008 年，新化蔣幸東、陳曉陽、陳建華、陳建明的《唐代名茶——渠江薄片原產(chǎn)地之考證》認為渠江薄片產(chǎn)于新化縣境內(nèi)“奉家、雙林、長峰、古臺山一帶”。
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及毛文錫《茶譜》中“渠江薄片”，要么是四川渠縣，要么是湖南安化或新化(新化與安化，唐末五代都稱梅山，在此不再單列說明)，只能是一處產(chǎn)地!目前，二地三縣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jù)!并且已有的證據(jù)常被人詬病。
03
否認
四川“渠江薄片”之說的理由
先說宋代吳淑的《茶賦》對渠江薄片介紹：“渠江薄片，《茶譜》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
宋代吳淑的《茶賦》：渠江薄片
《茶賦》所說的《茶譜》，就是毛文錫撰寫的《茶譜》。查毛文錫《茶譜》所有版本，僅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說，并單列一條。
而《茶賦》所說“渠州薄片”的依據(jù)從何而來?原來《茶譜》中有另一條“潭、邵之間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鄉(xiāng)人每年採擷不過十六七斤 ，其色如鐵 ，而芳香異常， 烹之無滓也 ”。
《茶賦》引用了潭、邵之間有“渠州”這地名，認為這“渠州”就是四川渠州，而渠州下屬的渠縣在唐代又稱渠江縣。
否定吳淑《茶賦》四川渠州薄片理由有三：
一是毛文錫《茶譜》中“鄉(xiāng)人每年採擷不過十六七斤”的鐵色茶，其范圍是“潭、邵之間”，即唐代的潭州和邵州之間。 而后唐至五代時期，“潭、邵之間”是指梅山地區(qū)。安化、新化二縣在建縣(1072)以前稱“梅山”。
《忠肅集》卷《直龍圖閣蔡君墓志銘》、《肇域志》、道光《寶慶府志》載：“潭、邵間所謂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馬氏以來，瑤人據(jù)之，號莫瑤。”因而《茶譜》中這個潭邵之間有“渠州”一定不是四川渠州!更不是四川渠江!
二是毛文錫《茶譜》中潭、邵間的“鐵色茶”(鐵色茶為安化另一種唐代茶名，本人會另撰文介紹)是一種茶名，這種茶的特點：其色如鐵，少而精，食之無滓，為一種散茶芽尖類，產(chǎn)量少而質(zhì)上乘。而《茶譜》中的“渠江薄片”這種茶的特點，在《膳夫經(jīng)手錄》中的介紹為：產(chǎn)量多且貴(多和貴)，有油、苦、硬，為一種緊壓團茶類。 毛文錫在介紹這二種茶名時，中間還介紹了南平縣(狼猱山，茶黃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貢。)茶，以及容州(黃家洞有竹茶，葉如嫩竹，土人作飲，甚甘美。)茶。
“鐵色茶”是一種散茶，“渠江薄片”是一種緊壓茶，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三是《膳夫經(jīng)手錄》與《茶譜》二本典籍中，根本沒有“渠州薄片”這種茶名。
吳淑《茶賦》將《茶譜》中的潭、邵之間“渠州”鐵色茶與“渠江薄片”茶，二者合二為—，組成“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說，這顯然篡改了原作。
由此知之，吳淑《茶賦》認定渠江薄片就是“渠州薄片”，是引用有誤!
再說劉源長在《茶史》一書中，對渠江薄片產(chǎn)地介紹是“神泉、獸目、小團、綠昌明(名亦見建茶內(nèi)載原始)，產(chǎn)東川，今順慶府，元曰：‘東川’;薄片，產(chǎn)渠江今順慶府渠縣，漢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p>
劉源長《茶史》：神泉
四川渠江，是長江支流嘉陵江左岸最大支流，也稱渠河，古稱“潛水”，又名宕渠水。兩晉(266-420)時稱巴江、巴水。據(jù)酈道元(466 或 472—527)《水經(jīng)》記載：“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南入(長)江”，《漢志》亦記：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宋以后定名為渠江。
劉源長本人一定清楚這條漢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的河，宋以后才定名為渠江。因此劉源長在《茶史》中特載明“疑是渠江”，“疑”就是懷疑!這就是說劉源長本人也不敢肯定渠江薄片產(chǎn)自四川順慶府。
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是一部記載宮廷膳食的書籍，在茶葉一章節(jié)中，是按照消費群體及飲茶口味、適宜人群分別歸類介紹各種產(chǎn)地名茶?！疤吨莶琛㈥枅F茶(粗惡)、渠江薄片茶(由油苦硬)、江陵南木香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已上四處，悉皆味短而韻卑。惟江陵、襄陽，皆數(shù)千里食之。其他不足記也”。
江陵，又名荊州城。唐上元元年(760)設(shè)置南都，以荊州為江陵府，治所在江陵，今湖北荊州。轄地相當今湖北荊州、枝江、潛江、荊門、當陽縣部分地區(qū)。
襄陽，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唐武德四年(621)，改郡為州。貞觀初年置山南道，治所在襄陽城內(nèi)。五代時期屬山南道(實即山南東道)襄州。
施州在北周建德三年(574年)設(shè)置，治沙渠縣(隋改清江縣，今湖北恩施市)。唐朝轄區(qū)約今湖北省建始、五峰等縣以西地。五峰縣與湖南常德石門縣相鄰。
從唐代“惟江陵、襄陽，皆數(shù)千里食之”這一茶葉消費群體區(qū)域來看，當時的渠江薄片屬一種本地產(chǎn)銷。
1992 年，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茶學(xué)家陳宗懋任主編，程啟坤教授、俞永明教授和王存禮副編審任副主編的 《中國茶經(jīng)》中認為渠江薄片等四種茶名：“惟江陵、襄陽，皆數(shù)千里食之?！笔且环N本地產(chǎn)銷，即包括今長沙周圍和湘 、 鄂、川 、黔接壤區(qū)域，即湖南、湖北范圍，從而排除了渠江薄片產(chǎn)于四川渠縣的可能性。
陳宗懋主編《中國茶經(jīng)》
《膳夫經(jīng)手錄》中“潭州茶……，以上四處，悉皆味短而韻卑”這一句，高度概括了“潭州益陽團茶、渠江薄片茶、江陵南木香茶、施州方茶”四種唐代茶名的相同特點。這是一方山水的人們，因地域條件類似、制法相同、飲茶習俗相近，而形成相同口感的茶。由此，進一步說明了渠江薄片產(chǎn)地只可能在兩湖之間。
陳宗懋主編的 《中國茶經(jīng)》又說：“神泉小團，產(chǎn)于東川(現(xiàn)在云南東川); 昌明茶、獸目茶產(chǎn)于綿州四劍閣以南、西昌昌明(縣)神泉縣西山(現(xiàn)四川綿陽安縣、江油)”。
《中國茶經(jīng)》不僅否定了劉源長《茶史》中關(guān)于渠江薄片產(chǎn)于四川順慶府渠縣之說法，而且也否定了“神泉小團、昌明茶、獸目茶”產(chǎn)于四川順慶府東川的說法。
《茶史》成書于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該書公開刊行百來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永瑢、紀昀(紀曉嵐)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就對該書有評價：“卷端題名自稱曰八十翁，蓋暮年頤養(yǎng)，故以寄意而已，不足言著書也”。
查遍四川渠縣產(chǎn)茶歷史， 宋、元、明、清到民國再到現(xiàn)在，一直都不是茶葉的主產(chǎn)區(qū)，歷史上四川渠縣也無茶葉特產(chǎn)之記載，又豈能在唐末五代時期突然出現(xiàn)盛產(chǎn)茶葉呢?
綜上所述， 渠江薄片并非由四川渠州所產(chǎn)!
04
明嘉靖年間
崔桐《崔東洲集》最早記載安化渠江茶
明嘉靖年間，辰沅兵備崔桐(1477-1556)，征剿平定安化山寇后，從安化回溆浦途中，乘舟沿資江逆流而上，進入渠江(連里)，并在當?shù)匾皇嫘辙r(nóng)家中寄宿一晚，寫有一首《連里道中》：
渠江舍舟趨蓮里，草間深入依山岻;
登登漸高路盈尺，飛藤叢棘刺人耳;
噴泉淙淙亂石斑，突兀臥木橫道間;
失腳愁落溪百丈，夾面仰看天一彎;
有時下輿度危磴，苔滑仍防踏不正;
左持右翼步蹜蹜，一險百慮心始定;
日落聊宿舒老家，觧衣張榻烹新茶;
摘柑侑酒問風土，面熱頓失天之涯;
明朝更發(fā)豈辭苦，百里崎嶇入溆浦。
嗚呼!吾輩乘軒食肉尚艱辛，奔逐更有塵下人。
《連里道中》收集在崔桐《崔東洲集》中， 安化縣志中對崔桐及平定山寇之事有記載。同治《安化縣志?卷之未?雜說》介紹崔桐：“《江南通志》：崔桐海門人，正德中湖廣參議，備兵辰沅，平安化山寇，賜金幣”。
當時，崔桐在渠江烹的新茶是一種散茶，或為一種芽尖。為什么不是渠江薄片?這與明太祖朱元璋有關(guān)。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廢除唐、宋、元時期的鳳團茶，改芽茶為貢茶。
唐、宋時期，社會上主要流行團茶、餅茶、片茶等緊壓茶，安化也不列外。
劉源長《茶史》載：“獨行靈草、鐵色茶、綠芽、片含、金名產(chǎn)潭州，今長沙府，唐曰：“潭州，有湘潭縣亦產(chǎn)茶”。
劉源長《茶史》：獨行靈草
清人江昱(1706～1775)《瀟湘聽雨錄》說“湘中產(chǎn)茶，不一其地，安化售茶湘潭，即名湘潭(京師稱為湘潭茶)，極為行遠。邑土產(chǎn)推此為第一”。
江昱《瀟湘聽雨錄》說，安化茶就是湘潭茶;劉源長《茶史》說，唐代湘潭產(chǎn)茶，湘潭茶就是潭州茶!綜合倆人的觀點，安化茶就是潭州茶。安化在唐代就產(chǎn)茶!
王存(1023～1101)、曾肇等共同編修的《元豐九域志》，其中介紹荊湖路?南路?潭州土貢，有“葛三十匹，茶末一百斤”。
潭州包括當時長沙縣、衡山縣、安化縣、醴陵縣、攸縣、湘鄉(xiāng)縣、湘潭縣、益陽縣、瀏陽縣、湘陰縣、寧鄉(xiāng)縣。該書于宋神宗趙頊元豐年間(1078～1085)成書，安化土貢茶末當屬其中。這種土貢茶末就是一種鳳團茶!
《元豐九域志》：荊湖路?南路
茶末一百斤，是指鳳團茶一百斤。“茶末”或 “ 末 茶 ”之名， 元朝王禎《 農(nóng) 書 》解釋為： “ 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細碾而成 ?！?/p>
另明朱權(quán)著《茶譜》中也有解釋：“蓋羽多尚奇古，制之為末，以膏為餅。至仁宗時，而立龍團、鳳團、月團之名，雜以諸香，飾以金彩，不無奪其真味。”
“渠江薄片”是一種片茶。
片茶在唐代稱為臘面茶或鳳團茶 ，有的地方稱為研膏，屬團茶和餅茶一類。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 慶歷中蔡君謨?yōu)楦＝忿D(zhuǎn)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
“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比“一斤二十餅”的小片龍團茶，還要小而薄，按常理應(yīng)該行銷上層社會， 為什么在元代及以后就消失了呢?這是因為渠江薄片造法不精，其茶“由油、苦、硬，味短而韻卑?！倍罱K沒有成為朝庭貢品或為朝庭所棄，僅“江陵、襄陽，皆數(shù)千(有人認為是‘十’字之誤)里食之”。同時，渠江薄片因生產(chǎn)成本高，在宋以后就不再生產(chǎn)了，而改制葉茶即散茶。
【瀟湘茶史】《考證》一文說：“渠江薄片產(chǎn)于唐朝時期至宋代，此后未見有關(guān)渠江薄片的記載，渠江薄片從此失傳”。
元代以后，渠江薄片茶因味短而韻卑，無法進入上層消費群體而遭淘汰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到了元代，蒸青工藝技術(shù)進一步完整，其產(chǎn)品從唐、宋的大餅茶到小龍團，由團茶到葉茶已成為社會時尚，渠江薄片改為了散茶或其它品種。
元代王禎在《農(nóng)書》中對當時制蒸青葉茶工序，說得很具體。他說:“采訖，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攤，乘濕略揉之，入焙，勻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編竹為焙，裹蒻復(fù)之，以收火氣。茶性畏濕，故宜蒻收藏者，必以蒻籠剪蒻雜貯之，則久而不浥。宜置頓高處，令常近火為佳”(見卷十《百谷譜》)。
元代這個蒸青茶的工藝類似于我們今天的黑茶制作，其中僅少了“殺青”和“發(fā)酵”的工藝，十分像安化農(nóng)村偏遠山區(qū)的老農(nóng)自家制的掛在火坑上的煙熏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完全廢除了唐、宋、元時期的鳳團茶，改芽茶為貢茶。
明代何孟春(1474-1536)《 馀 冬 序 錄 摘 抄 內(nèi) 外 篇 》 記載 ： “ 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 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 ，如宋蔡君謨所貢茶例， 太祖(朱元璋)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采芽以進 。 ”
這已經(jīng)很清楚的表明，在明代以前，社會上主要流行團茶、餅茶、片茶等緊壓茶。到了明代，朱元璋認為太“ 重勞民力 ”，才下令 “ 罷造龍團 ”，改造芽茶以進貢。
據(jù)明嘉靖《安化縣志》和談遷《棗林雜俎》中記載，明代安化貢茶的詳細名目：“御芽二十二斤”和“長沙府安化縣芽茶二十二斤 ”。
自明代開始，安化除了制作貢茶外，廣大茶農(nóng)改進以前制茶工藝，又重新大量使用粗老葉，生產(chǎn)價廉物美的黑茶，以此增加廣大人們?nèi)罕娛杖搿?/p>
嘉慶《安化縣志》卷之十一?風俗?七載錄：“至于后鄉(xiāng)，長江大河，上通寶慶、下通資江各都，產(chǎn)茶最多，遠招引客”。到明萬歷年間，資江沿岸的渠江(神灣)、馬轡市、東坪、江南等地，其大的茶廠每天揀茶工(撿去茶梗)上千人，小的茶廠也有數(shù)百人(“經(jīng)紀窩留揀手揀茶，每廠多則千人、少亦不下數(shù)百人”引自林之蘭《明禁碑錄》)。
至嘉靖年間，辰沅兵備崔桐到渠江時，而渠江薄片早已經(jīng)一、二百年沒有生產(chǎn)了。
05
安化資江(萸江)段
為古時通溆浦要道
明代崔桐從安化資江舍舟入渠江去溆浦，途中并落宿在一舒姓農(nóng)家。資江沿線一帶是否有茶的記載?資江到渠江通溆浦，在唐代是不是一條古道?唐代資江、渠江、溆浦一帶是否有舒姓?
1、安化地處荊楚腹地，稱荊湖之間，又稱荊巴之間
宋熙寧五年建縣以前，安化稱梅山。古梅山地處在辰、鼎、邵、潭之間，又稱為“溪洞”之間?！顿Y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二《后周紀三》：“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
所謂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說白了就是古代梅山，其地即屬潭州，也屬鼎州、辰州、邵州等。
《全宋文?卷六三》中《宋大詔令集》：“勅潭、邵等州管界梅山洞主首等：省本人奏……”這是公元 977 年翟守素征伐梅山時，其圣旨對梅山蠻的開頭稱謂。梅山為“潭、邵等州管界”，這“管界”顯然就是割地。
同治《安化縣志卷之二?沿革 》進一步對梅山其地來源進行了細說：“今一、二都原割自益陽之資江鄉(xiāng)為之;三、四、五都割自益陽之東坪鄉(xiāng)為之。而《王志》(康熙縣志)、《趙志》(嘉慶縣志)乃云：北割益陽、武陵地為后五都。若以武陵與后鄉(xiāng)接壤即以為有割地，則桃源、沅陵、溆浦亦皆有割地矣。”
一都即為今安化縣江南、龍?zhí)?鄉(xiāng))、冷市、小淹鎮(zhèn)。其中冷市、龍?zhí)吝B桃源縣;二都為今安化縣羊角塘鎮(zhèn)，連常德市(朗州、鼎州、武陵為舊時稱謂);三都為今安化縣東坪、田莊、柘溪鎮(zhèn)。其中東坪、柘溪鎮(zhèn)連桃源縣;四都為今安化縣馬路、奎溪，分別通桃源，溆浦;五都為今安化縣渠江、煙溪、南金、古樓、平口。其中渠江、煙溪與溆浦接壤。
資江塘頭(塘頭在今滔溪鎮(zhèn)，又說羊角塘鎮(zhèn))李氏族譜中載：“宋熙寧六年朝廷置安化(縣)廢資江(鄉(xiāng))隸焉，故吾族為安化人”。這句話的意思，開梅山之前，安化屬潭州益陽，羊角塘、滔溪等地屬益陽資江鄉(xiāng)。
李氏族譜進一步佐證了縣志關(guān)于安化割地之說的可靠性，這與江南鎮(zhèn)資福寺創(chuàng)建者、溈山密印寺三十三任主持智廣禪師(《同治縣志?沿革》)碑上的記載相同。
資江鄉(xiāng)《李氏族譜》：李稱之宋熙寧六年
綜上所述，在唐末五代十國時期，今小淹、滔溪、江南三鎮(zhèn)，原屬益陽資江鄉(xiāng);東坪、馬路、渠江等庫區(qū)鄉(xiāng)鎮(zhèn)，屬東坪鄉(xiāng)無疑!東坪鄉(xiāng)割辰州地。
2、萸江為安化資江代名詞，古時為通義陵(漵浦)要道
資江又稱資水，在今湖南省中部?！端?jīng)? 資水》：“東北過邵陵縣之北?！?酈道元注： “縣治郡下南臨大溪，水徑其北，謂之邵陵水……自下東北出益陽縣，其間徑流山峽，名之為茱萸江，蓋水變名也?！薄短接[》 卷 65 引 《湘州記》 曰： “資水一名茱萸江”。
茱萸江包含新化、安化縣段，舊時也稱“萸江”?？滴跄晏罩渚庉嫛洞鬁可焦琶苡∷轮尽窌r，寧鄉(xiāng)密印寺當家主持大梅與峰智禪師(曾任安化大福浮山寺主持，“大梅”俗指安化)，寫了一首《萸江遠侄和尚同訂溈志一日假還鳳林贈之以詩囑早就業(yè)》的詩，贈送參與修訂《溈志》的遠侄和尚。
萸江遠侄和尚這個稱呼，表明遠侄和尚供職的地方為“萸江”，萸江為安化資江的代名詞。另清代詩人，學(xué)者陶必銓(1755-1805)，因自己居住在安化小淹資江邊，就以萸江為號，稱萸江陶必銓。
遠侄和尚具體在安化資江河邊哪座寺廟供職，今無可考，但“萸江”作為資江的代名詞已是久遠，以致有些人認為《膳夫經(jīng)手錄》中的“渠江”就是“萸江”，這并不是說沒有道理。
安化渠江歷史又怎樣呢?
渠江是資江一級支流，渠江發(fā)源于雪峰山余脈，源頭分別是安化縣的敷溪村和溆浦縣的羊角山村，經(jīng)渠江鎮(zhèn)晏家村流入安化縣境內(nèi)。
清?嘉慶《安化縣志?卷之四?山川》載錄：“渠江溪左源界溆浦，右源界新邵至大塘灣敷溪口，入五都五十余里，西入資?！庇州d：“渠江渡在縣西北三百里?！?/p>
安化的渠江、煙溪、奎溪、馬路等鎮(zhèn)，宋代以前屬武陵地，也曾屬衡陽郡。相傳大禹治水經(jīng)過安化的渠江和資江。
嘉慶《安化縣志?卷之四?山川》載錄：“禹履洪，在縣西北三百里虎口崖下，石險而穿，相傳禹治水履此，洪下四十里有禹廟。” 禹廟在神灣，今屬柘溪林場范圍。大禹治水在衡山南岳立有“禹王碑”。
安化資江通渠江，渠江通溆浦縣至酉陽，是古代安化人經(jīng)“川鹽古道”到巴國采購食鹽之路。巴國，周朝時期位處今中國西南、長江上游地區(qū)的一個姬姓國家，子爵，國都為江州，即今重慶市江北區(qū)。
據(jù)《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說：“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曰覃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小蟲，與諸蟲群飛，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馀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p>
安化蒼場(與溆浦、沅陵接壤)出土的一件漢代青銅錞于(收藏于中國黑茶文化館)，這是巴人的一種樂器。
1992 年，益陽地區(qū)博物館征集到一件安化出土的青銅短劍，劍柄上裝飾有高浮雕的幾何紋圖案，十分精美，這種風格的短劍是典型的濮人遺物。由此可以斷定上古的安化有濮人生息過。巴為姬姓，是江漢諸姬之一，為周族。
巴與濮原為兩族，后因長期雜居成為一族，故稱巴濮。巴國或是巴文化從那時就深深影響安化 。
宋代開梅山置安化縣以前，舒、向二姓在資江、渠江、溆浦一帶為常居民?！哆B里道中》 “日落聊宿舒老家”中舒姓為古老姓氏，今安化舒、向二姓主要分布在煙溪、渠江、奎溪。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列傳?第二百五十二?蠻夷》載：“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訪湖北，經(jīng)制蠻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創(chuàng)立城砦，使之比內(nèi)地為王民。北江彭氏已見前。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邵陽，各有溪峒：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又載：“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難制，異時數(shù)侵奪舒、向二族地”。
《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載：“唐僖宗光啟二年(公元 886 年)潭州閱瑣、衡州周岳、邵州鄧處納互相攻伐，石門峒酋向瑰趁機率武陵蠻(自稱“朗北團”)攻占州縣，陷澧洲，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梅山遂為梅山蠻所據(jù)”。
06
安化山涯水畔、
不種自生，自古以來就產(chǎn)茶
安化位于資水中游，湘中偏北，雪峰山北段主干帶，東與桃江、寧鄉(xiāng)接壤，南與漣源，新化毗鄰，西與溆浦、沅陵交界，北與常德、桃源相連?？偯娣e 4950 平方公里，是湖南省面積第三大縣。
宋熙寧五年開梅山置安化縣，取歸安德化之義，隸屬潭州。北宋啟疆之初，安化茶葉“山崖水畔，不種自生”，“唯茶甲諸州縣”。
1、安化萸江，宋代就產(chǎn)茶!
《宋史地理志》載：“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饒……”說明安化宋代就產(chǎn)茶。
嘉靖《安化縣志》、淸《天下郡國利病書》：宋茶法嚴甚，邑伊溪(在安化縣北三十里仙溪)、中山、資江、東坪產(chǎn)茶，不種而生，味稍佳，民趨其利，奸者乘間嘯聚至抗，廵尉習不黎、虎將賴文政，因而為亂，殺掠為患，大帥王侍郎奏于資江龍?zhí)两ㄕ?，命將統(tǒng)之一易戍，民賴以安。宋諸寨柵皆險要地寨有團保守御，以備盜賊。
賴文政其人在 宋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巻十二中有記載：“淳熈間(1174-1189)，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荊南茶駔賴文政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
“茶駔”即茶馬交易的經(jīng)紀人，宋代荊湖路?南路，包括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邵州、郴州、全州、桂陽。
安化縣于元佑三年(1088)在今龍?zhí)拎l(xiāng)資江邊置博易場，這時的安化，剛建縣還不到 16 年，說明茶葉在安化經(jīng)濟生活中，占據(jù)極其重要位置。
安化先有茶，后有縣。宋神宗熙寧五年，朝廷派遣章惇(1093年，出將入相)、蔡奕、郭正祥等人開梅山。
在溈山密印寺三十四任主持穎詮長老(曾在今安化江南鎮(zhèn)查里灘資福寺、仙溪鎮(zhèn)芙蓉廣化寺?lián)芜^主持，并創(chuàng)建冷市馬橋觀音寺，后改名桃梵寺)、興化紹銑、寶理二禪師的協(xié)助下，與梅山峒主蘇甘進行談判。
桃梵寺
同治《安化縣志?遺事》中說：“穎詮攜營中二官先入見峒主，紿以從者。主一見遽曰： ‘此官人也?！f詮曰：‘主眼高，認之不差，此官人之子?！耸共瑁?，因而故掌之?！?/p>
“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說明當時蘇甘峒主就是用梅山特產(chǎn)茶招待朝廷官方代表，這充分證明了安化產(chǎn)茶在建縣之前。
因開梅山有功，湖南轉(zhuǎn)運使副蔡奕升太常丞、直集賢院。蔡奕深感梅山瑤民茶稅太重，請求朝庭減免。宋劉摯《直龍圖閣蔡君墓志銘》述蔡奕開梅山之功績說：“長沙諸邑，負茶租田稅，積為緡錢四萬，請如赦蠲除”。
2、安化萸江，唐代就產(chǎn)茶
山西祁縣晉商文化博物館內(nèi)，有本長裕川茶莊的手抄本，其中就說到安化唐代就產(chǎn)茶。
該手抄本后收錄為《平、祁、太經(jīng)濟社會文獻叢錄?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其中“預(yù)啟，貴境(安化)智慧董事君子雅鑒：竊思近來世道，人心大變，不學(xué)孔孟，盡效墨翟。嘗聞茶出唐朝貴地，宋屬中國，產(chǎn)出茶葉，秦國原定引地。晉省歷代諭旨招商，而兩省商人來安采辦黑茶”。
長裕川茶莊于清嘉慶年間來安化辦茶，寄寓在江南鎮(zhèn)邊江劉進吉之生記茶行。
前面已經(jīng)提到劉源長《茶史》、江昱《瀟湘聽雨錄》、《本草綱目拾遺?卷6?木部》及《湘潭縣志》的記載：說唐代潭州，有湘潭縣亦產(chǎn)茶，湘潭茶就是安化茶!
安化唐代產(chǎn)茶無疑!但唐末至五代，渠江屬東坪鄉(xiāng)，東坪鄉(xiāng)在唐代是否有具體案例記載產(chǎn)茶呢?這還須從神山(辰山)白云寺僧密禪師佛事活動中找答案。
清同治《安化縣志》十四卷十二、十三頁載：“白云寺，在縣西北六十里三都辰山，唐僧密(‘密印’為誤)禪師所建，明宣德間，諶三臺(召)僧善明重修，后僧問石有‘深入白云根’之句，崇禎壬午掛錫于此，人以為讖語云”。
《趙志》，《周志》：“知縣吳兆慶《白云寺記》：辰山去縣治西北百六十里，由東坪、橋口而上，高遠可四十里許。山經(jīng)幽邃，澗道逶迤，中多怪石，嘉樹茂草。昔汪真人嘗煉丹于此，蓋仙靈窟宅也。上有寺，曰‘白云’，創(chuàng)自唐僧密(印)禪師，中有田可耕，寺僧咸仰給焉”。
辰山又名“神山”?？h志又云：“熊山之西十里有小支焉，曰‘長嶺界’(在縣西北百五十里一都)，西十里曰‘辰山’，一名‘神山’，一名‘白云山’(在縣西北一百六十里三都，《一統(tǒng)志》作在縣北百八十里，誤)?？h西北有辰山，高四十里，上有白云寺，有田產(chǎn)、藥材，春夏蟒蛇毒物出沒于中”。
白云寺
熊魚山在《魚山剩稿》里，有篇《潭州神山白云寺問石乘禪師塔院碑記》，介紹了僧密禪師于唐咸通(860-873)間來辰山?！斑^去，世不可考。自唐咸通間，僧密禪師行道于此，載在傳燈，迄今垂千禩……”。
僧密禪師為何方人氏，已無從可考。但他的師父云巖曇晟禪師 (781-841)，師祖藥山惟儼禪師(751-834)，及師弟洞山良價禪師(807-869)都為唐代高僧。其中洞山良價禪師與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創(chuàng)立的曹洞宗，為中國佛教禪宗五大家之一。
潭州神山僧密與洞山良價，他們師兄倆關(guān)系特別密切，經(jīng)常結(jié)伴游方參學(xué)，《景德傳燈錄》卷十五、《五燈會元》卷五皆有其傳。
僧密本是洞山的師兄，但洞山卻稱僧密為師伯(《五燈會元》中洞山亦稱僧密為師伯，《傳燈錄》則改)。師伯也指師兄，是對同門中年老有德者的尊稱，足見神山僧密禪師其學(xué)問有多高。
辰山白云寺創(chuàng)建于唐代 860 年至 873 年間，與唐代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的撰寫時間相差只有幾年。
神山僧密禪師有許多著名語錄，《五燈會元》均有載。其中一則涉及茶事：神山僧密，一日，與洞山鋤茶園，山擲下镢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睅?僧密)曰：“若無氣力，爭解恁么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
茶禪一味，大道至簡。唐代是我國茶葉生產(chǎn)和茶文化發(fā)展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佛教也極為盛行。飲茶、品茶遍及全國，佛茶、禪茶、貢茶、禮茶也達到空前的高度。僧人廣游天下，眾多流傳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出自于寺院僧人親手種植、炒制。
從《五燈會元》中的記錄看，潭州神山僧密與洞山良價，師兄二人一同去過南泉寺(常德)、溈山寺(寧鄉(xiāng))等寺廟參禪悟道。那時，采茶、鋤草、種菜放牛、煮茶等勞作是寺廟僧人禪修的一種重要方式。而神山作為僧密禪師開基創(chuàng)業(yè)的地方，怎么可能缺茶?
唐代安化東坪鄉(xiāng)屬辰州地，《湖廣圖經(jīng)志?湖廣通志卷之十五?長沙》“辰山：在縣西北一百三十里，其山盤旋起伏，遠接辰沅界，故名”。而辰山又名“神山”，僧密禪師來神山之前，為汪真人煉丹于此。
《湖廣圖經(jīng)志?湖廣通志卷之十五·長沙》：辰山
神山最早名可能是“鐘山”，而鐘山又可能是“無射山”。
宋朝開梅山以前，安化為蠻人所據(jù)，安化第一任縣令毛漸(1036--1094)在《梅山頌》中“惟此南方，夷俗雜處”;又宋吳致堯《開遠橋記》中描述梅山蠻：“衣制斑斕(顏色錯雜燦爛)，言語侏離(形容語言難辨)”。 “無射”在漢語釋義中為鐘名，無射山就是鐘山，而鐘山之名也許因蠻人言語侏離而發(fā)音讀成“神山”。或許蠻人一直稱神山，而傳言者誤為鐘山即無射山。
唐朝陸羽《茶經(jīng)》“七之事”章節(jié)引《坤元錄》“辰州溆浦縣西北三百五十里無射山，云蠻俗當吉慶之時，親族集合于山上，山多茶樹”。
《坤元錄》為隋唐年間所著，已失傳。除《坤元錄》外，史籍沒有“無射山”的記載。同治《溆浦縣志》也以“無射山”不可考，否定了此事。
既然溆浦沒有“無射山”，那《坤元錄》中“無射山”也許就是指的隋唐屬辰州的安化神山。至于方位，古人常常搞錯，陸羽《茶經(jīng)》中，也有多處方位的錯誤。
《辰州府志》載：“沅陵與安化交界處，地名‘界亭’產(chǎn)茶!歲以充貢”。界亭在今沅陵官莊鎮(zhèn)與安化馬路鎮(zhèn)交界處，系辰山山系。宋代以前馬路鎮(zhèn)屬潭州益陽東坪鄉(xiāng)，割辰州地。界亭宗主山為神山，無射山多茶樹，也就是神山多茶樹。
3、安化萸江，三國時代就產(chǎn)茶!
唐、宋時代或更早，安化又稱“荊湖”之間或“兩湖”之間，兩湖之間又處在“荊巴”之間 。三國時代，安化有段時期屬蜀國，有段時期屬東吳荊州，正夾雜在荊巴間。
三國魏時張揖的《廣雅》記載：“荊巴間采茶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姜蔥芼之”。 西晉的《荊州土地記》“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荊巴間也好，荊州也好，安化當屬之。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蘇益馨、梅峰纂修的《石門縣志?茶法》記載：“蓋邑人所飲，半仰給于鶴峰各溪洞，而雀舌、龍團……悉購自他鄉(xiāng)。安化佳品(指茶)，下裕民生者之克擅美利于無窮也。哉!此石邑茶法所由不設(shè)也”。
《石門縣志》：茶法
道光三年(1823年)，譚震、方堃纂修的《桃源縣志?物產(chǎn)》載：“惟南鄉(xiāng)近安化界產(chǎn)者(茶)頗佳”。
石門、桃源為古代武陵七縣之一，一千多年后還在說安化茶好，還要從安化購雀舌、龍團茶!顯然，安化產(chǎn)茶歷史與武陵七縣一樣悠久。
4、安化萸江，兩漢時代就產(chǎn)茶
安化資江、渠江是古代馬援將軍征戰(zhàn)五溪蠻的要道 。馬援將軍征戰(zhàn)五溪蠻，其道取資江入沅陵、溆浦。《馬援傳》載：“初，軍次下雋(今湖北通城西)，有兩道可人，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湘、資、沅、澧以資水最險);從“充”(今桑植)則涂夷而運遠。“當時耿舒主張從“充”道，而馬援主張從“壺頭”。
按耿舒的主張，應(yīng)該是沿澧水而上，首先攻打五溪蠻首領(lǐng)相單程的老巢“充”，(相單程為桑植人);馬援則主張逆資水而上，首先在沅陵、辰溪一帶，打掉五溪蠻的主力，然后直搗溆浦，收復(fù)被五溪蠻所占領(lǐng)的武陵郡治義陵縣城。
唐人李賢，李延壽注五溪蠻時說，當時的五溪蠻多在辰州界。漢代時期，今江南、東坪資江沿線等地屬長沙國(郡)管控，因此，馬援選擇從安化資江進入，是為上策。
馬援將軍取道資江進沅陵、溆浦，征戰(zhàn)五溪蠻，必過馬路溪(今屬馬路鎮(zhèn))、馬轡市、圭溪坪，因此縣志有多處記載。
嘉慶《安化縣志?卷之三?山川》載錄：“試刀崖在縣北二百里馬路溪，有石如筍，高二丈，上有刀痕，相傳馬伏波平五溪蠻試刀于此?！?/p>
嘉慶《安化縣志?卷之二?沿革》又載：“馬轡市，東漢馬援征五溪蠻，由此舍舟操轡踰沅故名”。
同治《安化縣志?卷之十二?壇廟》載：“伏波廟在縣西二百五十里四都圭溪坪，漢伏波將軍馬援征五溪蠻駐兵于此，居民立廟以祀，康熙五十年重修”。
宋代推官吳居厚(1037—1113)的《梅山絕句十首》中云：
板屋依崖不記時，裹頭今已就招攜;
可憐馬援貪殘殺，空有虛名在五溪。
(嘉靖《安化縣志卷之六》)
以上縣志記載，足以說明馬援將軍征戰(zhàn)五溪蠻是逆資江而上，取道與桃源、沅陵、溆浦接壤的馬路、奎溪方向進攻溆浦，并病死于壺頭山。
相傳擂茶為馬援將軍征戰(zhàn)五溪蠻時所發(fā)明，用來解毒消病。清嘉慶《常德府志》記載：“鄉(xiāng)俗以茗葉、芝麻、姜合陰陽水飲之，名擂茶”。
《桃源縣志》名“五味湯，云：伏波將軍所制，用御瘴癘”。 擂茶是歷史，也是傳說。與安化相近的桃源、桃江、新化等縣都有喝擂茶的風俗，那時的安化、桃源就產(chǎn)茶。
5、安化萸江，虞夏時代就產(chǎn)茶
安化古時為禹貢荊州之域?！渡袝?禹貢》載：“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 殷，沱、潛既道，云土、夢作乂。厥土惟涂泥，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杶、干、栝、柏，礪、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1791 年，清代名臣兩江總督陶澍父親陶必銓，是一位學(xué)者。他在主修舊治梅城南寶塔期間，往返小淹居地，夜宿洞市鷂子尖茶亭而作《鷂子尖茶引》?！耳_子尖茶引》中有“禹貢荊州之域，三邦底厥貢名，李安溪以為名茶類?！碧毡劂屨J為貢厥名中“名”為茗，即茶類。同時陶必銓引用了清康熙年朝庭重臣李光地(又名李安溪)對“名”為“茗”的考究。陶澍在他的《試安化茶詩》中：
我聞虞夏時，三邦列荊境;
包匭旅菁茅，厥貢名即茗。
其見解與父親的《茶引》觀點一致，認為安化在虞夏時期就產(chǎn)茶。
甘露茶亭
(資料來源：安化黑茶傳媒平臺)
前言
“渠江薄片”茶最早記載在唐代(856)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中：“潭州茶、陽團茶（粗惡），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為貴?！?
公元935年五代十國時期，蜀毛文錫《茶譜》載：“潭邵之間有渠州，中有茶……＂又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再次記錄了“渠江薄片”這種唐代名茶。這也是以后各種書籍引用“渠江薄片”這一唐代名茶的出處所在。
“渠江”為地理名，明末哲學(xué)家方以智所著《通雅》中記載：“渠江之薄片……此唐宋時產(chǎn)茶地及名也。”
但是渠江薄片產(chǎn)地是四川還是湖南？唐代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五代毛文錫《茶譜》雖載有產(chǎn)地，但因是唐代地名，由于時代的變遷，后人在解讀方面多有歧義，這為以后“渠江薄片”產(chǎn)地之爭埋下了伏筆。
▲圖3：引用“原鄉(xiāng)山人”先生《膳夫經(jīng)手録·茶》截圖
▲圖6：引用“原鄉(xiāng)山人”先生《毛文錫·茶譜》截圖
02
四川、湖南兩地三縣“渠江薄片”之說的由來
1、 四川渠江薄片之說。
?宋代吳淑的《茶賦》事類賦卷十七·飲食部·茶：“渠江薄片，《茶譜》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該書寫于北宋初期，吳淑認為渠江薄片產(chǎn)于四川渠州即今渠縣。
明朝末年諸生劉源長，大約在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著有《茶史》一書，書端題名稱“八十老人劉源長介祉著”?！恫枋贰分杏涊d：“薄片，產(chǎn)渠江今順慶府渠縣，漢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1987年薛德炳在《茶葉通報》上發(fā)表的《渠江薄片產(chǎn)何處》上說："1984年陳椽編著的《茶業(yè)通史》和1985年著的《中國名茶研究選集》中載:'渠江產(chǎn)薄片。渠江即今渠縣廣安一帶'(分別見原書末253頁和35頁)"。
陳椽教授沿襲了吳淑《茶賦》與劉源長《茶史》關(guān)于渠江薄片產(chǎn)于四川渠縣的觀點。不過，陳緣教授在這之前的1977年關(guān)于渠江薄片產(chǎn)地的觀點完全不一樣。
2、湖南安化渠江薄片之說。
毛文錫《茶譜》：“潭、邵之間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鄉(xiāng)人每年採擷不過十六七斤 ，其色如鐵 ，而芳香異常， 烹之無滓也?”。又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
有專家學(xué)者認為，?潭、邵之間有“渠州”是抄錄有誤，“渠州”應(yīng)該是渠江。渠江為安化資江一級支流。
清趙學(xué)敏《本草綱目拾遺·卷6·木部》介紹安化茶中說：《湘潭縣志》載∶《茶譜》有“潭州鐵色茶”，即安化縣茶也，今京師皆稱“湘潭茶”。有專家學(xué)者認為，渠江薄片就是“潭州鐵色茶”，即安化茶。
1977年陳緣于安微農(nóng)學(xué)院編寫，并于1982年再改的《茶葉通史》255頁上載:"渠江產(chǎn)薄片。渠江即今湖南新化、溆浦、安化一帶"。
1983年《茶葉通訊》04期，王威廉的《湖南資水流域 ?唐代的產(chǎn)茶地_益陽團茶校訂》，論證了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中“潭州茶、陽團茶（粗惡），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為貴?！?/strong>
中的“潭州茶陽團茶”即為“益陽團茶”，文中引用并認同了周靖民關(guān)于“渠江薄片茶”產(chǎn)地即為安化渠江的觀點。
周靖民是一位從事茶葉事業(yè)及其研究幾十年的老專家，1987年，周靖民編《陸羽茶經(jīng)校注》，他認為唐代渠江薄片產(chǎn)地就是今安化渠江。“渠江主要流經(jīng)安化縣的渠江鎮(zhèn)，源于新化縣西北雪峰山麓，經(jīng)溆浦在安化縣渠江鎮(zhèn)流入資江”。
1995年，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茶葉研究所程啟坤、姚國坤教授，在當年《農(nóng)業(yè)考古》第二期雜志上發(fā)表了《論唐代茶區(qū)與名茶》，認為“安化、新化為唐代重點產(chǎn)茶地，渠江薄片在今湖南安化、新化”。
2010年，劉祖生、劉岳耘主編的《中國茶知識千題解》，依據(jù)了周靖民、程啟坤、姚國坤對渠江薄片產(chǎn)地確定的觀點，并進一步闡述了“渠江，即今湖南省安化縣連里鄉(xiāng)的渠江，源于新化西北雪峰山麓，經(jīng)溆浦而安化入資江，唐五代時，安化地屬潭州，新化地屬邵州，均未建縣，故謂譚邵之間”。
3、湖南新化渠江薄片之說。
2008年，新化蔣幸東、陳曉陽、陳建華、陳建明的《唐代名茶——渠江薄片原產(chǎn)地之考證》認為渠江薄片產(chǎn)于新化縣境內(nèi)“奉家、雙林、長峰、古臺山一帶”。?
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及毛文錫《茶譜》中“渠江薄片”，要么是四川渠縣，要么是湖南安化或新化(新化與安化，唐末五代都稱梅山，在此不再單列說明)，只能是一處產(chǎn)地！目前，二地三縣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jù)！并且已有的證據(jù)常被人詬病。
03
? ? ? 為什么否認四川“渠江薄片”說之理由?? ? ? ? ? ? ?
先說宋代吳淑的《茶賦》對渠江薄片介紹：“渠江薄片，《茶譜》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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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江薄片
《茶賦》所說的《茶譜》，就是毛文錫撰寫的《茶譜》。?查毛文錫《茶譜》所有版本，僅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說，并單列一條。
而《茶賦》所說“渠州薄片”的依據(jù)從何而來？原來《茶譜》中有另一條“潭、邵之間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鄉(xiāng)人每年採擷不過十六七斤 ，其色如鐵 ，而芳香異常， 烹之無滓也 ”。
《茶賦》引用了潭、邵之間有“渠州”這地名，認為這“渠州”就是四川渠州，而渠州下屬的渠縣在唐代又稱渠江縣。
唐末五代時期，“?潭、邵之間”是指古梅山地區(qū)。
毛文錫《茶譜》中“鄉(xiāng)人每年採擷不過十六七斤”的鐵色茶，其范圍是“?潭、邵之間”，即唐代的潭州和邵州之間。?而后唐至五代時期，“潭、邵之間”是指梅山地區(qū)。安化、新化二縣在建縣(1072)以前稱“梅山”。
《忠肅集》卷《直龍圖閣蔡君墓志銘》、《肇域志》、道光《寶慶府志》載：“潭、邵間所謂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馬氏以來，瑤人據(jù)之，號莫瑤?！?/strong>因而《茶譜》中這個潭邵之間有“渠州”一定不是四川渠州！更不是四川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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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錫《茶譜》中潭、邵間的“鐵色茶”(鐵色茶為安化另一種唐代名茶，另會撰文介紹)是一種茶名，這種茶的特點：其色如鐵，少而精，食之無滓，為一種散茶芽尖類，產(chǎn)量少而質(zhì)上乘。
而《茶譜》中的“渠江薄片”這種茶的特點，在《膳夫經(jīng)手錄》中的介紹為：產(chǎn)量多且貴(多和貴)，有油、苦、硬，為一種緊壓團茶類。?毛文錫在介紹這二種茶名時，中間還介紹了南平縣(狼猱山，茶黃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貢。)茶，以及容州(黃家洞有竹茶，葉如嫩竹，土人作飲，甚甘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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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膳夫經(jīng)手錄》與《茶譜》二本典籍中，根本沒有“渠州薄片”這種茶名。而吳淑《茶賦》將《茶譜》中的潭、邵之間“渠州”鐵色茶與“渠江薄片”茶，二者合二為—，組成“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說，這顯然篡改了原作。
?由此知之，吳淑《茶賦》認定渠江薄片就是“渠州薄片”，是引用有誤！
再說劉源長在《茶史》一書中，對渠江薄片產(chǎn)地介紹是“神泉、獸目、小團、綠昌明(名亦見建茶內(nèi)載原始)，產(chǎn)東川，今順慶府，元曰：‘東川’；薄片，產(chǎn)渠江今順慶府渠縣，漢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神泉
《茶史》成書于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該書公開刊行不到四十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永瑢、紀昀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就對該書有評價：“卷端題名自稱曰八十翁，蓋暮年頤養(yǎng)，故以寄意而已，不足言著書也”。
查遍四川渠縣產(chǎn)茶歷史， 宋、元、明、清到民國再到現(xiàn)在，一直都不是茶葉的主產(chǎn)區(qū)，歷史上四川渠縣也無茶葉特產(chǎn)之記載，又豈能在唐末五代時期突然出現(xiàn)盛產(chǎn)茶葉呢？
綜上所述， 渠江薄片并非由四川渠州所產(chǎn)！
04
在明嘉靖年間，崔桐《崔東洲集》最早記載安化渠江茶
明嘉靖年間，辰沅兵備崔桐（1477-1556），征剿平定安化山寇后，從安化回溆浦途中，乘舟沿資江逆流而上，進入渠江(連里)，并在當?shù)匾皇嫘辙r(nóng)家中寄宿一晚，寫有一首《連里道中》：
渠江舍舟趨蓮里，草間深入依山岻；
登登漸高路盈尺，飛藤叢棘刺人耳；
噴泉淙淙亂石斑，突兀臥木橫道間；
失腳愁落溪百丈，夾面仰看天一彎；
有時下輿度危磴，苔滑仍防踏不正；
左持右翼步蹜蹜，一險百慮心始定；
日落聊宿舒老家，觧衣張榻烹新茶；
摘柑侑酒問風土，面熱頓失天之涯；
明朝更發(fā)豈辭苦，百里崎嶇入溆浦。
嗚呼！吾輩乘軒食肉尚艱辛，奔逐更有塵下人。
《連里道中》收集在崔桐《崔東洲集》中，?安化縣志中對崔桐及平定山寇之事有記載。同治《安化縣志·卷之未·雜說》介紹崔桐：“《江南通志》：崔桐海門人，正德中湖廣參議，備兵辰沅，平安化山寇，賜金幣”。
同治《安化縣志·卷之十二·宦績》又載：“李繼祖，臨安人，嘉靖間任，才精練，政寬平。巢冠李萬堯，劫掠橫行，督兵擒捕，反致讒誣，詞白當?shù)?，即解祖而去?/strong>。
當時，崔桐在渠江烹的新茶是一種散茶，或為一種芽尖。為什么不是渠江薄片？這與明太祖朱元璋有關(guān)。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廢除唐、宋、元時期的鳳團茶，改芽茶為貢茶。
唐、宋時期，社會上主要流行團茶、餅茶、片茶等緊壓茶，安化也不列外。?
劉源長《茶史》載：“獨行靈草、鐵色茶、綠芽、片含、金名產(chǎn)潭州，今長沙府，唐曰：“潭州，有湘潭縣亦產(chǎn)茶”。
▲獨行靈草
清人江昱（1706～1775）《瀟湘聽雨錄》說“湘中產(chǎn)茶，不一其地，安化售茶湘潭，即名湘潭（京師稱為湘潭茶），極為行遠。邑土產(chǎn)推此為第一”。
江昱《瀟湘聽雨錄》說，安化茶就是湘潭茶；劉源長《茶史》說，唐代湘潭產(chǎn)茶，湘潭茶就是潭州茶！綜合他們倆人之觀點，安化茶就是潭州茶。安化在唐代就產(chǎn)茶！
因此，王存(1023～1101)、曾肇等共同編修的《元豐九域志》，其中介紹荊湖路·南路·潭州土貢，有“葛三十匹，茶末一百斤”。
潭州包括當時長沙縣、衡山縣、安化縣、醴陵縣、攸縣、湘鄉(xiāng)縣、湘潭縣、益陽縣、瀏陽縣、湘陰縣、寧鄉(xiāng)縣。該書于宋神宗趙頊元豐年間(1078～1085)成書，安化土貢茶末當屬其中。這種土貢茶末就是一種鳳團茶！
▲荊湖路·南路
茶末一百斤，是指鳳團茶一百斤。?“茶末”?或? “ 末 茶 ”之名，?元朝王禎《 農(nóng) 書 》解釋為：?“ 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細碾而成 ?！?/strong>
另明朱權(quán)著《茶譜》中也有解釋：“蓋羽多尚奇古，制之為末，以膏為餅。至仁宗時，而立龍團、鳳團、月團之名，雜以諸香，飾以金彩，不無奪其真味?！?/strong>
“渠江薄片”是一種片茶。
片茶在唐代稱為臘面茶或鳳團茶 ，有的地方稱為研膏，屬團茶和餅茶一類。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 慶歷中蔡君謨?yōu)楦＝忿D(zhuǎn)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
“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比“一斤二十餅”的小片龍團茶，還要小而薄，按常理應(yīng)該行銷上層社會， 為什么在元代及以后就消失了呢？這是因為渠江薄片造法不精，其茶“由油、苦、硬，味短而韻卑?！?/p>
最終沒有成為朝庭貢品或為朝庭所棄，僅“江陵、襄陽，皆數(shù)千(有人認為是‘十’字之誤)里食之”。同時，渠江薄片因生產(chǎn)成本高，在宋以后就不再生產(chǎn)了，而改制葉茶即散茶。
【瀟湘茶史】《考證》一文說：“渠江薄片產(chǎn)于唐朝時期至宋代，此后未見有關(guān)渠江薄片的記載，渠江薄片從此失傳”。
元代以后，渠江薄片茶因味短而韻卑，無法進入上層消費群體而遭淘汰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到了元代，蒸青工藝技術(shù)進一步完整，其產(chǎn)品從唐、宋的大餅茶到小龍團，由團茶到葉茶已成為社會時尚，渠江薄片改為了散茶或其它品種。
元代王禎在《農(nóng)書》中對當時制蒸青葉茶工序，說得很具體。他說:“采訖，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攤，乘濕略揉之，入焙，勻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編竹為焙，裹蒻復(fù)之，以收火氣。茶性畏濕，故宜蒻收藏者，必以蒻籠剪蒻雜貯之，則久而不浥。宜置頓高處，令常近火為佳”(見卷十《百谷譜》)。
元代這個蒸青茶的工藝類似于我們今天的黑茶制作，其中僅少了“殺青”和“發(fā)酵”的工藝，就是安化農(nóng)村偏遠山區(qū)的老農(nóng)自家制作掛在火坑上的煙熏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完全廢除了唐、宋、元時期的鳳團茶，改芽茶為貢茶。
明代何孟春（1474-1536）《 馀 冬 序 錄 摘 抄 內(nèi) 外 篇 》 記載 ：??“ 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 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 ，如宋蔡君謨所貢茶例， 太祖(朱元璋)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采芽以進 。 ”
這里就已經(jīng)很清楚的說明，在明代以前，社會上主要流行團茶、餅茶、片茶等緊壓茶。到了明代，朱元璋認為太“ 重勞民力 ”，才下令 “ 罷造龍團 ”，改造芽茶以進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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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明嘉靖《安化縣志》和談遷《棗林雜俎》中記載，明代安化貢茶的詳細名目：“御芽二十二斤”和“長沙府安化縣芽茶二十二斤 ”。
自明代開始，安化除了制作貢茶外，廣大茶農(nóng)改進以前制茶工藝，重新大量使用粗老葉，生產(chǎn)價廉物美的黑茶，以此增加廣大人們?nèi)罕娛杖搿?/p>
嘉慶《安化縣志》卷之十一·風俗·七載錄：“至于后鄉(xiāng)，長江大河，上通寶慶、下通資江各都，產(chǎn)茶最多，遠招引客”。到明萬歷年間，資江沿岸的渠江(神灣)、馬轡市、東坪、江南等地，其大的茶廠每天揀茶工(撿去茶梗)上千人，小的茶廠也有數(shù)百人”(引自明代林之蘭《明禁碑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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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嘉靖年間，辰沅兵備崔桐到渠江，而渠江薄片早已經(jīng)一、二百年沒有生產(chǎn)了。
05
宋熙寧五年建縣以前，安化稱梅山。古梅山地處在辰、鼎、邵、潭之間，又稱為“溪洞”之間?！顿Y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二《后周紀三》：“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
所謂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說白了就是古代梅山，其地即屬潭州，也屬鼎州、辰州、邵州等。
《全宋文·卷六三》中《宋大詔令集》：“勅潭邵等州管界梅山洞主首等：省本人奏……”這是公元977年翟守素征伐梅山時，其圣旨對梅山蠻的開頭稱謂。梅山為“潭邵等州管界”，這“管界”顯然就是割地。
同治《安化縣志卷之二·沿革 》進一步對梅山其地來源進行了細說：“今一、二都原割自益陽之資江鄉(xiāng)為之；三、四、五都割自益陽之東坪鄉(xiāng)為之。而《王志》(康熙縣志)、《趙志》(嘉慶縣志)乃云：北割益陽、武陵地為后五都。若以武陵與后鄉(xiāng)接壤即以為有割地，則桃源、沅陵、溆浦亦皆有割地矣。”?
一都即為今安化縣江南、龍?zhí)?鄉(xiāng))、冷市、小淹鎮(zhèn)。其中冷市、龍?zhí)吝B桃源縣；二都為今安化縣羊角塘鎮(zhèn)，連常德市(朗州、鼎州、武陵為舊時稱謂)；三都為今安化縣東坪、田莊、柘溪鎮(zhèn)。其中東坪、柘溪鎮(zhèn)連桃源縣；四都為今安化縣馬路、奎溪，通桃源，溆浦；五都為今安化縣渠江、煙溪、南金、古樓、平口。其中渠江、煙溪與溆浦接址。
小淹長樂(今屬滔溪鎮(zhèn))李氏族譜中載：“宋熙寧六年朝廷置安化(縣)廢資江(鄉(xiāng))隸焉，故吾族為安化人”。這句話的意思，開梅山之前，安化屬潭州益陽，長樂屬益陽資江鄉(xiāng)。
李氏族譜進一步佐證了縣志關(guān)于安化割地之說的可靠性，這與江南鎮(zhèn)資福寺創(chuàng)建者、溈山密印寺三十三任主持智廣禪師(1023年密印持主持)碑上的記載相同。
▲李稱之宋熙寧六年
綜上所述，在唐末五代十國時期，今小淹、滔溪、江南三鎮(zhèn)，原屬益陽資江鄉(xiāng)；東坪、馬路、渠江等庫區(qū)鄉(xiāng)鎮(zhèn)，屬東坪鄉(xiāng)無疑！東坪鄉(xiāng)割辰州地。
2、萸江為安化資江代名詞，古時為通義陵(漵浦)要道?。
資江又稱資水，在今湖南省中部。《水經(jīng)· 資水》：“東北過邵陵縣之北?！?酈道元注：?“縣治郡下南臨大溪，水徑其北，謂之邵陵水……自下東北出益陽縣，其間徑流山峽，名之為茱萸江，蓋水變名也?！?/strong>《太平御覽》 卷65引 《湘州記》 曰：?“資水一名茱萸江”。
茱萸江包含新化、安化縣段，舊時也稱“萸江”?？滴跄晏罩渚庉嫛洞鬁可焦琶苡∷轮尽窌r，寧鄉(xiāng)密印寺當家主持大梅與峰智禪師(曾任安化大福浮山寺主持，“大梅”俗指安化)，寫了一首《萸江遠侄和尚同訂溈志一日假還鳳林贈之以詩囑早就業(yè)》的詩，贈送參與修訂《溈志》的遠侄和尚。
萸江遠侄和尚這個稱呼，表明遠侄和尚供職的地方為“萸江”，萸江為安化資江的代名詞。另清代詩人，學(xué)者陶必銓（1755-1805），因自己居住在安化小淹資江邊，就以萸江為號，稱萸江陶必銓。
遠侄和尚回資江寺廟時，陶之典有可能一同陪來。陶之典有首《舟至麻溪》作于同一時期，詩中云：
有客上扁舟，曉發(fā)資江滸；
雙槳遠煙鬟，江氣豁天宇；
回聽北塔鐘，隨風落遙浦；
沿巖補蒼云，明鏡流青藪；
曲邃入溪阿，山深面墻堵；
水逼無峰陰，霧近多細雨；
長漢瀉懷間，雙壁開云戶；
沙盡石巉巉，疏鑿勞神斧。
麻溪處于現(xiàn)時的江南鎮(zhèn)，為資江一級支流，從資江進麻溪可直通舟筏到洞市，沿水而上風景如畫。
麻溪注入資江，其出口處在江南鎮(zhèn)下約2公里處。江南鎮(zhèn)對岸寺門口為原資福寺所在地，五代時期由智廣禪師在此創(chuàng)建，宋代穎詮禪師(1033年密印寺主持)也曾在該寺院當過主持。陶之典應(yīng)該是為了編輯《大溈山古密印寺志》來此考察。
遠侄和尚具體在安化資江河邊哪座寺廟供職，今無可考，但“萸江”作為資江的代名詞已是久遠，以致有些人認為《膳夫經(jīng)手錄》中的“渠江”就是“萸江”，這并不是說沒有道理。
渠江是資江一級支流，渠江發(fā)源于雪峰山余脈，源頭分別是安化縣的敷溪村和溆浦縣的羊角山村，經(jīng)渠江鎮(zhèn)晏家村流入安化縣境內(nèi)。
清·嘉慶《安化縣志·卷之四·山川》載錄：“渠江溪左源界溆浦，右源界新邵至大塘灣敷溪口，入五都五十余里，西入資。”又載：“渠江渡在縣西北三百里?！?/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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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的渠江、煙溪、奎溪、馬路等鎮(zhèn)，宋代以前屬武陵地，也曾屬衡陽郡。相傳大禹治水經(jīng)過安化的渠江和資江。
嘉慶《安化縣志·卷之四·山川》載錄：“禹履洪，在縣西北三百里虎口崖下，石險而穿，相傳禹治水履此，洪下四十里有禹廟。”?禹廟在神灣，今屬柘溪林場范圍。大禹治水在衡山南岳立有“禹碑”。
▲禹履洪
安化資江通渠江，渠江通溆浦縣至酉陽，是古代安化人經(jīng)“川鹽古道”到巴國采購食鹽之路。巴國，周朝時期位處今中國西南、長江上游地區(qū)的一個姬姓國家，子爵，國都為江州，即今重慶市江北區(qū)。
據(jù)《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說：“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曰覃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小蟲，與諸蟲群飛，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馀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安化蒼場(與溆浦、沅陵接壤)出土的一件漢代青銅錞于(收藏于中國黑茶文化館)，這是巴人的一種樂器。
1992年，益陽地區(qū)博物館征集到一件安化出土的青銅短劍，劍柄上裝飾有高浮雕的幾何紋圖案，十分精美，這種風格的短劍是典型的濮人遺物。由此可以斷定上古的安化有濮人生息過。巴為姬姓，是江漢諸姬之一，為周族。
巴與濮原為兩族，后因長期雜居成為一族，故稱巴濮。巴國或是巴文化從那時就深深影響安化 。
宋代開梅山置安化縣以前，舒、向二姓在資江、渠江、溆浦一帶為常居民?！哆B里道中》?“日落聊宿舒老家”中舒姓為古老姓氏。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列傳·第二百五十二·蠻夷》載：“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訪湖北，經(jīng)制蠻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創(chuàng)立城砦，使之比內(nèi)地為王民。北江彭氏已見前。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邵陽，各有溪峒：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span>又載：“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難制，異時數(shù)侵奪舒、向二族地”。
《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載：“唐僖宗光啟二年（公元886年）潭州閱瑣、衡州周岳、邵州鄧處納互相攻伐，石門峒酋向瑰趁機率武陵蠻(自稱“朗北團”)攻占州縣,陷澧洲,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梅山遂為梅山蠻所據(jù)”。
06
安化位于資水中游，湘中偏北，雪峰山北段主干帶，東與桃江、寧鄉(xiāng)接壤，南與漣源，新化毗鄰，西與溆浦、沅陵交界，北與常德、桃源相連。總面積4950平方公里，是湖南省面積第三大的縣。
宋熙寧五年（1072年）開梅山置安化縣，取歸安德化之義，隸屬潭州。北宋啟疆之初，安化茶葉“山崖水畔，不種自生”，“唯茶甲諸州縣”。
1、安化萸江，宋代就產(chǎn)茶！
《宋史地理志》載：“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饒……”說明安化宋代就產(chǎn)茶。
▲土宜
嘉靖《安化縣志》、淸《天下郡國利病書》：宋茶法嚴甚，邑伊溪（在安化縣北三十里仙溪）、中山、資江、東坪產(chǎn)茶，不種而生，味稍佳，民趨其利，奸者乗間嘯聚至抗，廵尉習不黎、虎將賴文政，因而為亂，殺掠為患，大帥王侍郎奏于資江龍?zhí)两ㄕ鼘⒔y(tǒng)之一易戍，民賴以安。宋諸寨柵皆險要地寨有團保守御，以備盜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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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文政其人在?宋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巻十二中有記載：“淳熈間(1174-1189)，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荊南茶駔賴文政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
“茶駔”即茶馬交易的經(jīng)紀人，宋代荊湖路·南路，包括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邵州、郴州、全州、桂陽。
安化縣于元佑三年(1088)在今龍?zhí)拎l(xiāng)資江邊置博易場，這時的安化，剛建縣還不到16年，說明茶葉在安化經(jīng)濟生活中，占據(jù)極其重要位置。
?安化先有茶，后有縣。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朝廷派遣章惇(1093年，出將入相)、蔡奕、郭正祥等人開梅山。
在溈山密印寺三十四任主持穎詮長老(曾在今安化江南鎮(zhèn)查里灘資福寺、仙溪鎮(zhèn)芙蓉廣化寺?lián)芜^主持，并創(chuàng)建冷市馬橋觀音寺，后改名桃梵寺)、興化紹銑、寶理二禪師的協(xié)助下，與梅山峒主蘇甘進行談判。
▲桃梵寺
同治《安化縣志》中說：“穎詮攜營中二官先入見峒主，紿以從者。主一見遽曰： ‘此官人也?！f詮曰：‘主眼高，認之不差，此官人之子?！耸共瑁?，因而故掌之?！?/strong>
“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闭f明當時蘇甘峒主就是用梅山特產(chǎn)茶招待朝廷官方代表，這充分證明了安化產(chǎn)茶在建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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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事
因開梅山有功，湖南轉(zhuǎn)運使副蔡奕升太常丞、直集賢院。蔡奕深感梅山瑤民茶稅太重，請求朝庭減免。宋劉摯《直龍圖閣蔡君墓志銘》述蔡奕開梅山之功績說：“長沙諸邑，負茶租田稅，積為緡錢四萬，請如赦蠲除”。
2、安化萸江，唐代就產(chǎn)茶
山西祁縣晉商文化博物館內(nèi)，有本長裕川茶莊的手抄本，其中就說到安化唐代就產(chǎn)茶。
該手抄本后收錄為《平、祁、太經(jīng)濟社會文獻叢錄·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其中“預(yù)啟，貴境(安化)智慧董事君子雅鑒：竊思近來世道，人心大變，不學(xué)孔孟，盡效墨翟。嘗聞茶出唐朝貴地，宋屬中國，產(chǎn)出茶葉，秦國原定引地。晉省歷代諭旨招商，而兩省商人來安采辦黑茶”。
長裕川茶莊于清嘉慶年間來安化辦茶，寄寓在江南鎮(zhèn)邊江劉進吉之生記茶行。
前面已經(jīng)提到劉源長《茶史》、江昱《瀟湘聽雨錄》、《本草綱目拾遺·卷6·木部》及《湘潭縣志》的記載：說唐代潭州，有湘潭縣亦產(chǎn)茶，湘潭茶就是安化茶！
▲安化茶
安化唐代產(chǎn)茶無疑！但唐末至五代，渠江屬東坪鄉(xiāng)，東坪鄉(xiāng)在唐代是否有具體案例記載產(chǎn)茶呢？這須從神山(辰山)白云寺僧密禪師佛事活動中找答案。
清同治《安化縣志》十四卷十二、十三頁載：“白云寺，在縣西北六十里三都辰山，唐僧密(‘密印’為誤)禪師所建，明宣德間，諶三臺（召）僧善明重修，后僧問石有‘深入白云根’之句，崇禎壬午掛錫于此，人以為讖語云”。
《趙志》，《周志》：“知縣吳兆慶《白云寺記》：辰山去縣治西北六十里，由東坪、橋口而上，高遠可四十里許。山經(jīng)幽邃，澗道逶迤，中多怪石，嘉樹茂草。昔汪真人嘗煉丹于此，蓋仙靈窟宅也。上有寺，曰‘白云’，創(chuàng)自唐僧密(印)禪師，中有田可耕，寺僧咸仰給焉”。
▲白云寺
辰山又名“神山”?？h志又云：“熊山之西十里有小支焉，曰‘長嶺界’(在縣西北百五十里一都)，西十里曰‘辰山’，一名‘神山’，一名‘白云山’(在縣西北一百六十里三都，《一統(tǒng)志》作在縣北百八十里，誤)?？h西北有辰山，高四十里，上有白云寺，有田產(chǎn)、藥材，春夏蟒蛇毒物出沒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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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魚山在《魚山剩稿》里，有篇《潭州神山白云寺問石乘禪師塔院碑記》，介紹了僧密禪師于唐咸通（860-873）間來辰山。“過去，世不可考。自唐咸通間，僧密禪師行道于此，載在傳燈，迄今垂千禩……”。
僧密禪師為何方人氏，已無從可考。但他的師父云巖曇晟禪師?(781-841)，師祖藥山惟儼禪師(751-834），及師弟洞山良價禪師（807-869）都為唐代高僧。其中洞山良價禪師與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創(chuàng)立的曹洞宗，為中國佛教禪宗五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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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州神山僧密與洞山良價，他們師兄倆關(guān)系特別密切，經(jīng)常結(jié)伴游方參學(xué)，《景德傳燈錄》卷十五、《五燈會元》卷五皆有其傳。
僧密本是洞山的師兄，但洞山卻稱僧密為師伯（《五燈會元》中洞山亦稱僧密為師伯，《傳燈錄》則改）。師伯也指師兄，是對同門中年老有德者的尊稱，足見神山僧密禪師其學(xué)問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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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山白云寺創(chuàng)建于唐代860年至873年間，與唐代楊曄《膳夫經(jīng)手錄》的撰寫時間相差只有幾年。
神山僧密禪師有許多著名語錄，《五燈會元》均有載。其中一則涉及茶事：神山僧密，一日，與洞山鋤茶園，山擲下镢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睅?僧密)曰：“若無氣力，爭解恁么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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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禪一味，大道至簡。唐代是我國茶葉生產(chǎn)和茶文化發(fā)展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佛教也極為盛行。
飲茶、品茶遍及全國，佛茶、禪茶、貢茶、禮茶也達到空前的高度。僧人廣游天下，寺院隨他們攜帶的那一包包茶葉聲名鵲起。眾多流傳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出自于寺院僧人親手種植、炒制。
從《五燈會元》中的記錄看，潭州神山僧密與洞山良價，師兄二人一同去過南泉寺(常德)、溈山寺(寧鄉(xiāng))等寺廟參禪悟道。
那時，采茶、鋤草、種菜放牛、煮茶等勞作是寺廟僧人禪修的一種重要方式。而神山作為僧密禪師開基創(chuàng)業(yè)的地方，怎么可能缺茶？（神山最早名可能是“鐘山”，而鐘山又可能是“無射山”。）
唐代安化東坪鄉(xiāng)屬辰州地，《湖廣圖經(jīng)志·湖廣通志卷之十五·長沙》“辰山：在縣西北一百三十里，其山盤旋起伏，遠接辰沅界，故名”。而辰山又名“神山”，僧密禪師來神山之前，為汪真人煉丹于此。
▲辰山
宋朝開梅山以前，安化為蠻人所據(jù)，安化第一任縣令毛漸(1036--1094)在《梅山頌》中“惟此南方，夷俗雜處”；又宋吳致堯《開遠橋記》中描述梅山蠻：“衣制斑斕(顏色錯雜燦爛)，言語侏離(形容語言難辨)”。?“無射”在漢語釋義中為鐘名，無射山就是鐘山，而鐘山之名也許因蠻人言語侏離而發(fā)音讀成“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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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陸羽《茶經(jīng)》“七之事”章節(jié)引《坤元錄》“辰州溆浦縣西北三百五十里無射山，云蠻俗當吉慶之時，親族集合于山上，山多茶樹”。
《坤元錄》為隋唐年間所著，已失傳。除《坤元錄》外，史籍沒有“無射山”的記載。同治《溆浦縣志》也以“無射山”不可考，否定了此事。
既然溆浦沒有“無射山”，那《坤元錄》中“無射山”也許就是指的隋唐屬辰州的安化神山。至于方位，古人常常搞錯，陸羽《茶經(jīng)》中，也有多處方位的錯誤。
《辰州府志》載：“沅陵與安化交界處，地名‘界亭’產(chǎn)茶！歲以充貢”。界亭在今沅陵官莊鎮(zhèn)與安化馬路鎮(zhèn)交界處，宋代以前屬潭州益陽東坪鄉(xiāng)辰山山脈。
3、安化萸江，三國時代就產(chǎn)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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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代或更早，安化又稱“荊湖”之間或“兩湖”之間，兩湖之間又處在“荊巴”之間 。三國時代，安化有段時期屬蜀國，有段時期屬東吳荊州，正夾雜在荊巴間。
三國魏時張揖的《廣雅》記載：“荊巴間采茶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姜蔥芼之”。西晉的《荊州土地記》“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荊巴間也好，荊州也好，安化當屬之。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蘇益馨、梅峰纂修的《石門縣志·茶法》記載：“蓋邑人所飲，半仰給于鶴峰各溪洞，而雀舌、龍團……悉購自他鄉(xiāng)。安化佳品(指茶)，下裕民生者之克擅美利于無窮也。哉！此石邑茶法所由不設(shè)也”。
▲茶法
道光三年(1823年)，譚震、方堃纂修的《桃源縣志·物產(chǎn)》載：“惟南鄉(xiāng)近安化界產(chǎn)者(茶)頗佳”。
石門、桃源為古代武陵七縣之一，一千多年后還在說安化茶好，還從安化購雀舌、龍團茶！
4、安化萸江，兩漢時代就產(chǎn)茶???
安化資江、渠江是古代馬援將軍征戰(zhàn)五溪蠻的要道 。馬援將軍征戰(zhàn)五溪蠻，其道取資江入沅陵、溆浦?！恶R援傳》載：“初，軍次下雋（今湖北通城西），有兩道可人，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今桑植）則涂夷而運遠?！爱敃r耿舒主張從“充”道，而馬援主張從“壺頭”。
按耿舒的主張，應(yīng)該是沿澧水而上，首先攻打五溪蠻首領(lǐng)相單程的老巢“充”，（相單程為桑植人）；馬援則主張逆資水而上，首先在沅陵、辰溪一帶，打掉五溪蠻的主力，然后直搗溆浦，收復(fù)被五溪蠻所占領(lǐng)的武陵郡治義陵縣城。
唐人李賢，李延壽注五溪蠻時說，當時的五溪蠻多在辰州界。漢代時期，今江南、東坪資江沿線等地屬潭州管控，因此，馬援選擇從安化資江進入，是為上策。
馬援將軍取道資江進沅陵、溆浦，征戰(zhàn)五溪蠻，必過馬路溪(今屬馬路鎮(zhèn))、馬轡市、圭溪坪，因此縣志有多處記載。
嘉慶《安化縣志·卷之三·山川》載錄：“試刀崖在縣北二百里馬路溪，有石如筍，高二丈，上有刀痕，相傳馬伏波平五溪蠻試刀于此。”
嘉慶《安化縣志·卷之二·沿革》又載：“馬轡市，東漢馬援征五溪蠻，由此舍舟操轡踰沅故名”。
同治《安化縣志·卷之十二·壇廟》載：“伏波廟在縣西二百五十里四都圭溪坪，漢伏波將軍馬援征五溪蠻駐兵于此，居民立廟以祀，康熙五十年重修”。
?▲神禹廟、伏波廟
?宋代推官吳居厚(1037—1113)《梅山絕句十首》中云：
板屋依崖不記時，裹頭今已就招攜；
可憐馬援貪殘殺，空有虛名在五溪。
(嘉靖《安化縣志卷之六》)。
以上縣志記載，足以說明馬援將軍征戰(zhàn)五溪蠻是逆資江而上，取道與桃源、沅陵、溆浦接壤的馬路、奎溪方向進攻溆浦，并病死于壺頭山。
相傳擂茶為馬援將軍征戰(zhàn)五溪蠻時所發(fā)明，用來解毒消病。清嘉慶《常德府志》記載：“鄉(xiāng)俗以茗葉、芝麻、姜合陰陽水飲之，名擂茶”。
《桃源縣志》名“五味湯，云：伏波將軍所制，用御瘴癘”。?擂茶是歷史，也是傳說。與安化相近的桃源、桃江、新化等縣都有喝擂茶的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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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化萸江，虞夏時代就產(chǎn)茶
安化古時為禹貢荊州之域。《尚書·禹貢》載：“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 殷，沱、潛既道，云土、夢作乂。厥土惟涂泥，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杶、干、栝、柏，礪、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1791年，清代名臣兩江總督陶澍父親陶必銓，是一位學(xué)者。他在主修舊治梅城南寶塔期間，往返小淹居地，夜宿洞市鷂子尖茶亭而作《鷂子尖茶引》?！耳_子尖茶引》中有“禹貢荊州之域，三邦底厥貢名，李安溪以為名茶類。”陶必銓認為貢厥名中“名”為茗，即茶類。同時陶必銓引用了清康熙年朝庭重臣李光地(又名李安溪)對“名”為“茗”的考究。陶澍在他的《試安化茶詩》中：
我聞虞夏時，三邦列荊境；
包匭旅菁茅，厥貢名即茗。
其見解與父親的《茶引》觀點一致，認為安化在虞夏時期就產(chǎn)茶。
▲甘露茶亭
劉志揚
中山大學(xué)人類學(xué)系教授、中山大學(xué)歷史人類學(xué)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在中國歷史上，從沒有一種消費品像茶葉這樣影響中國邊疆歷史。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邊茶貿(mào)易作為中原王朝用漢地茶葉換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種商業(yè)活動，貫穿了宋以來中國歷史的每個階段。在延續(xù)千年的邊茶貿(mào)易過程里，圍繞邊茶的生產(chǎn)、加工、運輸和銷售，各民族自覺或被動地參與其中，在各個鏈條和環(huán)節(jié)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商貿(mào)活動?？梢哉f，邊茶發(fā)展史，就是一部中華各民族經(jīng)濟和文化交往、交流的歷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
關(guān)鍵詞
邊茶 中華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邊茶，顧名思義，即為專門銷往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茶葉。其原料、制作工藝、包裝和運輸方式等有別于銷往內(nèi)地的腹茶。邊茶為黑茶類，中國的黑茶主要是老葉茶，一般為一葉三芽到五芽，并摻雜茶樹梗，經(jīng)過特殊加工過程(如渥堆工藝等)，專門供應(yīng)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產(chǎn)地主要有四川(南路邊茶、西路邊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緊茶)、廣西(六堡茶)、陜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滎經(jīng)和灌縣、什邡、崇慶、平武等地生產(chǎn)的邊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產(chǎn)的緊茶主要供應(yīng)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壩、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區(qū)，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愛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應(yīng)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趙李橋的青磚主要銷往內(nèi)外蒙古和俄羅斯等地。由于氣候和地理條件限制，茶葉并不產(chǎn)于秦嶺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區(qū)，因此邊疆各民族對茶葉的獲得必須依賴于與內(nèi)地產(chǎn)茶區(qū)的交易。所以，邊茶發(fā)展史，就是一部中華各民族經(jīng)濟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
縱觀中國歷史，從來沒有一種消費品像茶葉這樣，在維系中央政權(quán)與周邊民族關(guān)系方面起著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經(jīng)濟上，茶葉在農(nóng)牧兩種生活方式的經(jīng)濟互補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歷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穩(wěn)定邊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葉對邊疆民族社會和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邊疆民族將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為自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茶葉由內(nèi)地向北方草原地區(qū)和青藏高原的傳播
中國人的飲茶習慣始于何時，目前尚無定論。陜西咸陽原東端的西漢景帝陽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糧食遺跡中，發(fā)現(xiàn)有茶葉殘留物，此為截至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茶葉實物。考古工作者推測這是皇帝的茶，但具體怎么飲用，是食物還是藥物，茶葉來自何處等重要信息卻無從得知?？梢钥隙ǖ氖?，喝茶習俗在漢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時期，蜀地等南方地區(qū)的漢人已經(jīng)普遍飲茶，均為粗放式的煎飲，將茶與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飲用，飲茶被稱為“茗飲”。至于采摘下來的茶樹葉片是否經(jīng)過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獻無明確說明?，F(xiàn)有的考古材料也沒有茶葉加工的確鑿證據(jù)。有關(guān)唐以前人們的飲茶，由于史料不足，或傳世資料可疑之處頗多，所以茶學(xué)界的爭議較多?？梢源_定的是，到了唐代，飲茶已經(jīng)發(fā)展為一門藝術(shù)，茶葉的加工、制作技術(shù)開始精細化，唐代茶圣陸羽所著《茶經(jīng)》即為明證。從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我們可以知道，茶葉在唐代已經(jīng)開始規(guī)模化生產(chǎn)并成為了商品，也就是說茶葉在唐代已經(jīng)開始普及，有了一定規(guī)模的消費群體。自細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現(xiàn)后，茶葉的形制逐漸從大葉、片、餅團過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條形茶。到了宋代，中國南北的漢人社會中飲茶之風熾盛，從社會上層到普通百姓都將飲茶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議茶法》中說：“夫茶之為民用，等于米鹽，不可一日以無?！?/p>
北方游牧民族飲茶的歷史較晚，南北朝時期，飲，仍以加工過的奶制品——酪漿為主。根據(jù)成書于北魏的《洛陽伽藍記》記載，當時喜歡“茗飲”的主要是南朝漢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權(quán)的非漢民族和受少數(shù)民族生活習俗影響的漢人，日常飲用的大多是酪漿。南朝齊官吏王肅因政治斗爭失敗投奔北魏后，為了迎合鮮卑貴族，飲食習慣從“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到逐漸適應(yīng)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漿。有一次在宴會中，他為了討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說茗飲只配做酪漿的奴仆。給事中劉鎬對王肅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對此十分不屑，譏諷他“好蒼頭水厄”，意思是喜歡平民百姓下賤之物。后來北魏人就將茶水貶稱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宮廷和貴族宴會中，官員以“茗飲”為恥。不過這也說明，當時的北朝，飲茶和飲酪漿的兩種習慣同時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盡管漢人和鮮卑人存在差異，但也相互學(xué)習和適應(yīng)不同的文化和習俗，農(nóng)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融合成為時代的趨勢和特征，不斷加入北魏的南朝人無疑會對統(tǒng)治民族鮮卑產(chǎn)生文化和風俗習慣上的影響。
唐代，開始有了北方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進行茶葉貿(mào)易的記載。8世紀中葉崛起于額爾渾河并稱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紇汗國與唐朝和平相處，并兩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丶v與唐之間的貿(mào)易十分頻繁，主要為以馬匹換絲絹。其間也會以馬易茶，如《新唐書·陸羽傳》載，“時回紇入朝，始驅(qū)馬市茶”。然而，回紇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來轉(zhuǎn)手與其他民族貿(mào)易?還是自己飲用?史書并無相關(guān)說明。因此唐德宗時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聞見記》中說，“往年回鶻入朝，大驅(qū)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可見唐時北方民族飲茶并不常見，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對回紇來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開始普遍飲茶，茶馬貿(mào)易成為當時農(nóng)耕民族與游牧民族進行物資交換的重要形式。除了我們熟知的宋與西北吐蕃之間的茶馬貿(mào)易外，北方的遼、金等也與宋在互市中交換茶葉。據(jù)《宋史·食貨志》記載，澶淵之盟前，宋遼之間沿邊地區(qū)便有數(shù)個用于互市的榷場，其中包括茶葉貿(mào)易：
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zhèn)、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wù)，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后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mào)易。
也就是說，宋遼之間在宋太祖趙匡胤在位時期，并沒有政府設(shè)置的正式交易場所，也沒有貿(mào)易管理機構(gòu)，這一時期的貿(mào)易應(yīng)該主要為民間貿(mào)易。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才正式在宋與遼實際占領(lǐng)的燕云地區(qū)設(shè)立了雄州等5個榷場。不過直到澶淵之盟前，因為“累年興師”，宋遼之間的戰(zhàn)爭與沖突不斷，這些榷場都不固定，時設(shè)時罷。澶淵之盟訂約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肅軍三處設(shè)立固定的榷場，后來又增設(shè)廣信軍?！敖K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p>
考古材料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證據(jù)，呈現(xiàn)了當時遼、金、西夏的飲茶情況。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遼代張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當時飲茶內(nèi)容的壁畫，壁畫中烹茶人既有漢人裝束者，亦有契丹人裝束者，畫中茶爐、茶壺、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過程，說明當時遼朝南面官所轄燕云十六州飲茶之風的盛行。此與宋人苗綏所說“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遼代壁畫所見烹茶的方式均為與宋相同的點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兌鮮奶。烹茶者多為著漢裝者，茶具也多來自北宋的官窯，這可能是當時遼國轄境內(nèi)的漢人多飲茶，而遼朝契丹皇室和貴族也模仿宋人的飲茶方式。遼朝的契丹人飲茶僅限于士大夫階層，一般百姓可能較少飲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訂立的“澶淵之盟”是當時宋遼之間的一項重要盟約，其中規(guī)定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至雄州交割”。這其中物品并沒有包括茶葉，說明茶葉對于遼國并不重要。宋仁宗時期，宋與西夏開戰(zhàn)，黨項羌的西夏因為經(jīng)濟消耗不堪重負，故而接受宋每年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兩萬斤的歲賜。這其中茶被作為歲賜之物值得關(guān)注，證明茶已經(jīng)在西夏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領(lǐng)著包括河西走廊在內(nèi)的長城南部沿線地區(qū)，與吐蕃相鄰，因此茶葉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費，還是轉(zhuǎn)賣給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飲茶之風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國轄境的漢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書省上奏：“茶，飲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nóng)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 “比歲上下競啜”表明飲茶習俗已經(jīng)開始在金國各階層普及了，不過應(yīng)該主要在從事農(nóng)耕的漢人之中流行。作為金國統(tǒng)治者的女真官員認為，“茶本出于宋地，非飲食之急”，可見當時的女真人并沒有將茶作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為“非必用之物”，屬于奢侈品。而且為了節(jié)省國庫開支，避免“費國用而資敵”，金朝曾數(shù)次禁止與宋的茶葉貿(mào)易，如《金史·章宗本紀》載：“(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鄙踔烈?guī)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員才有飲茶的資格，而且嚴禁買賣和作為饋贈之物。“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彼烀咂芬陨瞎伲浼曳皆S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捌矫耠A層的女真人沒有普遍飲茶的習俗，而且可能因為茶禁等原因?qū)е虏鑳r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節(jié)慶和婚嫁等場合才會飲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禮部尚書洪皓出使金國，被扣押在金國腹地冷山十數(shù)年，熟知女真習俗，歸國后所撰《松漠紀聞》中記有女真人婚宴中飲茶場景，“宴罷，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產(chǎn)于福建建寧(今福建建甌)的茶葉，為朝廷的貢品茶，時人稱之為“御茶”。留上客數(shù)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與鮮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這可能是漢文文獻中最早關(guān)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記載。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與漢人雜處，農(nóng)耕和游牧兩種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趨勢，蒙古人將茶與奶制品結(jié)合在一起創(chuàng)制出適合自己口味的飲品。元人有多種煎茶和飲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蘭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兒茶、酥簽等，其中的西番茶、蘭膏茶、炒茶、酥簽為茶中加酥油攪拌或炒制而成，明顯為北方民族的飲茶方式。這些飲茶方式不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為當時的漢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壽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個酥簽來?！? 馬致遠《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第二折：“(郭云)師父要吃個甚茶?(正末云)我吃個酥簽?！? 可見，酥油茶是元代茶飲的重要類型。元代漢人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釋可能是元代漢人為了迎合蒙古統(tǒng)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過這也間接促進了蒙漢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到了明代，長城以南的漢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葉便開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葉何時進入西藏?以及茶葉何時在西藏普及而成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學(xué)術(shù)界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和觀點。根據(jù)現(xiàn)有的文獻記載，吐蕃時期吐蕃人的飲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漿為主，未見有關(guān)吐蕃飲茶方面的史料， 據(jù)《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捻麥為碗，實以羮酪，并而食之。”也不見唐蕃之間茶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與北方的遼、金、西夏長期處于戰(zhàn)爭對峙狀態(tài)，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軍事用途的馬匹。于是便開始了與較少發(fā)生戰(zhàn)爭沖突，生活在青藏高原邊緣的吐蕃進行茶馬貿(mào)易。這一時期的茶馬貿(mào)易主要地點是宋朝與吐蕃相鄰的西北地區(qū)的秦鳳路、熙河路， 據(jù)《宋會要》記載，“(熙寧)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當公事、經(jīng)畫成都府利州路茶貨李杞等奏，與成都府路轉(zhuǎn)運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縣、蜀州永康縣、邛州在城等處置場買茶，般往秦鳳路、熙河路出賣博馬?！倍辉诓枞~產(chǎn)地四川雅州。而且輸入吐蕃的茶葉為生長期較長的“老茶”，而非漢人喝的“嫩茶”。北宋黃庭堅《山谷別集》卷八《叔父給事行狀》記有：“產(chǎn)茶之地盡在川路，賣茶之地全占陜西”，“(川茶)茶色不等，蓋漢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語。可以確定的是，此時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的吐蕃人已經(jīng)開始普遍飲用茶葉，至于現(xiàn)在的西藏自治區(qū)境內(nèi)在宋元時期是否開始普遍接受茶葉，藏漢文獻闕如。元代，開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葉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醫(yī)學(xué)家忽思慧著《飲膳正要》卷第二《諸般湯煎》詳細記錄了西番茶的產(chǎn)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澀，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為宣政院管轄的與陜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肅行省、云南行省相鄰的藏族聚居地區(qū)，西番茶的產(chǎn)地雅州元代亦屬宣政院轄地，元政府在此設(shè)有西番茶提舉司， 至大四年九月，“罷西番茶提舉司”。因此《飲膳正要》說西番茶“出本土”不無道理。茶與酥油混煮，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縉對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為詳細：“蓋夷人肥膻潼，則群聚穹廬中，置釜煮茶茗，調(diào)以潼酪，而濟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將煮沸的茶水與酥油攪拌，已與現(xiàn)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無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這種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續(xù)了很長時間，說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間，邊茶已經(jīng)加工成了磚形，“私販茶戶每采新茶，屣成方塊，潛入番族貿(mào)易”。磚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葉的容積，也便于長途運輸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獻已經(jīng)明確記載飲茶習俗已在衛(wèi)藏地區(qū)普及。乾隆時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多喀爾·策仁旺杰在其自傳《噶倫傳》中至少6處提及在拉薩和日喀則向寺院僧人布施茶葉的情況。
外國學(xué)者大多認為茶葉傳入西藏的時間在公元10世紀以后。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東尼奧·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爾·馬庫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進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們到達西藏西部古格王國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報告中提到從中國進口的粗絲綢和瓷器、茶經(jīng)由衛(wèi)藏到達古格。第一個提到磚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爾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詳細描述了1819年在拉達克的列城見到的被壓緊成方形的茶包：“這些茶包來自拉薩和葉爾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帶著漢字的黃紙?！? 總之，宋元至明清以來，隨著飲茶習俗在青藏高原的傳播和普及，茶葉逐漸成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葉從內(nèi)地，從漢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區(qū)傳播的過程，在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傳播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北方、西南民族在這個過程中對茶葉并不是簡單地被動接受，而是根據(jù)各自民族特點，結(jié)合自己的飲食文化習慣，把茶與奶制品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發(fā)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點的飲茶方式和習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對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來說，食肉和飲用兌有奶制品的茶是獲取身體營養(yǎng)成分的必要途徑。自古以來，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見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著面積廣闊的牧場，相當多的人口從事畜牧業(yè)。農(nóng)區(qū)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帶，受到灌溉條件和日照時間的制約，糧食產(chǎn)量很低，單靠耕作所獲無法維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莊周圍不適宜耕種的空地常常被用來放牧牛羊，這里沒有如中原地區(qū)那樣的純農(nóng)業(yè)區(qū)，農(nóng)區(qū)也呈現(xiàn)出半農(nóng)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獲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種高熱量的飲品，并富含人體所需要的蛋白質(zhì)和膳食鈣。雖然人們從深綠色的蔬菜也能獲得膳食鈣，不過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滿足人體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和高海拔，能夠栽培的農(nóng)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傳統(tǒng)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圓根、豌豆等，缺少深綠色的蔬菜。攝取牛奶中的膳食鈣便成為最便利的營養(yǎng)補充。另外，作為高熱量和富含蛋白質(zhì)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幫助生活在高原的人們抵御寒冷的天氣。對一些人來說，由于體內(nèi)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飲用鮮奶會造成腹痛和腹瀉。醫(yī)學(xué)研究表明，人類從嬰兒時期斷奶后，身體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動物奶的乳糖酶便會消失，從而出現(xiàn)乳糖不耐癥，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體所吸收，飲用動物奶后便產(chǎn)生相應(yīng)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瀉。這一點在亞洲世界更加普遍，亞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癥狀，對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據(jù)筆者掌握的文獻，未見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飲用鮮奶的記載。20世紀40年代，俞湘文在對西北地區(qū)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區(qū)的調(diào)查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們(牧民)從不吃白開水或純牛奶，必須喝茶或奶茶”。鮮奶或奶制品酥油與茶葉的結(jié)合能為身體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亞洲人乳糖不耐癥的問題，形成了藏族獨特的飲茶方式。清人記載酥油茶的制作方法為，“以茶入鍋，煮數(shù)十沸，去渣，入乳酥合鹽各少許，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將茶葉煮沸后加入鹽，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進行充分的搗拌，使茶和酥油融為一體，成乳狀即可飲用。這種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襲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為輕微的成癮品，但對人體沒有危害。飲茶較之飲白水是一種享受，易于入口，茶葉可將寡淡無味的白水變?yōu)榫哂形Φ娘嬈?，還有降脂、解膩、提神的功效。茶葉含有人體所需的維生素、鎂、鉀等成分，這些成分能夠補充綠色蔬菜攝取的不足。
此外，我們知道，人畜糞便等有害物質(zhì)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對水源的污染，人類在飲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進入身體，會導(dǎo)致疾病的產(chǎn)生和傳播。茶葉則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飲用，燒開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對無菌，因此飲茶習俗在藏地的普及，減少了當?shù)厝松〉母怕屎图膊〉膫鞑ィ沟脡勖蟠笱娱L。目前雖然缺少這方面的史料加以確認，但是從科學(xué)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飲食習慣，即“飲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為急需，故貴賤皆以茶為命”。另外，邊茶適合熬制，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獨特的飲食和烹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氣候和環(huán)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時間外，大多比較干燥寒冷，為了抵御寒冷，人們喜愛熱食熱茶。藏族最為喜愛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涼便會凝結(jié)，需要趁熱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為日常的食物，用熱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隨處可見的牛糞成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糞燃燒的火力較弱，適合燉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僅能充分激發(fā)出黑茶的香氣，使茶水更加濃郁，其過程對喝茶的人來說也是一種享受。即便在野外，覓一避風之處，用三塊石頭支起簡單的爐灶，將放入茶葉的陶壺或銅、鐵壺放置其上，點燃牛糞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驅(qū)寒消解疲勞，也能飽腹。這也是茶為藏民族所喜愛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邊茶貿(mào)易的政治、經(jīng)濟作用和意義
中國歷朝都清楚地認識到茶葉對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對宋徽宗說：“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于難得?！? 《明史·食貨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則困以病?！闭且驗椴柙诿刹氐让褡迦粘Ｉ钪胁豢苫蛉钡闹匾?，因此茶葉被歷朝中央政府視為“馭番”的工具，“視番情之向背，分別通禁”， 即通過調(diào)節(jié)茶葉的數(shù)量多寡來控制“不可一日無茶”的邊疆民族，認為茶葉對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勝過“數(shù)萬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經(jīng)表達過茶葉對維系中央王朝與邊疆民族關(guān)系重要性的看法：“朕豈為(茶)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 這就使得茶葉不僅僅具有經(jīng)濟上的商品屬性，還被賦予了重要的政治意義。對歷代中央政府來說，在某種程度上，邊茶的政治屬性遠大于商品屬性，對維系中央政府與邊疆民族之間的聯(lián)系具有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馭番”和獲取高額利潤的需要，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對茶馬貿(mào)易實行專賣制度，制定了相應(yīng)的律法和條規(guī)，并逐漸加以完善，這便是茶馬法或榷茶制度。茶馬法肇始于宋，終結(jié)于清，對維系中央政府與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之間的聯(lián)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無飲茶習俗，因此對茶葉輸出并無限制。唐代，盡管對戰(zhàn)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獻中鮮有關(guān)于以茶易馬的記載，僅有回紇兩次買茶的記錄。唐與北方突厥、回紇等民族的互市貿(mào)易主要還是用金帛換取戰(zhàn)馬。如《新唐書·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杜f唐書》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紇)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shù)萬馬”。另外，史籍中也不見唐與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馬的明確記載。
從宋神宗開始便對茶馬法加以系統(tǒng)管理，茶馬貿(mào)易全為官營，由政府設(shè)立的茶馬司管理和執(zhí)行。但隨著茶馬交易數(shù)量的增大，政府無力掌控茶馬交易的所有環(huán)節(jié)，于是便頒發(fā)茶引，茶商到官府領(lǐng)取茶引并運茶到茶馬司，然后再由茶馬司收購，茶馬司用以以茶易馬，由此開始了邊茶貿(mào)易的官商合辦。后來官頒茶引遠遠不能滿足邊疆少數(shù)民族對茶葉的需求，走私茶葉盛行，宋元兩朝關(guān)于嚴禁私茶的規(guī)定層出不窮。由于宋與北方的遼金及西夏長期處于對峙狀態(tài)，因此戰(zhàn)爭所需戰(zhàn)馬大都來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設(shè)秦州、熙州為茶馬互市之所，用來自四川的茶葉交換吐蕃的戰(zhàn)馬。
元代，長城內(nèi)外均被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統(tǒng)治范圍，作為馬背民族的蒙古族統(tǒng)治者并不缺馬，因此茶馬貿(mào)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統(tǒng)治期間不再繼續(xù)，由茶商按引納稅后將邊茶自由銷往邊疆各地。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葉，并將其與游牧民族喜愛的奶制品結(jié)合起來，創(chuàng)制出稱為“蘭膏”“酥簽”等的酥油茶和奶茶，發(fā)展了獨具特色的飲茶文化，并延續(xù)至今。元朝覆滅后，蒙古統(tǒng)治集團退回到長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實力，對明王朝形成威脅。為了防止蒙古與西番諸部結(jié)盟共同對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葉進行分化控制的辦法，同時為了取得所需的戰(zhàn)馬，建立了最為完備的茶馬交易體系。明朝政府還擴大了官商合辦的范圍，準許茶商以部分茶葉易番貨。
清初，由于戰(zhàn)事頻繁，對戰(zhàn)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備3匹戰(zhàn)馬)，仍然維持明代的茶馬貿(mào)易。其后，隨著清廷對全國的統(tǒng)一，特別是將蒙古各部納入直接管轄后，戰(zhàn)馬不再短缺，更加適宜征戰(zhàn)的蒙古馬成為清朝軍隊的首選，“西馬(西番的馬匹)既不見重于時，從前以茶易馬之制遂廢”。另外，蒙古作為清王朝重要的支撐力量在統(tǒng)一全國和維護政權(quán)中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為了籠絡(luò)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對其茶葉輸入數(shù)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對于管理和控制相對松弛的西藏卻仍然實行嚴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葉的銷藏數(shù)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羈縻節(jié)制之意” 和“佐軍儲之急”。茶馬貿(mào)易廢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藥材等土特產(chǎn)品取代了馬匹的地位，成為藏地交換內(nèi)地茶葉、布匹、絲綢、金屬用品、雜貨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過對銷藏茶葉的控制，對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區(qū)進行控制?？滴跄┠昝晒艤矢翣柌空碱I(lǐng)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歸順準噶爾，康熙五十八年(1719)議政大臣等議覆云：“至打箭爐外，最近者為理塘，遣官招撫，令營官造其所管番寨戶口清冊，配量定數(shù)，許其買運。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爐一路，當視番情之向背，分別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舉引起這些涉藏地區(qū)的恐慌，于是相繼歸附。奧地利外交官羅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紀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別指出茶葉貿(mào)易作為清政府對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清政府壟斷了茶葉之后，便將開茶市與藏民貿(mào)易當做一種特許，這種特許曾因藏民不服從而停止過一兩次。清政府將茶葉輸藏的數(shù)量維持在求大于供的狀態(tài)，以維護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權(quán)威和影響。
明清兩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葉的同時，也采取了懷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嚴禁茶葉走私的同時，對前來朝貢的藏邊僧侶、商隊等夾帶私茶出關(guān)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其次，借由開辦茶市，分利給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和寺院，達到籠絡(luò)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諭，禁止達賴喇嘛再向康區(qū)茶商征稅，免除達賴商隊的稅收。清廷還每年從打箭爐所收茶稅中，賞給達賴喇嘛茶葉2500千克、班禪額爾德尼茶葉1250千克，并運茶腳費銀10千克。此項措施既達到消減達賴影響力，由中央政府實施直接管理康區(qū)的目的，又起到了對達賴、班禪等西藏上層進行籠絡(luò)和安撫的作用。乾隆年間，清政府又在打箭爐茶稅中賞給達賴喇嘛每年白銀250千克，由西藏商隊在打箭爐取茶時一并帶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經(jīng)濟實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參與到茶葉貿(mào)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jīng)]有集市，寺院便成為茶葉的批發(fā)和售賣點，百姓和零售商販不得不受制于僧侶，喇嘛便通過這種經(jīng)濟優(yōu)勢，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在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控制力。買賣茶葉是寺院的一項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對清廷的依賴。
四、中華各民族共同參與和發(fā)展了邊茶貿(mào)易
(一)邊茶在農(nóng)牧交換和互補中的作用
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各民族共同開發(fā)了960萬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來，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發(fā)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產(chǎn)方式，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長城以南的農(nóng)耕區(qū)和長城以北的游牧區(qū)，這兩種相互區(qū)別又相互補充的經(jīng)濟文化類型，成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內(nèi)在的經(jīng)濟和文化的根源。歷史上，游牧和農(nóng)耕兩種經(jīng)濟相互依賴、互為補充，但游牧經(jīng)濟具有更大的單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區(qū)對農(nóng)耕區(qū)的依賴程度更大，這也決定了游牧區(qū)必然成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一部分。
在農(nóng)牧互補的交換活動中，茶葉起到了非常關(guān)鍵的作用。宋元以來，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間普及后，茶葉便成為剛性需求。茶葉從內(nèi)地向北往西流動的同時，來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馬匹、羊毛、皮革、藥材、麝香、砂金等土特產(chǎn)也源源不斷地輸入到了內(nèi)地，這種農(nóng)區(qū)和牧區(qū)經(jīng)濟上的交往和聯(lián)系，影響到各族人民生活、生產(chǎn)的各個部分，使得中國疆域內(nèi)的農(nóng)區(qū)和牧區(qū)構(gòu)成了一個相互依賴和補充的自然經(jīng)濟區(qū)域，這一自然經(jīng)濟區(qū)域的形成，成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和客觀條件。
(二)邊茶貿(mào)易鏈條中各民族的分工與合作
邊茶貿(mào)易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參與和創(chuàng)造的。從生產(chǎn)、加工、運輸、銷售到消費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上，我們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與合作。邊茶的生產(chǎn)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崗位，數(shù)十萬人的家庭與此相連，許多與之有關(guān)的機構(gòu)和家庭賴此為生，如茶農(nóng)、茶商、茶莊、鍋莊、背夫、騾馬出租者，茶葉制造工人、包裝工人，等等。他們有的將其作為職業(yè)，有的在農(nóng)閑時節(jié)通過從事相關(guān)工作補貼家用。
邊茶貿(mào)易所編制的龐大的貿(mào)易網(wǎng)絡(luò)，將邊疆與祖國內(nèi)地，以及中國與俄羅斯、南亞國家等廣闊的世界連接在一起。這一網(wǎng)絡(luò)有相對獨立的管理體系和交通網(wǎng)線，穿梭于其中的茶葉代理人和中間商，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區(qū)經(jīng)商的漢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業(yè)競爭和互助的要求，他們普遍以茶莊或茶號的形式構(gòu)成了自己的貿(mào)易網(wǎng)絡(luò)，并按照同鄉(xiāng)關(guān)系結(jié)成了陜幫、川幫、滇幫等團體。從事茶葉貿(mào)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區(qū)分，有“康巴娃”與“藏巴娃”;以從事商業(yè)活動和資金來源而論，一般有寺廟、土司、平民三種經(jīng)商者。藏商從批發(fā)到零售，也形成了龐大的經(jīng)銷茶葉的貿(mào)易網(wǎng)絡(luò)。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葉之路
邊茶運輸是一項長途貿(mào)易，從產(chǎn)茶地四川盆地西部邊緣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陽和湖北趙李橋，到茶葉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間道路崎嶇坎坷，要跨過無數(shù)的激流險灘，翻越雪山草甸，歷經(jīng)雨雪風霜，路途中隨時可能遭遇盜匪。茶商們利用人背馬馱的方式，絡(luò)繹不絕地一站一站將茶葉運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貿(mào)易為例，清末民國時期，雅安地區(qū)供應(yīng)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qū)的邊茶引額多為每年11萬擔，需要背夫約10萬人次，他們常年周而復(fù)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嶇山路之中。茶葉由雅安等地運至康定后，便轉(zhuǎn)賣到往來于康藏之間的以藏商為主的商人手中。這些即將運往西藏的茶葉，還要經(jīng)過第二次包裝，也就是將竹篾從茶條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適合高原牦牛、騾子馱運，這些縫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來操作。向關(guān)外運送茶葉的均為藏族牧民，他們被稱為“馱腳娃”。從康定到拉薩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時間。
從藏茶產(chǎn)地，即四川盆地西部邊緣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運輸茶葉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條，而是一個龐大的交通網(wǎng)絡(luò)。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與青藏道(甘青道)三條大道為主線，輔以眾多的支線、附線構(gòu)成的道路系統(tǒng)，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亞、西亞、中亞和東南亞。如今大多數(shù)人所熟知乃至緬懷的茶馬古道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從四川雅安出發(fā)，經(jīng)瀘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薩，線路全長3000多公里;另一條線路從云南普洱茶原產(chǎn)地(今西雙版納、思茅等地)出發(fā)，經(jīng)大理、麗江、中甸、德欽，到西藏邦達、察隅或洛隆、工布江達、拉薩，線路全長3800多公里。
在這兩條主線的沿途，密布著無數(shù)大大小小的支線，如從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線，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jīng)鄧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樹、西寧、洮州(今臨潭)的支線，由昌都向北經(jīng)類烏齊、丁青通往藏北地區(qū)的支線等。這些四通八達的茶葉貿(mào)易網(wǎng)絡(luò)把川、滇、藏地區(qū)緊密連結(jié)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勢最高、山路最險、距離最遙遠的茶馬古道。此外，還有一條從云南繞道東南亞、南亞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從茶葉產(chǎn)地西雙版納等地經(jīng)緬甸，再用海船運至印度加爾各答，從加爾各答轉(zhuǎn)火車到大吉嶺或噶倫堡，最后從喜馬拉雅山脈南麓進入西藏，這條茶道曾經(jīng)是清代至民國時期“滇茶銷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帶茶入藏：一個中華文化共享
歷史記憶的形成與意義千余年的邊茶貿(mào)易積淀了豐厚的由傳說和故事綴成的歷史記憶，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在民間，漢藏兩個民族都將藏族飲茶的歷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對此深信不疑，賦予種種美好的傳說，成就了漢藏民族友誼的一段佳話。
其實，根據(jù)文獻記載，文成公主進入吐蕃時，所帶物品中并沒有茶葉。也就是說，史實與民間“常識”之間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的形成及背后所蘊含的意義才是我們在本節(jié)所要探尋的關(guān)鍵所在。
我們通過對歷史文獻的考證，從學(xué)術(shù)的角度分析茶葉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帶入吐蕃。唐代，內(nèi)地茶葉的種植和生產(chǎn)與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較大的發(fā)展。茶葉產(chǎn)區(qū)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區(qū),擴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區(qū)。茶圣陸羽的《茶經(jīng)》記載當時的主要產(chǎn)茶地區(qū)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陜西省境內(nèi)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貴的西雙版納和遵義，東南到福建的建甌、閩溪，南到五嶺以南的廣東、廣西。其中與吐蕃相鄰的川陜一帶產(chǎn)茶的地區(qū)包括:峽州夷陵郡、歸州巴東郡、夔州云安郡、雅州盧山郡及金州漢陰郡、興元府漢中郡。在這種條件下, 茶葉流通流入到與之相鄰的吐蕃地區(qū)并非沒有可能，但當時茶葉在吐蕃并沒有普及，如果有，也僅限于唐蕃交界地區(qū)或吐蕃的上層階級和僧侶階層的極少部分。目前諸多論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帶茶入藏之事，引文出處均注明來自明代成書的《西藏政教史鑒》 此書為劉立千翻譯。1940—1943年任乃強在《康導(dǎo)月刊》連載該書校注，書名為《西藏政教史鑒》。后劉立千將書名更改為《西藏王統(tǒng)記》，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可以明確的是，漢文史料并無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記載。如《舊唐書》和《新唐書》“吐蕃傳”中關(guān)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見關(guān)于茶葉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據(jù)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統(tǒng)記》的記載，唐太宗賜給文成公主帶入藏地的嫁妝有如來像、金玉制告身文書、經(jīng)史典籍、玉片鞍翼黃金鞍、鳥織錦墊、工巧技藝制造術(shù)、四醫(yī)方藥、服飾和琵琶樂器等，但其中不見有關(guān)于茶葉的記載。目前能見到唐代茶葉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強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漢藏文書》的相關(guān)記載：“松贊干布之孫，始自中原輸入茶葉”。但是任乃強先生并未提供關(guān)于《漢藏文書》的版本詳情。不過此《漢藏文書》有可能是《漢藏史集》的另一種譯名。明代藏文史籍《漢藏史集》已由陳慶英先生翻譯出版。全書共有三處提及茶葉：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統(tǒng)”中講到藏文創(chuàng)始人吞米·桑布扎夢到文殊菩薩化身的老太婆，他們之間的談話提到茶葉;第二處是“上篇”中“茶葉和碗在吐蕃出現(xiàn)的故事”，講述了吐蕃贊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鳥口中銜來的茶葉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處是“茶葉種類”一章中對漢地茶葉種類的描述。但是這三處講的都是各種茶的藥用價值，茶對身體的治療作用?！稘h藏史集》成書于明朝宣德年間，其時關(guān)于藏地飲茶習俗已經(jīng)有了明確的文獻記載。但此書講述的公元7世紀吐蕃時期關(guān)于茶葉的故事是否真實，因所能資籍之文獻資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漢藏史集》的記載，唐代時期吐蕃已有茶葉，但應(yīng)該也并不流行，只是作為治病的良藥，并沒有作為飲品流行。
不論茶葉入藏源于何種說法，茶葉輸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規(guī)模應(yīng)該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漢藏茶馬貿(mào)易有了很大的發(fā)展，中原地區(qū)茶葉產(chǎn)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葉產(chǎn)量比唐代增長了二三倍，從而保障了吐蕃茶葉的供給，但是藏人飲茶還僅限于青藏高原邊緣地區(qū)今四川、甘肅等處涉藏地區(qū)。藏漢文獻中尚無關(guān)于衛(wèi)藏地區(qū)藏族飲茶的記載。不過，明清以后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表明，茶葉已經(jīng)成為整個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從上述史實來看，茶葉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帶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沒有形成普遍的飲茶習俗。但是，我們想說明的是，茶葉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說法真實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帶茶入藏傳說建構(gòu)的動機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樣的觀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層意義?文成公主是漢藏群眾最為熟悉的歷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傳著她的傳說，她遠嫁吐蕃的故事成為漢藏民族友誼的佳話，她把內(nèi)地的書籍、農(nóng)作物、技術(shù)和工藝帶到了青藏高原，豐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進兩個民族的交流與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種美好的事物都賦予在她身上便顯得順理成章，她匯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種種優(yōu)良品行?；诖?，人們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葉帶進了雪域高原。關(guān)于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傳說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產(chǎn)地雅安的漢族中也同樣流傳著她與茶葉的故事。2019年筆者在雅安的藏茶廠和茶園調(diào)查時，管理人員、技術(shù)人員以及茶工們每逢對我說起他們知識體系中的藏茶起源，無不以文成公主為開端。當然，這其中不乏虛構(gòu)的成分，但是他們對這些虛構(gòu)的故事深信不疑，樂于傳播，并將其當做歷史事實，不斷強化記憶和豐富故事內(nèi)容，這同樣反映出雅安的漢族群眾對藏茶所傳遞的漢藏友誼的敬仰之情。
這個出自民間，廣泛流傳于漢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與茶葉的傳說，無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歷史基礎(chǔ)和社會基礎(chǔ)。它寄托了漢藏人民對民族友誼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認同、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體現(xiàn)了漢藏兩種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過程，并演變?yōu)闈h藏群眾情感互通的集體記憶和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因而我們應(yīng)該把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傳說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話語體系，放置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語境和歷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詮釋，如果這樣來看，這種民間觀念的表達又何嘗不是一種真實的歷史事實呢!
五、小結(jié)
唐宋以來，邊茶貿(mào)易是連接和維系中原王朝與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紐帶，對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fā)展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對邊茶的作用有過精辟的評價：“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說，茶葉這種產(chǎn)量高、易于生長、價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葉”，卻在加強與邊疆民族的關(guān)系中發(fā)揮了最大的功效。邊茶之于歷代中央王朝都有著經(jīng)濟和政治兩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經(jīng)濟方面，邊茶起到了農(nóng)牧互補的作用，用以交換內(nèi)地缺乏的馬匹、藥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與此同時，茶稅也成為國家財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在政治上，邊茶有著“以茶馭番”的功能，歷朝中央政府通過調(diào)節(jié)茶葉輸出的數(shù)量對邊疆民族進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強中央政府與邊疆民族的聯(lián)系。同時，邊茶還間接地充當了農(nóng)耕與游牧兩種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紐帶。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為例，他們飲食生活中有四個主要的食品，分別是糌粑、肉、茶葉和酥油，在這四項中，唯有茶葉需要從內(nèi)地輸入，其種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內(nèi)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過對茶葉壟斷，從數(shù)量的調(diào)控實現(xiàn)對青藏高原的控制。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那種物品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邊茶貿(mào)易作為中原王朝用漢地茶葉換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種商業(yè)活動，貫穿了宋以來中國歷史的每個階段。在延續(xù)千年的邊茶貿(mào)易過程中，圍繞邊茶的生產(chǎn)、加工、運輸和銷售，各民族自覺或被動地參與其中，在各個鏈條和環(huán)節(jié)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商貿(mào)活動。
維系一個共同體的基礎(chǔ)，就是由共同的記憶、共同的經(jīng)歷和共同的故事所構(gòu)成的為全體成員共享的符號、信仰與價值觀，這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傳承、發(fā)展的社會基礎(chǔ)和整合機制。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要理解這個過程，就不能簡單地只靠文獻記載的“歷史事實”，還要從具體的民間日常生活中去尋找答案。內(nèi)地與邊疆、漢族與周邊民族之間的關(guān)系，除了文字記載的“大事”外，更多地體現(xiàn)在如小小的茶葉這樣不起眼，但又無處不在的，與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具體的物資交流之中。千百年來，朝代更替與世事變幻不斷，但邊茶貿(mào)易卻從未中斷。在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的前現(xiàn)代社會，物資交流的意義十分重要，即使一個人從來沒有離開家鄉(xiāng)，沒有機會見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來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卻傳達了關(guān)于另外一個世界清晰的信息，通過茶葉的生產(chǎn)、流通和消費的具體環(huán)節(jié)與體驗，產(chǎn)地與消費地之間不同文化、不同區(qū)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們被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些素未謀面，一生中可能也不會相見的人們，被納入茶葉構(gòu)成的貿(mào)易體系，結(jié)成了一個利益相關(guān)的有機體。與歷史上民族之間、政權(quán)之間的對立、沖突相比，茶葉帶給人們的是和諧、和平和友誼的美好記憶，是彼此間互助互惠、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具體呈現(xiàn)，是各民族資源共享、分工協(xié)作的結(jié)果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義的記憶載體和共享符號。
以茶葉為紐帶，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賴、守望相助，結(jié)成了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梢哉f，邊茶的歷史，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各民族交往交融的歷史，它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論述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tǒng)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jié)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jīng)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jié)統(tǒng)一的內(nèi)生動力?！?/p>
來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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