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華茶文化發(fā)展長河中承上啟下、創(chuàng)新發(fā)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宋代“點茶法”在中華茶飲文化中獨樹一幟;宋代茶制利于軍備并刺激了經濟的發(fā)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華茶文化重教崇德傳統(tǒng);宋代全面開啟了中國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為后世留下了眾多的茶文學藝術珍寶，成就了中國茶器具文化的美學高峰，創(chuàng)造了宋茶文化促進中華民族融合的奇跡。當今，我們應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華，傳承其優(yōu)秀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氣質為當代發(fā)展所用，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和”韻，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會和諧，增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tǒng)一，擴大對外開放;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德”韻，弘揚中華茶道文化和傳統(tǒng)美德;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雅”韻，共筑文化供給側精品化和大眾化共同繁榮的新格局;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新”韻，鼓勵解放思想、求真務實、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
關鍵詞 宋茶文化 歷史貢獻 宋韻文化 當代價值
在幾千年歷史中創(chuàng)造和延續(xù)的中華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傳承優(yōu)秀的文化基因，創(chuàng)造強大的文化力量，是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的必備條件。
茶，源于中國，走向世界，為人類健康和文明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博大精深的中華茶文化始終與中華文脈息息相通、休戚與共，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標識。宋茶文化在中華茶文化發(fā)展長河中承上啟下、創(chuàng)新發(fā)展，在轉型繁榮中形成了獨特鮮明的特色，不僅對中國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對日本的茶道、韓國的茶禮等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宋茶文化與宋韻文化氣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揚棄中挖掘和發(fā)現(xiàn)宋茶之韻在今天和未來發(fā)展中的寶貴價值，并通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為國家強盛、社會進步、文化發(fā)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貢獻，這是我們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韻文化，傳其精華流韻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歷史貢獻
唐代陸羽《茶經·六之飲》記載：“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滂時浸俗，盛于國朝，兩都并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薄杜f唐書·李玨傳》有“茶為食物，無異米鹽”的記載，說明唐代茶于民眾生活已日益重要，這與宋人所謂“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同出一轍。至宋，飲茶之風風靡全國，連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統(tǒng)治下的民眾也深受影響。在茶葉生產上，不僅技術有了很大進步，而且同其它經濟作物生產一樣，出現(xiàn)了很多專業(yè)園戶，進行面向市場的商品生產和經營。其時的茶飲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學藝術等也隨之豐富和繁榮起來，并且滲透到思想學術、宗教信仰、生活生產習俗中來，從而使宋茶文化蔚為大觀。故此，中華茶文化發(fā)展史上一直有“興于唐、盛于宋”之說。(一)宋代“點茶法”在中華茶飲文化中獨樹一幟
人類用茶，從實用上升至文化，從吃茶開始(當食物、藥物吃)進而到喝茶(當湯藥、飲料喝)、品茶(當審美對象來品鑒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顧。先秦兩漢用的是“羹飲法”，即將茶餅或鮮葉搗碎后再拼入各種調料、食物，“和烹而飲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飲”依然流行，同時煎煮的清飲開始得到重視，陸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沖泡茶葉的方法也開始露頭。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眾多的制茶方式中脫穎而出，從此“全葉沖泡法”成為中國茶飲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點茶法”，正處于中國茶飲發(fā)展史承上啟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點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經碾茶、羅茶(以羅細篩)、候湯(燒煮用水)、熁盞(熏烤茶盞預熱)，然后點茶，宋徽宗《大觀茶論》還將點茶細分為七個步驟。點茶法始于民間，是多種茶飲方法中的一支，而經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錄》中詳加介紹之后，很快在民間廣泛流傳。之后，宋徽宗《大觀茶論》再度詳解點茶法。于是，末茶沖點飲法迅速成為宋代茶飲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國茶藝的一大高峰。
宋人審美的精致，還進一步反映在點茶中的“分茶”技藝。唐代的“分茶”就是將煮好的茶湯讓大家分而飲之，也稱“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漸演化為在點茶過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撥弄、用湯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圖案，猶如在茶湯上作書畫，大約是宋人書畫情節(jié)在茶藝上的一種延伸吧。
宋人還將“斗茶”普及開來。宋人斗茶不僅是茶葉品質的比賽，更是點茶技藝升級版的比賽。點茶是一種茶飲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點茶技藝的比拼，是游戲時或正式比賽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藝的高下。北宋陶榖《清異錄》卷下記載：“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茶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幻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彼未胺植琛迸c前代傳下來的“茶百戲”之間是否存在傳承創(chuàng)新關系，需作進一步研究，但它們確有異曲同工之妙，其賞心悅目的游藝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點茶”“分茶”“斗茶”，是將茶飲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實用和審美兼得的一種方式，彰顯了茶藝活動的趣味性和生動性，在當時非常盛行普及，連邊境內外的少數(shù)民族包括遼、金的茶飲方式都深受影響，習而用之。
宋代茶飲和茶藝之盛也促進了茶館業(yè)之興，這突出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茶館數(shù)量大增，經營方式有了新的突破，靈活多變，出現(xiàn)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獻茶成為茶肆的行規(guī)。為了贏得豐厚的商業(yè)利潤，甚至有專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還主動送茶上門服務，有的還引入歌賣以招徠顧客。他們通過專業(yè)化分工提高服務和管理水平，通過熱情周到、細致入微的服務留住客人, 通過行會組織實現(xiàn)茶館的規(guī)范化管理。據(jù)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時開封城內的鬧市和居民聚集之處，各類茶坊鱗次櫛比。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也表現(xiàn)了北宋東京茶樓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圖景。而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城內茶肆，“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寶擂茶、馓子、蔥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向紹興年間，賣梅花酒之肆，以鼓樂吹《梅花引》曲破賣之，用銀盂杓盞子，亦如酒肆論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館硬件設施的建設，裝飾頗為精致典雅，并對飲茶環(huán)境的雅靜有著非常高的要求。“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薄敖裰杷粒谢?，安頓奇松異檜等物于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歌賣，止用瓷盞漆托供賣，則無銀盂物也”，烘托出茶館的藝術氛圍。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遠比現(xiàn)在豐富，其時茶館的功能主要有三種：(1)人們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動的重要場地;(2)除了作為行業(yè)聚會場所外，還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們在此溝通信息的交流空間和社交場所;(3)聽書、看戲、放松、休憩的休閑娛樂空間和教坊習藝場所，例如“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髏茶坊”，這“一窟鬼”“朱骷髏”就是說書人經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話題題目，并結合題目組織相應說書活動，由此可以想象這些茶肆兼有聽書的特色。由此可見，宋代是中國茶館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國茶館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質，成為大眾性、娛樂性、開放性、包容性的結合體，其風貌和傳統(tǒng)一直影響到現(xiàn)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軍備并刺激了經濟文化的發(fā)展茶葉在中國古代除了是上到皇親國戚下到尋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還是茶區(qū)百姓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茶葉又是重要的軍需物資、茶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時期還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納貢物品，因此歷朝歷代都很重視用法令、政策對茶葉生產和流通進行嚴格管控。宋朝從開國之初就高度重視通過建章立制加強對茶葉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壟斷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證皇親國戚、大小官員享用或賞賜優(yōu)質茶品的貢茶制度，使得宋代產茶從質量到數(shù)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規(guī)制度，對自己是易馬以充軍備、生產之用，對外則希望起到削弱敵方軍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時期西夏對宋發(fā)難時，使西夏“飲無茶”也成為停戰(zhàn)議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貢茶、茶馬互市等茶制是為了加強朝廷的政治集權、經濟控制，對茶農、茶商都是加重了盤剝，但客觀上也起到提升茶葉品質、刺激茶葉生產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親國戚、文武官員對茶文化的消費，一方面對茶藝樂此不疲，另一方面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詩詞書畫，對宋代經濟和文化的發(fā)展都有促進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華茶文化重教崇德傳統(tǒng)
“茶道”用語始于與陸羽亦師亦友的詩僧皎然，而具有哲學意義的茶道思想體系的形成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國茶道以茶的物質生產和生活為基礎，進而上升為文化的、社會意識的方方面面，如科學技術、文學藝術、道德倫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間信仰等，再進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為“道”，也就是哲學層面了?！疤烊撕弦弧笨床枰埠?，“精行儉德”看茶也好，都是中華茶道茶哲學的內容。
哲學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礎。中國古代哲學最發(fā)達的部分是人生哲學，倫理學和思辨學又是其中的重點。儒家的重心幾乎都放在倫理上，思辨也多是對倫理的思辨，家國治理用的理論和方式也是倫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闡釋。道家的重心放在對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國化的佛家，將人生和倫理放大到眾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來生)，再用思辨駕馭。宋朝統(tǒng)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樹儒學領導地位，同時力納佛道于一體。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觀念上同樣受其深刻的影響，賦茶以德喻人德，賦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過程比喻人生，而詮釋“德”“性”“人生”的重點仍是倫理內容，而且常常將佛道思想融合其中。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體現(xiàn)。
宋代文人將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將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強至更是首倡“茶德”，針對當時“茶生天地間，建溪獨為首。南土眾富兒，一餅千金售。公立須南官，好居眾富右。俸錢未到門，已入園夫手。買藏惟恐遲，秘之逾瓊玖”的奢靡現(xiàn)象，他感嘆道：“茶品眾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須清泠泉，性若不容垢?！闭f的雖是茶品、茶德、茶性，實際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結論說：“古若有此茶，商紂不酣酒。”把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國政德的高度，將茶和人生哲學、道德倫理結合起來，將飲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賦茶以教化功能，這在宋代是極具代表性的。還有一個典型的例證，那就是司馬光與蘇軾兩位大師對茶與墨兩種本不相關的物質進行了一場充滿智慧的對話，將茶茗哲理化、人格化，這就是中國茶文化史上一個著名的典故“茶墨論”，深深拓展了兩物的哲理境界，其別開洞天的哲理觀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與人道的高度統(tǒng)一。
同時飲茶、品茶、玩茶畢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悅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悠然淡忘歸，于茲得解脫”，又是一種超脫塵世、心歸自然的道家態(tài)度了。而“夜啜曉飲俱絕品，心源何處著塵?！?，已是禪意濃濃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宮觀，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觀茶論》序言中表達他的茶思想的內核是“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沖淡簡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碧岢凡璧木窬辰鐬椤扒?、和、淡、潔，韻高致靜”，儼然是以一種道家態(tài)度來看待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這種思想，用于識茶自然不錯，用于治國便顯消極，已經游離儒家軌道了。
中國茶文化飽含儒家思想內涵自不必說，也在與佛教、道教乃至民間信仰中的密切關系中汲取了大量營養(yǎng)。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處，僧人、道士在寺觀周圍種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腦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訪客，四可打理寺觀經濟，將富余的茶換取廟觀之資。許多地方名茶由此產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時人追捧。武夷沖佑觀是南宋名道觀，培育制作武夷茶，終成氣象。僧道出家人在傳教之外，又往往成為茶藝茶道的傳習人。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第二次任職杭州時去游西湖壽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謙師，特意從南屏山趕去為他設茶。他再次目睹謙師爐火純青的點茶技藝，品味了回味無窮的茶湯，寫下《送南屏謙師》詩：“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臺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xù)《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眳莿t禮《同李漢臣賦陳道人茶匕詩》記錄了北宋宣和年間已盛行用茶筅點茶,但陳姓道人仍用茶匙點茶，吳則禮由衷贊嘆其高超的茶藝：“諸方妙手嗟誰何，舊聞江東卜頭陁。即今世上稱絕倫，只數(shù)錢塘陳道人。宣和日試龍焙香，獨以勝韻媚君王。平生底處虀鹽眼，飽識斕斑翰林碗。腐儒慣燒折腳鐺，兩耳要聽蒼蠅聲?？嘣鉁炞髂拢唤糖拘?。豈如公子不論價，千金爭買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鈐錘，種種幻出真瑰奇。何當為我調云腴，豆飯藜羮與掃除。個中風味玉高徹，問取老師三昧舌?！?/p>
在宋代，茶不僅成為寺觀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會成為佛道傳教的媒介，佛教會舉辦助緣傳道的“茶湯會”，道教會利用茶館茶肆作為顯現(xiàn)神跡的場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會茶敘與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別是佛教，“茶禪一味”成為傳統(tǒng)，不僅有趙州從諗禪師“吃茶去”的法門，有的還列入宗門規(guī)式，如寫入叢林制度的《百丈清規(guī)》。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釋道和民間信仰的思想內容，不僅對茶文化推廣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更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至明清時期，宋代這種融入世間生活、賦予世俗以形而上意義的茶飲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會。
(四)宋代全面開啟了中國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國茶文化成“學”，自唐代陸羽《茶經》始?！恫杞洝肥遣鑼W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從茶的產地到茶的生產、效用、品飲、器具，再到茶的史料、當時的茶葉地理等等，收集、闡釋之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開啟了系統(tǒng)研究茶學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為開山經典。至宋代，著茶書之風愈盛，遠超唐代(12種，完整傳世4種;宋代30部，完整傳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葉生產、消費大增，產區(qū)已近70郡，國家重視、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廣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農業(yè)的專業(yè)種植和商品化程度大為提高，農學隨之發(fā)達，也刺激和帶動了茶學的繁榮;三是上層示范帶動，宋徽宗趙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對飲茶著書立說的皇帝。“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币淮笈吖僦爻疾粌H嗜茶，而且?guī)ь^著書立說，如丁謂《北苑茶錄》、蔡襄《茶錄》、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東溪試茶錄》、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趙汝礪《北苑別錄》、黃儒《品茶要錄》、劉異《北苑拾遺》、呂惠卿《建安茶記》、唐庚《斗茶記》、葉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錄》、審安老人《茶具圖贊》等。無疑，這些文人士大夫對茶文化的傳承發(fā)展和解讀，自然會給茶注入他們的審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豐富了茶的精神內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導了社會風尚，深刻影響著后世茶文化的發(fā)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國茶文化發(fā)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東溪試茶錄》在我國茶葉史上第一次對北苑茶樹進行了科學的、詳細的分類，有白葉茶、甘葉茶、早茶、細茶、糟茶、晚茶、叢茶7個品種，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劉承珪等編纂的《茶法條貫》，選錄宋初以來有關茶葉詔令297篇，是中國最早一部成典茶法?！墩筒璺ā肥俏覈酥潦澜绮栉幕飞贤暾４嫦聛淼淖钤缫徊坎枵ǖ?。紹興二十年(1115年)韓仲通等主編的《紹興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曠世茶法大典，全書105卷，匯編有關法律條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帶頭撰寫茶書有力地推動了茶生產的發(fā)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僅利在當時，而且極大地影響了后世。這些茶書保存了宋代點茶分茶技藝和北苑貢茶生產工藝這樣當時獨有的極其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后世的活態(tài)保護和重現(xiàn)提供了詳盡的資料和依據(jù)。開啟了茶制茶法類著作進入茶文化領域的大門，拓寬了茶文化研究領域，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和資料的參考。宋代茶書保持多元、嚴謹、精細的文化特點，重獨創(chuàng)，自成體例，不襲唐人，也不循時人;重“入世”，不脫離社會坐而論道而是將茶文化與社會文化互為參照，緊密結合，所呈現(xiàn)的學術獨立和聯(lián)系實際的精神為后世所景仰。
(五)中國茶文化的宋代審美為后世留下了眾多的文學藝術珍寶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榮的時代。在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們不僅主持茶業(yè)生產，為茶著書立說，而且熱衷茶飲，精研茶藝，謳歌茶文化，寫下了無數(shù)關于茶文化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眾多膾炙人口的詩詞篇章，給后人留下了珍貴的茶文化藝術瑰寶。錢時霖等《歷代茶詩集成》共收錄宋代茶詩5297首(唐代茶詩665首);現(xiàn)存茶詞始見于蘇軾，此后有黃庭堅、舒亶、秦觀、毛滂、周紫芝、趙鼎、張孝祥、吳文英、張炎等70余位詞人都曾作有茶詞，共計514首。這些詩詞題材廣泛，涵蓋了幾乎所有的茶文化內容;名家眾多，大多數(shù)詩詞名家都寫過茶詩詞。因茶具有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屬性和“天人合一”內在聯(lián)系，所以往往成為宋代詩詞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論人說事況物釋典，無所不至。宋代的茶生產、茶生活、茶事、茶藝、茶會具有歷史獨特性，歐陽修《嘗新茶呈圣俞》《雙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與和甫》、丁謂《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懷》、王禹偁《龍鳳茶》、蘇軾《汲江煎茶》《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龍焙》、黃庭堅《品令·詠茶》《煎茶賦》、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觀《茶》《滿庭芳·茶詞》、梅堯臣《南有佳茗賦》《聞進士販茶》、吳文英《水龍吟·惠山酌泉》、楊萬里《澹庵坐上觀顯上人分茶》、陸游《聽雪為客置茶果》、劉過《臨江仙·茶詞》等茶詩詞歌賦則生動地記錄了這些飽含豐富、珍貴的文化遺產。有學者認為，“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學在體裁上有所出新，在內容上更為豐富，在內涵上有所發(fā)展?！薄拔娜耸看蠓騻儗⒉杼釤挒橐环N高蹈脫俗的詩學意象，用茶來抒發(fā)政治理念以及對社稷蒼生的關切與閔懷，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養(yǎng)性、鍛鑄靈魂，超越生存的困境與悲哀。中國傳統(tǒng)‘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詩中得以彰顯和進一步升華。”由此我們可以說，唐五代是中國茶文學的興盛時期，而宋代則是中國茶文學的巔峰時期。宋代書畫藝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輩出，茶文化同樣成為書畫家們筆下生輝的對象。北宋書壇四大家蔡襄、蘇軾、米芾、黃庭堅都有茶書法杰作;南宋陸游以詩名著稱，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經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將茶飲上升到品賞文創(chuàng)的層面，點茶、分茶、斗茶之風盛行。一些宋代著名書畫家都留下了珍貴的茶書畫名作，流傳至今的茶事書法、繪畫珍品就有蔡襄楷書《茶錄》《精茶帖》、蘇軾行書《啜茶茗》、蘇過行書《建茗帖》、黃庭堅《奉同公擇尚書詠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趙佶《文會圖》、劉松年《盧仝烹茶圖》《攆茶圖》《斗茶圖》《茗園賭市圖》，以及宋元之交錢選《盧仝煮茶圖》《品茶圖》，這些都是我國茶文化的重要藝術品。宋代壁畫墓中也有不少表現(xiàn)茶題材的生活圖景，內容主要可以分為茶具、備茶、奉茶、宴飲和祭祀供奉五類。有學者認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繪畫過程中對茶文化的引入較少，沒有確切的體現(xiàn)出茶文化的意義以及情感，而宋代則是在這一基礎上，很大程度地將茶畫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創(chuàng)新。他們在繪畫的過程中，以茶香、茶桌、飲茶器具等相關物品作為整幅畫的繪畫主題，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繪畫領域中如此盛行，這與宋代君王對茶文化的重視程度與喜愛程度是分不開的關系?！绷硗猓谒未≌f、戲曲、民間故事和諺語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現(xiàn)，無茶則無文，成為宋代茶文化的一個奇觀。
宋 劉松年《攆茶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韻成就了中國茶器具文化的美學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產、飲用而生。最早記錄茶具的文獻是西漢王褒的《僮約》，“武陽買荼”“烹荼盡具”短短8個字，卻在茶的文獻史上珍貴無比，因為這是中國也是世界最早書面記錄茶葉買賣和專門茶具的茶文化文獻，說明至少在西漢時期茶飲已成風尚、茶器具已從其它共飲器中分離出來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經相當完備，陸羽將之劃分為兩大類：一是具，是茶葉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種器具。后代講茶器具，因生產用具太龐雜(特別用機器生產之后)，已經不含在內了，討論茶器具基本是在狹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又因為茶飲文化包括茶藝的內涵有很大的發(fā)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壺、茶盞(杯)、茶桌(臺)擴展到配合茶飲茶藝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寵、布景(擺件、掛件等)，成為一個非常豐富多元的體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發(fā)展成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舊聞》說當時茶具“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特別是因瓷器技藝高超、審美高雅而譽滿天下，故也被稱為“瓷的時代”。宋代對文化的推崇和工藝美術極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榮，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飲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風行，反過來也促進了瓷器生產和美學的提升。宋瓷窯口數(shù)量多、分布廣，先后以八大窯系為代表，北方四大窯系定窯、鈞窯、磁州窯、耀州窯，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窯系越窯、建窯、龍泉窯、景德鎮(zhèn)窯，各領風騷。未列入八大窯系的北方汝窯和南方吉州窯其實并不遜色，汝窯采定窯印花、越窯釉色之長，力拔頭籌，后躍居五大名窯之首;吉州窯有玳瑁紋、剪紙紋、鷓鴣斑等顯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將樹葉與瓷釉融合燒制，高溫后葉脈清晰完整，如在枝頭。總之，宋代瓷窯燒造的茶盞造型各異，刻花印花，爭奇斗勝，都體現(xiàn)出茶文化對茶具窮極工巧的要求，具有極其高雅的美學韻味和藝術享受，是中國瓷器史上實用與審美完美結合的典范。
文化消費和藝術審美永遠呈現(xiàn)的是高端引領。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觀念;器，保證皇宮需求的“官窯”和滿足社會需求的“民窯”(精品也有進貢的)，既各守其責，又相互輝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榮和美麗。宋以前沒有官窯，只有貢品。宋朝最初進貢的是定窯精品，后嫌“芒口”(口沿無釉露芒)而改用汝窯，還有景德鎮(zhèn)的青白瓷，其它越窯、耀州窯、龍泉窯(最著名的是哥窯、弟窯)等也都有精品進貢。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窯燒制，這才有了名副其實的皇家窯口——官窯，產品身份也同其它貢品有了區(qū)別。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產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殺出黑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還是茶局攪動了瓷局，黑釉茶盞的好處一是迎合了點茶、分茶、斗茶意趣，盞釉之黑充分襯出茶沫之白，更能凸顯白沫上巧做的圖文;好處之二是其粗厚，點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盞”，就是通過熏烤給茶盞預熱，粗厚就有了保持溫度的優(yōu)勢。最熱門的是建盞，皇帝喜歡，大臣追隨，民間熱捧，成為中國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實，南方的吉州窯、北方的耀州窯、磁州窯也都有黑釉茶器生產，也頗受時人歡迎。宋代海外貿易興起，也進一步刺激了瓷器生產。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當時日本、高麗的喜愛，對日本茶道、高麗茶禮和所用茶器具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宋代的審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質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銅、金銀、琉璃、玉石、瑪瑙等等，或承繼前朝，或變化創(chuàng)新，發(fā)揮各自的實用和審美功能，但在宋朝這樣的“瓷的時代”都無法成為主流，只能起到眾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創(chuàng)造了促進中華民族融合的奇跡
宋代是多民族政權對峙并立的時代，北方先后面臨遼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擾，但一面是交手交鋒，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與宋朝和平相處，所以宋代又是一個進一步向中華民族大融合發(fā)展的準備階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發(fā)揮了特殊的、政治和軍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葉貿易的邊境市場，是中華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馬互市滿足了宋朝強軍備馬之需，也滿足了邊境少數(shù)民族的茶葉需求，中間雖有因官吏腐敗引發(fā)過一些矛盾，但總體上取得了減少戰(zhàn)爭、發(fā)展經濟和保持邊疆和平的成效。發(fā)揮同樣作用的還另有榷場互市，也是官府主導的茶葉與民族地區(qū)的互補性商品貿易，受到各方重視?？傊?，從政治方面來說，通過茶馬貿易，既能增進漢族與游牧區(qū)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相互團結，又能推動畜牧業(yè)及茶葉的進一步發(fā)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于此后形成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遼宋兩國共存165年,相互間的關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時和時戰(zhàn),后期基本和平相處。遼人特別喜愛茶葉，在兩國關系好時，榷場開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潤都很高;交惡時榷場關閉，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間來往也有數(shù)量不少的賞賜、饋贈;無論何時，茶都是主角。茶對于聯(lián)系遼宋兩國之間的經濟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橋梁作用。
茶在宋夏關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葉逐漸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為所欲之物”的地步。兩方時戰(zhàn)時和，茶葉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滅遼和北宋之后迅速漢化，榷場貿易和場外走私都曾早嚴苛管控，但戰(zhàn)火和嚴法都阻擋不了茶葉流通，因為金朝已是漢人大半，無論是漢人，還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經融入到他們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國可能不像北方的遼夏金一樣常因惡劣氣候的威脅和生活物資的匱乏而南下攻戰(zhàn)搶掠，加上文化漸變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詔那樣對中原虎視眈眈，而是一直采取與宋交好的政策，兩國積極開設茶馬互市，民間貿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穩(wěn)定的狀態(tài)，茶依然是兩方友好往來、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傳播深刻影響了世界
宋代因為在陸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圍，對外貿易由陸路為主轉為海路為主，除了官方鼓勵海外貿易以外，造船業(yè)、絲織業(yè)、瓷業(yè)、茶業(yè)等都很發(fā)達繁榮，也為海外貿易創(chuàng)造了條件。中外茶葉貿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跡，遍及東亞、東南亞，甚至遠及中東、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傳播從唐代已經開始。日本至今仍將留存于本國各個時期的中國古代文物統(tǒng)稱為“唐物”。但獨具特點的日本茶道，卻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響(包括茶飲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發(fā)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榮西在1168年和1187年兩度到天臺、慶元府(今寧波)、臨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廟學習佛學，回國時將宋代盛行的點茶法以及茶籽帶回日本，還寫了一部《吃茶養(yǎng)生記》，大大推動了日本的飲茶之風。日本禪僧從徑山引入日本的不僅是禪宗的臨濟宗楊岐派的禪法，還有對日本產生深遠影響的茶道。前有日僧圓爾辯圓(1202—1280)初上徑山拜謁時，不僅從無準師范(1178—1249)那里學習了佛法，還把徑山寺茶宴帶回去成為日本始祖。后來虛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禪茶一味，為日僧南浦紹明(1235—1308)傳授了中國的茶葉種植、炒制、烹煮和品茶問禪等法，成為日本最有影響的禪宗大師。南浦紹明于1259年到杭州凈慈寺、徑山萬壽寺學佛，帶回《禪苑清規(guī)》等中國典籍和數(shù)件中國茶器具，將中國佛門茶禮引入日本，對日本寺院茶禮產生很大影響;帶回國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劉元甫著的《茶堂清規(guī)》，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對日本后來形成的茶道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宋朝和高麗國之間茶文化的傳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擾中斷40年以外，均保持較為經常的關系。高麗雖也產茶，但高麗國人更喜歡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競出使高麗，徐競細心觀察高麗的山川形勢、民情風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儀禮、往來通道等，寫出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一書，從其中記錄的高麗國點茶法和茶禮、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麗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響，“(高麗)土產茶味苦澀，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并龍鳳賜團。自賜赍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邇來頗喜飲茶。益治茶具，金花鳥盞、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效中國制度?！闭绺啕愄妗队栆返谒臈l所稱：“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边@里的“唐風”和日本一樣，并非專指唐代風物，仍是對中國風的通稱。
二、從宋茶文化看宋韻文化的當代價值
宋茶文化為我們留下了久遠的茶香、悠長的文韻，也賦予我們挖掘遺珍、保護遺產的責任，同時還激發(fā)我們對其當代流韻、當代價值的深入思考。
當代中國正重振大國雄風，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氣風發(fā)地從全面小康社會向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偉大目標邁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fā)展繁榮為條件。生長在封建社會轉型時代的宋茶文化創(chuàng)造了流芳百世的輝煌，也銘刻了不幸歷史的局限。如何在揚棄中吸收其精華、傳承其優(yōu)秀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氣質，讓這樣的宋韻文化為當代發(fā)展所用，我們在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和”韻，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會和諧，增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tǒng)一，擴大對外開放。
“和”向來被視為修身齊家治國的核心準則，內心和善、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內涵極其豐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納包容，具有強烈的集大成意識，無論是總結前人文物典章制度，還是系統(tǒng)整理本朝史實文獻，或是編修各種規(guī)范“法式”，無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標志是新儒學的建構，特別是其中的理學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最為精致完備的思想理論體系。宋代樹立儒學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盡量融合吸納，使儒學具有更廣泛的思想和受眾基礎，使精致細膩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興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階層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會安定和諧。
在大中華版圖上,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宋結束了“五代十國”之亂，實現(xiàn)了國家基本的統(tǒng)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疆問題，與遼、西夏、金少數(shù)民族政權先后并立而存,實行的政策是以和為主、和平為先，雖有交鋒，更有交流交融，為后來的大一統(tǒng)中國打下了過渡性的基礎，其功不可小覷。特別是在這一時期,宋朝雖然在地理版圖上縮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圖上卻極大地擴展,不僅影響了并存的遼、西夏、金、元諸民族的文化文明發(fā)展,也深刻影響到朝鮮、韓國和日本。在茶越來越多地成為邊疆各民族以及周邊國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對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中,茶相對于絲綢與瓷器后來居上,自宋開始的海上茶、絲、瓷同行之路，極大地影響了世界，也同時反哺了自己。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弘揚茶和天下精神，借鑒宋茶“走出去”的經驗，對于我們強化華夏文化認同，增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tǒng)一，擴大對外開放，走好“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豐富的思想營養(yǎng)價值和深刻的歷史經驗參照。
以外交為例。習近平主席善于將茶文化應用于國際邦交，不僅在訪問俄羅斯、法國、比利時、巴西、斯里蘭卡、印度、英國等國家時以茶文化巧說外交關系，還開辟了茶敘外交的新境界，用茶敘方式會晤外國重要領導人，充分展示了協(xié)和萬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構建世界命運共同體的擔當，有力地推進了和平外交的進程。
以民族大團結為例。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兒女，雖然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各顯特色，但飲茶用茶成為同根同脈的一大標識，自古亦然。特別至當代，漢茶邊(邊疆少數(shù)民族)飲、邊茶(黑茶)漢飲情況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進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進民族大團結，茶文化能夠彰顯出它獨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德”韻，弘揚中華茶道文化和傳統(tǒng)美德。
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經驗，也是時代贈予我們的警語。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現(xiàn)是極重“德治”，雖有用“存天理，滅人倫”“三綱五常”等思想理論培植封建順民的消極作用，但也有激勵愛國情懷、民族氣節(jié)，尊崇德行修養(yǎng)的積極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豐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響。中華茶道至宋，形成了濃厚的人格化特點，將唐代陸羽“精行儉德”思想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強調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講茶品、茶德、茶性，實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連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傳統(tǒng)禮儀和民俗習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內容，賓主設禮，非茶不交。人們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贈友、以茶孝親，這些都是以敬茶之禮，揚天人之德，彰心靈之美。今天，當建設美麗中國、追求美好生活成為新時代主題的時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從宋茶文化中提煉出“德韻”精華，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為樹人立國而凝神鑄魂，其作用和意義，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當代，繼承了重德崇教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既發(fā)揮茶助身體健康的作用，又強調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從茶的干凈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飲、茶藝的清雅、清和標準，再上升到茶道層面的清靜、清心、清平等生活態(tài)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從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禮敬功能，進而表現(xiàn)對自然、天道(規(guī)律)的敬畏之心，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良性循環(huán)的追求向往，又從敬茶等茶生活出發(fā)，來表現(xiàn)互敬和諧的人際關系。浙江各地廣泛開展并走向全國的茶文化“五進(進機關、學校、企業(yè)、社區(qū)、家庭)”活動，在科學傳播健康飲茶知識的同時，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各有側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進機關,彰顯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凈干事的特色,鼓勵的是揚清棄濁、勤政廉潔的風氣，培養(yǎng)的是敬畏人民、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進學校,與“育人為本，全面發(fā)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引導師生以茶文化的禮敬、和美內容，培養(yǎng)尊師愛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養(yǎng);茶文化進企業(yè),可以傳播“茶道”“商道”皆以“和”為文化理念，講求誠信、和氣、互惠，結合現(xiàn)代企業(yè)文化建設,呈現(xiàn)德行天下、義利并重的風貌，培植誠實守信、愛崗敬業(yè)的風氣;茶文化進社區(qū),可以結合和諧社區(qū)建設,彰顯“和美心靈”“和諧社區(qū)”特色，密切鄰里關系，促進人際交流，增強社區(qū)居民的凝聚力和歸屬感，營造相知、相助、團結、文明、和睦的社會關系;茶文化進家庭，以健康生活促進家庭和美，以禮敬文化促進家庭和睦，特別是讓孩子從小就會喝茶、會泡茶、會用茶禮敬長輩，對他們一生的修身養(yǎng)性、涵養(yǎng)君子之風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雅”韻，共筑文化供給側精品化和大眾化共同繁榮的新格局?！把拧笔俏幕a品的根本性標準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應該“雅量”滿滿?！把湃ぁ奔锤哐湃の叮瑢α⒚媸堑退兹の?，與形式有關但絕非等同，決定性的仍然是“內容為王”。比如，在文學作品中，“雅詞”也可以暴露出低級趣味，“俗詞”也可以表現(xiàn)高雅情操，繪畫、雕塑、音舞、工藝等等，皆是如此?！把帕俊眲t是寬容、包容文化產品的多樣性，鼓勵創(chuàng)新。文化產品供給既要有促進提高的任務，也要有促進普及的任務;既需要“陽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飲、茶器具、茶文藝都呈現(xiàn)了精致化和大眾化并行不悖、相輔相成、輝映成趣的局面。龍團鳳餅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層引領風氣和大眾飲用方便相結合;點茶、分茶、斗茶互動，飲茶、玩茶、賞茶結合;茶器具五大名窯貢品和南北上千窯口并肩，官窯和民窯相結合;茶文學藝術和茶民俗習俗互補，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結合;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巔峰時代。今天，中國社會已進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現(xiàn)代化闊步前進，在人們物質生活有了極大進步的時候，精神生活的滿足和提高顯得尤為緊迫，從宋茶文化的文韻、藝韻、器韻等中提煉出“雅韻”，并以“雅量”帶動“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為大眾提供更多更好的“有營養(yǎng)長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進文化建設，共同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融匯時代精神去創(chuàng)造當代文化的新優(yōu)勢。
(四)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新”韻，鼓勵解放思想、求真務實、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
伴隨著時代轉型和內憂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圖發(fā)展的特點十分鮮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學術、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和社會風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創(chuàng)新舉措和成果。特別是在科學技術上，中國聞名世界的四大發(fā)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國傳統(tǒng)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在宋代幾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創(chuàng)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轍。制茶上，從唐代的蒸青團茶發(fā)展到更為精致的壓制花紋的龍鳳團茶，成為后世磚茶、餅茶的始源;同時又發(fā)展出蒸青散茶，黃茶、黑茶也開始萌芽，這些都成為后代茶葉生產、消費多樣化的先聲?；蕦m豪門追龍團鳳餅，尋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創(chuàng)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繼前朝榷茶、貢茶，但制度設計更為精細，在加重盤剝的同時也刺激了茶葉和茶文化的生產和消費。在茶飲茶藝上，創(chuàng)造了“末茶”“點茶”“分茶”等獨特精致的茶飲方式和審美情趣，大幅度促進了茶文化深入社會、走向民間。當代中國末茶以生態(tài)要求和資源充分利用為背景出現(xiàn)復興之勢，受到市場歡迎，堪稱宋茶文化遺產的弘揚。在茶具上，開啟了茶器具專門化生產的時代，像湯瓶、茶筅、建盞、木漆盞托等新的專用茶器具的出現(xiàn)，引領了茶器具生產專門化的歷史潮流。在茶文學藝術上，茶詩詞散文面貌一新，對當時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產生了巨大影響。宋代各方面的創(chuàng)新還帶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重創(chuàng)新的實用性。無論是思想學術、經濟制度，還是科學技術、生活方式，創(chuàng)新的目的是經世致用，在茶葉生產、茶飲方式、茶葉貿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興盛時期正是其創(chuàng)新力迸發(fā)的時期，隨著王朝日趨腐敗，社會創(chuàng)新能力被消磨殆盡，宋王朝也隨之走向了衰亡。今天，當我們認識到創(chuàng)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國家興旺的不竭動力的時候，我們應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發(fā)全社會的解放思想、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精神，為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動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經驗教訓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揚棄的功夫而為當代所用的。比如，在國家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時，茶界積極響應，一方面深入茶葉做精茶葉，一方面跳出茶葉做大做強茶業(yè)，創(chuàng)新業(yè)態(tài)，拉長產業(yè)鏈，跨界發(fā)展，從傳統(tǒng)的小“六茶共舞”(六大類茶)，從傳統(tǒng)的喝茶，創(chuàng)造出飲(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產品)、玩茶(文創(chuàng)旅游休閑等)、事茶(各類茶事活動)的大“六茶共舞”來，共同為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貢獻。去年3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走進武夷山燕子窠生態(tài)茶園，囑咐大家“要統(tǒng)籌做好茶文化、茶產業(yè)、茶科技這篇大文章，堅持綠色發(fā)展方向，強化品牌意識，優(yōu)化營銷流通環(huán)境，打牢鄉(xiāng)村振興的產業(yè)基礎”?！叭琛苯y(tǒng)籌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創(chuàng)新，是“創(chuàng)新、協(xié)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fā)展理念在茶產業(yè)發(fā)展上的具體運用。統(tǒng)籌就是強化集成意識，發(fā)揮整體效益，針對的是各自為政、分散主義。一方面，茶文化引領、推動茶科技，一起為茶產業(yè)賦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時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產業(yè)，茶產業(yè)又為茶文化、茶科技賦能，這種互相滲透、互相助力、捏緊拳頭打好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創(chuàng)新，是新時代的新茶經。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創(chuàng)新。從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當代的宋韻文化之河，在不斷傳承和創(chuàng)新中，面對時代生活，融入時代精神，肩負時代使命，奔涌向前。(轉自《浙江社會科學》2022年第8期)
來源：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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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起，中國8省聯(lián)合擬將中俄從武夷山到恰克圖的萬里茶道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實際上，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這一中俄傳統(tǒng)茶葉運輸路線發(fā)生了重大歷史變遷，漢口成為中俄茶葉貿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圖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陸路的聯(lián)運、漢口經內河沿海運輸至海參崴，以及從漢口直接運往歐俄黑海港口敖德薩的貿易路線被開辟，這些新興茶葉貿易路線的開辟帶動了輸俄茶葉的數(shù)量和貨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葉貿易路線為俄商所掌控，華商的傳統(tǒng)商業(yè)地位損失殆盡，這是漢口外貿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萬里茶道路線圖
中國歷史上對外出口商品有很強的易代性，從18世紀初葉開始茶葉取代絲綢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時，進口中國茶葉的國家主要有英國和俄國，英國以廣州為中心進行茶葉貿易，俄國則以恰克圖為貿易據(jù)點，從中國茶葉生產地到中外貿易地的國內運輸部分則由華商掌握。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漢口作為華中茶葉的聚散地為英俄商人所重，他們來到漢口開拓茶葉外貿市場。運輸之短板是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為此俄商積極開拓新的茶葉貿易路線，這導致中俄傳統(tǒng)萬里茶道的歷史變遷，也對華商造成嚴重沖擊。
從16世紀起，俄羅斯一直在試圖向東擴展統(tǒng)轄空間，到17世紀初已經來到蒙古地區(qū)。明清兩朝在山西北部開辟了與蒙古貿易的茶馬互市，在中國皇帝贈賜和邊境貿易的過程中，俄國人逐步養(yǎng)成了飲茶的風習，17世紀后期俄國托波爾斯克、 莫斯科等市場上已經有茶在售賣①。1699年，沙俄國家商隊首次到達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國販運金銀、絲綢、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來華商隊才正式采購茶葉。該時期茶葉經歷了從禮品到商品的轉變，中俄貿易以北京為中心，多為皮布往來貿易，茶葉貿易居于次要地位，貿易量并不大，且俄國國家商隊的活動范圍受到嚴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雙方簽訂了《恰克圖條約》，確立自額爾古納河以西的邊界,還規(guī)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貿易集市，還將俄國邊界之恰克圖開設為中俄貿易之地點②。 此條約使中俄早期茶葉貿易發(fā)生兩大轉折：一是貿易地理中心從北京轉移至恰克圖，二是茶葉貿易從國家商隊轉變?yōu)橐缘赜驗樘卣鳌⑷〉觅Q易特許經營權的商幫，中國主要為西幫茶商（晉商），俄國主要為莫斯科幫、土拉幫、阿爾扎馬斯克和伏洛格達幫、托波爾斯克幫、伊爾庫茨克幫、喀山幫等六大商幫［2］。其時，閩茶在英國市場上享有盛譽，俄人對閩茶也情有獨鐘，故西幫茶商深入武夷山區(qū)從事茶葉收購，利用牛、馬等牲畜馱運，將閩茶經陸路轉水路經漢口溯長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陽市），繼續(xù)北上入河南唐河、賒旗（今河南社旗縣），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長治一帶）、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張家口，用駝隊將茶葉經庫倫（今烏蘭巴托）運至恰克圖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將茶葉販運至俄羅斯各地③。其中，從張家口到恰克圖有東、中西三條商路，中路為路程最短、貨物流通量最大，但運輸條件極為艱苦④。該貿易路線是中俄茶葉貿易的重要路線，前后持續(xù)時間將近200年，直到19世紀60年代漢口、天津等港口開埠才發(fā)生新的變化。 從武夷茶區(qū)到張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從張家口到恰克圖行程超過4300里，茶葉從中國運輸至邊境口岸歷時近半年，正是這一貿易路線被學者稱為“萬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啟動將其申報為世界非物質文化的規(guī)劃［3］。這一由晉商開辟的新興茶葉貿易路線，改變了中國境內以北京為中心的貿易時期的經鄱陽湖、順長江入大運河至北京的傳統(tǒng)南北茶葉商路和貢道［4］（P119-126）。
恰克圖城貌（恰克圖是俄羅斯邊境城市，19世紀中葉之前大量茶葉經此流往俄羅斯內地市場。圖片來源于19世紀A. P Subbotin著《茶葉及茶葉貿易》）
最初，中俄貿易路線上運輸出口的產品以中國的棉布和絲綢為大宗， 茶葉出口數(shù)量較少，如1750年僅有7000普特磚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紀后半葉，俄國棉紡織業(yè)有了長足進步，飲茶風習也在俄國廣為普及，因此中國棉布和絲綢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 茶葉的輸出迅速增長。18世紀60年代初開始達到3萬普特左右, 約占中國對俄出口商品總值的15%；1792年， 茶葉輸俄貨值達54萬盧布，首次超過棉花貨值，占當年中國輸俄總貨值的22%；1802年茶葉輸俄貨值達187萬 盧 布， 占 輸 俄 總 貨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葉貿易已占恰克圖全部出口貿易的91%⑥。1857年，馬克思說：“在恰克圖，中國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葉。俄國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織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圖賣給俄國人的茶葉，平均每年不超過100萬箱， 但在1852年卻達到了175萬箱， 買賣貨物的總價值達到1500萬美元之巨……由于這種貿易的增長，位于俄國境內的恰克圖就由一個普通的集市發(fā)展成為一個相當大的城市了?！?/span>［6］（P164）
中俄兩國時局的變化會對這條路途漫長傳統(tǒng)茶葉貿易商路造成深刻沖擊。 在兩個半世紀的貿易中，恰克圖市場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國商人從中作梗， 乾隆帝曾對沙俄兩次違約給予關市制裁， 恰克圖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經歷過4次閉市的波折?［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侖戰(zhàn)爭導致俄羅斯社會動蕩，給中俄茶葉貿易造成沖擊，1811年經恰克圖運俄的白毫茶為46405普特，1812年便驟降為24729普特［8］（P32-34）。特別是太平天國起義，對這一茶葉貿易路線的影響最為深刻。1853年，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以及上海小刀會起義切斷了閩茶向俄國運輸?shù)牟枞~路。同年，俄羅斯館駐北京第十三班達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報，詳述了動亂對閩茶銷俄的負面影響：“由于中國南方動蕩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購茶葉的商人將會寥寥無幾。因此，明年未必會有新茶運到。 叛亂者在整個長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經中斷?！?span id="mpxcuur" class="superscript" title="pagenumber_ebook=111,pagenumber_book=110">⑦中國內地時局之動蕩對中俄茶路的影響也引起了馬克思的關注，他在1857年發(fā)表的《俄國的對華貿易》一文中說：“1853年，由于中國內部不安定以及產茶省區(qū)的通路為起義部隊所占領， 起義者搶劫敵人的商隊， 所以運往恰克圖的茶葉數(shù)量就減少到五萬箱， 那一年的全部貿易額只有六百萬美元左右?！?/span>［6］(P164)中俄茶路這條經濟動脈的受阻，激怒了俄國政客，他們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貴國內亂， 以致我恰克圖買賣連年壅滯。敝國欲迅速代平叛亂，貴國韜鈐以及文學，可期至善?！?/span>［9］（第三編，P347）實際上，動亂對閩茶運輸路線的影響持續(xù)時間較長，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國政府報告起義軍占領了鄰接武夷茶區(qū)的崇安縣城， 切斷了武夷山與福州府之間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結果便是茶價的飆升，據(jù)報告，閩茶茶價上漲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將較為便宜的兩湖茶摻入閩茶之中，販運至恰克圖。
蒙古草原上的運茶駝隊（圖片來源于19世紀A. P Subbotin著《茶葉及茶葉貿易》）
兩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臨湘的聶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樓洞、崇陽和咸寧等地。太平天國起義平息之后，兩湖茶仍舊以福建茶的名義賣給俄國。出乎意料的是，兩湖茶非常適合俄國人的口味，故有遠見的一些中國茶商，開始公開輸入兩湖茶，而輸入福建茶之商人，則損失慘重，故福建茶之市場漸為兩湖茶所奪［10］（P91）。加之， 武夷山區(qū)茶葉外銷開辟了經福州出口的路線，通過海路對英美等國輸出日增，經由陸路對俄輸出比重呈下降趨勢。閩茶向俄輸出的阻隔和兩湖茶之登場，為漢口成為中俄茶葉貿易路線之中樞提供了歷史契機。
19世紀初， 俄商對兩湖茶已經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國戰(zhàn)事對中俄傳統(tǒng)茶路的堵塞為中部茶葉向俄輸出提供了機遇。 中部茶葉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為主要來源地，這些地區(qū)從唐宋時期便已是中國的重要產茶區(qū)。中國茶葉自鴉片戰(zhàn)爭起大規(guī)模進入世界市場后，寧州紅茶、祁門紅茶、湖南紅茶和宜昌紅茶等為英國等國家所知。漢口位于華中產茶區(qū)的核心位置和黃金水道之上，與這些產茶區(qū)水系相通、陸地相連，自然而然成為茶葉發(fā)賣和輸出之門戶。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國內地采買，中俄傳統(tǒng)茶路自內地至恰克圖部分貿易一向為晉商所壟斷。但俄羅斯一直覬覦中國內地的茶葉生產基地，1851年與清王朝簽訂《伊利塔巴爾巴哈臺通商章程》，打開了中國西北邊疆的貿易門戶，新疆成為中俄茶葉貿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條約》 將中俄通商從西北邊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對陸路通商的條件約束，不加限制。特別是1862年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更具標志性意義， 該章程打破了邊境貿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國內地直接從事茶葉采購、 加工、販運的權利，以及與天津通商的關稅優(yōu)惠。但從漢口運往天津的茶葉除在漢口繳納2.5兩/擔的出口關稅， 在天津還要交1.25兩/擔的子口稅。1866年，在俄國政府的強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稅，進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陸運費用， 但從漢口運至天津的茶葉不允許在周邊銷售，必須全部轉運至恰克圖到俄羅斯銷售。
這些條約和章程給俄商深入漢口內地收購茶葉以及茶葉的外運提供了便利條件。他們一方面深入漢口及其附近茶區(qū)積極從事茶葉收購、開設磚茶工廠， 改進磚茶壓制方法。1863年順豐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漢口及周邊的羊樓洞等地設廠制茶， 較中國茶商所生產，成本要低、品質更優(yōu)，故獲利頗豐。到1895年， 在漢口從事磚茶制造和貿易經營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順豐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為繁盛。與此同時，英商也積極在漢口從事茶葉貿易開拓，英俄雙方在漢口展開了長時間的激烈競購［11］(P55-59)。另一方面，為進一步降低運輸費用，俄商還調整茶葉貿易路線，開始水陸聯(lián)運。其方法和路線為，以漢口經營的重心和根據(jù)地，將附近茶區(qū)收購的茶葉和制造之磚茶集中在漢口裝船，運至上海，經中國沿海海路運至天津，再通過陸路運輸至恰克圖。這致使天津運往恰克圖的茶葉數(shù)額迅速增加，1865年為1647888磅，1866年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長5倍多［12］（P117）。
位于漢口的磚茶廠（現(xiàn)在湖北省的武漢市。圖片來源于19世紀A. P Subbotin著《茶葉及茶葉貿易》）
俄商深入漢口并積極開拓茶葉路線，意味著俄羅斯憑借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權利，努力擺脫晉商為中俄茶葉采買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傳統(tǒng)的茶葉貿易路線，晉商曾賺得巨大利潤，俄羅斯一直在試圖掌握茶葉貿易的整個路線。1867年恭親王等奏復山西商人的陳請中稱：“從前恰克圖貿易之盛，由于俄國人不能自入內地販運，自陸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買茶，不必與華商在口外互換， 因之利為所奪?！?/span>［13］（P5600-5601）1868年的領事商務報告稱：“運往恰克圖的茶葉，大都不是在買賣城收購，而是在湖北收購，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經由最便宜的航道運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漢口——的俄國制成品來還清一部份茶款?！?/span>［14］(第二冊，P1306)隨著漢口茶葉貿易對俄輸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圖茶葉貿易中心的地位開始褪色，逐漸從屬于漢口的茶葉貿易，1866年在陸路總輸入磚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圖貿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隊商直接自漢口輸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時，陸路輸入磚茶185985普特，俄隊商自漢口輸入130537普特，恰克圖轉運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葉貿易路線，對長期經營該路線的晉商影響頗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謙奏折中曾提到：“從前張家口有西幫茶商百余家，與俄商在恰克圖易貨，及俄商自運后，華商歇業(yè)，僅存20余家?！?/span>［15］（卷24，P14）1900年，趁八國聯(lián)軍之亂，俄羅斯對華商加重稅收：“紅茶以分合稅一分，重華秤十一兩二錢，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計茶一箱，原本不過四十二三兩，稅銀約需四十五兩……磚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稅，合計所收數(shù)目均過于原本，以致赴俄華商半多虧歇，而庫倫至張家口一帶商務亦因之窒礙?！?/span>［16］（P206）俄商的爭奪和俄國的重稅，擠壓了晉商生存空間，這也成為傳統(tǒng)晉商衰落原因之一。
與中國交界的恰克圖商城，整個院子都堆滿了裝茶葉的箱子。（圖片來源于19世紀A. P Subbotin著《茶葉及茶葉貿易》）
俄商還以漢口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葉收購和生產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國重要的茶市，該商埠連接著贛西北、贛東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產茶區(qū)，俄商對此亦有所覬覦。1870年， 漢口俄國茶商派員到九江采購白毫茶和磚茶，發(fā)現(xiàn)該地茶葉質優(yōu)價廉。于是，原本在漢口從事磚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順豐等分別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開設磚茶分廠。1891年俄國人開始在九江生產方茶，一直持續(xù)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將市場退縮至漢口［17］（P168）。與此同時， 俄商也積極從漢口向福州拓展磚茶生產基地。1872年俄商伊萬諾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購茶末開始生產磚茶。1875年， 他與漢口俄國茶商莫爾恰諾夫合伙開設了茶葉商行。漢口的巴納瑪洛夫、托克瑪科夫—舍維列夫等商行也選擇在福州開業(yè)，當年底，“福州及福建內地俄商已設立了5、6個廠，1876年發(fā)展到9個廠之多”［18］（P78）?？傮w而言，俄商在福州經營并不成功， 最終同樣選擇退回漢口。在此情形之下， 漢口對俄國茶葉輸出至為重要，到1894年漢口直接裝運出口的茶葉為14.7萬擔，其中俄商占輸出總數(shù)的85%，漢口外貿市場為俄羅斯所獨占。
俄羅斯原本是發(fā)源于內陸的國家，一直試圖發(fā)展海洋實力，相繼打通了通往波羅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凇１M管如此，俄羅斯與英國、荷蘭等國以及后起的美國相比，航海事業(yè)發(fā)展相對滯后。因此，俄羅斯長期重視陸路通商貿易路線的開拓，通過不平等條約攝取陸路通商的稅收優(yōu)惠， 而遠洋海上通商貿易路線一直沒有得到發(fā)展。海路運輸茶葉在成本、人力投入、運輸時間節(jié)省等方面都極具優(yōu)勢，這是俄國茶葉運輸采取妥協(xié)措施、逐漸走向海陸聯(lián)運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陸聯(lián)運所經過之海陸實際上是在中國內河、沿海路線上運行，而遠洋運輸仍舊是俄羅斯茶葉貿易之短板。
漢口碼頭
俄羅斯遠東陸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嘗試將海運路線繼續(xù)拓展至東北亞。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給美國之前， 俄羅斯的俄美公司已經開始著手開辟遠東與中國沿海的貿易路線， 從19世紀50年代起每年平均從海路運進茶葉約8000普特， 約占俄國進口中國茶葉重量的3%⑧。1870年俄羅斯輪船貿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遠東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運。1873年俄國在遠東地區(qū)成立航運公司，公司兩艘海輪抵達漢口參與海路茶葉運輸， 經上海出?？诤?， 通過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廟街）口岸進入黑龍江水路，水程約6000里。由黑龍江西上， 繼續(xù)借助俄羅斯國內的內河輪船又行約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車馬船只，水陸分運至各省鎮(zhèn)鄉(xiāng)［16］（P206）。盡管有專業(yè)人士指出這一航線每年只同行6個月， 航運公司仍舊看好這個航線，因為“如果使用輪船，即可以縮減為70天；而且除了節(jié)省駝商隊貿易的全部投資的利息以外， 輪船運輸實際上可使每1箱茶葉省去6個盧布(3兩或18先令)的運費”⑨。經這條路線運輸?shù)牟枞~數(shù)量并不穩(wěn)定，1871年為647擔，1872年為1813擔，1875年為6053擔，1877年降為4385擔［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陸路通商章程》大幅酌減了各等級茶葉的稅率， 特別是海路運輸?shù)亩愂?，海路和陸路運費間的差額從每俄磅38戈比縮減為14.5戈比。進入19世紀80年代后，俄羅斯加大對遠東航線的開拓，從漢口轉上海后直接運往海參崴，如俄國“義勇艦隊”開辟了從漢口至海參崴的定期航線。但總體言之，俄國茶葉貿易一直受制于海運不發(fā)達之掣肘，1898年英國女歷險家伊莎貝拉·伯德記載， 進入漢口港船噸位英國為550000噸，其他國家僅有60624噸，其中中國和日本在這噸位中占據(jù)32099噸［19］（P65）。漢口茶市對俄有重要地位，但從記載看，俄羅斯在漢口的輪船噸位極少，其航運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導致張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脅、天津港被迫關閉，這對漢口茶葉運輸路線從恰克圖向海參崴轉變起到關鍵性的推動作用［20］（P195-218）。隨著1903年中東鐵路和1904年西伯利亞鐵路的建成，俄商從漢口等口岸用船將茶葉運海參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別是日清戰(zhàn)爭后開辟了漢口經上海到大連的路線，然后經鐵路運輸?shù)綒W俄的路線日益重要。在俄國方面，以往從恰克圖到莫斯科需要16個月運輸，憑借鐵路則壓縮至7周，每磅茶葉運費降至9美分；在中國方面，從天津運輸至恰克圖需要49～90天，故該陸路運輸則迅速被鐵路運輸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貿易特權及交通路線之便利，不僅將茶葉運輸至本國消費，還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觀，這對以晉商為主體的傳統(tǒng)商人又是一個打擊。對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體現(xiàn)：“蒙古商務，向以茶為大宗，理藩部例有請茶票規(guī)，為大宗入款。近來銷數(shù)頓減，不及舊額十之三四，實因西伯利亞鐵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華茶質低費重，難與競爭。”［21］（P961）海路聯(lián)運另一優(yōu)勢在于，英國茶商在同俄商競爭中喪失價格優(yōu)勢，進入19世紀90年代晚期俄商開始獨占漢口茶葉外貿市場。
表1 晚清漢口茶葉經亞洲海陸運往俄羅斯的數(shù)量⑩
中國茶葉經由陸路被大量販運至俄國，但俄國茶葉真正消費中心位于歐洲部分，陸路運輸成本較海運要高，運輸時間較為漫長，且漸被少數(shù)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該路線茶葉運輸路線并不能有效滿足俄國消費者迅速增長的需求。18世紀晚期起，世界茶葉貿易的主導地位從荷蘭轉移至英國， 英國商人除供應英倫三島本土消費所需外，還在不斷滿足荷蘭、俄羅斯和德國北部的部分地區(qū)急劇擴張的茶葉消費。 從交通運輸條件看，歐俄同英國之海上商路遠比中國到俄羅斯的陸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國每年從英國大量走私茶葉。但19世紀50年代以前，俄國規(guī)定中俄之間的茶葉和皮貨貿易只能通過恰克圖進行，嚴格禁止俄國商人從中國經由海路輸入茶葉或者從英國進口茶葉，這是因為茶葉是陸路俄國商幫所從事的最重要的壟斷商品，國家從中取得高額的稅收收入：“在這些年里茶葉走私非常猖獗， 這種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額的關稅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圖壟斷商對俄國消費者勒索過高的茶價造成的?！?span id="n3eugfj" class="superscript" title="pagenumber_ebook=114,pagenumber_book=113">?以19世紀50年代為例，俄羅斯從國外年平均輸入茶359900普特，從英國運至或走私至俄國的茶約每年有162500普特，約占全年茶葉進口額的45%。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馬克思看到了壟斷貿易對俄羅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對俄國的貿易策略做出預判，“可以看出俄國的努力決不只限于發(fā)展這種陸路貿易”，“它無疑地會利用任何有利的機會來設法參加同中國的海上貿易”［6］(P164)。
馬克思的預判旋即得到應驗。1861年， 俄羅斯取消了陸路貿易壟斷權。1862年4月，為了阻止從英國等地進入歐俄猖獗的茶葉走私貿易所帶來的稅收損失，規(guī)定從海路把茶葉運進俄國的歐洲部分是合法的。經由海路將茶葉運入歐俄合法性的獲得， 勢必會對恰克圖的貿易產生沖擊。1867年，英國駐圣彼得堡大使館秘書朗雷（T. S.Lumley） 向本國上下兩院呈交一份分析報告，用客觀詳實的分析證明同等質量的茶葉， 從倫敦、哥尼斯堡或漢堡運抵莫斯科的費用，要比從恰克圖運抵莫斯科的費用低廉得多，為此他預言從中國到歐洲的茶葉貿易將會成為恰克圖貿易的有力競爭者，“雖然恰克圖貿易仍舊可以供應西伯利亞和俄國最邊遠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葉，并從中取得利潤，但恰克圖貿易卻不能和那個現(xiàn)在把茶葉供應給俄國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歐洲貿易競爭”［14］（P1304）。 盡管各方都已看到歐俄與中國貿易的前景，但俄國一直被海運能力所困擾：1860年，英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jù)整個商品流轉額的23.9%，而俄國只占3.6%［22］（上冊，P95）。直到1870年，俄國在世界商業(yè)航船和商業(yè)汽船總噸位中所占比例仍舊微乎其微。
中國式帆船
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是人類海運史上一件大事， 歐洲商船不必再繞經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經蘇伊士運河運達歐洲。航線縮短的直接結果是將中國茶葉運往歐洲的海運時間大大縮短，從原來三四個月減少為45～58天左右,從漢口到英國甚至可以壓縮到31.5天［23］（P44-55）。俄商運茶船只在通過蘇伊士運河可直接運抵黑海的敖德薩或者巴統(tǒng)， 不必如以前經過英國轉口。另外海運運輸量大，運費在各種交通路線中最為低廉。19世紀40年代，蘇伊士運河沒開通前，茶葉從廣州到倫敦的運費為30～40銀戈比/普特，19世紀70、80年代該路線茶葉運費跌落至3～4英鎊/噸， 而從恰克圖到莫斯科則要6銀盧布/普特。經由海路運輸茶葉的運費是陸路運費的1/7至1/8，那些經海路轉運歐俄的茶葉，銷售價格要比經西伯利亞運來的便宜很多?？涨袄麧櫩臻g調動了俄商從事歐俄貿易的積極性：1870年初， 托克馬科夫和謝維廖夫貿易所從漢口運茶到倫敦；1871年2月，俄國海運貿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號”從敖德薩前往中國，5月從經吳淞口直抵漢口，滿載俄商由漢口采購的茶葉返回敖德薩，開辟了漢口歐俄的直接海路運輸路線?［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號”和“俄羅斯號”來到漢口運茶至敖德薩。1873年，“俄羅斯號”裝茶2012757磅，同樣開往黑海之阿得灑（即敖德薩）口岸［25］(P7-8)。自此，凡供銷俄國歐境的茶葉，基本都由漢口裝船經地中海運抵俄國黑海之敖德薩。 在19世紀70年代，此茶葉運輸路線受到俄國和土耳其緊張局勢特別是1877年俄土戰(zhàn)爭的影響，俄國海運貿易公司的對華茶葉貿易經營十分不穩(wěn)定。
1878年俄土戰(zhàn)爭結束后，俄國打通了經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漢口與黑海敖德薩等地貿易得以恢復。俄國的“義勇艦隊”（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國海運貿易公司的船只，設立漢口——敖德薩之定期航線，掌握了漢口茶葉向歐俄運輸?shù)目刂茩?，俄國阜昌洋行是其貿易總經紀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羅斯海軍艦隊的文件中談到了從漢口運送茶葉到敖德薩的方法。義勇艦隊成為新的海上運輸力量后，茶葉的運輸費用有所降低，俄羅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薩設立辦事 處，從事與漢口的茶葉貿易?［26］（P529）。1885～1893年，經敖德薩海路進口的漢口茶葉增長了兩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羅斯從漢口向敖德薩運輸了7600多萬鎊茶葉，在19世紀80年代末運輸量達到了2000萬鎊左右?［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險家不無感慨地寫道：“俄國商人目前已經將茶葉貿易掌控在手中，他們在漢口和九江擁有生產磚茶的工廠，1898年俄國義勇艦隊有五艘蒸汽船裝載了茶葉駛往敖德薩，一艘駛往圣彼得堡?！?/span>［19］（P65）到1893年時，通過亞俄邊境運輸?shù)闹袊浳镓浿禐?975.5萬盧布， 其中茶葉總價為1606.8萬盧布， 通過歐俄邊境運輸?shù)闹袊浳镓浿禐?343萬盧布， 其中茶葉總價為1325.8萬盧布，兩者之間相差已經無幾。
由于俄國商人直接并且積極地從事漢口茶貿易，經由敖德薩的海路貿易和經由天津的陸路貿易逐漸增加，每年經倫敦再輸出到俄國的茶葉逐漸減少，尤其是從漢口到敖德薩的茶葉貿易路線降低了俄國進口茶葉成本， 有利于本國消費者，卻威脅到英國再輸出茶葉貿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國有7艘船從漢口向敖德薩運茶26300噸，還租借了1艘英國商船運茶［28］（P110），1896年情況同樣如此， 僅有1艘英國船從漢口向倫敦輸出茶葉?？傮w言之，俄國通過海路將茶葉運往歐俄的茶路，受制于航運發(fā)展滯后的制約，還經常租借英國、德國船只支援運輸。盡管如此，漢口茶葉經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斷地運往歐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俄海上運輸受到阻隔，俄商轉而從印度和錫蘭（今斯里蘭卡）進口茶葉，市場的轉移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fā)，造成漢口對歐俄出口茶葉量的斷崖式下滑直至最終中斷。
表2 1880～1893年漢口至敖德薩貿易路線茶葉輸出量?
在中國飲茶風習傳入俄羅斯后，俄國內消費需求不斷增長。由于自身不出產茶葉，俄羅斯倚重通過與中國貿易取得足夠國內消費的茶葉，從18世紀到19世紀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為起點到恰克圖的著名萬里茶道。這一茶葉貿易路線中國部分主要由晉商主導，俄國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幫主導， 都帶有一定的貿易特權和壟斷優(yōu)勢。在此期間， 中俄茶葉貿易盡管受中國和俄國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影響，但得到較好延續(xù)，迅速擴大了貿易規(guī)模，形成了與英國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陸路茶。 爆發(fā)于1851年的太平天國運動，致使閩茶外運困難，這給以漢口為中心的兩湖茶擔綱中俄茶葉貿易主角提供契機。漢口茶市憑借獨特的水陸交通優(yōu)勢、 毗鄰茶葉主產區(qū)的地理優(yōu)勢，成為英俄茶商競相爭奪的對象。面對英商的競購和競運， 俄商一方面深入產茶區(qū)積極收購、修建工廠改進磚茶生產方法提升品質，另一方面又意識到自身運輸能力的短板，通過與清王朝簽訂不平等協(xié)議取得陸路通商特權和海關稅收優(yōu)惠政策，開始積極調整茶葉貿易路線，將漢口茶葉利用長江內河、中國東部沿海運輸至天津再陸路運至恰克圖，或者運往俄國東部港口海參崴再使用鐵路運輸至歐俄。
蘇伊士運河開通后，俄商與英商開展正面運輸競爭，從漢口直接運輸茶葉至歐俄黑?？诎栋降滤_。盡管受海洋運輸能力限制，但為了縮短運輸路線、減少運輸時間、降低運輸成本、避免運輸對茶質之損傷，俄商還是積極利用水路調整茶葉運輸路線。晚清中俄茶葉貿易的四條路線，都是以漢口為起點，漢口成為俄羅斯茶葉的重要來源地［20］（P195-218）。19世紀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國市場后，廣州、福州等茶葉貿易港受到沖擊， 俄商的需求延緩了漢口茶市的衰落。19世紀末期， 中國茶葉將近一半出口至俄羅斯，1906～1916年超過60%的茶葉出口至俄羅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漢口茶葉對俄出口達到頂峰。但漢口茶葉輸出路線的開辟以及主導權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葉的質量控制也沒有實現(xiàn)內在化?。十月革命導致俄國消費需求發(fā)生變化，布爾什維克政府對茶葉貿易進行管制，以漢口為中心的對俄茶葉貿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國茶葉走向全球化的進程歸于失敗。
注釋：
①茶馬互市肇始于唐代、興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馬交換貿易為核心同西北少數(shù)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葉以后逐漸拓展到與俄羅斯的貿易往來，詳見劉禮堂、宋時磊《唐代茶葉及茶文化域外傳播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貿易述論——以茶馬互市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葉貿易可參見蘇全有《論清代中俄茶葉貿易》，《北京商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羅斯開始對恰克圖市場進行規(guī)劃設計，并派軍隊于當年建成貿易市場， 中國商人則集資建立貿易城，這個貿易城被中國稱為買賣城。恰克圖位于現(xiàn)在俄蒙邊界界河的北岸， 買賣城則是現(xiàn)在蒙古國阿勒坦布拉格。
③這種茶葉由漢水運至距漢口350英里的一個大市鎮(zhèn)樊城（老河口鎮(zhèn)），在樊城起岸后，用騾子拖拉大車運往山西省靠長城口外一個重要城市歸化廳， 然后由歸化廳分銷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貿易志編輯室編《湖北近代經濟貿易史料選輯》第1輯，《湖北省志·貿易志》編輯室1984年，第11頁。
④這三條道商路分別是： 東路自烏蘭壩入察哈爾正藍旗界，經內札薩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爾貝子等旗游牧，入外薩克車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經達里岡愛東界， 入車臣汗部落之貝勒等旗游牧， 達于庫倫，由庫倫方達恰克圖，此東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壩、河洛壩，經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圖什業(yè)圖汗旗，至三音諾彥旗，分為兩路，其一西達里雅素臺科布多，其一東達庫倫，由庫倫達恰克圖，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門外西溝之僧濟圖壩， 經大紅溝、 黑白城子鑲黃旗牛群大馬群、鑲黃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蘇尼特王旗，經圖什業(yè)圖汗旗車臣汗部落之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魯倫河達庫倫，方達恰克圖。賈楨等《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66，故宮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頁。
⑤白毫茶是指用帶有細白毫毛的嫩葉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級的紅茶。見（英）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第253頁。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紀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國的國家與社會》，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頁。轉引自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38頁。
⑦格·爾《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團與俄中貿易》,《紅檔》1932年第3期，第154頁。轉引自蔡鴻生《“商隊茶”考釋》，《歷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對茶葉貿易的經營，可參見郭蘊深《中俄茶葉貿易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頁。
⑨《北華捷報》，1873年8月16日，第133頁。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頁。
⑩資料來源：1874～1880年間經俄屬遠東地區(qū)輸往俄國的漢口茶葉統(tǒng)計，孟憲章《中蘇貿易史資料》，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頁；1896～1903年漢口輸往俄屬太平洋口岸茶葉數(shù)量統(tǒng)計，郭蘊深《中俄茶葉貿易史》，第193頁。
?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第1299頁。
?資料來源：1880～1884年原始數(shù)據(jù)來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yè)之發(fā)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頁。1885～1893年數(shù)據(jù)來自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系史（1917年以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頁。前者原始數(shù)據(jù)單位為英鎊，后者數(shù)據(jù)單位為千普特，現(xiàn)統(tǒng)一折算為千克。兩者數(shù)據(jù)出入較大， 因前者來自英國領事報告記錄從漢口直接輸出的茶葉， 后者可能包括從漢口轉運至上海復出口的茶葉。
?張之洞曾試圖突破俄商對貿易路線的掌控， 見李靈玢 《論張之洞與漢口茶貿》，《江漢論壇》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貿易主導的質量控制的路徑可參見（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繅絲業(yè)的質量控制與組織變遷》，《宏觀質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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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在宋代，為了使邊貿有序進行，朝廷設立了茶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并制定了專門的“茶馬法”。
四川雅安市名山區(qū)新店鎮(zhèn)茶馬司遺址
到了元代，朝廷取消茶馬交易，恢復榷茶制度，對茶葉實行高稅政策，茶葉生產一度萎縮，民間消費不起。直到元末，才又實行“茶引”。元朝宮廷里的“色目人”后來隨蒙古族西遷，也將飲茶習俗帶到中亞和東歐。
進入明朝，蒙古地區(qū)畜牧生產的發(fā)展和人口的增長，一方面將畜產品作為商品用于交換的需求強烈，另一方面出現(xiàn)了“部落眾多，食用不足”的社會經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蒙古地區(qū)企圖通過發(fā)動戰(zhàn)爭，打開與漢族交易的大門。
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蒙古族土默特·俺答汗率騎兵大舉入侵，威脅明朝政府開放包括茶葉在內的邊境貿易，但嘉靖皇帝未予采納，導致邊患無窮。
盡管漢蒙統(tǒng)治者之間經常發(fā)生武裝沖突，但在民間即使政府頒布了禁令，自發(fā)的“私市”仍不絕?？梢姖h蒙間的貿易活動是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產物，并不是國家力量可以壓制的。
直到隆慶五年(1571)，相繼入主內閣的高拱、張居正等人鑒于當時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的形勢，檢討了以往政府的對蒙政策，提出了“華夷一家”的主張，史稱“隆慶議和”。隆慶五年，穆宗封蒙古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為“順義王”，并開設蒙漢間的互市，從而改善了民族關系。萬歷五年(1577)，明朝政府正式給予蒙古人介入茶葉貿易的官方認可。
明朝時期，山西地處極臨邊境
隆慶議和規(guī)定，馬市每年舉行一次，設在大同得勝堡、宣平堡、宣府張家口、山西水泉營等地。其中作為九邊重鎮(zhèn)的大同鎮(zhèn)晉商大賈云集，憑借敏銳的商業(yè)頭腦和經商經驗和資本，晉商積極參與到邊境貿易中。
早期蒙古尚不流通中國的銀兩和銅錢貨幣，旅蒙晉商主要是靠易物貿易打開蒙古地區(qū)市場的。而在諸多產品中，茶葉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對蒙貿易的大宗產品。
這與游牧民族“衣皮毛，食肉酪”的習俗密不可分，他們的生活以奶類、酥油、牛羊肉為主食，大量脂肪的攝入不易分解，而茶葉能夠分解脂肪，因此不論長幼貧富都嗜飲茶，以致到達“寧可一日無食，不叫一日無茶”的地步。茶葉在漢蒙貿易中發(fā)揮了類似貨幣的作用。當時“羊一頭約值磚茶十二片或十五片，駱駝十倍之”，所以“行人人其境，輒購磚茶，以濟銀兩所不通”。
漢蒙互市圖，“繁榮富庶，不下江南”
除了茶葉，在漢蒙交易中，蒙古牧民還以牛羊、馬匹、皮張、馬尾、氈裘、鹽堿、柴草、木材等商品，向旅蒙晉商換取糧米、布匹、鍋釜、耕具、絨線及其它日用百貨。
互通有無，以物易物的貿易方式彌補了邊疆物資的匱乏，而用茶葉換取的牛羊、馬匹等物資再被轉運銷售到內地各省，有效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質量和生產力水平。同時晉商“以錢易貨，以貨易貨”的誠信經營方式及高效便捷的物流系統(tǒng)也贏得了市場的認可，獲得了“足跡遍天下”的美譽。
漢蒙互市的繁榮，經營貿易種類越來越多
“漢蒙互市”日益興旺，使?jié)h蒙兩族的商業(yè)往來發(fā)展到了一個新階段，突破了明朝政府與蒙古地方政權之間僅有“朝貢貿易”的舊格局，貿易往來的范圍和品類得到了空前的進步，對實現(xiàn)地區(qū)和平和民族融合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并為后期“萬里茶道”的開辟奠定了貿易基礎。
(來源：中華文化促進會萬里茶道協(xié)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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