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石屏商會

▲石屏文廟，圖片由作者提供

石屏人很早就有“走西頭”的說法。所謂“走西頭”就是“走夷方”。由石屏去元江、去寧洱、去普洱、去六大茶山、去普思沿邊，甚至去越、老、緬、泰等國。

康熙《石屏州志》載：“在州西八十里往元江路旁，萬山中立一大石，廣丈余，上有馬跡數印”，稱為“龍馬古跡?！笨梢娛寥岁J蕩天下的精神寄托。

清代，屬普洱府思茅廳管轄的“六大茶山”即早期記錄的“攸樂、革登、倚邦、莽枝、蠻磚、漫撒（后為易武取代）六茶山”是石屏人較早開發(fā)的一個區(qū)域。不遲于清雍正年間云南的普洱貢茶即由“六大茶山”采摘、制作，貢于皇家（關于六大茶山山頭名字變化詳見筆者《六大茶山文字記載之源起》一文）。

▲古六大茶山茶園，圖片由作者提供

道光十八年（1838年），易武《斷案碑文》記：“張應兆、呂文彩等均系隸籍石屏州。呂文彩等叔父輩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前由土官招到易武栽培茶園，代易武賠納貢典，給有招牌已經多年?！边@是較早記錄石屏人在六大茶山種茶的記錄，而去茶山販運茶葉的經營活動應該更早。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大茶山的漫撒茶山石屏會館建成。世襲管理茶山一帶地方部廳曹氏土司，世襲管理易武一帶地方司廳伍氏土司都捐銀不少。賜進士出生蒙化廳郡人盧錞在碑文中記：“今圣德天威所到，過去荒陬僻壤，人跡罕至的茶山，現在已是“肩相摩，轂相擊，趾相錯也?！钡崾∑幪炷?，石屏是其南郡，茶山又是其遠郡，漫撒又是茶山之小者也。然而石屏人往來于茲如履坦途，無瘴癘之憂，無虎獸之患。空手而來，滿載而歸，實在有不少這樣的人。這不僅僅是圣治之德威，其中亦有神助吧。然而離鄉(xiāng)背井出入于蠻煙瘴雨之鄉(xiāng)，棲息無定，客舍未安，不能使同鄉(xiāng)親善和睦、共同發(fā)展。歲丁未，石屏人相聚而言，在內，石屏大商賈有商會，在外，遠至普洱各縣皆有會館。漫撒雖然簡陋，但怎可無之？今經各方捐金若干，會館已初建成。會館有大殿、陪殿、廂房、廳堂，巍然可觀。大殿中供神武大帝，陪殿左為財神殿，右為山神土地祠和灶王爺，其他雜物陸續(xù)置備。今后石屏人往來可得憩息之所，而四時更換之時，祈禱、酬愿者，敬於斯、飲於斯，無異在乾山異水之間也。揚圣治之威，托神靈之佑，和睦鄉(xiāng)誼而安旅人，一舉而眾善備焉。

漫撒石屏會館建成標志著易武漫撒茶山興盛的開始。

六大茶山道路艱難，自古是窮崖絕獻，蠻煙瘴雨之鄉(xiāng)。為獸蹄鳥跡之所經，其間山谷之溪間，成為崎嶇險阻者。由易武至倚邦中間隔著磨者河。此處峰險谷深，每當夏秋雨季來臨，連續(xù)五六個月的大雨、山溪河谷波濤泛濫，飛流迅湍。這時只能靠兩岸的繩索將船拉過去，這是無奈之舉。

▲石屏袁嘉谷舊居，陳云峰攝

道光十六年（1836年），磨者河上的永安橋經官紳集資終于建成。碑文中捐款的石屏人有：石屏王乃強捐銀壹佰兩；石屏賀策遠捐銀壹佰兩；石屏何鏞安捐銀陸拾兩；石屏何超地捐銀拾伍兩。

道光三十年（1850年），茶山又修圓功橋，并立碑記事。碑文為石屏人張理堂題，刻碑為石屏人武紹竟。

橋梁乃交通之咽喉，古往今來，架橋修路都為大功德。

民國二年（1913年）五月，袁嘉猷等向云南都督府呈興建石屏小河底河橋。袁嘉猷說：“石屏、建水往來元江、他郎、思普茶山的大道中隔一河，距城九十余里為小河底河。冬令水涸時褰（撩起的意思）裳可涉，一逢夏令大雨滂沱則山水暴發(fā)，行人到此惟有望洋興嘆。欲退則無旅店可投，欲進又無船支可渡。露宿風歺，染瘴而歿者時有所聞。間有情急勢迫，刻不能待，冒險過渡飄流淹死者則又屢屢有之。以前屢經提議在此建筑鐵橋以利行人，然一苦于無人牽頭負責，再苦于無錢進行，議了又停，停了又議，建橋幾已成為套話。我等念切家鄉(xiāng)，責所難辭，因邀集同人籌商，仍按照前議，于此處建造鐵橋一道，大致估計約需款二萬余元?！?

民國二年，蔡鍔等剛剛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統治，百廢待興，當然不可能為一個縣的建橋進行撥款。袁嘉猷等提議建橋所需款額向個舊，石屏，建水及思茅等處凡于此橋有關系者，量力勸捐，雖非咄嗟（很快）可辦，也不致落為空談。

袁嘉猷為袁嘉谷的三哥，其書法稱為袁家之最，可惜今已罕見。此時袁嘉谷已回到云南，在省城任參議員。

袁嘉猷等還提出，建橋之事若無一人總攬全權，則形同散沙，很難進行下去。他們建議，現任石屏縣知事周汝釗熱心公益，辦事實在且又熟悉工程，由他充任總理，我等紳士再協同襄贊，則此橋之建成試目可待矣。伏乞充準即日加給委任令，俾得籌商一切。

袁嘉猷等的建議很快得到云南軍都督府的批準。

云南民政長下達了指令第三百八十一號：“令石屏縣知事兼建小河（底河）橋總理周汝釗；內務司案呈據石屏縣紳士袁嘉猷等呈稱為工艱費巨籌畫需人，懇請委任總理以專責成事?！斀浥鷾柿钗鲈摽偫頃澔I措款項，妥訂辦法，尅日興工以期早日告成，是所厚望。切切此令?！?

民政廳的內部辦文中還有這樣的批語：“即函駐省城個（舊）、蒙（自）各紳為協理，竭力勸捐，并請函建水、他朗（今墨江）、思普各茶幫捐助及呈請都督、民政長發(fā)起募捐事宜?！笔±锝o的這個力度是空前了。

石屏縣知事兼建小河底河橋總理周汝釗確實是個辦實事的人。他首先在袁嘉猷等人的襄助下開出了在全省各地石屏紳商人士的勸捐名單，人數超過百人，可見這時石屏商幫的實力。

在此名單中我們看到了在清末民初思茅及六大茶山最赫赫有名的幾個大茶號。這些茶號的老板當然都是石屏人。

雷朗然——清末民初思茅最大、最具影響力的茶號“雷永豐”的老板?！端济╂?zhèn)志》載，雷逢春（字朗然，號雨峰，石屏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雷永豐”號從石屏遷入思茅。雷逢春生于1853年（清咸豐三年），他的大部分經歷是在清代。民國二年（1913年），他被選舉為思茅商務分會總理。同年6月，雷辭去總理，告老還鄉(xiāng)，回到石屏。1921年，雷逢春當選為云南省第三屆議會議員，1926年去世，享年73歲。其長子雷恩溥曾任云南總商會公斷處處長，1921年左右任過云南總商會副會長?！袄子镭S”當時在思茅發(fā)展到一個什么程度？我們從下一個文檔中可窺見一斑。民國四年（1915年）九月十一日，思茅海關監(jiān)督在給省財政廳廳長劉鈞文中說：“三年公債全省認購者惟思茅一處，除息銀339元已據思茅富滇分銀行撥兌，于七月二十七日照數收訖外，現公債票已到省廳，相應備文，赍請貴廳煩將帶到三年公債票點交，托雷永豐號給領，解回以便轉發(fā)。”公債票的領取，本應由官方行為，海關委托“雷永豐”號到省城解回足見對其的信任，也可知其當時的社會地位。

▲“雷永豐”檔案，圖片由作者提供

民國十年（1921年）十二月，思茅縣知事張舜鏞向省府報送本地茶葉產銷情況及樣品時唯一上報的樣品就是“雷永豐”加工的“元茶”和“緊團”。在民國二十年代前，思茅茶業(yè)以“雷永豐”為代表是沒有疑問的。（詳見筆者《雷永豐茶號的盛衰》一文）。

劉向陽——即易武“同慶號”的老板劉葵光，石屏寶秀吳家營人?！巴瑧c號龍馬商標”上的文字寫“本莊向在云南久歷百年字號，所制普洱督辦易武正山陽春細嫩白尖?！币源私Y合劉氏家譜判斷“同慶號”開辦的歷史大致可追溯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左右。劉向陽的父親劉順成不遲于光緒十四年（1888年）已在易武做茶。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劉向陽與楊吉三合伙后“同慶號”資產得到迅猛發(fā)展。到民國初，其“同慶號”茶品在香港及滇省已聲名鵲起，成為假冒的重點。1917年六大茶山修筑磨者河上的承天橋，工程耗時兩年，其建橋所需銀兩的一半為劉向陽所捐，這可看出“同慶號”資金的雄厚。劉向陽在易武經營茶莊幾近五十年，1942年11月10日，劉向陽就任鎮(zhèn)越縣易武鎮(zhèn)商會主席。其子劉鶴年石屏中學畢業(yè)，1942年任易武鎮(zhèn)鎮(zhèn)長，1944年底被選為鎮(zhèn)越縣臨時參議會會長，1945年被評為鎮(zhèn)越縣公正紳士。

向質卿——即易武“同興號”的老板，石屏定心寨人。其1935年后銷香港茶葉的大票中有這樣的文字“相傳五世、歷年壹百五十余載?！卑催@個推算，“同興號”大約在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左右開辦。向質卿1875年（光緒元年）生。清末，他所制的貢茶是迄今為止唯一僅見留存在宮廷中打有私人名號的貢茶。

現僅存唯一的一塊向質卿制茶由故宮博物院調撥給杭州中國茶葉博物館收藏。茶為方形，長寬均為12.3厘米，高3.5厘米，重約250克。茶的正面是漢文的“向質卿造”4個字，文字向上凸出，背面則蓋著滿文印戳，茶色已成栗紅。

茶莊貢茶在歷朝歷代均有，不足為奇。但打有私人名號的貢茶確實罕見，這是皇家的認可和高度的榮耀。向質卿這樣的底蘊確實是唯一。

袁嘉猷發(fā)起修建小河底鐵橋的勸捐名單上還有：易武的黃榮發(fā)、朱平安、黃家珍（同昌號）；倚邦的宋慎安。由于歷史的久遠和史料的缺乏還無法將這些人物與相應茶號一一對應。

捐款到位后建橋也拉開了序幕。鐵橋位置最終選擇在距石屏縣城40多公里的邑胡寨山與阿喬寨山之間，是石屏跨越小河底河進入元江、普洱、思茅等地的唯一通道。冬季水枯，鐵索橋的建造開始動工。在河兩邊已砌好的巖石上，石匠們按照要求在兩岸巖石上分別把十一個石洞鑿好，并在北端固定死鐵鏈。鐵鏈另一端用棕繩牽引，由騾馬拉至對岸。當十一根鐵鏈都被連接好以后，再用絞盤絞緊鐵鏈。為使鐵鏈牢固，再在兩扣鐵鏈間用鐵榭連接。最后，鋪上堅硬如鐵的黃楊木。鐵索橋建成于1913年，跨度38.7米，由11條鐵鏈，每條鐵鏈299扣環(huán)聯接而成。其中9條鐵鏈平行作為橋道，2條鐵鏈作橋道兩邊的扶手。橋面寬3米，上鋪黃楊木板。西北向橋墩面闊22米，進深14米，高11.5米，全為青石所砌，并有暗榫聯嵌。東南向橋墩面闊10米，進深11.8米，高8.7米，基礎建于河畔巨巖之上。橋墩上建橋頭堡，鐵索橋上建木結構走廊，廊頂上鋪青瓦。此橋中部拱起，兩端下垂，狀如長虹，人稱"鐵索鎖狂蛟，長虹掛廊橋"。一九一三年，鐵索橋正式使用。

▲石屏小河底鐵索橋，陳云峰攝

鐵橋建成，險水變?yōu)樘雇荆昙疽部赏ㄐ?，石屏與普思沿邊的聯系更加緊密，石屏商號在六大茶山和石屏兩地制售茶葉的活動也進一步發(fā)展。

1917年10月，官方對石屏縣茶業(yè)調查中記錄：“仿普茶辦法而經理者在（石）屏已有商十余號。”并說“茶葉一宗就屏揉造者填之，而普茶入境批發(fā)者未列?！边@十余家在石屏仿普洱茶制法的石屏商號自然不包括那些已在六大茶山經營多年的商號。

仿普洱茶制法的石屏本地商號并不是仿冒別家的品牌，而是學習普洱茶制法，他們也創(chuàng)出了自己的品牌。官府記載這時的石屏茶號商標名牌有“雙燕”，“長春”，“同源祥”等

這些茶號就住址居屋招工揉造，就揉址批發(fā)或發(fā)歸省茶行批發(fā)，代售。出名的經理人有何楚珩，余凌軒等。石屏所制茶葉計每擔三十筒，又每筒七元重四觔。

▲石屏古建筑，圖片由作者提供

此外，官府還記錄了石屏茶商的一條重要信息，說：“近二十余年由普洱易武山傳種于元江之豬羊街鄉(xiāng)，其地與屏毗連，多為屏商做之，近已銷出香港，百色等處?！睆?917年前推二十余年大致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前后，易武茶葉傳種于元江豬羊街。石屏與元江毗鄰，元江茶葉多為屏商做之，學習了普茶制法后，在1917年前已銷出香港，廣西百色等處。石屏茶商帶動了元江茶葉的發(fā)展。

清代就在六大茶山開拓的著名茶號也同時在茶山及石屏兩地制售茶葉。如：

向質卿的“同興號”。在其筒茶的大票中有這樣的文字：“(一)專辦易武倚邦正山同興向質卿上印茶莊元茶；(二)專辦蠻松正山同興上印荷花紙包鳳尾茶；(三)兼辦易武同順祥向繩武茶莊元茶；(四)向慶記向壽山督造；總發(fā)行云南石屏同源利西正街?！?

劉向陽和楊吉三的“同慶號”茶葉內票文字上曾有“總發(fā)行云南石屏同慶號制造廠易武同慶號劉向陽”。楊吉三與劉向陽在石屏總號的房屋占地800多平米，建筑面積1000多平米，五天井，至今留存。

1917年7月，“乾利貞”、“宋聘號”的商標申請書中提到其在“易武茶山”，“石屏太史巷等處”都設有茶號。

清末民初，“乾利貞”商號已由石屏袁嘉谷家族掌控。

民國六年十二月，蒙自道尹繆嘉壽給石屏縣知事聶培煋的訓令提到“奉省長公署第1066號指令，實業(yè)員袁丕訓辦理實業(yè)年限成績一案呈悉，即經該道尹查明該袁丕訓歷辦棉茶實業(yè)達八年之久，目充商會職員達三年以上，均克盡厥職?！痹в枮樵喂榷缭沃兊膬鹤?，省長公署下文對其評價為“歷辦棉茶實業(yè)達八年之久，目充商會職員達三年以上，均克盡厥職?！边@是很高的榮耀了。

1917年7月，“乾利貞”的商標申請書附粘的商標紙樣上加蓋有“袁謙六”的印記。袁謙六即為袁嘉谷大弟袁嘉壁。直至1940年，袁嘉壁還以“乾利貞”負責人的身份代表茶業(yè)公會參加了石屏商會的改選?！扒憽痹谝孜洳枭降慕洜I活動一直持續(xù)到1949年。

1940年4月，“乾利貞”的袁嘉壁；“同慶號”的楊吉三（楊同慶）、劉向陽（劉同慶）；“同興號”的向質卿和“協盛祥”的楊華庭代表石屏茶業(yè)公會四十八家茶號和個人出席商會改選。這是石屏茶業(yè)的鼎盛時期。一個縣在同一時期有四十八家茶號和個人做茶，這在全省十分罕見。

民國時期從石屏到易武的路線大致為，石屏至楊武、元江、他朗（墨江）、通關、普洱（寧洱），由此轉向江城方向。由普洱到江城勐烈街420華里，計6個馬站：江城勐烈街一三家村一丫口寨一曼興一鐵廠河一草皮街一寧洱縣城。由江城到鎮(zhèn)越縣易武鎮(zhèn)350華里，計5個馬站：江城勐烈街—阿樹一漫灘一漫乃一漫撒一易武。

也有直接從墨江到江城縣的路線。墨江——哪喊——三星街——龍?zhí)两帧摹脒呎舐愤厡毑剜l(xiāng)——坡腳——江城。

靖國戰(zhàn)爭后，云南進入各派不斷爭奪的年代，對地方管控力大大削弱。三迆大地上不法宵小乘勢集嘯山林，結幫為匪，搶劫商旅。這時橫行于滇南一帶有名的土匪團伙已有禹發(fā)啟、楊友堂、龔鐵匠、小李自洪等十多伙，而吳學顯匪幫更是顯赫一時。滇南土匪搶劫商旅已成常態(tài)。

石屏商人“走西頭”已成危途。這一時期我們看到殘存史料中記載有：

“民國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寶秀吳家營商民劉興宗（商號榮春和）因往易武貿易，隨帶有毛瑟槍二桿，子彈一百發(fā)。請縣長發(fā)給護照?！?

“民國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四日，商號乾利貞商民劉培元因赴元江進易武一帶貿易，隨帶有一字改槍三桿，子彈三圍，以圖自衛(wèi)。懇請發(fā)給護照而免沿途盤查阻滯?！?/p>

▲石屏商號進茶山帶槍呈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民國十八年四月一號，商號瑞和祥寶秀商民佘萬清趕馬往思茅茶山等處貿易，攜帶有九響槍二支，土造一字槍二支，土造五字槍一支，子彈各五拾顆。竊恐沿途關卡阻滯，特請發(fā)給護照，以便耑行?！?

這些歷經百年各種變動后殘存的史料當然只是當初石屏商號進茶山的一角。

不管前面有深山激流，還是瘴煙蠻雨，匪患重重，民國時期，石屏人對普思沿邊，對六大茶山的開拓始終沒有放棄。

百年后當來到袁嘉猷倡建、周汝釗主修的小河底河鐵橋時，十一根粗大的鐵索依然靜靜地橫亙在幽靜的山谷中，而橋亭木廊早已灰飛煙滅。寂靜的山林，人跡罕見，百年的等待難道是為你今日要留下一個印記？

山風襲來，百草豐茂，蟲鳥爭鳴，耳邊突然響起石屏人王毅寫的詞句：“千余年普洱，成名尤記石屏邑。八百里云煙，老馬夢回易武山?！?

石屏古城，那一座座明清老宅里還塵封著多少不為人知的傳奇。

本文部分所引史料由石屏縣檔案館提供，在此深表感謝！

2020年9月8日定稿

本文是關于石屏商號與古六大茶山的研究，對“袁嘉猷倡建小河底河橋”這一歷史事件，從歷史文獻的角度還原了當時石屏各大商號在六大茶山的經營情況。

文章對古六大茶山的發(fā)展歷史，及石屏商號對古六大茶山開發(fā)的歷史事實進行了闡述，也對石屏商幫開發(fā)古六山的那段歷史進行了深度還原，是一篇了解云南普洱茶古六大茶山歷史的精彩文章。

作者簡介：

李路，云南茶馬古道學會特約學術委員，自由撰稿人。

2005年發(fā)起組織云南普洱茶產業(yè)誠信自律活動并發(fā)表全行業(yè)《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參加第二屆普洱茶國際研討會發(fā)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論文。此后十余年專注民國云南茶業(yè)歷史，先后在報紙刊物上發(fā)表文章數十篇。2019年撰寫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檔案館出版專著。

來源：興屏號   ，信息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系刪除

但做為私人茶號，它在過往的官府記載中實在稀少，這也如同歷史上無數的私人商號一樣，如果不是因為特殊的人，特殊的事，官府一般不會留下記載。

“乾利貞”商號的往事，在書籍文章中多數的敘述均為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以后的采訪加揣測。由于時間過久，直接當事人陳訴的缺失（新中國成立后無乾利貞、宋聘號直接當事人的回憶文章），這些采訪記錄做為參考資料有一定的價值，但作為“可信史料”還需進行認真考證，以免以訛傳訛。

乾利貞商號使用商標

歷史對研究“乾利貞”商號的人們來說還是幸運的，畢竟它還為我們留下了一些官方的正式記錄，有的是長篇，有的是只言片語，但就是些殘存還是使我們在“乾利貞”的一些重要問題上看出了端倪。而這些官方的正式記錄，又往往被著者們遺漏。筆者將依據發(fā)現的可信史料以六篇文章來追溯這兩個著名茶號的雪泥鴻爪。本文是關于乾利貞商號重要合伙人富氏家族的歷史情況。

富鴻文——思茅與易武

在清代末期，乾利貞商號已有石屏袁、富、劉、宋四家合伙經營。民國時期，在思茅縣、鎮(zhèn)越縣（縣治于1930年設在易武）和元江縣有“乾利貞”商號富氏家族的一些記錄。這三處“乾利貞”的負責人分別是富鴻文（富遜修）和富鴻謨。據袁嘉谷的曾孫袁天聰所著《耕讀世家——云南科舉第一人百年家族史》載，袁嘉谷四哥袁嘉言（1890年去世，享年22歲）的夫人是富氏（1887年去世，未記享年）。嘉言及夫人去世時都很年輕，去世的時間也很早，無子嗣。富鴻文和富鴻謨是袁嘉言夫人富氏家族的人。

志書載：

“清宣統二年（1910年）思茅教場壩失火，“裕（豫）泰豐”、“乾利貞”等商號的棉花、茶葉等商品全部燒光，損失慘重?！?

清末，“乾利貞”已在思茅設立，負責人是富鴻文。清末民初，思茅的商埠在南城外南門正街，距城不過數武（不遠的意思），較大之商號均住此，另外還有省城、兩廣雜貨商店。營門口下至教場壩多是土雜商店與攤販，攤販多蓋草棚以蔽陽光陰雨。教場壩下段海關門前廣場，就是報關驗貨之地。自庚戌年（1910年）南門外茶號和教場壩市場突遭火災焚燒，損失慘重后，南門正街即改建瓦平房的鋪面，菜市即在鋪面門前。

1913年（民國二年）、思茅已由廳改為縣。5月31日，思茅縣商務分會改選總理及會董完畢。這次思茅改選商會的名稱由原“思茅縣商務局”改為“思茅縣商務分會”，在上報的造具清冊中列有會董：

富鴻文，現年四十歲，石屏縣人。開設乾利貞牌號專辦花茶實業(yè)，發(fā)往省城、四川銷售。

1913年富鴻文擔任思茅商會會董名冊

1913年，石屏縣修建小河底河鐵索橋，在勸捐名單上列有”富遜修”名字，并注明其在“思茅”。

據富鴻文之子富美曾留下的口述官方記錄文檔，富鴻文于民國四年（1915年），因思茅發(fā)生“癢子病”離開了思茅。至此“乾利貞”茶號退出了思茅的歷史舞臺。對照民國十一年（1922年）十月，思茅茶葉商號呈請思茅縣公署取消縣議事會議提議加抽茶捐一案所列的十二家茶號名單，“乾利貞”商號確已在思茅消失。

據《勐臘縣志》載：

民國十六年（1927年），鎮(zhèn)越縣成立，思茅郵政分局在易武設立郵政代辦所，業(yè)務由海關代辦。民國十九年（1930年），易武海關撤銷，代辦所交由“乾利貞”商號代管，只辦理信函、報紙、印刷品、包裹、定額匯票等業(yè)務。

由此可見“乾利貞”商號當時在易武已有相當的影響力和公信力，這是其他商號難以企及的。

1935年富鴻文任鎮(zhèn)越縣參議員文檔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二月，富鴻文的名字出現在鎮(zhèn)越縣（縣治已于1930年由勐臘搬至易武）的官方文檔中，此時距富鴻文離開思茅已過了二十多年。1935年，鎮(zhèn)越縣舉行縣參議會議員選舉。共七人當選，其中富鴻文、劉嗣曾（“同慶號”劉向陽之子劉鶴年）兩人得票最多，當選為縣參議員。除他二人為漢族外，其余漢族無一人當選。選舉后劉、富二人已回原籍（原籍均為石屏）經商在外，并不在易武?？h府照章通知兩員等知照，縣參議會的成立因此延期，拖到1937年縣參議會也未能成立。從這份文檔看富鴻文離開思茅后，來到易武，并在此活動過很長時間。富鴻文的人際關系及所經營乾利貞的情況都應不錯，其影響力也在易武各商號中名列前茅，否則他不可能以最多票數當選縣參議員。

解放后富美曾先生的口述官方記錄

1988年6月14日，因一件落實政策的事情，石屏縣政府工作人員對富鴻文之子富美曾進行了采訪。富鴻文先生生有三子，老大富鑒曾、老二富美曾（如海）、老三富耀曾。此時，富家老大富鑒曾、老三富耀曾均已去世。老二富美曾先生對“乾利貞”商號早期的一些情況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材料。對照民國官方留下的一些檔案，這些材料是大致準確可信。這也是“乾利貞”商號袁、富、劉、宋四家唯一一個第二代留下的口述材料。而且富美曾本人在解放前就在易武呆了近五年時間，其對當時易武及石屏“乾利貞”商號的情況了解較多。

富美曾先生照片，富源提供

下面是官方采訪富美曾先生的部分記錄文字：

付（應為“富”。下同）美珍同志生于1928年，1943年在石屏初中畢業(yè)，并繼續(xù)讀了兩年高師，就去易武，1946年在易武中心小學教書，1949年回石屏縣定居。

關于富美曾先生的年齡，其子富源先生告訴筆者：“父親富美曾的實際出生年齡為1925年孟冬，屬牛。其身份證上是1928年11月。政府工作人員采訪記錄時是用身份證上的年齡?！?

付講：

……這個“乾利貞”商號成立于光緒年間。劉子輝在石屏城“乾利貞”商號管號事?！扒憽鄙烫栐谒济I門口有六格加兩耳門面及房子，號事是我父親富遜修管理。民國四年（1915年），思茅發(fā)生“癢子病”，“乾利貞”商號從思茅轉入鎮(zhèn)越縣（今勐臘縣）的易武街。我父親1935年從易武回石屏，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病故。哥哥富鑒曾從1935年開始在易武“乾利貞”號管號事，到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把東西及賬務交給劉幼清管理。

從這段記錄中可看出，富鴻文在1915年離開思茅后，即來到易武，繼續(xù)開辦“乾利貞”茶號，直至1935年離開易武回到石屏。這與鎮(zhèn)越縣參議會選舉記錄可以相對。富鴻文于1937年病故。富美曾的哥哥富鑒曾在其父離開易武后繼續(xù)管理易武“乾利貞”，直至1936年交由劉幼清管理。富家兩代在易武經營、管理“乾利貞”商號長達二十多年。

另外一條官方的記錄也可證實富鑒曾接替其父管理易武“乾利貞”商號。

1987年4月3日，易武張官壽向政府調查組說：

劉子輝和劉幼清在易武開始的”乾利貞”號的房屋……是他們向當時在易武開設商號的付建曾（富鑒曾）老板買的。

富美曾還說：

1946年，我和哥哥（富鑒曾）及劉子輝、劉志炎（劉子輝的兒子）等人去易武，我們從沒有算過賬。當時劉幼清在鎮(zhèn)越縣當縣金庫主任，參議會副議長。1948年，各人走各的路。

此處富美曾關于劉幼清解放前在鎮(zhèn)越縣的任職也是準確的（詳見筆者《乾利貞商號之劉氏家族》一文）。

揣摩“1948年，各人走各的路”這句話的意思，大致是算賬分伙的意思了。包括石屏在內的“乾利貞”商號此時是否也到了分手散伙的時刻？這真是一個有意思的線索。

富美曾還提供了“乾利貞”經營的具體情況：

……當時易武經營的項目主要有：棉花、茶、大煙、洋靛、虎、鹿膠等等。其中，茶分方茶（主要銷四川）、圓茶（到香港及泰國）。從3月（旱季）——8月（雨季），從迷賽（篾賽）到泰國首都曼谷，再下海去香港，主要是茶葉。在泰國沒有商號，只是過路，就是人們常說的轉運站。在香港金魚巷2號，有叫袁肇云、袁肇南兩個人代為經營（貨物運到此地給其二人經營），因他倆是云南人。當時泰國又叫暹羅，在泰國經營的有一家叫“永吉安”。以前管事的人都不出去，一般都是馬幫馱運。

這些關于“乾利貞”商號彌足珍貴第一手資料終于為我們今天真切了解這一著名商號，打開了大大的一扇窗門！

在富美曾先生的材料中第一次明確了“‘乾利貞’商號是袁嘉璧家，宋聘三家，劉照家（劉子輝的父親），富遜修家（就是我家）。四家合股經營?！痹业墓蓶|就是袁嘉璧，而不是別人，也不存在袁家其他人傳給袁嘉璧一說（詳見筆者《乾利貞商號之袁氏家族》一文）。在官方記錄富美曾先生所述材料中還有一些關于劉家的情況，但是宋家的情況除知道了“宋聘三”外，再無片語。關于“宋聘號”還是留下了遺憾。但起碼可肯定“宋聘三”是股東之一，并不是宋家無男，嫁女并入袁家。如果有這事，富美曾先生不會不知道。此外，在袁氏家譜中，查“嘉”、“丕”兩代男子并無一人娶過“宋”姓女子（詳見筆者《乾利貞宋聘號歷史簡述》一文）。坊間將傳說當正史，畢竟捕風捉影。

袁嘉璧、宋聘三、劉照、富遜修四人做為“乾利貞”商號的第一代合伙人均未留下關于“乾利貞”商號的文字記錄。而做為四家的第二代，也只有富遜修的兒子富美曾留下了口述記錄，并且是官方的正式記錄。到新中國成立時，富美曾已經21歲（按1925年出生則為24歲），“乾利貞”的合伙情況及富家解放前的情況，富美曾所述與筆者所掌握的民國史料比照沒有大的出入。

當富鴻文先生去世后，其老大富鑒曾、老二富美曾（如海）和老三富耀曾都分別繼承了“乾利貞”商號的股份。股份分為兩種，一種為原始股（資本股），另一種為花紅股。如此看來袁、富、劉、宋四家合股經營“乾利貞”商號的模式大體也應如此。

由于當時官方向富美曾先生調查的問題有特定指向，并不是對“乾利貞”、“宋聘號”的情況進行全面了解，所以很多關于“乾利貞”、“宋聘號”的情況并沒有涉及。例如“乾利貞”與“宋聘號”的商標合并使用究竟為何？等等，故富美曾先生的談話中都未提及。

到目前為止，除民國檔案記載有關乾利貞商號的文檔外，解放后，富美曾先生的口述記錄是唯一關于袁、宋、劉、富四家合伙經營“乾利貞”的官方文檔。坊間各式各樣的傳說未見可信史料佐證。

富鴻文家族在乾利貞商號經營中的作用

民國六年（1917年）七月初十，昆明乾利貞茶號向省府呈請商標注冊，呈文中寫：“竊茶號在滇創(chuàng)辦乾利貞及宋聘號普洱正山茶葉垂60年?！绷碓凇扒憽焙汀八纹柑枴钡牟枞~筒標上均寫有“本號（鋪）在云南易武山開張，揀提細嫩茶葉（加重尖芽精工）揉造”。易武是“乾利貞”、“宋聘號”制茶的最主要基地，也是對外主打的品牌。

易武茶山筆者拍攝于2020年12月

民國四年（1915年），富鴻文從思茅來到易武，經營管理易武“乾利貞”商號。1917年，昆明“乾利貞”茶號說其茶葉“售于云南、廣東、各邦客號，運銷香港，南洋及內地各省。選材之精，制造之善，久已為中外人士所稱許?！泵曺o起，海內外皆知。而這一時期正是富鴻文在易武經營。

富鴻文在易武的經營至1935年，后，其兒子富鑒曾又管理至1936年。父子兩代經營管理易武“乾利貞”茶號長達二十多年，占易武“乾利貞”茶號存續(xù)時間的三分之二。這一時期也是“乾利貞”商號發(fā)展的重要時刻。富鴻文家族在“乾利貞”經營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富鴻謨——惡劣的樣本

富家參與“乾利貞”經營的人還有富鴻謨。但富鴻謨與富鴻文究竟是什么關系，沒有查到任何資料，富鑒曾先生的口述記錄中也只字未提。

富鴻謨在元江縣不但負責經營“乾利貞”還擔任縣商會副會長。但他干的一些事卻令人詬病。

1924年1月，思茅、普洱、墨江、元江縣的一百家商號聯名向省府要求撤銷元江團防，免除團費。

1923年富鴻謨任元江縣商會副會長

民國初期，云南地方軍閥派系戰(zhàn)爭不斷，首腦更迭頻繁，地方統治力薄弱，特別是對沿邊一帶缺乏兵力控制。山賊盜匪蜂起，時常出沒在山區(qū)的驛道上對商旅、行人進行搶劫。搶劫商旅成為發(fā)財致富的最佳捷徑。各地為了彌補軍隊駐防不足，紛紛成立“保商團”。可成立“保商團”要人、要槍，更主要要錢。錢從哪兒來，還是得落在商人頭上。各地官府就向商人收取“團費”，解決“保商團”的經費問題。經費有了，保商的效果卻不明顯。商旅被搶，保商團趕來時往往成為馬后炮，更有甚者是團匪勾結，專搶“肥豬”。而繳納團費更成了敲詐勒索商號、馬幫的好手段。

元江保商團自成立六年以來，土匪搶劫之案如故。如在縣屬界址坡搶劫元江商會會長宋榮陸，及在小廟河（即保商團駐扎之地）搶劫墨江商號順興昌洋一千八百余元。并在馬鹿汛搶劫思茅商號慎德余，瑞豐號，恒豐號貨馱。其搶劫匪首又即系保商團兵蘇里文。雖經拿獲到案，竟擱置不理，后擅行釋放。1923年陰歷三月，又在相見溝地方刧去思茅商號仁義信，中和祥，榮茂盛，聯豐恒，日升昌，萬應科等商貨，損失數千計。其它大小刧案更是層出不窮。雖經呈報，竟未破獲一起。名為保商，其實殃商。這其中又有多少是團匪勾結，或土匪就是團丁，或團丁就是土匪。

元江保商團的種種劣行引起了滇南一帶商號的集體抗議。思茅、普洱、墨江、元江縣一百家商號在呈文中說：

“商等隱忍受痛於茲六載，早擬呼吁取消團防、團費，只因盜風未息，不免各任執(zhí)事者有所籍口。商號揭露：元江所收團費以各縣商民之血汗貲財而徒供一縣之中飽私囊。前元江縣知事蕭學智到任后，收刮錢財更是變本加厲，竟將此項團費包給卸區(qū)長李春榮，商會副會長“乾利貞”商號老板富鴻謨，兩人伙同經收團費每月計包款洋820元，比原收360元增加兩倍還多。李春榮、富鴻謨則將舊懸城門之捐率牌私行收藏，肆意苛征，所遇商品不分等級，不按定章，不給票據，稍一拂意，則誣為隱瞞偷漏，濫行倍罰，并送縣究治。此頭一開，歷任繼之，團費抽收竟成元江發(fā)財得利的門徑。李春榮、富鴻謨與元江縣府上下舞弊，殃商害民，莫此為甚?！?

元江團費在征收近六年后終于引起群情激憤、激烈抗爭。

商號們在呈文的結尾留下這樣的言辭：

“由來橫征暴斂，實為元江保商團費，而尚無豁免之期，天下寧有是理。商等營業(yè)血本攸關，此團費萬難再完，若不裁撒，誓不承認?！?

一般來說商人這個團體是膽小怕事的，不到過不下去怎敢與官府叫板。這次一百家商號的言辭已經有造反的感覺。

元江的團防及團防費后來被唐繼堯親自下令撤銷，估計富鴻謨在商會也干不下去，自然他負責的元江“乾利貞”商號肯定也不能獨善其身。

此處要糾正的一個問題是有文章寫“富鴻文與富鴻謨在元江經營‘乾利貞’。”該文章未見提供相應證據。據筆者掌握的民國相關檔案，并沒有發(fā)現富鴻文參與過元江“乾利貞”的經營。

拜訪富美曾先生后人

2021年2月24日，筆者一行經王毅先生介紹，在石屏縣拜訪了富美曾先生的兒子富源先生。在古城環(huán)城東路的老宅中（屬石屏歷史建筑）見到了富源及其母親、妻兒，筆者與富源先生交流了彼此掌握的情況。富源先生從老宅中拿出一幅珍藏的其爺爺富鴻文（富遜修）的畫像。這是1935年富鴻文回石屏前，因身體有恙到昆明尋醫(yī)期間到當時昆明著名的畫館留下的畫像。當年雖已有照相技術，但大戶人家品位高的追求的依然是“畫像”。而此畫館內正有一高人替人畫像，即“獨眼畫師”?！蔼氀郛嫀煛毙丈趺l已不可考，但“眼毒手神”在省城聞名遐邇。這兒的“眼毒”在昆明人的語境中是個褒義詞，形容看人準，看人深。

富鴻文畫像，2021年拍攝于富源家

時間雖然過去八十多年，富鴻文的畫像依然保存十分完好，畫像上人物栩栩如生，眼神犀利，看透人生，氣度睿智，人物衣著，室內擺設反映了那個時代傳統與現代的特點。每每看著富鴻文老先生的畫像，時光仿佛穿越一般。西風烈、霜晨月，馬蹄聲碎、馱鈴聲咽。那石屏到普思沿邊，到六大茶山的蠻煙瘴雨又出現在眼前。

富鴻文畫像的落款是“生生美術館”，這是當年云南昆明有名的“生生美術公司”的門點。1943年，云南中國茶葉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鄭鶴春先生還委托“生生美術公司”設計“標準”盾牌型商標標識。設計費為法幣100元，具體設計者是方岳先生。此后，“標準”盾牌型商標標識為云南所有中茶合股企業(yè)的使用商標。

盾牌型商標標識

每次到石屏縣都會在富家的老宅中受到富源先生的熱情款待，品嘗眾多石屏風味的美食，喝著小酒，聊著老一輩們的趣聞迷事。

富美曾先生留下的那些珍貴記錄已成為“乾利貞”商號重要的歷史雕痕。

作者基于歷史資料的發(fā)掘與研究，為大家呈現了云南普洱茶歷史知名茶號乾利貞號的重要股東富氏家族，了解民國時期茶號的經營運作情況。

作者簡介：

李路，云南茶馬古道學會特約學術委員，自由撰稿人。

2005年發(fā)起組織云南普洱茶產業(yè)誠信自律活動并發(fā)表全行業(yè)《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參加第二屆普洱茶國際研討會發(fā)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論文。此后十余年專注民國云南茶業(yè)歷史，先后在報紙刊物上發(fā)表文章數十篇。2019年撰寫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檔案館出版專著。

注：本文收集資料中得到云南省檔案館、石屏縣檔案館和富源先生的大力幫助，在此深表感謝！

李路

2021年7月6日第一稿

2022年1月5日（小寒）第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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