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筆者對稀見的中外文獻和制茶工藝的研究，將四川邊茶和云南普洱茶的形制（花色）怎樣由散茶發(fā)展成緊壓茶的歷史進行了系統(tǒng)的梳理；并對不同形制的緊壓茶為何采用不同等級、不同“發(fā)酵”程度的原料制作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梢钥闯?黑茶緊壓形制的演變歷史表明，它與歷史上同是緊壓形制的“龍團鳳餅”有本質(zhì)上的不同。筆者希望本文的發(fā)表，既是對《黑茶通史——兼記民國茶事》一書內(nèi)容上的補充，又能為茶學界對緊壓茶形制和工藝的形成及發(fā)展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關(guān)鍵詞：邊茶；普洱茶；緊壓茶；散茶；黑茶?
所謂緊壓茶，系相對散茶而言，都是指茶葉的一種物理狀態(tài)。緊壓茶的形制，大抵有方形、圓形、碗臼形、磚形、圓柱形等等。歷史上，四川邊茶和云南普洱茶大多是緊壓茶。如四川西路邊茶中的“方包茶”“茯磚茶”，南路邊茶中的“磚芽”（滎經(jīng)產(chǎn)）、“芽磚”（雅安產(chǎn)）等“包茶”；如云南普洱茶中的“圓茶”“緊茶”“磚茶”“方茶”“沱茶”“餅茶”等等。制成緊壓茶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便于長途運輸和儲存以及生活在邊疆的游牧民族隨身攜帶。緊壓茶因為從生產(chǎn)、運輸?shù)斤嬘媒?jīng)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使得茶葉具備了“后發(fā)酵”的基礎條件，故而緊壓茶多屬黑茶。川、滇兩地也因此成為了我國黑茶的傳統(tǒng)產(chǎn)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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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緊壓形制黑茶的標志性產(chǎn)品：“篦茶”“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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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茶的創(chuàng)制，最早可追溯到宋代的茶馬互市，其形制初時均為散茶。由散茶發(fā)展到緊壓茶，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和加工工藝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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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從我國的南方產(chǎn)地運銷北方，在唐代甚至更早以前就開始了。到了宋代，“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數(shù)百萬”，已經(jīng)深得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喜愛，成為生活必需品了。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王韶用兵熙（州）河（州），“拓地千二百里，招撫三十萬口”。更重要的是，熙河一帶盛產(chǎn)北宋軍隊對吐蕃、回紇、西夏、遼等防御作戰(zhàn)急需的良馬。熙寧七年（1074年），四川全境實施了茶葉專賣制度——“榷茶”。同時，在成都設立榷茶司，負責川茶收購事宜；在秦州設立買馬司，負責以川茶向吐蕃易買馬匹。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1085年），共易買熙河馬105400余匹，其中大多是用川茶作為支償物。是謂“茶馬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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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蜀道難，難于上青天”。蜀茶每年運銷西北多達4萬馱，最棘手的問題之一是運輸。官府先是派兵、雇伕、差稅戶共同搬運，又設車鋪、鋪遞等作為沿途休憩之所，但均因崎嶇難行，軍民不堪長途跋涉之辛勞，“逃匿求死，嗟怨?jié)M道”，沿途百姓竟稱茶鋪為“納命場”。不得已，又辟水路，從而形成了蜀茶北上水陸兩用的運輸方式。就如同有人認為紅茶的創(chuàng)制與我國茶葉通過海路運銷歐洲有關(guān)一樣，水路運輸?shù)拈_辟（包括后來的湖茶北上），使得茶葉在運輸過程中“發(fā)酵”的偶然性增加了。同時，也讓蜀茶演變成“后發(fā)酵”的黑茶成為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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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曾有將散茶蒸壓成團的嘗試。“《宋會要輯稿·食貨》載：（向園戶征收稅租之數(shù)）利州路夏稅37028斤，秋稅170斤；夔州路（治所在今重慶市奉節(jié)縣）7907團，每團25斤，共197725斤”。在“因宋之舊”的元代，四川黎州（今漢源）、雅州（今雅安）和松潘一帶已經(jīng)開始生產(chǎn)專與藏區(qū)貿(mào)易、“剪刀麄?cè)~”的“西番茶”。但直到明代，黑茶才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明史·食貨志》載：洪武初（1368年～1377年），又詔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專令蒸烏茶易馬”。“烏”者，“黑”也?！昂诓琛敝妹耙云淙~色油黑”。故“烏茶”者，“黑茶”之謂也。據(jù)“《明史·食貨志》載：番人市馬，不能辨權(quán)衡，止訂篦中馬。篦，初有大小兩種。篦大則官虧其值，小則商病其繁。（正德十年，即1510年）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為中制，每千斤為三百三十篦。以六斤四兩為準，正茶三斤，篦繩三斤，耗損四兩……”“嘉靖三年（1524年），御史陳講疏以商茶低偽，悉征黑茶”。至此，“篦茶”成為了緊壓形制的蜀茶（包括同時“盡榷”用以“易馬”的陜茶）的第一個名稱。官方也首次用“黑茶”命名川陜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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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紀下半葉，湖茶運銷西北，并逐漸取川陜茶而代之。產(chǎn)地和銷區(qū)距離的進一步拉大，加速了緊壓形制黑茶的發(fā)展。清順治二年（1645年），“《西寧府志》載：每引百斤。征茶五篦，每篦二封，每封五斤。”“封茶”或者“茶封”，成為了緊壓形制黑茶的第一個名稱。“封茶”的工藝，雖史無記載，但“當為后來之涇陽茯磚、湖南黑磚和花磚茶、湖北青磚茶、四川康磚之最初形態(tài)”。從此，黑茶大多采用緊壓形制的習慣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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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川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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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易馬” 到元代“西番茶”，表明了四川邊茶貿(mào)易在宋元時期實際上已經(jīng)進行。但“邊茶”的名稱直到明代才開始出現(xiàn)：“嘉靖三年（1524年）……四川茶飲之分邊、腹也。邊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滯?！?/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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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篦茶”之后，緊壓形制的四川南路邊茶【南路邊茶因主產(chǎn)于雅州府，故又稱“雅茶”；因集散于打箭爐（即康定），故又稱“康茶”】始于天全。清初，天全設“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每甑六斤四兩（即上文中的“一篦”），蒸熟后以“架”制成方塊狀。“因為包裝相同，茶商為防止混淆，各自或編或畫天、地、鳥、獸、人物等形制，上書番字，作為票號；因而又有大帕、小帕、鍋焙、黑倉、皮茶等名?！?/span>南路邊茶產(chǎn)區(qū)“毛茶”初制時的殺青方式有所謂“天炕子”“水撈子”以及鍋炒等；干燥方式大多為曬干或陰干。故所謂“鍋焙”，想必是采用了鍋炒殺青或復制時再次干燥的原故，品質(zhì)最優(yōu)。因川省茶農(nóng)俗稱僅經(jīng)初制手續(xù)制成之“毛茶”為“帕茶”，故所謂“大帕”“小帕”，應是指“包茶”原料采用了不同等級的非經(jīng)鍋炒殺青制成的“毛茶”。所謂“黑倉”，大概是指用經(jīng)過自然堆放一段時間后色澤趨黑的“毛茶”為原料制成。“大帕”“小帕”“黑倉”的品質(zhì)次于“鍋焙”。品質(zhì)最劣者為“皮茶”，當是過篩孔最少之“皮篩”后的篩面茶，大多為一些老梗粗葉。天全創(chuàng)制的“包茶”最利運輸，于是，雅安、滎經(jīng)、邛崍諸縣茶商競相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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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月，川省補同知知州姚瑩奉令由成都派往乍雅（今察雅），途經(jīng)打箭爐。根據(jù)他的記述，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南路邊茶制造和銷售時的大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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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將原料蒸熱拌勻，倒入以紙糊成的“甑”中，每七斤或六斤為一“甑”；每四甑再用竹片編成的竹席裹封，是為“一包”。運銷打箭爐的邊茶可分為三種：最上等的稱為“竹檔茶”，須在“甑”上貼以金箔，并加以圖記，以示貴重，每斤售價需銀二錢（當時雇伕日價三錢）；稍次的為“滎縣茶”，每斤售價銀六分；最次的為“絨馬茶”，每斤售價銀五分。如果是在里塘（今理塘）、巴塘、乍雅、察木多（今昌都）購買，價格則依路途遠近遞增至二兩；最貴的為乍雅，需銀三兩二錢。從打箭爐出關(guān)運銷藏區(qū)的邊茶，要在“包茶”外加裹牛皮，以防雨淋損壞。每牛一馱，重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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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英國人德·羅斯索恩深入到川藏地區(qū)考察，并記錄下了當時雅安邊茶的產(chǎn)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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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料
芽尖：每年2月～6月間從茶樹的頂部逐步往下進行采摘所得的幼芽和嫩尖，是最初的也是品質(zhì)最好的部分。每斤售價320文（批發(fā)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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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茶：細嫩且發(fā)育完全的茶菁。品質(zhì)稍次。每斤售價24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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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茶：較粗老的葉子。品質(zhì)更次。每斤售價18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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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梗：僅僅是茶梗、莖和最粗老的茶葉，并且混合著大量的細枝和其他一些非茶樹如青杠樹、黃金樹（huang-ching）等植物的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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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梗：一年到頭都可以被收集的一些非人工栽培的樹，將枝條簡單地切斷后，像森林里矮小的灌木叢一樣被收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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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老梗的茶農(nóng)，通常也供應野梗。他們先將這二者像柴火一樣露天堆放，直到被太陽曬干，然后就可以捆好后出售。每捆老梗重量為160斤，每包32或33盎司（1盎司=28.35克）；每捆野梗重178斤，每包33或34盎司。老梗每斤售價32文錢，野梗每斤售價12或13文錢。運費則按每里每捆3文錢計算，由買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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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造
先將老梗和野梗切成細片，并進行再次干燥；接著將它們按一定的比例混合，放入大木桶里蒸；取出后，將成塊的原料搗散，置于干凈的竹席上。如果過于干燥，則加入適量的米漿使其粘合。當原料已經(jīng)充分的攪拌均勻時，“包茶”就可以準備制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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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過程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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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制作一些小包，放入質(zhì)量較好重約4盎司的茶，并用紅色紙粘貼包好；同時準備好適當長度和寬度的竹席，里面用普通的白紙粘貼，然后卷成圓柱狀，一端用一個上述制好的紅色小包裹封起來，茶葉混合物則從另一端傾入圓柱形的竹席內(nèi)，用力壓緊；最后仍用另一個紅色小包裹封，并且將面上的竹席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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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茶”通常分兩種：一種是質(zhì)量稍好的，即其中茶的成分比例稍大一些，重約16斤；另一種是品質(zhì)低劣的，重約18斤。一個專業(yè)的制作“包茶”的工人不需要天平，就可以精確地將“包茶”制作成16斤或18斤。前者主要運銷打箭爐西北部；后者則全部運銷理塘、巴塘和西藏地區(qū)。這兩種品質(zhì)不同的茶包，成本是完全相同的。其中質(zhì)量較優(yōu)的茶包，另一種茶包則以更大的重量作為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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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打箭爐運銷關(guān)外的“包茶”，為了運輸方便起見，通常會將“包茶”切成兩半后重新用牛皮包裹；但運往打箭爐北線銷售的“包茶”亦有不需改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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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德·羅斯索恩先生計算，經(jīng)由打箭爐運銷的“包茶”，其原料由大約35%的栽培茶和65%的灌木混合構(gòu)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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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羅斯索恩還說，據(jù)他的朋友巴伯先生了解，當時在南路邊茶的另一個產(chǎn)地滎經(jīng)，“茶顯然不是手工包裝的，而是用木模壓制的”，但“我本人沒有見過這個過程，也沒有看到由它所生產(chǎn)的任何‘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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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自入清以來至20世紀以前，南路邊茶多未脫離“篦茶”“封茶”的窠臼。所有茶葉的單個緊壓，雖然在“包茶”重量的記錄上略有出入【除本文外，1895年～1897年法國里昂商會趨雅州考察后對“包茶”的重量描述為“每坨重15到25市斤（9到15千克）】，但目的都是為了滿足官府規(guī)定的“茶引”“茶票”的重量要求。即每篦、每封（甑）分別重六斤四兩、五斤或每包“包茶”重二十斤；五包為一“引”（票）。其形制，多為不規(guī)則的長條狀或長圓柱狀或方包狀。其原料等級，因出爐關(guān)后分為北線（甘孜、德格、道孚、丹巴、爐霍等土司地）和西線（理塘、巴塘、昌都、拉薩等地）而稍有高低之分。其制法，大多為手工制作，部分產(chǎn)地如天全、滎經(jīng)等縣有了模具的輔助，但制作“包茶”的過程均相對簡單，有將每包分為四甑者，有直接筑茶成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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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美國費城博物館展出了一張名為《茶：葉子、花和果實》的圖片，附上的說明文字中說：“在中國東部，茶葉是以磚塊的形式出口到西藏和俄羅斯的。通過這種方法，中國人既可以將最好的茶葉留給自己，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減少浪費。為了制造這些磚茶，茶末、茶梗和茶葉被包裹在一塊鍋爐上方的布里，等這些物質(zhì)都軟化后再與少量米湯一起放入模具中，然后通過壓力機，用它的壓板將其逐層緊壓。制作出來的茶塊大約有三英尺長，它們在被切成磚塊之后，就可以出售了?！?/span>美國人是否將漢口、九江、福州等地生產(chǎn)的青茶磚和打箭爐的南路邊茶混為一談，尚不得而知。但文字中對茶塊制法及長度的描述，倒也與“包茶”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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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上半葉南路邊茶的生產(chǎn)，《黑茶通史——兼記民國茶事》一書中有詳盡的描述。孫明經(jīng)先生1939年曾經(jīng)考察過川西地區(qū)，留下了一些珍貴的影像和日記。近年來由孫先生子女編撰出版的書籍中，也有一些關(guān)于南路邊茶的內(nèi)容?？偟恼f來，在這一時期，原料等級有所提高，制作工藝更為講究，從而使得邊茶產(chǎn)品更為豐富，消費對象更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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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西路邊茶（因集散于松潘，故又稱“松茶”），清初時有“桌面茶”（形狀方而薄，重66斤）、“木魚茶”（形似木魚，重66斤）、“板凳茶”（長方形，略厚，重66斤）等“名副其實”的緊壓茶，也有方大而薄、重116斤的“引茶”和“票茶”；后來都改作“圓包茶”（重60斤）和“方包茶”（120斤）。1941年臨邛茶廠試制茯磚成功后運銷松潘，逐漸淘汰了品質(zhì)低劣的“圓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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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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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普洱茶中的緊壓茶，其形制和工藝相較我國其他傳統(tǒng)緊壓茶產(chǎn)區(qū)來說，是最為特殊和最為復雜的。論形制，既有圓茶（僑銷）、緊茶和磚茶（后二者為邊銷茶。主要是藏銷），又有方茶、沱茶及餅茶（以上三者均為內(nèi)銷。主銷省內(nèi)昆明、麗江及四川宜賓、重慶等地）等。論制法，既有“后發(fā)酵”的黑茶（圓茶、緊茶、磚茶），又有“不發(fā)酵”的綠茶（方茶、沱茶、餅茶）。論原料，既有用等級較高的原料制成的如方茶、沱茶和餅茶；亦有用等級一般的原料制成的圓茶；還有用等級較劣的原料制成的磚茶、緊茶等。歸根究底，想必是因為銷地不同且開拓的時間亦有先后，從而培養(yǎng)了消費者不同的飲用習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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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緊壓茶的歷史，據(jù)筆者所知，最早始于16世紀后期。史載：明隆慶三年（1569年），穆宗皇帝朱載垕委任刀應猛為車里第十七世宣慰使；緬王亦詔授其為“左磾國大自主福祿至善王”，并以公主孃呵鈧下嫁刀應猛為妻，史稱“金蓮王妃”。刀應猛感激恩遇，遂敬“天朝（明朝）為父，緬朝為母”。隆慶六年（1572年），妃回緬省親，刀應猛收集十二版納禮物，呈獻給緬王。其中景昽、猛罕版納（宣慰使直轄地）呈上的禮物有“貢金瓶一個，重六跋；銀瓶一個，重六跋……茶四筒，每筒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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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上半葉，在謝肈淛所撰《滇略》、方以智所撰《物理小識》中，也分別有“蒸而成團”“蒸之成團” 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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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筆者依然以為，當下緊壓形制的普洱茶，大都脫胎于清代普洱貢（團）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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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據(jù)筆者考證，“普洱茶”之全稱，最早見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昆山人氏徐炯所撰《使滇雜記·物產(chǎn)》：“元江產(chǎn)普洱茶，出普洱山，故名。性溫，下氣，消食”。稍晚一點的，則是“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元江知府章履成所撰《元江府志》：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溫味香，異于他產(chǎn)?！?/span>所謂“普洱山”者，即“在城西南九百里普洱界”之“莽枝、革登、攸樂、倚邦、蠻磚、架布”等六大茶山。也就是說，在1714年之前，雖然云南包括六大茶山已經(jīng)盛產(chǎn)茶葉并已成為貿(mào)易之商品，但嚴格地說，只能認作是普洱茶的萌芽時期。另外，明確了普洱茶的產(chǎn)地，僅限于“普洱山”即六大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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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雍正七年（1729年），（云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設普洱府，以攸樂設同知，思茅（今普洱市思茅區(qū)）設通判隸之”；?并“奏設總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至遲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普洱茶被列為“貢茶”。雍正十三年（1735年）“始定茶法”，又題準：“云南省商販茶，系每七圓為一筒，重四十九兩，征收稅銀一分，今每百斤給一引，應以三十二筒為一引，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于十三年為始，頒給茶引三千，飭發(fā)各商行銷辦課，作為定額，造冊題銷?！薄霸颇险鞫愩y九百六十兩”?？梢姡捌斩琛敝麑嵲从诋a(chǎn)地“普洱山”（當時尚屬元江府管轄），時間早在“普洱府”設立之前；而普洱貢茶恰好是普洱茶歷史上結(jié)束原始階段、依法開展商貿(mào)經(jīng)營的一個承上啟下的節(ji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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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直至清末宣統(tǒng)年間（1909～1911），普洱貢茶均為“八色”。即：普蕊茶、普芽茶、普茶膏、大普茶（重五斤）、中普茶（重三斤）、小普茶（重一斤）、女兒茶（重四兩）和蕊珠茶（重一兩五錢）。普蕊茶和普芽茶是散茶；普茶膏是將茶葉經(jīng)過熬制后的提取物；其余五種都是緊壓茶（團茶），形制為圓形或近似圓形。在緊壓形制的普洱（團）茶入貢之前，車里宣慰使刀應猛呈獻給緬王的禮物以及其他史書上記載的，也都是采取“蒸”的加工方法制成的類似形制的“團茶”。沒有史料表明當時或之前云南有其它形制的緊壓茶生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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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壓形制的普洱貢（團）茶，由采自農(nóng)歷二月間的一芽一葉、一芽二葉茶菁“經(jīng)攤晾、殺青、揉捻、干燥等工序” 制得的曬青毛茶“蒸之成團”，干燥后用木箱盛裝，限時110天運抵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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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貢茶從思茅出發(fā)，經(jīng)省城昆明馱運至滇東北大關(guān)縣后，換成水路。由老鴉灘（今鹽津縣鹽井渡）下水，經(jīng)關(guān)河、橫江河入金沙江，抵敘州（今宜賓）；然后沿長江一路往東，經(jīng)重慶、漢口、九江抵儀征；再折向北行，沿京杭大運河直達京城商港——通州碼頭；由此上岸，運往不到20公里外的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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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貢茶受到了清廷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官員的普遍歡迎；普洱茶具有的消膩化食等“獨勝”的特點深受贊譽；普洱貢茶的運輸，沿途經(jīng)過了當時省內(nèi)外人口最稠密、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城市和地區(qū)；種種因素的疊加，使得內(nèi)銷市場的大門被迅速打開了。道光六年（1826年），阮福所撰《普洱茶記》開篇就寫道：“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儼，京師尤重之?！?/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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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除遠銷北京、天津、杭州、上海等國內(nèi)城市以外，尤以省內(nèi)昆明、麗江和四川宜賓、重慶一帶最為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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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德·羅斯索恩在1895年的考察文章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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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nèi)市場，獲得很大銷量的是云南普洱茶，它被認為優(yōu)于該國的其他同類產(chǎn)品，并廣受贊譽?！彼€說：“云南每年向四川（主要是宜賓和重慶）運銷的普洱茶多達1400擔（幾乎占了云南全省三千引商茶的一半），每32筒為1擔，每筒有7圓，每圓重10盎司。當運到敘州府時，每擔需要支付0.40兩白銀的子口稅；在重慶是同樣的稅率。云南普洱茶以大約每擔27兩的價格在重慶出售；而產(chǎn)于南川當?shù)刈詈玫牟枞~“白毫”的批發(fā)價為每斤320文（當時1兩銀子合1500文）；其次是“毛尖”，每斤20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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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和二十四年（1898年）的《渝報·渝城物價表》上分別記載了當時緊壓形制的云南普洱（團）茶在重慶市場上的售價：“普茶每擔三十二筒，售價九八銀三十幾兩”“普茶每擔37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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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19世紀末，除六大茶山有少量茶莊制作外，思茅是普洱茶唯一的制造地（偽冒如木邦者除外）。得益于雍正七年普洱府轄境內(nèi)實施的改土歸流，思茅制作的普洱茶，原料除大部分來自六大茶山外，尚有小部分出自今南糯、勐宋一帶茶山（均隸普洱府）。而在銷地四川，它們均被稱作“春茶”“宋營茶”（宋：傣語，大山之意）?？梢韵胍姡捎谄斩暡柚械纳⒉杈鶠榈燃壸罡叩拇翰?；普洱貢茶中的緊壓茶也得自于由等級較高的春茶制成的曬青茶；而此時國內(nèi)包括四川市場，綠茶受到消費者的普遍歡迎。因此，可以認為，這一時期內(nèi)銷的普洱茶，都是曬青茶，或者原料是曬青茶。當然，出于商業(yè)考慮以及普洱茶原料方面可能出現(xiàn)的供不應求，市場上緊壓形制的普洱（團）茶出現(xiàn)了“外細內(nèi)粗”的“改造茶”。由茶商販賣的普洱（團）茶自雍正十三年規(guī)定“每七圓為一筒，重四十九兩”起，以每斤16兩合今580克計算，每圓約254克；如以上文“每圓重10盎司”計，則每圓重283.50克，均與民國時期生產(chǎn)的沱茶（重八兩。以今290克計）相仿佛。這一階段緊壓形制的普洱（團）茶，其體積和重量較之普洱貢茶中重達三五斤的“大普茶”“中普茶”來說雖已大為減小，但其形制依然是諸如“人頭形”“元寶形”等，并未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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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例外的可能是“方茶”。筆者在檢索史料時發(fā)現(xiàn)了一段包氏記錄其清光緒二年（1876年）三月在昆明生活期間與友人互贈禮品時的文字：“初十日壬寅，晴。午刻，薛副使啟節(jié)東下，府、縣送至板橋而返。李受之、茂才饋余方普茶十塊，山查紅二斤，余答以對開洋蚨二枚，亦滇中所罕見也?！?/span>又據(jù)1940年任云南中茶公司復興茶廠廠長兼宜良茶廠廠長童衣云1947年撰寫的文章稱：“方茶每塊重四兩（計145克），通常以四塊為一斤，每塊茶面各壓出‘福祿壽喜’之凸出吉祥字，以便作禮品用?！?/span>雖然現(xiàn)在已無法確定這二段史料所記是否與史實吻合，但比照上述文字，可以想見，省城昆明的茶商在19世紀的下半葉創(chuàng)制“方茶”是個大概率事件。由此上溯至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行的《普洱府志稿》中所載“熬膏外則蒸而為餅，有方有圓”，則“方茶”實源于“方形團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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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世紀，從普洱（團）茶和景谷“姑娘茶”（“姑娘茶”的名稱也許是從普洱貢（團）茶中的“女兒茶”得來）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形制為碗臼形、單重290克、原料采用剛興起的景谷和勐庫以及鳳山春茶的“沱茶”，挾上市時間早、交通便利帶來的成本較低等優(yōu)勢，經(jīng)由省城昆明在民國初年試銷四川并取得成功。大概自20世紀20年代起，沱茶成為了滇茶川銷中的絕對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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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圓而薄、重357克的“圓茶”，開始生產(chǎn)的時間大概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皥A茶”這個名稱，取材于它的形制，也可能與歷來稱普洱（團）茶為“圓”“每七圓為一筒”有關(guān)。另外，截至到1949年以前，圓茶僅在六大茶山和思茅生產(chǎn)。由此可見圓茶與普洱貢（團）茶之間的淵源。圓茶被歸于黑茶，主要原因是原料曬青毛茶在壓制前有較長時間的堆放過程，類似于黑茶的“干坯堆積”。另外，圓茶歷史上在銷區(qū)被視作“紅湯茶”的產(chǎn)品屬性，可能與六大茶山和相鄰國家之間的邊境貿(mào)易以及銷區(qū)對茶飲的功能性需求有關(guān)。從16世紀的“每筒五團”到18世紀的“每七圓為一筒”；從18世紀的每圓三五斤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每圓357克；歷史上形制圓大而厚實的“團茶”演變成了眼下圓而薄的“圓茶”。有趣的是，圓茶每圓357克，七圓為一筒，每筒計五斤，二十筒為一百斤，亦是歷史上的“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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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茶入藏的時間，史無稽考。確切的貿(mào)易往來，則始于清初。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平西王吳三桂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呈奏“達賴喇嘛及干都臺吉請于北勝州互市，以馬易茶?！?/span>據(jù)《大清會典事例》載：“康熙四年（1665年）復準：云南北勝州開茶馬市，商人買茶易馬者，每兩收稅銀三分。”但實際上由于各種原因，“茶馬互市”時停時續(xù)、名存實亡。清雍正十三年訂立云南茶法后，普洱茶才得以通過商販大量運銷麗江及藏區(qū)。史載：“（乾隆二年即1737年）茶稅：每年戶部頒發(fā)茶引三千張，每張載茶三十二筒，抽收引稅三錢二分，由阿喜出口，赴中甸銷售，盡數(shù)收解布政司候撥充餉，余引交司解部。”“《大清會典事例》：乾隆十三年（1746年）議準：云南茶引頒發(fā)到省，轉(zhuǎn)發(fā)麗江府，由該府按月給商赴普洱府販買，運往鶴慶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銷?！?/span>由此可知，清中期，云南全省茶引均由麗江府承領(lǐng)，年銷普洱茶三千引（每引一百斤，即一擔；三千引共三千擔。每擔三十二筒），每引課稅三錢二分，因此年征“稅銀九百六十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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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銷麗江府的普洱（團）茶，最初與銷往四川及國內(nèi)其他省份的普洱（團）茶從形制、重量、原料、工藝來說都是完全一樣的。大概在清朝末年，思茅茶商利用每年制造圓茶余下的粗枝大葉，制成一種“心臟形”的“蠻莊茶”，專門供給前來采買的古宗商人。20世紀20年代以后，滇南茶葉的產(chǎn)制中心從思茅逐漸轉(zhuǎn)移到佛海（今勐海），當?shù)夭枭虨榱朔乐共枞~在運銷過程中霉爛，在原來“心臟形”的“蠻莊茶”上加了一個“把”，是謂緊茶（藏銷）。佛海緊茶比下關(guān)生產(chǎn)的緊茶稍重，質(zhì)量也較高。以七個為一筒，十八筒為一籃，二籃為一馱（約110斤），從佛海經(jīng)打洛運到仰光，然后循加爾各答到達西藏拉薩銷售。運銷西藏的這種緊茶在壓制前一日，須對緊茶最外一層使用俗稱“高品”的原料進行“潮水”。“數(shù)日之后，表里皆發(fā)生一種黃霉?！?/span>因此緊茶被歸為黑茶。緊茶之所以要做“發(fā)酵”處理，主要原因可能是藏民身處高寒地方，認為“發(fā)酵”后的緊茶“性溫”，故“藏人自言黃霉之茶最佳”； 另一方面，則可能是藏民原來常常飲用“發(fā)酵”的四川邊茶的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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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海在民國時期還生產(chǎn)一種“磚茶”，這種緊壓形制的普洱茶可能是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相對于“方茶”的形制來說，僅是將正方形換作長方形磚塊而已。磚茶所使用的原料較次，制作的數(shù)量也極少，銷地與緊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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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飲用普洱（團）茶的麗江一帶民眾，后來除了改喝沱茶以外，下關(guān)還生產(chǎn)一種重約50克的“餅茶” （又稱“小餅茶”“七子筒”）應市。生產(chǎn)這種重量的餅茶，可能是受到普洱貢（團）茶中“蕊珠茶”（重一兩五錢約54克）的啟發(fā)。1800年，英國皇家軍團少校喬治·亨利梅森曾經(jīng)創(chuàng)作了一張疑似“制作蕊珠茶”時的版畫（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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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附有的文字中是這樣子描述的：“一個特別的變種——‘普洱’，竟是如此的受歡迎。它是被種在云南一個叫做‘普洱’的地方。那里的人們將茶葉揉成團，同時將粘乎乎的液體倒入扁小的‘茶團’中，干燥后就可以出售。在飲用時，你只需將這樣的‘茶團’切成兩半，然后加入熱水即可。這種茶雖然不像其他品種一樣有味道，但它被認為是治愈各種各樣疾病的靈丹妙藥。特別是在缺乏食欲的情況下，它簡直就是個奇跡。”餅茶的形制圓而薄，采用“不發(fā)酵”的曬青毛茶壓制而成。1949年以后下關(guān)茶廠生產(chǎn)的餅茶多為1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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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說來，川滇緊壓茶形制與工藝的形成及發(fā)展，是不同歷史背景條件下的長距離運輸、茶政以及商業(yè)行為、消費習慣等共同作用下的結(jié)果。如果說它與我國唐宋時期的“餅茶”“片茶”有相通的地方，僅表明我國勞動人民的智慧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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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發(fā)表于《農(nóng)業(yè)考古·茶文化專號·2018年第5期》，敬請參閱；參考文獻詳見該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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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簡介：
郭紅軍：《黑茶通史——兼記民國茶事》作者
郭楚嘉：茶學專業(yè)大三在讀
南宋、元時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學?滕軍
正文共：?15589?字?12?圖
預計閱讀時間：?45?分鐘?
第一節(jié)：南宋、元時期的中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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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亡國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動與日本官方聯(lián)系，催促建立國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稱臣政策而被擱置。致使北宋期間中日兩國間的關(guān)系終未獲得突破性的發(fā)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對中國商船采取限額政策，致使許多中國商船避開官營港口，直接駛?cè)胗伤郊仪f園管制的港口，直接與莊園領(lǐng)主進行私貿(mào)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時間，中國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幾乎絕跡。而南宋初期，中國朝野不安，中國方面也沒能繼續(xù)進行與日本的外交活動。直至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南宋才與金達成和議，雙方休戰(zhàn)，南宋政權(quán)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漸次展開與周圍各國的交往。
其間，日本新興的武士勢力--平氏集團崛起于政壇。而平氏集團的起家與成功與日宋貿(mào)易有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親平忠盛（1069-1153）曾任現(xiàn)佐賀、岡山、兵庫地區(qū)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兩次擔任瀨戶及四國地區(qū)海域的清剿海盜的總指揮。所謂海盜是指有水軍活動能力的沿海豪族。他們首先要劫持的就是從中國來的商船或唐物。身為清剿海盜總指明揮的平忠盛終于沒能抵擋住唐物的誘惑，于1133年在他擔任肥前國神崎莊園的總代管時染指了私貿(mào)易。肥前國即現(xiàn)在的佐賀縣，神崎莊園位于臨海，面對著宋船出沒的對馬海峽，是鳥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莊園。平忠盛與皇族關(guān)系甚密才獲此要職。據(jù)記載，1133年平忠盛假傳圣旨，將南宋商船的唐物攫為己有。平忠盛的兒子平清盛繼承了父親在西日本的種種要職，曾擔任現(xiàn)熊本、廣島、兵庫地區(qū)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戰(zhàn)和1159年的平治之戰(zhàn)中大勝源氏，贏得了皇族的信賴。1160年被破格提升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為宰相，統(tǒng)攬了國政大權(quán)。
平氏一族早就嘗到了進行日宋貿(mào)易的甜頭，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貿(mào)易變成了公貿(mào)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與金議和，政局轉(zhuǎn)入安穩(wěn)期，正謀求與周邊國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場規(guī)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侶大量來華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開了序幕。
平清盛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離京都最近的海域，以減少唐物運輸中的損耗，特地修建了大輪田泊港（即現(xiàn)在的神戶港的前身）。為了疏通宋商船通過的瀨戶海道，平清盛還特別開鑿整治了音戶水道。平清盛在神戶港附近修建了福原離宮，專門用于監(jiān)理日宋貿(mào)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親臨福原離宮接見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輿論，擴大對宋貿(mào)易交往之聲勢。
1172年，南宋明州（現(xiàn)寧波）地方政府派人給日本政府送去牒狀和禮品，牒文中有“賜日本國王” 提法。對此，日本朝野多有議論。有人提出應立即返卻牒狀，辭退禮品。而平清盛卻出于擴大日宋貿(mào)易，以此來支撐虛空的國庫的考慮。于1173年3月毅然給中方發(fā)了復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義分別還禮。其禮品有：砂金、劍、泥金工藝盒等。《宋史·日本傳》中記載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平清盛以屈尊的代價換取了日宋貿(mào)易的莫大利潤。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國地區(qū)的伊予國（現(xiàn)愛媛縣）的知事及清剿海賊的軍事指揮。子繼父業(yè)，平重盛也是一位熱衷于日宋貿(mào)易的武將。1177-1179年間，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進行貿(mào)易。所獲利潤不可計數(shù)。
就這樣，新興的武士集團--平氏通過日宋貿(mào)易穩(wěn)定了國庫的支出，攫取了積山的財富。《平家物語》在描寫平氏家族的財產(chǎn)情況時說：“日本全土共有66國，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個，其外另有無數(shù)的田莊。他家里綺羅充室、花錦酒堂、軒騎群集，門前若市。家中有揚州之金、荊州之珠、吳郡之綾、蜀江之錦、七珍萬寶無有缺漏。”其中所云揚州、荊州、吳郡、蜀江等地名無疑都指的是中國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綾、錦等寶物也無疑是來自中國的物產(chǎn)。
平清盛不僅自己熱衷于日宋貿(mào)易，還廢除了二百年來的國人不許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侶們爭先恐后地涌進南宋。一時間，入宋的日本船只“軸艫相銜”。這從南宋期間120人的來華日僧及南宋15人的東渡僧均是利用來往商船這一史實中可得知其頻度。但其中有不少設備不佳的商船遇難海原，漂泊至中國東南沿海?！端问贰と毡緜鳌分芯陀涊d：“（淳熙）三年（1176），風泊日本船至明州，眾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者復百余人。詔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歸?！睋?jù)《宋史》載，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類似事件發(fā)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懼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經(jīng)濟實力因日宋貿(mào)易而過度增強，便下令其后每年駛宋日船限為五艘，這也從側(cè)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來華的頻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圖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諭日本臣服而遭拒絕的情況之下，于1273年、1281年兩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軍人不習水戰(zhàn)，雇傭來的南宋降兵和高麗降兵無心作戰(zhàn)，及日本全國上下的奮起抵抗等原因，兩次征伐均遭慘敗。由此，整個元代期間中日兩國政府間沒有正式來往。但民間商船的往來卻頻繁異常。據(jù)統(tǒng)計：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隊日本商船入元進行貿(mào)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隊到達日本。幾乎兩年便有一隊商船往來于中日之間。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載有2000余日本人。來往的僧侶的人數(shù)也創(chuàng)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記錄，自1296年至1368年這70余年中，名留史冊的入元僧就達220人，另有13位東渡的中國僧人在錄。
雖說日本與元朝沒能建立官方關(guān)系，但日本政府卻以特殊的形式參與了日元貿(mào)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參與民間貿(mào)易之外，還設立了一種以籌集某項政府工程資金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質(zhì)的商貿(mào)船。1325年，日本政府為籌建整修建長寺的費用而派出了“建長寺船”、1332年以同樣的名義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龍寺船”。自天龍寺船以后，這種半官方性質(zhì)的貿(mào)易船被統(tǒng)稱為天龍寺船而每年來往于中日之間，成為了日本國家財政的補充渠道。這種船出海時有禁衛(wèi)軍護航，裝載優(yōu)質(zhì)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劍等日本高檔商品。自然，換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賣出高價的。這些貿(mào)易船名義上屬于民間商人，回來后必須向日本政府繳納3000-5000貫的銅錢及一定的財物。勿庸說，利潤是極其豐厚的。
那么，為什么在我國南宋至元末的這一段時期里會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國的歷史現(xiàn)象呢？筆者認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國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辦，日本人對中國文化、文物的熱望只能從某些人咀嚼過的東西中得到一點慰籍。這種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難以忍受。所以當平清盛允許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爭先恐后地登陸中國。并且經(jīng)一些親眼領(lǐng)略過大陸風情的人的宣傳，來華的日本人就更多了。這是元時期的平均年來華日本人的數(shù)量幾乎是南宋時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國禪學進入爛熟昌盛時期。禪學主張“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視坐禪、作務等實踐性的修行，這對于有漢學障礙的日本人來說較易接受。又加之，這一時期包括了由新興武士階層--源氏家族掌權(quán)的鐮倉時代（1185-1333）的整個時期。源氏政權(quán)為在文化上獨樹一幟，積極地引進中國禪學，其實力派首領(lǐng)北條時賴（1227-1263）、北條時宗（1251、1284）等都歸依禪門，并把禪學做為武士階層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課。這就引得日本各地禪寺如雨后春筍般地建立，僧人們紛紛涌進中國禪寺。為求得中國制造的禪院用品（經(jīng)書、香爐、木魚、文房四寶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國。
其三，由于武士階層的興起擴大了唐物的需求。在這個時期以前，日本的高層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宮及皇宮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這一時期，日本的國政中心在鐮倉，許多沒落貴族也從京都逃離，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農(nóng)民的武士們的身份的提高，高層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長，這就使中國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暢銷。一些日本人通過唐物認識了中國，又通過親自去中國而更加喜愛唐物，就這樣，在這一時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續(xù)了200多年的中國熱，并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huán)的唐物市場。而中國的商人們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過海，這就造成了這一時期中方的商船幾乎沒有東渡的史實。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親自來華，日常性、實踐性極強的中國飲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較深入的理解。許多來華日商、日僧從中國帶回了茶具、茶、茶書，并積極傳播飲茶方法和飲茶情趣，由此，這一時期，飲茶在日本獲得了大范圍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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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南宋·元時期的中國制茶及飲茶法
那么，日本人在中國接觸到的是怎樣一些茶？怎樣一些飲茶法呢？為敘述方便，筆者必須再解釋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時期的兩種固形茶：
（1）北宋時期的宮廷用精制龍鳳團茶。它在制茶技術(shù)上雖處于尖端地位，但產(chǎn)量是極少的，它的飲用方法為搗碎、磨成粉、將少量茶粉放入茶碗、點入少量熱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攪拌出沫后品飲。
（2）北宋時期的民用粗制餅茶。它在制作技術(shù)上承襲唐代的做法，是主流產(chǎn)品。這類茶易于運輸、保管，適于大眾飲用。它的飲用方法為搗碎、磨成細顆粒狀、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飲用。
把茶的鮮葉搗碎做成固體形狀，本是因為茶最初被起用于藥，并列入各類藥餅所致。后又因運輸（特別是由產(chǎn)茶的江南運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轉(zhuǎn)向飲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別是在自產(chǎn)自銷的茶產(chǎn)地，固形茶的延續(xù)就顯得沒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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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產(chǎn)日漸繁盛，且極品疊出。其極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這樣的：
（1）采來嫩葉。葉夢得《避暑錄話》（1135）中談到：“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為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過是則老矣，此所以難得也。”王觀國《學林》（1142前后）中亦強調(diào)：“茶至于一寸長，則其芽蘗大矣，非佳品也?！?/span>
（2）蒸熟焙干。朱翌《猗覺寮雜記》（12世紀中期）中說：“得芽即蒸熟焙干?！奔床枵獊碇?，馬上就上鍋用熱氣殺死活性酵素，爾后焙干。
（3）裝壇封藏。裝茶時，先將一般茶葉裝至壇的七、八分，然后將盛有極品茶葉的4個小袋子插到壇中，再用一般茶葉將壇填滿，最后，用木蓋塞緊，周口邊貼上三層紙以防暑濕之氣。陳鵠《耆舊續(xù)聞》（13世紀初）中說：“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制作尤精，囊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數(shù)十斤養(yǎng)之，用避暑濕之氣。”（其中所言“囊紅紗”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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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日本現(xiàn)今用茶壇 ????????????????????
?圖2 ?茶壇中的特級茶
關(guān)于用紅紗囊裹茶陸游也曾屢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東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減紅囊顧渚春’之句。意思是說，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紅囊包裝的顧渚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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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只供民間飲用的散茶經(jīng)過唐、北宋、南宋的提煉，質(zhì)量提高了，檔次也拉開了。那么，這種蒸青散茶的飲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來為三種方法：
（1）點飲法。（用極品散茶）
（2）煎飲法。（用一般散茶）
（3）泡飲法。（用上等散茶）
關(guān)于‘點飲法’，即將極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點入熱水，用茶筅攪拌出沫，趁熱飲之。王觀國《學林》（1142前后）卷八《茶詩》中說：“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極品，其色白?！柚哑罚刻Y微細，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點啜之。”這里清楚地敘述了南宋初年的極品散茶的利用情況。陸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戲作長句〉中也有“午枕初回夢蝶床，紅絲小硙破旗槍”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槍”便指茶芽。毫無疑問，陸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備點啜。
關(guān)于‘煎飲法’，即將一般級別的散茶直接放進開水里煎煮，趁熱飲之。楊萬里（1127-1206）是與陸游同時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雙井茶〉一詩中就記述了煎飲散茶的情景。其中寫到：“鷹爪新芽蟹眼湯，松風鳴雪兔毫霜。”即：嫩細的茶芽在茶釜中翻滾，茶釜發(fā)出松風般的鳴聲，茶湯面上呈現(xiàn)雪一樣的餑沫。在當時，人們根據(jù)茶的粗細程度，時而點、時而煎，有時還二者同時進行。（注2）但點茶的情況要多一些。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點茶比煎茶方便?！渡郊仪骞罚?3世紀）就提出，“以湯點之損脾胃，煎服則去滯化食，有利健康?！钡挠^點，但人們“多怠于煎服?！弊髡吡趾橹坏脟@息：“有害也?！保ㄗ?）但其實，無論是點飲還是煎飲，都是受到了傳統(tǒng)飲茶法的束縛。在茶生產(chǎn)力大幅度提高，飲茶日?；倪M程中，人們必然去尋找更簡便的飲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開了。
關(guān)于‘泡茶法’，即將上等的好茶放進茶甌里，沖入熱水，趁熱飲之。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13世紀）中寫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鮮以鼎鑊（鍋釜），用瓶煮水?！懯现ㄒ晕淳筒梃Z……今湯就茶甌瀹之?！诲柚?，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味甘，老則過苦矣。……惟瓶去火，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湯適中而茶味甘?！蜓a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后，一甌春雪勝醍醐?！边@里明確指出了陸羽古法煎茶是將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羅大經(jīng)所生活的13世紀的新法泡茶是將熱水直接沖入裝有散茶的茶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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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敘述了南宋，元時期散茶的生產(chǎn)及利用獲得大大發(fā)展的情況。但是，由北宋延續(xù)下來的龍風團茶的生產(chǎn)也并沒有停止。直至元末，龍風團茶一直在小規(guī)模地生產(chǎn)并在上層社會中流傳著。人們每得龍團必賦詩稱頌，因此，有關(guān)詩篇亦隨手可拾。陸游有〈喜得建茶〉一詩，詩中曰：“玉食何由到草來，重奩初喜坼封開?！标懹斡钟小达埩T碾茶戲書〉一詩，詩中曰：“小餅龍團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狈謩e寫出了他偶獲龍團的喜悅。但從整體的情況來看，龍團已不象北宋時期那樣受到人們的醉心的青睞，人們開始認識到散茶不僅節(jié)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純正。
南宋、元時期是中國茶生產(chǎn)的轉(zhuǎn)折期。各種茶的產(chǎn)品形式都有表現(xiàn)，茶產(chǎn)品的多樣化帶來了飲茶法的多樣化。元末的王禎在《農(nóng)書》（1313年）〈茶〉中對其做了總結(jié)。其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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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蠟茶。
凡茗，煎者擇嫩芽，洗以湯泡，去薰氣，以湯煎飲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細碾，以供點試，……南方雖產(chǎn)茶，而識此法者甚少。
蠟茶最貴，而制作亦不凡，擇上等嫩芽，細碾入籮，雜腦子諸香膏油，調(diào)和如法，印作餅子制樣，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飾之，其制有大小龍團，帶胯之翼，此品惟充貢獻，民間罕見之?！?/span>
夫茶靈草也，種之則利博，飲之則神清，上而王公貴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賤隸之所不可缺，誠民生日用之所資，國家課利之一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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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禎的這一段記述可歸納為：
（1）散茶：泡飲，煎飲，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點飲，流傳于北方。
（3）龍風團茶：磨成粉，點飲，惟充貢。
?王禎告訴我們：茶葉的盛產(chǎn)地--兩浙地區(qū)帥先放棄了復雜的點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飲法、煎飲法。這需要有大量新鮮的散茶供給，以致使飲茶者不用為丟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處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區(qū)，因龍風團茶的保證供給和由遠離產(chǎn)地所造成的昂貴的茶價，仍勵行著末茶點飲法。，這從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畫中的點茶場景中可見史跡，（圖4-3）而在元末時期的南方，已找不到點飲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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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jié)：榮西的《吃茶養(yǎng)生法》及對南宋新茶法的傳播
在眾多的南宋、元時期的日本來華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榮西。他將南宋的禪和南宋的茶傳至日本，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榮西生于1141年。他11歲出家，14歲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壇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學習天臺宗。1168年4月，榮西第一次來華，參拜了天臺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區(qū)活動了5個月之后，攜帶天臺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國。本為求天臺宗教義而來華的榮西，在逗留中國期間又接觸到了南宋時期蓬勃興盛的南禪宗。回日本后他仍潛心鉆研禪宗的奧秘。為明察禪理，追本溯源，他決心第二次來華學習。1187年，46歲的榮西再次來到天臺山，從師天臺山萬年寺臨濟宗黃龍派八世法孫虛庵懷敞，在萬年寺修禪兩年五個月。后又隨虛庵懷敞到寧波天童寺服侍老師兩年多，于1191年7月回國。
回國后的榮西成為了日本臨濟宗的創(chuàng)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興禪護國論》、《出家大綱》，他曾被宋孝宗封為“千光法師”，從黃龍慧南八世孫--虛庵懷敞處獲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權(quán)，被后鳥羽天皇賜與“葉上大師”號。他曾接受了源賴朝將軍（1147-1149）的妻子--北條政子的歸依。并受其施與，在幕府所在地—鐮倉、朝廷所在地—京都各獲一地，修建了壽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終定稿著述《吃茶養(yǎng)生記》，成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養(yǎng)生記》亦被稱作“日本的《茶經(jīng)》”。
榮西在《吃茶養(yǎng)生記》中對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飲茶法做了較詳細的敘述。
《吃茶養(yǎng)生記》從五味養(yǎng)五臟，苦味養(yǎng)心臟的觀點出發(fā)，導論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惡’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緣。，文中道：“但大國獨吃茶，故心臟無病亦長命也，我國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蔽闹羞€寫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貴重于茶如眼，（用于）賜忠臣，施高僧”。榮西還在文中批駁了當時的一些日本人對茶的認識不足，道：“抑我國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譏之日：非藥。是則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榮西闡明自己的觀點的部分之外，榮西還從《太平御覽》第867卷〈茗〉一項中援引了26條中國茶史資料，解釋了茶的名稱、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養(yǎng)生記》中有兩處記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處是有關(guān)臘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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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上苑中有茶園，元三之間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語高聲徘徊往來，則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銀鑷子采之，而后做蠟茶，一匙之值至千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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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西所記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園在每年驚蟄后一兩日進山采茶時的一個儀典活動。這在南宋胡仔編纂的《苕溪漁隱叢話》中多有記載。為讓茶芽早發(fā)，以便早制茶、早獻天子，當?shù)夭柁r(nóng)往往在驚蟄時節(jié)的夜里舉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發(fā)茶、茶早發(fā)！”之類的口號，一邊喊還一邊擊鼓。從目前的科學視角來看，這樣做恐怕有利于新發(fā)的茶芽免遭冷凍的危害。但在宋代，難以涉足武夷的兩浙文人把這個茶俗當做奇聞傳播，并賦予了詩的色彩。歐陽修（1007-1072）在〈嘗茶詩〉中就誦道：“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qū)龍蛇，夜聞?chuàng)艄臐M山谷，千人助叫聲晗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比绱瞬烧谱龀鰜淼牟鑳r格昂貴（注5），榮西稱“一匙之值至千貫”。但“千貫”之說只是一個概數(shù)，榮西并沒有親自到過武夷山的御茶園，（據(jù)目前的史料來看）也沒有親眼見到過臘面茶，所以，榮西對臘面茶的記述只不過是對道聽途說的整理。然而，榮西對蒸青散茶的記述就不同了。其有關(guān)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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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宋朝焙茶樣，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為事也，其調(diào)火也，焙棚敷紙，紙不焦樣，工夫焙之，不緩不急，竟夜不眠，夜內(nèi)焙畢，即盛好瓶，以竹葉堅封瓶口，不令風入內(nèi)，則經(jīng)年歲而不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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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的“見”字中，可知是榮西在南宋親眼所見之記述。其對制茶過程敘述詳細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擬的。其記錄也佐證了我國南宋時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帶的蒸青散的制做過程。其后，經(jīng)榮西鼓吹而重興的日本制茶業(yè)，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養(yǎng)生記》還介紹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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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隨意，用極熱湯服之，但湯少為好，其亦隨意，殊以濃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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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西所描述的吃茶法與我國南宋時期的一些茶史資料上的記載是完全相同的。是當時最時尚的飲茶法?？傊?，榮西通過《吃茶養(yǎng)生記》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飲茶法傳達給了日本人。
在榮西傳播南宋新茶法以前，（從遣留下來的飲茶記錄推測）日本的制茶法與飲茶法和唐陸羽時代的情況大體相同。即將茶青采來蒸熟、搗爛成餅、焙干收藏、費時費工。飲用時再烤軟、碾碎、煎煮，味道苦澀。又加之茶樹品種的老化和制做工藝的簡陋，致使其飲茶活動難以普及。而榮西所傳播的南宋新茶法講究旋摘旋制、散葉保存，飲用時磨成粉、直接點飲。整個過程簡便省時，相對保持了茶的鮮度，迎合了日本人偏愛生鮮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點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經(jīng)榮西傳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歡迎。
榮西作為一代宗教界領(lǐng)袖，在寫下了不少禪釋理論著作之余還能撰寫出《吃茶養(yǎng)生記》一文是與他的恢宏睿智分不開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臺山萬年寺所獲得的寶貴的制茶、飲茶體驗。雖然難免有冗長之嫌，但筆者還是想敘述一下哺育了《吃茶養(yǎng)生記》的天臺山茶史并描述一下榮西在萬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臺山植茶的歷史可追溯至東漢末年。著名煉丹家葛玄（164-244）入天臺山修煉時，便在天臺山主峰華頂開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師（538-597）在天臺山創(chuàng)天臺宗時，積極植茶，使得天臺山茶園遍布四周，形成了華頂、萬年、石梁三大產(chǎn)茶區(qū)。而榮西駐錫過的萬年寺，就在萬年茶區(qū)。
萬年山離天臺縣25公里，由明月、婆羅、香爐、大舍、銅魚、藏象、煙霞、應澤八峰組成。萬年寺的地理位置為八峰回抱，雙澗合流，寺前有一寬闊平坦之坪，稱之平田，因而萬年寺也稱平田寺。寺的周圍有小鰲坑、天燈盞、高墻頭、大竹湖等歷史名茶產(chǎn)地。南宋時期的萬年茶區(qū)以開始生產(chǎn)蒸青散茶。茶的品質(zhì)細膩，嫩綠清純。有的被制成圓，稱‘麥顆’，有的被制成細條型，稱‘緊手’。榮西兩次來華均掛錫在萬年寺，他就是寓居在這樣一個為綠色茶園環(huán)抱的山坪之中的。榮西在萬年寺一邊隨虛庵懷敞禪師參禪習佛，一邊在此處考察植茶，制茶技術(shù)，為撰寫《吃茶養(yǎng)生記》奠定了基礎?！冻圆桊B(yǎng)生記》中的絕大部分內(nèi)容是榮西從佛典和《太平御覽》上抄錄整理而成的，而唯獨在談到制茶法和飲茶法時露出了生動的筆致?！冻圆桊B(yǎng)生記》是榮西回國20年之后，也是在他臨終前74歲那一年寫成的。年越古稀的榮西仍可清晰地回憶起他在萬年寺時參與采茶、制茶、飲茶的情景，這恐怕是由于萬年寺的生活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實，寓居萬年寺時期的榮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來華僧。尤其是他47歲再次來華時，他已寫下了《出家大綱》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講經(jīng)，并創(chuàng)建了清和寺、誓愿寺，還受到后鳥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獲‘葉上大師’號，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異母弟平賴盛所賜的紫衣。對于這樣一位資深的日本來華僧，南宋朝廷給與了特別的關(guān)照。
榮西所寓居的天臺年萬年寺興于東晉，建于中唐，南宋時極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剎，成為飲譽海內(nèi)外的禪宗道場。榮西掛錫萬年寺時，正值萬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藍規(guī)模宏偉、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積達三萬平方米，房舍數(shù)千間，其規(guī)模列天臺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寶殿內(nèi)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將‘萬年柱’與‘國清松’、‘塔頭風’、‘華頂霧’、‘高明鐘’并列稱之為天臺五絕。
萬年寺曾得到歷代皇帝的豐厚賞賜，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賞賜朱衣、寶蓋、御袍以及各種珍玩。宋仁宗賜衣予寺僧時，上制有“如朕親到”之語，寺內(nèi)特建有“親到堂”來供奉。據(jù)南宋葉紹翁《四朝見聞錄》載，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問學士宋子瑞：“天下名剎何處最佳？宋子瑞答曰：“以萬年國清”（即萬年寺、國清寺為最）。晚于榮西72年來華的日僧徹通義介于1259年繪下了《天臺山平田伽藍配置圖》（圖3）》佐證了萬年寺在南宋時的盛況。
?????????????圖3 《天臺山平田伽藍配置圖》
榮西能在萬年寺掛錫修禪，是南宋朝廷對這位資深日僧的特別安排。據(jù)載，當?shù)卣€特地請他祈雨，成功之后報請宋孝宗特賜‘千光佛師’稱號。榮西也沒有辜負周圍人的重望，他在萬年寺期間，出資修建了放生池，人們稱之為‘榮西蓮池’。他還出資為萬年寺修建了山門的兩廡。當他隨虛庵懷敞禪師掛錫寧波天童寺時，為重修千佛閣與老師約定回國后即送優(yōu)質(zhì)木材與天童寺，果然，在榮西歸國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榮西即將一批木材發(fā)運至寧波，這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榮西因撰寫《吃茶養(yǎng)生記》而被推崇為日本茶祖，《吃茶養(yǎng)生記》被公認為日本的第一部茶書。榮西之舉之所以獲得如此巨大的社會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還因為《吃茶養(yǎng)生記》一誕生就受到了日本當時最高統(tǒng)治者的注目。據(jù)《吾妻鏡》記載：1214年2月4日，賴實朝將軍因昨夜飲酒過量感到周身不適，眾人奔走操勞但無濟于事。這天，正值榮西和尚因做法事來到將軍府，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從壽福寺取來茶，為將軍點了一碗，將軍服后感到酒意驅(qū)散、精神爽快。將軍問榮西：此為何物，榮西便答曰：茶，還獻上了剛定稿的《吃榮養(yǎng)生記》。就這樣，經(jīng)將軍的推舉，榮西在書中傳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開來。
榮西不僅著有茶書，盡力傳播南宋新茶法，而且還躬身實踐，播種植茶。據(jù)記載：1911年，榮西乘船歸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戶港后，便將茶籽播種在了平戶富春院（禪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塊茶園，并立有寫著〈榮西禪師遺跡之茶園〉的石碑。同年，榮西又在離平戶不遠的東背振山的靈仙寺播種植茶，至今在其廢址旁仍留有茶園和寫有〈日本最初之茶樹栽培地〉的石碑（圖4）。
圖4榮西植茶遺跡
1195年，榮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現(xiàn)福岡）創(chuàng)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內(nèi)仍留有茶園。1199年榮西受鐮倉幕府的邀請而轉(zhuǎn)赴鐮倉。在那里，榮西受到將軍源賴家及其母北條政子的歸依并受地在鐮倉開創(chuàng)萬壽禪寺。從此由榮西所承傳的中國南禪宗成為新興的日本武士階級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熱源點。1204年，榮西被準在京都創(chuàng)立建仁寺，此后榮西便來往于鐮倉與京都之間，其宗教活動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鐮倉幕府的雙重認可，并向?qū)④娝]茶。又據(jù)傳：在1207年前后，榮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兩位高僧相見恨晚，闊談宗義。其間榮西向明惠推薦茶飲，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開辟茶園。就此《母尾明惠上人傳》中有一段記載：(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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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西勸明惠飲茶，明惠就此請教醫(yī)師，醫(yī)師云：茶葉可遣困、消食、健心。當時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來兩三株茶樹植下。飲后果然有驅(qū)困之驗，于是明惠令眾僧服茶并大量植茶?；蛴腥嗽唬簶s西自南宋攜回茶籽并贈送給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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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確有一片茶園，（圖5）其高山寺內(nèi)還珍藏有一個黑釉小陶罐，傳說為榮西送與明惠之物，當時罐中有五粒榮西從天臺山帶回的茶籽。（圖6）當然，關(guān)于播種天臺山茶籽之事有明顯的傳說成分。因為此時的榮西已從南宋回國近20年，茶籽的發(fā)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設其茶籽是從以天臺山茶籽為母的茶樹上采集而來還是有可能的?？傊?，榮西向明惠薦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為明惠十分熱衰于茶的推廣并成為榮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領(lǐng)導人。
圖5日本‘本茶’產(chǎn)地母尾 ???????????
?圖6裝過天臺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條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著涓涓山泉，山泉蒸騰而形成濃霧，滋養(yǎng)著山澗兩側(cè)的母尾茶園，形成了最合適優(yōu)質(zhì)茶生長的小氣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揚天下，成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動中的‘本茶’，即標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將母尾茶苗贈與位于京都東南部郊區(qū)的宇治地區(qū)的人們，使宇治成為茶的名產(chǎn)地。爾后，人們又從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靜岡等地急速地普及開來。
自榮西撰寫《吃茶養(yǎng)生記》推廣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飲茶走上了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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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jié)：日本茶葉種植面積的擴大及飲茶的普及
榮西之后，隨著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層社會中普及開來，日本茶葉的種植面積和種植規(guī)模也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這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但不能說，榮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樹均為榮西從天臺山所攜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實上，在榮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規(guī)模的茶葉種植，而榮西的功績主要在于介紹推廣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飲茶法。當然，他從天臺山攜回的茶種很有可能是新的優(yōu)良茶種。在這里，筆者認為很有必要綜述一下榮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況。
在8世紀中葉，日本奈良地區(qū)就存在有少量的茶葉種植。這可以從東大寺的造佛所、抄經(jīng)司的日常費用支出記錄上得到佐證。例如，抄經(jīng)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購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錢，造佛所曾于734年購入3736束‘荼’，支出1貫1百12文錢，專門抄寫《一切經(jīng)》的抄經(jīng)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購入了‘荼’。雖然‘荼’字比‘茶’多一劃，其量詞又是‘束’、‘把’，但筆者贊同此處的‘荼’便是‘茶’的見解。因為日本茶均屬人工栽培的小葉種，加之日本奈良地區(qū)雨量豐沛、陽光充足，茶芽生長快、茶枝較軟。采茶時不須用指甲掐，而用鐮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這種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寫的《廣益國產(chǎn)考》中仍有記載（圖7））。將茶用‘束’、‘把’來數(shù)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所以說，在當時的奈良地區(qū)已有了一定規(guī)模的茶園。
圖7 日本制茶法
在這里，產(chǎn)生了一個邏輯上的混亂。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譴唐僧空海、最澄攜回茶籽所繁衍的嗎？（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們必須注意：一個物種的傳播需要許多的傳播者經(jīng)過反復的實踐才能獲得成功。在空海、最澄來華（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鮮半島與日本的交流，可以說，在空海與最澄之前，中國茶在日本的登陸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過是，在陸羽撰寫《茶經(jīng)》（780年）之后回國的空海和最澄對中國飲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傳播飲茶文化之足跡罷了。
至9世紀以后，日本關(guān)西一帶便有了茶園。據(jù)《日本后記》記載：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釋寺，留學唐朝32年剛剛回國的永忠和尚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為感動。也許是從永忠處得知大唐有貢茶之事，嵯峨天皇于當年的6月下令在現(xiàn)在的京都、大阪、滋賀、兵庫等地植茶，每年上貢之。可惜日本的皇權(quán)不及中國的強大，其命令沒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宮的東北角卻一直存在有一塊茶園。（圖4-9）這茶園屬典藥寮管轄，由造茶所具體負責采摘制做成茶餅，專貢國家的慶典儀式之用。那時，皇宮要在春秋兩季各舉辦一次祈禱國泰民安的百僧誦經(jīng)會。會后都要請百僧喝茶。除皇宮內(nèi)的茶園之外，在關(guān)西還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屬的茶園。比如在10世紀末的日本漢學家、詩人島田忠臣（823-891）的詩文里就有“見我銚中失魚眼，聞君園里成茗芽”之句此詩是寫給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詩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園里摘些茶送來，可見在當時的平安京（即現(xiàn)在的京都），一些愛好飲茶的貴族們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給自足恐怕是一種時尚。又比如，在慶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記〈藥王寺訪問記〉中記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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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河州碧海郡有一道場曰藥王寺。為行基菩薩昔日建立之所。圣跡雖舊，風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黃綊纈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經(jīng)、有鐘樓、有茶園、有藥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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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熱心于公眾事業(yè)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處，并在其堂舍的周圍植茶，只為挽救苦海里的眾生。如果有關(guān)行基的記載沒錯的話，那么，當慶滋保胤造訪藥王寺時，其茶園已有250年左右的歷史了。
到11世紀，日本的茶葉種植就擴大到了關(guān)西以外的地區(qū)。寫于1069年至1074年之間的《總國風土記》中這樣說：“后三條天皇（1068-1072在位）時，全國著名的茶產(chǎn)地有甲斐國（現(xiàn)山梨縣）的八代郡、參河國（現(xiàn)愛知縣）的八名郡、但馬國（現(xiàn)兵庫縣）?！保ㄗ?）其中的山梨縣和愛知縣屬日本的中部地區(qū)，說明日本的茶產(chǎn)地是以京都為中心逐漸向四周發(fā)展的。至于各地茶園的規(guī)模及其產(chǎn)量，由于史料的匱乏而無法整理。但在榮西以前在日本確實有一定范圍、一定規(guī)模的茶葉栽培之事是毫無疑問的。
難怪榮西在《吃茶養(yǎng)生記》中也說：“我朝日本昔嗜愛之，不可不摘。”這就說明現(xiàn)成的茶樹是有的，只不過是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榮西還說：“我國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譏之日，非藥?！边@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榮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榮西將茶是作為養(yǎng)生之仙藥來推廣的，所以榮西對當時的日本醫(yī)生不以茶為藥的行為表示了憤怒。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榮西撰寫《吃茶養(yǎng)生記》的地點是在鐮倉，鐮倉地處日本的關(guān)東地區(qū)，在榮西之前尚未發(fā)現(xiàn)有茶葉的栽培。加之《吃茶養(yǎng)生記》是為鐮倉幕府的第三代將軍源實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獻給實朝的）作為關(guān)東人的源實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養(yǎng)生記》對茶的基礎知識進行了介紹，這很容易給后人類帶來誤會。
當然，在榮西的《吃茶養(yǎng)生記》發(fā)表之后，關(guān)東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幾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時間里，鐮倉附近就有了許多茶園。并且，鐮倉是繼京都之后的又一個茶園集中地區(qū)，這一方面說明了日本的鐮倉時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轉(zhuǎn)移，亦說明日本茶的消費層在古代只限于貴族及上級武士階層的史實。
在談及榮西之后的日本關(guān)東地區(qū)的茶葉生產(chǎn)情況時，有必要以一位人物為中心來整理有關(guān)的茶史資料，那就是金澤貞顯（1278-1333）。金澤貞顯的祖上是鐮倉幕府的執(zhí)權(quán)（攝政王），金澤貞顯也曾任此職。金澤貞顯的祖父北條實時（1224-1276）是個大學者，他愛好儒學，崇仰佛學并歸依于日本當時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條實時有一處莊園位于現(xiàn)橫濱市金澤區(qū)，古亦稱金澤，由此，其后代便改姓為金澤。北條實時在金澤莊園里修建了稱名寺和金澤文庫，其盛況至金澤貞顯時達到頂點。金澤莊園僅離鐮倉10公里左右，并且是鐮倉的通?？凇Ｔ诮饾汕f園內(nèi)就控制著一個貿(mào)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鐮倉幕府從一開始就對日宋貿(mào)易持放任政策，雙方貿(mào)易頻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繳宋錢為各地莊園的納貢形式。1254年，鐮倉幕府擔心西南地區(qū)的勢力因日宋貿(mào)易而過度增長，決定每年駛宋日船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設置在福岡的地方行政機關(guān)）停止派遣“御用貿(mào)易船。”在此形勢下，作為金澤直系管理的六浦津進口了多少中國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澤文庫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漢籍及中國文物無不與此有關(guān)。同時金澤莊園內(nèi)的稱名寺的茶園及愛茶至極的金澤貞顯的出現(xiàn)亦絕非是偶然的。
在金澤文庫所存的文獻里有不少金澤貞顯的書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飲茶及茶園之事。比如，在鐮倉任職的金澤貞顯寫信給稱名寺的住持劍阿。其中寫道：（譯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將舉宴為之餞行，此刻，茶最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請將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點來，明日恐怕有一些愛吃茶者到會，勿必千方百計。……我平日所用的京都產(chǎn)的茶全靠小兒顯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郵送，不巧顯助近來回鐮倉小住，因之，京都茶亦無法弄到。切求助于諸位，請多關(guān)照?！保ㄗ?）
通過這則史料，我們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稱名寺里有茶園，其茶提供給莊園主--金澤貞顯用。（2）在鐮倉有一些愛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兒子常給金澤貞顯捎茶來。（4）在一些較正規(guī)的宴會上必須備茶。
金澤貞顯身為執(zhí)權(quán)（攝政王）如此地珍愛飲茶，這對于當時的武士階層肯定是有影響的。事實也正是如此。至鐮倉末年，關(guān)東地區(qū)的茶園已遍布四處。到了采茶的季節(jié)，新茶呈現(xiàn)出頻繁流動的場面。金澤貞顯在給鐮倉極樂寺僧人順忍的信中說“收到了貴寺捎來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節(jié)，處處有新茶流動，但貴寺的茶味道極佳，勘稱為最。”（注8）可見當時的日本茶葉生產(chǎn)的規(guī)模與分布有很大的發(fā)展。據(jù)孫容成的研究：至14世紀末，在日本的各地區(qū)有從文獻上可查找的33處茶園。其中當然以京都最多，鐮倉居其次。這些茶園早期時集中于寺院，但后來隨著飲茶的普及，在貴族的莊園里亦開始出現(xiàn)。（注9）1262年，當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條實時之邀去鐮倉傳法時，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過7次的“貯茶”的記錄。（注10））“貯茶”一詞可理解為眾人施茶，也可理解為個人飲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當?shù)靥峁┑?，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攜帶的。但無論如何這說明了飲茶活動在日本的展開情況。更何況睿尊“貯茶”路過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來的茶葉盛產(chǎn)地，可見睿尊貯茶之事與各地的產(chǎn)茶情況是有聯(lián)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舉行大型茶會。大茶會上用的茶碗極大，（圖8）口徑約30公分。所點的末茶可供15人共飲。（此茶會延續(xù)至今）試想用這么大的茶碗來款待眾僧、施主的話，沒有足夠的茶葉生產(chǎn)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實上，西大寺就有茶園的。據(jù)《西大寺文書》所記，1317年西大寺的茶園遭到歹徒的搶劫，數(shù)百棵茶樹被砍?？梢娢鞔笏碌牟鑸@是有一定規(guī)模的。
圖8日本西大寺巨甌點茶
據(jù)孫容成考證，至15世紀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園已有61處。除京都、鐮倉兩個茶葉集中產(chǎn)區(qū)之外，靜岡的茶園也上升至顯著的地位。這與晚于榮西50年的來華日僧圣一國師（1202-1280）的貢獻有關(guān)。圣一國師曾于1235-1241年參禪于徑山寺無準師范手下，他回國后將攜回的徑山茶籽播種于家鄉(xiāng)靜岡縣，致使靜岡逐漸成為日本的名茶產(chǎn)地。南宋、元時期，有數(shù)百名日僧來華學習考察，象榮西、圣一國師這樣攜中國茶籽回國者恐怕為數(shù)不少。日本茶葉種植面積的擴大是一個通過多種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過程，這樣說恐怕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在談及日本茶園的擴大問題之時，有一個不可避開的問題，即茶園面積和茶產(chǎn)量的問題。在這里，我仍然要引用孫容成的研究。據(jù)其考證：當時的茶園面積都是很小的。據(jù)《臨川寺重書案文》的記載，1354年時的臨川寺的茶園面積為“東西6丈、南北11丈”，此例還算是大的。許多茶園只有“丈許”，每年的產(chǎn)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澤文庫古文書》之〈隨自意抄〉的第七紙背上就記載著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笨偣策€不足10斤。當然也有個別產(chǎn)茶多的記錄，比如位于奈良地區(qū)的興福寺的茶園于1254年產(chǎn)茶100。，但總的來說，當時日本茶的產(chǎn)量是極少的。飲茶者的范圍也只限于僧侶、貴族。為說明這一點，可舉出一則史料如下。
寫于1279-1283年的佛教啟蒙書《沙石集》里收集了這樣一段關(guān)于飲茶的趣聞：一個人放牛的路過寺院，看到和尚們在喝看什么好喝的東西，便問：“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說：“是茶。茶有三個功德。一是喝了茶不發(fā)困。”放牛的說：“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覺是我的享受。睡不著覺的話太痛苦，我不喝茶?！焙蜕杏终f：“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放牛人說：“我每天能吃到的東西很少，再增進食欲的話怎么得了。”和尚又說：“第三個功德是令人遠房事?！狈排Ｈ苏f：“娶媳婦是我美好的愿望，看來這茶是與我無緣了?！笨梢姌s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飲茶之事雖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其規(guī)模和范圍還是相當有限的。
資料提供：杭州市余杭區(qū)茶文化研究會作者：北京大學? ?滕軍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