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學人發(fā)布的一篇文章：近代中國茶葉對外貿易自掘墳墓:摻假作偽
對外貿易是中國與世界的交接點，首當其沖地受到英美法等國對食品質量安全越來越嚴格的監(jiān)管壓力，于是率先與世界接軌，開始實施出口商品檢驗，探索建立相關監(jiān)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國國內市場質量安全管理體系的建立要遲很多。
另一值得深思的問題：直到今天，中國仍到處充斥著摻假行為，不單是茶葉，還有直接跟生死有關的疫苗、藥品……這個國家怎么了？柏楊筆下”丑陋的中國人“就沒有改頭換面的那一天嗎？
近代上海開埠之后，因得天獨厚的地理優(yōu)勢，這座江南小城很快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一國之外貿不僅是貨物商賈往來，背后還有科技、制度、管理等綜合實力的支撐，還有人民生命健康和國家安全的考量?；仡欀袊鷮ν赓Q易歷史，須放在當時世界整體發(fā)展格局中和對中國長遠影響中去思考。
茶葉檢驗制度與機構的設立
茶葉是中國近代對外出口的重要商品。茶葉外貿受阻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摻假作偽。
茶為國飲，歷史悠久。17世紀，隨著飲茶風俗在歐洲普及，中國茶葉大量出口，至19世紀初，中國獨霸世界茶葉市場達200年之久。1830—1833年，華茶輸出價值占中國出口貨物總值93.9%，其中1832年，中國出口茶葉達400320擔。
中國對英國貿易每年順差二、三百萬兩以上，為彌補貿易逆差，東印度公司曾試圖向中國銷售多種商品，但大多滯銷，收效甚微。之后英國向中國走私鴉片，致使中國白銀大量流出，1830—1839年每年平均流出約五六百萬兩，由此誘發(fā)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不僅沒有改變中國對英國貿易順差的格局，而且華茶出口增長更加迅猛，《民國建陽縣志》載：“清季自五口通商，民競業(yè)茶。”
在外貿需求刺激下，茶葉出口量扶搖直上，從1846年的46746千磅遞增到1856年的63278千磅，中國茶業(yè)迎來了歷史上的繁盛時期。
而這個期間，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90%以上是棉織品和毛織品，棉紗由1845年的260萬磅上升到1855年的290萬磅，增加不過10%；棉布由310萬匹下降到200萬匹，減少30%以上。上海進口貨值不升反降，1854年尚低于1845年。即使依靠鴉片盈利，也不足以彌補英國對華貿易逆差。
可以說，英國贏得了戰(zhàn)爭，輸掉了貿易。
中國當時第二大貿易國美國情況與英國相似，對華貿易保持較大逆差。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華茶輸出數量繼續(xù)增長，1870年為138萬擔，1880年增加到210萬擔，1886年更達222萬擔，創(chuàng)下近代茶葉出口數量的最高紀錄。
然而1886年以后，華茶因嚴重的質量問題出口急轉直下，到1900年，華茶出口占國際茶葉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后。
一方面，長久以來中國茶業(yè)以小農經營模式為主，“皆零星散處，此處一二珠茶樹，彼處三兩株茶樹”現象比比皆是，質量全憑茶農控制；
另一方面，茶葉摻假作偽現象越來越嚴重。盡管生絲也存在作偽現象，1873年5月《申報》報道，“牌不對貨，貨不對價”，短斤少兩，暗中加水增重，且絲貨多不勻凈，粗細交雜，但相比較而言，茶葉摻假作偽更為嚴重、更為普遍。
1847年，英國就發(fā)現進口的“謊言茶”達10萬磅。英國下議院特別委員會一份報告指出，自從1856年以來，一些劣質茶葉從中國進口。
張之洞為此斥之：“僥幸蒙混，制造粗率，煙熏水濕，氣味不佳，兼以劣茶攙雜。”英國反摻假運動的領袖人物阿瑟·哈塞爾醫(yī)生經過檢測發(fā)現，在英國市場上至少有12種不同類型的“謊言茶”。摻假作偽形成了一套“技術”，主要有增重、染色、添味和以舊充新等方式，甚至參雜了帶有毒性的黑刺李葉子。
“若造加色茶與發(fā)行茶，其造法不同。所采之葉多，則曬于禾場，隨曬隨用，以足蹂之。曬至干處，后發(fā)之茶行，茶司加以藥料顏色，造作各種色茶。若造紅茶，則滲入紫粉少許。”
可見，中國茶葉當年確實存在質量問題和摻假現象，而且尖銳復雜，不能以西方對華茶壓榨一言蔽之。
正是在這個時期，歐洲對食品摻假作偽已經高度重視，現代食品立法和監(jiān)管體系正從萌芽向成熟快速發(fā)展。
1860年7月，英國議會通過溫和的《地方政府打擊食品和飲料摻假議會法》，這是近代以來英國“第一部試圖管理所有食品的單一立法”。
1872年，英國通過《禁止食品、飲料與藥品摻假法》。
次年，英國海關在進口華茶中查獲1000萬磅偽茶，此事經過商部大臣查實后，“立即奏明英國皇家出諭，嚴行禁止，先將此等偽茶全行燒毀，然后派員密查英京及英屬各口岸，凡有商人辦到中國茶葉至口，必定逐細查明。如有偽茶攙雜其中者，不準起岸。”
隨后蘇格蘭地方政府事務委員會經過調查做出一份報告，認為茶葉摻假作偽主要在中國完成，建議“為了更好地檢測茶葉中的摻假物，茶葉的檢查與檢驗應該由登陸港口處的海關進行，所有被發(fā)現摻假作偽的茶葉禁止進入國內市場”。這個建議最終被1875年英國議會頒布的《食品與藥品法》所采納。
《食品與藥品法》被認為是當時英國及其他國家中最好的一部食品法，是現代英國食品安全立法的先驅，是現代食品立法的基礎。
該法令第30條對進口茶葉檢驗和茶葉貨物處理做出規(guī)定：“所有進口的茶葉，在抵達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港口后，要接受由海關專員任命的檢查員的檢驗，并要得到財政部的批準，當檢查員認為必要時，可以將茶葉樣品以適宜的速度提交給公共分析師進行分析。”即，英國進口茶葉在口岸和市場接收雙重檢驗，即使偽茶千方百計逃過英國海關署的檢查，在國內一樣會受到稽查和檢驗。為此，1875年《食品與銷售法》實施之后，英國國內市場上茶葉質量明顯改善，摻假作偽現象基本消失。
美國對食品摻假問題也越來越重視，1897年通過《茶葉進口法》，要求海關檢查所有進口茶葉。1915年，民國農商部在赴美考察報告中寫到：美國不準著色茶進口，各海關處均備有驗色器具，一經驗出，均在禁止之列。
而印度不斷從中國引進茶種，學習中國茶葉種植和加工技術。英國專門派植物學家羅伯特·福鈞潛入中國收集茶子、調查種茶方法，加緊在印度植茶。
1874年以前，印度茶葉輸英平均每年僅為100到200萬磅，但是1875年后以每年300～400萬磅的速度增長。在中英茶葉貿易量下降的同時，印度輸往英國的茶葉快速增長。
1856年起，日本茶開始少量輸入美國，因無雜物而品質純潔，大為購者所歡迎，輸出量不斷增長。
1889年，在英國市場上，印度茶葉首次超過華茶，中國失去主要絲茶輸出國的地位；在美國綠茶市場，華茶則受到日本茶排擠。時人指出：“今則紅茶植于印度，而中國紅茶之利半為所奪矣。綠茶植于日本，而中國綠茶之利又半為所奪矣。”
華茶質量衰退直接導致當時中國出口銳減，1895年中國進出口總值達3.1億余海關兩（1海關兩合1.558銀元），而此時中國已經成為外貿逆差國，逆差達2840萬海關兩。1900年，印度茶葉在英國市場占有率為50%，錫蘭茶占36%，中國茶葉只占10%。
為了挽救華茶，采取改良葉種植、引進機器加工、設立公司、加大宣傳、減輕稅負等方法，“集新法之長，補舊法之短”。而其中最直接防止茶葉摻假作偽的方法就是實施茶葉出口質量檢驗。
上?？诎堕_埠之后，洋行逐漸興起，1859年達62家，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航運、保險、金融等業(yè)務，偶爾兼營出口商品檢驗，當然這些都屬于商業(yè)行為，而非政府監(jiān)管。
1914年中國近代實業(yè)家、農商部長張謇提出： “在漢口、上海、福州等銷茶地點，設立茶葉檢查所，遴派富于茶葉學術經驗之員，督同中西技師，前往辦理。凡出口茶之色澤、形狀、香氣、質味，均須由檢查所查驗。其純凈者，分別等級，蓋用合格印證；其有前項偽情弊者，蓋用不合格印證，禁止其買賣。”次年設立永嘉茶葉檢驗處，查溫州茶葉、禁假茶出口。
1928年民國《工商行政綱要》提出： “于全國重要通商口岸設立商品檢驗局，舉各種重要商品加以檢驗，一方面限制窳劣商品不得輸出，使我國商人于世界增進其貢獻；一方證明我國輸出商品其優(yōu)良已合于文明各國需要，而不得再事藉口禁止輸入。”
次年3月上海商品檢驗局成立，對棉花、生絲、豆類、桐油、牲畜正副產品等中國重要輸出商品實施檢驗，頗具效果，中國植物病理學教育先驅鄒秉文任局長，1932年蔡元培三子、畜牧獸醫(yī)學家蔡無忌接任局長。
1930年中國著名農學家、被譽為 “當代茶圣”的吳覺農任職上海商品檢驗局，制定一整套出口茶葉檢驗標準、細則與實施辦法，首創(chuàng)茶葉出口口岸和產地檢驗制度。茶葉檢驗制度的建立和機構設立對出口華茶質量起到明顯的監(jiān)督作用，有效地防范了茶葉摻假作偽的現象。
報檢茶葉之扦樣
粉末檢驗
灰分檢驗
水分檢驗
檢驗后粘貼標識
鴉片戰(zhàn)爭后的中國國力衰弱，商品質量水平總體落后，摻假作偽現象層出不窮。茶葉作為中國大宗出口商品，因摻假作偽嚴重自然倍受關注。
事實上，除茶葉外其他商品摻假作偽問題同樣嚴重，如一些奸商在棉花中摻水增重，以至于英商船上的棉花過了赤道之后全部腐朽發(fā)霉。
寧波及其附近的草帽、草席出口一度興旺，但因質量低劣、工藝粗糙，致使出口幾乎完全停滯。而此時政府根本無力顧及質量安全，無法建立國內監(jiān)管制度。
對外貿易是中國與世界的交接點，首當其沖地受到英美法等國對食品質量安全越來越嚴格的監(jiān)管壓力，于是率先與世界接軌，開始實施出口商品檢驗，探索建立相關監(jiān)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國國內市場的質量安全管理體系的建立要遲很多。
轉載自“文匯學人”
中國近代茶莊、茶號以零售業(yè)為主，遍布全國各城鎮(zhèn)，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對推動地方經濟發(fā)展影響極大。一般茶莊經營者皆與茶山相熟，道途通曉。在近代中國茶葉品牌史中，尤以粵商、徽商居多。盤點一下民國以來，中國排名十大的知名茶葉商人：
1、華茶公司——唐季珊
唐季珊，東南亞著名的富商，經營茶葉生意。之后加入阮玲玉電影制片廠，是聯華公司大股東。唐季珊曾先后任上海市輸出業(yè)同業(yè)公會理事長、上海市茶行商業(yè)同業(yè)公會監(jiān)事、中國茶葉協(xié)會常務理事，中華造紙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民國5年（1916年）回到國內后，即以其父名義邀集親屬集資10萬，設立華茶公司，由唐季珊為實際主持人。是為中國開設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一家華商茶葉出口行。并由其父串連卓鏡澄、陳翊周、朱葆元等加入，幾乎集當時這個行業(yè)的全部實力做后盾。最初運美的“天壇牌”、“美女牌”小包裝茶葉，兩三年一直未打開銷路，10萬資本虧損殆盡。
民國9年左右，華茶公司由唐翹卿獨自投入資金經營，唐季珊在美雖與一家專營茶葉的大進口商卡特建立了關系，但因無推銷機構，銷售渠道不暢，仍然敵不過洋行勢力。
民國12年華茶公司再次改組為有限公司，資本10萬元，唐氏家族占80%。其余由上海茶棧商人投資。唐季珊任總經理。在華商同業(yè)的全力支持下，華茶公司先后在平水、福州、屯溪、杭州、肖山、諸暨等茶葉產地自設茶號，收購毛茶，在上海開設茶廠進行加工。自產自銷，產銷合一，減少了流通環(huán)節(jié)，節(jié)省了開支，降低了成本，以質高、價低的優(yōu)勢與洋行競爭，逐漸打開了外銷局面。
五卅運動，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抵制英商、英貨，洋行進貨與裝運發(fā)生困難。華茶公司趁機大做出口生意，這一年華茶公司出口額高達8萬多箱。
值得一提的是，華茶公司在192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與汾酒、茅臺等一道參加世博，獲得一等獎章。
2、龍德記茶莊——池秉德
池秉德（又叫池閱龍），生于19世紀七十年代。其祖上世代制作烏龍，父親曾在當年的“茶都”鶴山同時擔任三大茶莊的制茶師，后更是出任當時茶葉貿易量位于全國一位的美珍茶莊的首席（當年稱為“大師傅”）。美珍茶莊在國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在當時能夠出任大師傅的，必定是制茶造詣極高的茶人。
受環(huán)境影響，池秉德從小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之下學習制作烏龍茶。14歲便已在美珍茶莊擔任制茶師，17歲時隨父落戶廣州，21歲時已成為茶行業(yè)內聞名遐邇的制茶大師傅。年紀輕輕，便在制茶屆與父親地位相近，池氏父子的名聲也早已在行業(yè)內有了制茶世家的美名。
當年美珍茶莊曾邀請池秉德接替年邁父親的職位，但是池秉德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由于家庭世代傳承的關系，他有了開自己的茶莊的想法，之后選擇了專注于烏龍茶的經營。
1898年，池秉德在親友的支持下，于廣州創(chuàng)辦了“德記茶行”，后改名“德記茶莊”，主要經營烏龍茶生意。經過幾年的用心經營，憑借著自身對茶的敏銳觸覺和過人的商業(yè)才能，很快德記茶莊名氣起來了。那時候坊間流傳著，到廣州十三行采購烏龍茶，一定要去“德記茶莊”——優(yōu)秀的工藝水平，嚴謹銳利的選材，多年制茶經驗，讓德記茶莊的烏龍茶在競爭激烈的茶葉市場內脫穎而出，店面內每日門庭若市，甚至一度作為進貢給皇上的貢品。
時任廣州知府贈予德記茶莊一塊“烏龍世家”的牌匾，大紅“德”字包裝、專精而全面的烏龍茶商品，成為那個年代十三行里的一項烏龍傳奇。
在1939年芝加哥世博會上，德記茶莊憑著自產的“貢品烏龍”，包裝精美、茶香四溢，頓時成了各國參展商、參觀者關注的焦點，并一舉拿下世博的進步獎章，被譽為“一個世紀的進步”。
3、紅頂茶葉商人——伍秉鑒
伍秉鑒（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清代廣州十三行商人，當時廣州的世界首富。 伍秉鑒的先祖在福建是從事種茶葉的，在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遷至廣東廣州，家族從事的還是廣東與福建之間茶葉的買賣。到了第五代的伍國瑩是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曾在廣州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賬房。1783年，伍國瑩就開始參與經營的商行叫做元順行。1792年，伍國瑩把業(yè)務交給了兒子伍秉鈞，伍秉鈞接過這個行務以后就正式創(chuàng)辦了怡和行，伍秉鈞在35歲的時候病逝，他的弟弟伍秉鑒接手了怡和行。
伍秉鑒（1769～1843年），字成之，號平湖，別名敦元、忠誠、慶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廣東，開始經商。到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時，伍家開始參與對外貿易。1783年，伍國宗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為自己起了一個商名叫“浩官”。該商名一直為其子孫所沿用，成為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一個響亮的名字。1801年，32歲的伍秉鑒接手了怡和行的業(yè)務，伍家的事業(yè)也開始快速崛起，伍秉鑒成為了廣州行商的領頭人——總商。在經營方面，伍秉鑒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聯系，并依靠超前的經營理念在對外貿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鑒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而且他還大膽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進行鐵路投資、證券交易并涉足保險業(yè)務等領域，同時他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東印度公司有時資金周轉不靈，常向伍家借貸。正因為如此，伍秉鑒在當時西方商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學者稱之為“天下第一大富翁”。1840年6月，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盡管伍秉鑒曾向朝廷捐巨款換得了三品頂戴，但這絲毫不能拯救他的事業(yè)，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巨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1843年，伍秉鑒在中國的動亂中病逝于廣州，享年74歲。
伍家所積累的財富是驚人的。據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計，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按照國際銀價換算，這個數目相當于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而且，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2001年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刊登了一個《縱橫一千年》的專輯，統(tǒng)計出了上幾個世紀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其中，有六位華人入選，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鑒和宋子文。這六個人中，又唯獨伍秉鑒是以純粹的商人身份出現，所以伍秉鑒也是人們最關注的焦點。
4、絲茶買辦大王——唐廷樞
唐廷樞（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時，號景星，又號鏡心，生于廣東香山縣唐家村（今廣東省珠海市唐家灣鎮(zhèn)），清末洋行買辦、洋務企業(yè)活動家。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國殖民政府和上海海關擔任譯員10年。1863年進入上海怡和洋行充當買辦，經理庫款，經營絲茶出口貿易，開展航運，擴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勢力。同時，繼續(xù)從事商業(yè)活動，大量附股洋行經營的保險、航運企業(yè)，并為洋行企業(yè)吸引大量的華商資本。1873年任李鴻章主持的輪船招商局總辦，成為洋務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職期間，招商局的營業(yè)狀況頗有起色。1876年受李鴻章委托籌辦開平煤礦。從勘察礦址、擬定計劃，到籌集資本、正式開采，都由他一手主持。開平煤礦的組成或附屬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議或主持下興辦的。
唐廷樞開始自己的商業(yè)活動和資本積累，是在擔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譯時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資了兩家當鋪。其后在上海度出現的棉花出口貿易的高潮中，又從事棉花投機生意。他獨自經營的修華號棉花行，成為外國洋行收買中國棉花的一個代理機構，并與怡和洋行發(fā)生業(yè)務關系。自擔任怡和洋行買辦后，唐廷樞的經濟活動，又有進一步的發(fā)展。 在擔任怡和買辦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為怡和經理庫款、收購絲茶、開展航運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擴大洋行業(yè)務之外，還為他的老板投資當鋪，經營地產，運銷大米、食鹽，甚至涉足內地的礦產開采。
他和怡和前任買辦林欽合伙開設茶棧。為適應洋行收購茶葉的需要，他先后投資上海3家錢莊，以周轉他的商業(yè)資金。為了買辦業(yè)務和自營商業(yè)的兩種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設立了自己的事務所。
為與整個對外貿易發(fā)生聯系，他又建立起一套類似事務所的同業(yè)公所。上海絲業(yè)、茶業(yè)等3個與對外貿易關系密切的同業(yè)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繼建立。唐廷樞和徐潤等人則是這3個機構的董事，是主持這些行業(yè)機構的核心力量。
5、謝裕大茶莊——謝正安
謝正安，安徽徽州歙縣人，黃山毛峰創(chuàng)始人，其創(chuàng)辦的“謝裕大”茶行居徽州五大茶行之首。
1875年，謝正安在歙縣漕溪（今徽州區(qū)富溪鄉(xiāng)）選采肥壯的新鮮嫩葉，在傳統(tǒng)制作工藝的基礎上，親自動手，大膽改進，經過“下鍋炒（五桶殺青）、輕滾轉（手輕揉）、焙生胚（毛火）、蓋上圓簸復老烘（足火、顯毫）”等工序精心制作，形成“外形似雀舌均齊壯實，鋒顯毫露，色為象牙，魚葉金黃。沖泡后，清香高長，湯色清澈，滋味鮮濃，醇厚、甘甜。葉底嫩黃，肥壯成朵”的獨特新茶。由于該茶白毫披身，芽尖鋒芒，又因其產地鄰近黃山，謝正安遂給它取名為“黃山毛峰”。
19世紀60年代末期，太平天國戰(zhàn)亂結束后，清朝又開始“商務奮興”，外銷“洋莊”茶葉生意由低谷發(fā)展到高潮。當時“五口通商”的外貿出口格局已經形成。東方明珠上海逐步取代廣州，成為我國茶葉外銷的第一大口岸。上海外貿的興起，在地理空間為徽商的振興提供了條件。過去徽商的茶葉出口須經廣州“洋莊”輸出，而徽州到廣州行程千里，產品從屯溪運至廣州，歷時近2個月，而從徽州到上海，只不過2~3天功夫，減少了損耗，加速了資金周轉，使徽州茶葉市場上更有競爭力?；罩莶璧匿N量不斷攀升，有力地促進了徽州地區(qū)的茶葉生產。此時，種糧興茶的謝正安當機立斷，決定重操舊業(yè)，每年春季在漕溪掛秤收購春茶，經加工后，肩挑至皖東運漕、柘皋設店銷售。因親叔謝光蓀在江蘇靖江縣新溝司衙內任職，他又將茶葉從長江水路運到靖江，再到上海闖市場，與“洋莊”做貿易，經過多年的經營，謝正安于光緒元年在漕溪開辦“謝裕大茶行”。不久，又在屯溪、歙縣等地開辦茶行和茶廠。把茶行業(yè)務擴展到上海、運漕、東北營口等地，在吞并了休寧的吳家茶莊后，成為徽州六大茶莊之首，古歙北方四大財主之一。據《祥字鬮書》記載：除去未作價產業(yè)甚多外，家積有價產業(yè)和英銀洋計達49100元，寶銀3400兩。謝正安在上海闖蕩時，上海市場茶莊林立，各莊普有名茶、名品，常品茶競爭相當激烈，謝正安用其敏銳的商業(yè)眼光看到了徽茶的不足，當時徽茶大宗是炒青“屯綠”，銷量一直居全國綠茶領先地位。但一些地名茶如西湖龍井、廬山云霧、云南普洱等爭相入市，并且上市早、外形美、香味清醇，為達官貴人所器重，為內外茶商所青睞。由于這些茶上市早、產量少、做工精致，因而價格高、利潤大。
建國后，黃山毛峰一直為全國名茶中的佼佼者。改革開放后，"謝裕大"茶莊改名為"天茗莊"，經原國家內貿部核準，成為安徽茶業(yè)唯一"中華老字號"茶莊。
6、汪裕泰茶號——汪立政
汪立政(1827～1895)，績溪八都余川人(今上莊鄰村)，字以德。1840年赴上海茶葉店為徒，勤勞忠厚，深得業(yè)主信任；1850年自辦汪裕泰茶葉店于滬南，督工精制四方名茶，薄利多銷，聲譽鵲起而在業(yè)內獨占鰲頭，此后在上海、奉賢、蘇州、杭州等地設分號9處。汪裕泰經營有方，業(yè)務發(fā)達，馳譽中外，盈利豐厚，執(zhí)滬上業(yè)內之牛耳，為旅外績溪人中的富商巨賈之一。
汪立政富而有道，急公好義，對家鄉(xiāng)的公益事業(yè)多有資助。余川村口的環(huán)秀橋毀于道光癸酉(1873)，當時死難者無數，沿河良田皆廢為沙灘，對此他一直牽掛在心。晚年，他捐金二千數百元，并派專人監(jiān)工重建，雖未親眼目睹夙愿的實現，但其子完成了此項義舉。汪立政子汪惕予因致力于懸壺濟世，只能勉力維系汪裕泰店業(yè)；其孫振寰1919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yè)后，繼承汪裕泰店業(yè)，刻苦鉆研，善于革新，幾經努力，于1927年在上海西藏路開設汪裕泰總號、辟有5個門市部，接著又在浙江路和福履路分設2個門市部，以批發(fā)兼零售，銷售新制的綠茶、紅茶、花茶和茶磚而馳騁滬上。抗日戰(zhàn)爭初期，他又悄悄地將資產轉移美國和日本，在國外開設分銷部，挽救了經濟上的損夫，且及時地將汪裕泰茶葉打入國際市場，1949年離開大陸后，仍在海外維系店業(yè)。
7、吳鼎裕茶莊——吳錫卿
吳錫卿，安徽歙縣昌溪村人，生于1876年春，祖上為安徽茶商世家，兄弟6人，吳錫卿排行老四，1887年舉家前往北京，初夏創(chuàng)辦吳裕泰茶棧，由吳錫卿出任總管，幾十年后才改號吳裕泰茶莊。吳家先后在城里城外開了8家大小茶莊，后來發(fā)展到11家，他們是：崇文門內“乾泰聚”、“福盛”、“吳鼎裕”茶莊，“吳鼎裕”即今崇文門菜市場舊址，專門經營高檔茶葉，供豪門顯貴享用。
吳裕泰茶莊，自創(chuàng)建之日起至今，一直坐落在東四北大街44號。其時占地20多畝，高門大院，能同時進三輛大車，共有8個院落，100多間房子，為花園式建筑，分為客房，庫房，加工拼配室，營業(yè)店堂等。那時，茶莊主要從安徽、福建、浙江等地進茶，一般是經大運河到通縣，再用大車進東直門，到北新橋。那時吳裕泰茶棧的電話是：北局，1928?，F為64041928，歷經百年，主號未變，現在王府井吳裕泰茶文化館，展有一老顧客捐獻的早年吳裕泰茶棧茶葉筒可作證明。
吳裕泰最早的牌匾是吳錫卿用五塊銀圓，請清末老秀才祝春年寫的，稱《吳裕泰茶?！?，書法不俗。這塊匾在北京掛了幾十年，公司合營時，吳裕泰茶棧改為《吳裕泰茶莊》，文革時北新橋地名被改為紅日路，吳裕泰也更名為“紅日茶店”（為豎牌），直到1985年才恢復老字號，是請中央民革委員馮亦吾老先生題寫的，黑地金字的橫式牌匾，沿用至今。
1994年，茶莊進行翻擴建，營業(yè)場所由原來的50平方米增加到80多平方米，店堂寬敞明亮，店內懸掛著天津炎黃畫院贈送的大幅國畫，《陸羽品茶圖》。次年，建成與茶莊一壁之隔的《吳裕泰茶社》，著名書法家劉炳森，欣然命筆題寫匾額，1995年金秋時節(jié)，茶社開筆會，劉炳森、胡潔青老人、李濱聲，蘇適、米南陽，留下了墨寶。
當時的吳裕泰茶棧，就以拼配花茶為經營特色，開始是自己窨制，后一律在產地窨。安徽的名茶不少，祁門紅茶，安徽屯綠，黃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等享譽中外，但那時北京的老百姓喝不起這些名茶，大多喝花茶，吳裕泰拼配的茶基本上是大眾化的，所以生意一直很興隆，在北京茶行中獨樹一幟。
新中國成立后，吳裕泰這個百年老店又獲新生，1955年底，公私合營后，更名“吳裕泰茶莊”。1995年被國內貿易部授以“中華老字號”稱號。
8、張一元茶莊——張文卿
張文卿，安徽歙縣人，張一元茶莊的創(chuàng)辦人。張文卿于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在花市大街擺設茶攤，光緒二十六年開設“張玉元”茶莊。光緒三十四年（1908）張文卿在前門外觀音寺街路南購房開設了一間門臉的店鋪，取名為“張一元”茶莊。取意“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之意，亦即“開市大吉、日新月異”之意。不久遷至觀音寺街路北一處三間門臉的店鋪營業(yè)。1912年張文卿又在大柵欄開設“張一元文記茶莊”。以“文”字表示為張文卿所開，三個茶莊以張一元文記為主。茶莊開業(yè)后，由于店址優(yōu)越、經營得法，以質量上乘而聲名遠揚。
張一元茶莊茶葉質量上乘、色味醇正，茶莊的業(yè)務好、發(fā)展快，得益于創(chuàng)業(yè)者張文卿經營有方。1925年張文卿親自到福建開辦茶場，在福州郊外半山坡蓋了幾十間房，雇傭當地工人按季節(jié)收購新摘的茶葉，并選最好的茉莉花自己薰制，再依北方人的口味就地窨制、拼配，形成具有特色的小葉花茶。以湯清、味濃、入口芳香、回味無窮被京城百姓認可，并廣為傳頌。張文卿自己辦茶廠不僅可以熏制特味的茶葉，而且要比在北京從茶葉批發(fā)商手中買貨價錢要便宜得多。所以，同等級的茶葉張一元比別的字號茶莊賣得便宜。張一元茶莊還經常派人到一些茶莊了解售價，掌握商品行情，并且買回別人銷售的茶葉與自家同級茶葉比較，不斷使自家茶葉質量優(yōu)于同行。當時，該茶莊就設有電話和函購業(yè)務。凡買2.5公斤以上茶葉者，均送貨上門。盡管生意好，可茶莊仍很重視廣告宣傳。北京的商店，用高音喇叭播放歌曲、戲劇來招徠顧客，張一元茶莊是第一家?？箲?zhàn)前夕，張一元茶莊播放彭素海用西河大鼓演唱的“三下南唐”，每次播放時，門前總是圍著許多聽眾，為銷售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9、近代中國茶王——徐潤
徐潤（1838—1911），又名以璋，字潤立，號雨之，別號愚齋，香山縣北嶺村（今珠海市北嶺鄉(xiāng)）人。父親徐寶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為洋行買辦。清咸豐二年（1852），14歲時隨叔父徐榮村經澳門抵達上海，在英商開辦的寶順洋行當學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奮刻苦，悟性頗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為領管各分行的總買辦。其預見到長江航運業(yè)的發(fā)展前景，決定購置江輪、船塢，將進出口貿易和航運作為洋行的主要業(yè)務，并將出口貿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進出口總值每年達數千萬兩白銀，很快成為巨富。
早在寶順洋行上堂幫賬時，徐潤就自己經營茶葉等生意。他與人合作開過一家“紹祥”商號，從內地收購茶葉、生絲等，轉賣給上海各洋行，這既為寶順洋行提供了合適的貨源，又為自己賺取了差價。1868年，徐潤脫離寶順洋行后，在上海開設了一家寶源祥茶棧，隨后又在湖南、湖北產茶區(qū)增設了多處茶棧，并選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從而形成一個茶業(yè)網絡。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區(qū)的收成，掌握多條供貨渠道，并針對英、美、俄等國消費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斷地向各國洋行提供合適的出口貨源，而且根據行情隨時調整茶價，謀取高額利潤。徐潤和唐廷樞等人一起創(chuàng)辦了上海茶業(yè)公所，對上海及其周圍廣大地區(qū)的茶葉貿易進行控制。
茶葉是當時中國的四大出口產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國茶葉輸出最興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輸出量達268萬擔，創(chuàng)茶葉出口的歷史最高紀錄。這個紀錄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當時上海的茶葉出口量占全國出口總量的2/3以上，而寶源祥茶棧又是上海最大的經營出口茶葉的茶棧。因此，有人將徐潤譽為“近代中國的茶王”。
10、吳怡和茶號——吳榮壽
吳榮壽(1873—1934)，字永柏，號俊德。近現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縣岔口鄉(xiāng)人。吳榮壽童年時代隨同父親來到屯溪，學習茶葉經營，以精通制茶工藝和善于鑒別毛茶著稱。1901年父親病故后，他大膽拓展業(yè)務，在屯溪陽湖開辦吳怡和茶號，專門制作外銷高檔茶。數年后，又創(chuàng)立吳怡春、吳永源、華勝等茶號，進一步擴大外銷精品茶的產量，每年制銷高檔屯綠數千擔，最多年份高達2萬擔，占屯綠外銷半數以上，成為徽州現代第一大茶商。吳榮壽決心對茶業(yè)經營進行革新，企望創(chuàng)出新品名牌茶葉，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漢梁為總管，在選料與配方上融婺、歙兩家為一體，制成了色、香、味煥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貢"等茶，在上海一舉奪得綠茶評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葉價格狂跌，加上朱富潤火燒屯溪商業(yè)街，幾度大損失使吳怡和等茶號一蹶不振。
吳榮壽獨立經營茶號之后，非常重視技術和工藝改進，他重金聘請婺源制茶技術高手汪漢梁為洋莊總管，將婺、歙兩地“屯綠”制作工藝技術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優(yōu)勢。他還對雇傭的工人親自傳授操作技術，并相對固定地雇傭他們。因此形成了一些約定俗成的做法，如父母使用的茶鍋、揀板，可以傳給其子女使用，稱為子孫鍋、子孫板，既保證了工人工作穩(wěn)定無憂，又體現了商家延續(xù)有繼。有《茶莊竹枝詞》這樣評說道：“急明論暗肆咆哮，坐了編成莫混淆。還是舊年原板好，學他燕子各歸巢。”由于吳榮壽經營茶葉注重質量，又講求信譽，生意越做越大，洋莊越開越多，先后在屯溪陽湖開設了吳怡春、吳永源、華勝、公勝等18家洋莊茶號；每年雇傭工人多達1000余人；年加工銷售“屯綠”二三萬箱，占“屯綠”總產量的1/3以上；巨大的規(guī)模使他成為徽州外銷茶商中的巨擘，吳榮壽被理所當然地推舉為休寧縣商會首任會長。
**部分圖片及素材來源于網絡，如需要轉載文章請注明出處（茶經）。
在中國五千年文化史上，有兩次百家爭鳴、大師輩出的思想解放時期，第一次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第二次為民國時期，可以說近代民國是思想界、藝術家、文學家的第二次盛世。而茶葉發(fā)展也經歷了兩次盛世，第一次為唐朝時期，眾所周知，茶起源于中國，興盛于唐朝。唐朝是我國歷史上經濟、綜合國力最鼎盛的時期，也是茶葉生產高速發(fā)展的時期。貢茶、榷茶、稅茶制度也是在唐朝相繼建立的。第二次盛世也是在近代民國時期，中國茶葉出口自清朝開始逐漸衰落，到了民國中國茶葉加速發(fā)展，一時間各大茶葉品牌屹立在世界之林。中國茶葉海外市場遍及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形成近代中國茶葉大發(fā)展的另一個高峰。
當時著名的中國茶葉公司數不勝數，有榮獲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一等獎章而聞名海外的上海華茶公司和上海汪裕泰茶莊、徽州五大茶行之首的安徽謝裕大茶莊、有“烏龍世家”之稱專營烏龍茶的廣州龍德記茶莊、京城最老字號北京張一元茶莊以及以“茶盒堪比藝術品”的福州馬玉記茶莊等等。
本文要介紹的是代表近代中國茶葉水平的上海華茶公司。華茶公司成立于1916年上海，創(chuàng)辦者是粵商唐翹卿，這是由華商獨立經營的第一家中國茶葉出口公司，在近代華茶營銷史上也具有相當之影響力。
中國雖然自古就是茶葉出口的大國，但是由于清代閉關鎖國政策影響，茶葉貿易一直被洋商壟斷著。當時中國出口的茶葉，大部分先運送到英國倫敦，再從倫敦批發(fā)到世界各地。雖然華茶的出口貿易量日益增多，但是中國人并沒有能從茶葉貿易獲得實惠。用今天的廣告語來說就是：有中間商賺差價。沒錯，洋商就是中間商，他們把中國茶葉貿易的大額利潤全部收入囊中，其實跟當今iphone手機的情況類似，iphone從中國組裝生產，也是從中國銷售到世界各地，但是巨額利潤都是美國蘋果公司賺去了，中國只賺得少許組裝利潤。
清末著名的茶葉買辦唐廷樞曾在報刊撰文，提出「通過直接出口，免受洋行盤剝」的構想。但在由于華商對國外市場不賺解，對運輸、結匯等也缺乏洋行所具有的優(yōu)勢，要做到直接出口并不容易。有些實力較強的茶商，曾欲通過寄售、代運等手法進行直接出口，往往為洋商所詐欺，而以失敗告終。如上海最早開設的謙順安茶棧負責人卓鏡澄，與唐翹卿、陳翊周、朱葆元等茶商合伙，將茶葉委托怡和洋行運到倫敦茶葉拍賣市場，待價估售。但怡和洋行將茶葉運到倫敦后卻故意擱在倉庫不售，還說這些茶葉在倫敦沒有銷路，反要計算棧租的損失，最后還是卓氏托人向洋行說情，認賠了事。
雖然華商力圖振作擴大茶葉的出口銷售，由于洋商有意排斥打擊和裂造事端，結果多以虧本告終。對此，卓鏡澄曾憤慨地說:「華商必須闖天下，在國外建立關保，做到直接出口，否則不會有生路」。由于受盡洋商欺壓，華茶界的實力派人物早有意創(chuàng)辦屬于中國人自己的民族企業(yè)。茶商唐翹卿之子唐季珊早年曾在英國留學，留英期間實地考察了華茶在英的銷售情況。1914年歐戰(zhàn)爆發(fā)后，取道美國回滬，又順道對美國的茶市進行調研，得到當地親友、同鄉(xiāng)、華僑的熱情鼓舞，更加決定回國后專營中國茶葉出口經營，以打破洋行對華茶的壟斷。
1916年，由唐翹卿召集卓鏡澄、朱葆元、陳翊周等茶棧實力派人物共同商 議，決定成立由中國人合伙集資10萬兩開辦自己的茶葉出口公司，并定名為「華茶公司」。華茶公司開展茶葉貿易，最初的經營并不順利，由于英商洋行于倫敦操縱國際茶業(yè)已久，要打入該地拓展市場并不容易，故華茶公司轉而將市場拓展中心放在美國（該市場戰(zhàn)略與烏龍世家龍德記的海外發(fā)展策略不謀而合），最初以出口「天壇牌」、「美女牌」的小包裝茶葉為主，先運往舊金山，交由華人在當地開設的百貨行代銷?？墒敲绹枞~市場競爭也是非常激烈，紅茶品牌早被英國的立頓占據半壁江山，綠茶市場也被日本把控。
由于初期經營不善，許多當初投資者陸續(xù)退出華茶公司股份，然而唐氏父子并不甘心挫敗，決定獨自支撐華茶公司，追加資本8萬兩，并由唐季珊出任經理，專營華茶的海外策略。唐季珊先在上海閘北寶通路開辦了生記機器制茶廠，去屯溪、蕭山、諸暨、杭州等地收購毛茶，運到上海后再進行加工、拼配裝箱，做到產銷合一，以減少流通環(huán)節(jié)、降低產品成本。同時，將小包裝改成「天壇牌」、「長城牌」的大箱散裝茶，并與美國進口商哈里合作拓展美國市場。由于華茶公司交貨認真，提供的產品質量上乘，深得合作商的信任。經哈里公司介紹，華茶公司與匯豐銀行建立了業(yè)務往來，貸款、結匯有了保障，對公司的鞏固和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經過三年的努力，華茶公司的業(yè)務很快就有了起色。1924年華茶公司又與美國另一家專營茶葉的大進口商卡特公司建立 了貿易關保，業(yè)務更得到進一步發(fā)展，此時華茶公司已經具備與洋行競爭的能力了。
1925年上?！肝遑K案」發(fā)生，中國各地發(fā)起反英風潮，由于碼頭工人罷工，抵制不給外國商人裝船，洋行的茶葉無法運輸出口，前后歷時將近3個月之久。而華茶公司為中國民族企業(yè)，故運銷不受影響，牢牢抓住這一機遇再行拓展。他們利用蘇州河的木船，將茶葉運駁到長江口，再裝上大輪船出口。美國卡特公司嘗試要求華茶公司代為提供原來由怡和、錦隆等洋行供貨的浙江平水珠茶。華茶公司在平水幫茶商元老、震和茶棧老板朱葆元的支持下，竟然做到價格比洋行便宜、貨色比洋行更佳的茶葉供應，讓卡特公司大為滿意，當年出口即多達8萬箱（約合2500噸）。后來卡特公司加強和華茶公司貿易關系，不但有代表在華常駐，且同意由華茶公司自定牌子、獨家經營，華茶公司自此壯大成為當時中國華商第一大茶葉出口公司，該公司的實際負責人唐季珊還被冠 上「茶葉大王」的美稱。
華茶公司經理唐季珊頗有生意手腕，也十分懂得適時替公司宣傳，增加華茶在海外的知名度。他曾經和當時中國著名女影星張織云同去美國， 以「中國茶葉皇帝」和「中國茶葉皇后」為號召，在美國報刊廣告，引起一時轟動。1926年7月14日為美國獨立150周年紀念日，美國在費城舉辦世界博覽會，而中國亦獲邀參展。當年由華茶公司提供的茶葉獲得該屆博覽會一等獎章，與江浙綢緞、江西瓷器、福州漆器等眾多的中國參展品，同被世人認為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代表物件，獲得不少掌聲之際，也為該公司的茶葉拓寬了銷路。
從此華茶公司每年的出口保持在6萬箱左右（約合1900噸），佔當時上海茶葉出口總量的10~ 18%，雖然還稍遜于恰和、協(xié)和、錦隆洋行等外商，但是已足以和外商成鼎立之勢。
1932年「一二八」，上海戰(zhàn)役爆發(fā)，日軍進犯閘北華界，華茶公司在閘北的廠房、倉庫全遭炸毀。幸而華茶公司過去的信譽良好，銀行仍肯貸款，國內茶商也同意先交貨后付款，使公司尚得以繼續(xù)經營。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中日進入長期抗戰(zhàn)，同年8月13日淞滬進行慘烈的保衛(wèi)抗戰(zhàn)，華茶公司新建的廠房、倉庫和機器設備，又全被日軍焚毀。加上中國沿海通商口岸逐一淪陷，華茶公司的對外運輸受阻，公司業(yè)務幾乎全面停頓。直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華茶 公司恢復部分營運，但是業(yè)務狀況大不如前。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資本家企業(yè)無法見容于當時的共產主義社會，1954年華茶公司宣告歇業(yè)，在中國茶葉史上頗具意義的「華茶公司」從此走入歷史。
**部分圖片及素材來源于網絡，如需要轉載文章請注明出處（茶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