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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茶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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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茶禪一味”和圓悟克勤的墨跡

摘要:流傳廣泛的圓悟手書“茶禪一味”之說是查無實據的臆測,被日本奉為國寶的圓悟印可狀和一休授予珠光的圓悟法語兩幅墨跡往往被人混為一談,“茶禪一味”在日本確立后先后兩次傳入中國,現在已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概念,但糾正茶文化領域的錯誤認識也是當務之急。

關鍵詞:茶禪一味 圓悟克勤 墨跡 一休宗純 村田珠

一、圓悟手書“茶禪一味”之說查無實據

我國茶文化研究者中有人認為“茶禪一味”最早的資料是宋代禪門巨匠圓悟克勤的手書真跡。如丁文在其論文《論“茶禪一味”》中說:“‘茶禪一味’,其說源于宋代,系禪僧圓悟克勤手書贈送參學的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訣。(1)”再如江靜、吳玲編著的《茶道》也說:“‘茶禪一味’的說法最早是由我國宋代著名禪師圓悟克勤(1063-1135)提出的。據說,克勤曾手書‘茶禪一味’四字真訣,贈予高徒虎丘紹隆。(2)”杭州作家王旭峰也說:“宋代有個叫圓悟克勤的禪師,手寫‘茶禪一味’于日本弟子,回國時翻船,裝在竹筒中的字幅兒輾轉到了一休大師手中,據說一休以此得道。這四個字便成了鎮(zhèn)寺之寶,至今仍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德寺里。(3)”三者都斷定圓悟克勤曾手書“茶禪一味”四字真訣,不同的是有的說這四字真訣是贈給日本弟子的,有的說是贈與中國弟子虎丘紹隆(1077-1136)的。

顯然,贈送給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圓悟克勤究竟是否手書過“茶禪一味”的四字真訣?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人們至今未能出示圓悟克勤手書過這四字真訣的史料證據。不僅如此,我們在圓悟克勤的《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以及圓悟弟子虎丘紹隆編錄的《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佛果克勤禪師心要》等史料中也沒有發(fā)現圓悟克勤的有關茶禪關系的言辭。圓悟克勤禪師是中國禪林的一代宗師(圖1),著有“宗門第一書”《碧巖錄》,在佛教界有著崇高的地位,但要斷定“茶禪一味”出自圓悟之手,是必須具備可靠的相關史料的,不能僅僅憑他的禪學建樹和地方飲茶習慣進行主觀臆測。

其實,在漢語里,“茶禪”或“禪茶”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才被作為一個固定詞語而廣泛使用。據學者研究,我國古代將“茶”和“禪”二字組合起來,構成“茶禪”或“禪茶”一詞的文獻資料,最早出現于清代。有人通過《四庫全書》和佛教典籍的電子檢索,發(fā)現中國古代并不存在“茶禪”或“禪茶”這樣的概念,至少不是一個重要概念(4)。

不僅是古代,即使在1990年代之前,“茶禪”或“禪茶”也是幾乎無人使用的詞語。1990年,葛兆光在《讀書》雜志發(fā)表《茶禪閑話》一文時說:“古人以禪意入詩入畫,嘗有‘禪詩’、‘禪畫’之稱,似無‘茶禪’之名,”于是便自己杜撰了“茶禪”一詞用于文章的題目(5)。翌年,葛先生又在《讀書》發(fā)表《茶禪續(xù)語》,說“自家不識金鑲玉,大言不慚以為‘茶禪’是可以搶個專利證的杜撰,誰料無意中讀一書,云克勤禪師贈日本僧珠光語中便有‘茶禪一味’,今尚藏于日本奈良寺中,不覺臉皮無光,只得連叫‘苦也苦也’。(6)”葛先生給自己的文章起了個名叫《茶禪閑話》,以為自己杜撰“茶禪”一詞,有首創(chuàng)之功,可以拿個“專利”,沒想到某書寫著“茶禪一味”語出圓悟克勤之事,頓覺臉上無光,叫苦不迭。

我們無意考究葛先生是從哪本書上得知“茶禪一味”語出圓悟克勤的,我們想說的是,博識如葛公尚且不知有“茶禪”一詞,可見至遲到1900年代初,該詞在現代漢語中尚未成為一個習用的詞語,更不用說“茶禪一味”了。大概由于這樣的原因,1992年5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陳宗懋主編的茶文化詞典《中國茶經》中沒有“茶禪”、“禪茶”和“茶禪一味”之類的詞條。不僅如此,2002年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的朱世英等主編《中國茶文化大辭典》也沒有“茶禪一味”的詞條。

國內學者早已有人對圓悟手書“茶禪一味”的說法提出過質疑。例如,在2007年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茶事通義》中,陳香白指出:“筆者查閱了《大藏經》等相關資料,尤其是《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并翻遍《中日高僧書法集》(江蘇美術出版社1990年7月版)均找不到‘茶禪一味’出自圓悟克勤之證據。(7)”可惜的是,這樣學術態(tài)度嚴謹的質疑沒有被很多人接受,認為“茶禪一味”出自圓悟克勤之手的臆說至今依然在我國茶文化領域十分流行。

二、海上漂流的圓悟印可狀

江靜、吳玲的《茶道》還說:“這四字真跡后來被來華的日本僧人攜帶回國,臨抵海岸之際,風急浪高,船體粉碎,所幸四字真跡已經漆制裝裱,未被海浪吞沒,漂至岸邊,為人拾起,最終輾轉傳至一休宗純手中,成為日本代代相傳的國寶。(8)”靳飛《茶禪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一書也說:一休“他能把自己老師華叟宗曇的印可狀燒掉,但卻精心保存著圓悟的一幅墨跡,可見其對圓悟的尊敬。后來一休把這幅墨跡傳給茶道開山祖村田珠光。由珠光下傳,此墨跡遂成茶道重寶??上У氖?,在流傳中有半幅被人截走后神秘失蹤了,余下的半幅今藏于東京的國立博物館,更被列作國寶。(9)”這不符合事實。

遭遇風浪漂流海中的圓悟墨跡,既不是“茶禪一味”的四字真訣,也和一休宗純沒有任何關系。根據相關資料我們知道,經歷過海上漂流最后被定為國寶的圓悟墨跡是宋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圓悟寫給其弟子虎丘紹隆的印可狀,日本茶道界稱之為“流れ圜悟”,意思是“經過漂流的圓悟墨跡”。因為是圓悟給紹隆的印可狀,我們不妨稱之為“圓悟印可狀”。據傳,一名叫堯甫的僧人在薩摩(現鹿兒島縣)的坊之津海邊撿到了裝在桐木筒里的這幅印可狀,后獻給大德寺大仙院的古岳宗亙(1465-1548),成為大仙院的“什物”。所謂“什物”,是指“個人不能隨意處理的寺院所有之物”,也就是說這“流れ圜悟”成了大仙院的廟產,物權不歸私人所有。后來,大概由于享德2年(1543)的火災和應仁之亂(1467-1477)給大德寺造成了巨大損失,需要復興的資金,天正8年(1580)前后,大仙院將其賣給了堺市富商·茶人谷宗臨(1532-1601)。宗臨的兒子宗卓又把這印可狀裁剪為兩半,把后半幅賣給了仙臺藩主伊達政宗(1567-1636)。剩下的前半幅后歸祥云寺所有。位于堺市的祥云寺是谷氏家族的“菩提寺”,即供奉谷氏族祖先的寺院,應該說是檀越對祖廟的捐贈吧。文化元年(1804),這半幅墨跡又轉而為大名茶人松平不昧(1751-1818)收藏,成為松平家祖?zhèn)鞯膶毼铩?938年,松平家族將其捐贈給帝室博物館,而原先賣給伊達政宗的后半幅至今下落不明。

帝室博物館即現在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因此,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圓悟克勤墨跡,即“流れ圜悟”,只有前半幅19行字。紙本墨書,尺寸為43.9×51.4厘米,因為是現存最古的圓悟克勤墨跡,昭和26年(1951)被定為國寶(圖2)。雖然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有人對這半幅“流れ圜悟”的真?zhèn)翁岢鲞^質疑(10),但至今依然沒有動搖其“國寶”的地位(11)。

(圖注:圓悟印可狀(選自京都國立博物館《日本人和茶》)

圓悟克勤的這幅印可狀,原文見于《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十四和《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卷上,全文約900字,只有“趙州吃茶去”一句中有個“茶”字,此外沒有一個“禪”字,更不用說“茶禪一味”了??梢?,所謂“茶禪一味”四字真訣經海上漂流或被裁剪為兩半最后被定為國寶的說法,不能不說是某些人根據一鱗半爪的信息而主觀杜撰的動人故事。

三、一休授予珠光的圓悟法語

再說一休宗純授予村田珠光的圓悟墨跡。在日本茶道界,通常把一休授予珠光的圓悟墨跡特稱為“圜悟の墨跡”,以區(qū)別于上文所述之“流れ圜悟”?!班魑颏文E”是宋建炎二年(1128)二月,圓悟克勤寫給虎丘紹隆的法語,為行文方便,我們暫且把稱作“圓悟法語”。

現存的“圓悟法語”,紙本墨書,長61.2厘米,寬29.7厘米?,F藏畠山紀念館,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圖3)。原文收錄于《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卷上《示開圣隆長老》,全文347字,內容是回憶師徒之誼,贊賞紹隆才干,勉勵禪途精進之類,與禪茶無涉。

(圖注:圓悟法語(選自京都國立博物館《日本人和茶》)

關于這幅“圓悟法語”,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山上宗二記》有所記載,文中說:“又有用禪宗之墨跡于茶湯者,是珠光得圓悟之墨跡于(一)休和尚,以是為一種(飾物)而樂。(12)”又云“圓悟墨跡一幅,……是昔珠光得賜于一休和尚之墨跡也。(13)”另《宗湛日記》也說:“所謂圓悟墨跡,乃珠光得之于一休而裝裱者也。(14)”據此,日本茶道史家一般都認為,村田珠光曾從一休宗純獲得過圓悟克勤的墨跡這一歷史事實是基本可信的。

被稱為日本茶道開祖的村田珠光(1422-1503)11歲出家入奈良稱名寺為僧,因怠慢寺役而被逐出寺院,過著四處流浪的生活。19歲時進入位于現京都府田邊市酬恩庵成為一休宗純的弟子。酬恩庵即現在的一休庵,是大德寺的“末寺”,屬臨濟宗。珠光師從一休修禪,悟出“佛法就在茶湯里”的真諦,一休以圓悟墨跡作為印可狀授予村田珠光。珠光將其掛在茶室?!渡缴献诙洝つE》認為此舉為“掛墨跡之初也?!保f明開茶室掛禪僧墨跡之先河者為村田珠光。之后,隨著日本茶人和禪宗寺院關系的日益密切,茶式掛禪僧墨跡的做法逐漸成為慣例,成為茶會的點睛之物。

掛于壁龕的字畫在日本被稱為“掛物”,而把茶室里掛的字畫特稱為“茶掛”。茶室里掛字畫,并非單純?yōu)榱搜b飾點綴,更重要的是利用這些字畫表現茶會主題,統合主客心境,被視為“一座建立”、“一期一會”的“本尊”,是茶會最要緊的物件。日本茶道圣典《南坊錄》云:“無若掛物之第一道具者,乃客、亭主共茶湯三昧,一心得道之物也,以墨跡為第一。敬其文句之心,賞玩筆者之道人、祖師之德也。(15)”說明茶會以“掛物”為第一,“掛物”以“墨跡”為第一。而日本茶道界所稱的“墨跡”,主要是指禪僧,尤其是臨濟宗禪僧的墨寶。從這個意義上說,圓悟墨跡在日本茶道史上是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的。

堀江知彥《茶掛之書》提出了作為“茶掛”的四個條件:一、能表現“侘び”“寂び”境界;二、能讓人明顯地感覺到季節(jié)感;三、具有禪意;四、傳承路徑明確(16)。從傳承途徑來說,這幅圓悟墨跡也是傳承有序,曾輾轉于名流大亨之間。珠光去世之后,珠光的養(yǎng)子村田宗珠繼承了這幅墨跡,后經武野紹鷗、千利休、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之手,無一不是聲名顯赫之人,因此,這幅圓悟墨跡自古以來被視為日本茶道的頂級“茶掛”。

四、“茶禪一味”在日本的確立

我們有必要簡述一下“茶禪一味”在日本的確立過程。日本在早在16世紀就有反映茶禪一味思想的資料,但“茶禪一味”作為一個語詞的確立卻是上個世紀的事。

臨濟宗禪僧大休宗休(1468-1549)語錄《見桃錄》引松源和尚詩句“茶兼禪味可”(17),被認為是“茶禪一味”的萌芽。堺市南宗寺開山大林宗套(1480-1568)在武野紹鷗的肖像上所題詩中亦有“料知茶味同禪味”的句子,表達了茶禪同味的認識。記錄千利休孫子千宗旦(1578-1658)茶語的《禪茶錄》曾被改為《宗旦遺書茶禪同一味》、《茶禪同一味》等書名流布坊間,茶禪一味的概念進一步明確。1905年,大日本茶道學會創(chuàng)始人田中仙樵出版了《茶禪一味》一書,被認為是“茶禪一味”始見于文字的首例,標志著“茶禪一味”概念的確立。

但是,“茶禪一味”并沒有很快成為一個社會習用詞語(日語稱為“熟語”),筆者查閱手頭的辭典發(fā)現,上個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在日本出版的相當于我國的《辭?!芬?guī)模的大型國語辭典,例如小學館的《新版·言林》(1963年)、巖波書店的《廣辭苑》第二版補定版(1975年)、小學館的《國語大詞典》(1981年)中均未出現“茶禪一味”,而只有“茶禪一致”一詞。說明那個時代在日本社會習用的是“茶禪一致”,而非“茶禪一味”。

1988年三省堂出版了松村明編《大辭林》,其中的詞條仍為“茶禪一致”,但在詞義解釋之后列出了同義語“茶禪一味”。三省堂的《辭林21》(1993年)也是如此??梢?,大約在1980年代中后期,“茶禪一味”一詞才開始成為日本社會習用的四字格習語(日語稱為“四字熟語”)。在此之前,也許主要在茶界或禪界使用。例如, 1956年日本出版的桑田忠親編《茶道辭典》(東京堂出版)、1975年出版的井口海仙等主編的彩色版《原色茶道大辭典》(淡交社),均有“茶禪一味”詞條,而沒有“茶禪一致”。后來,作為茶界和禪界用語的“茶禪一味”,隨著日本經濟增長,習茶修禪人口不斷增加而逐漸滲透到社會民眾之間,最后定格成為一般民眾熟知的四字格習語。

五、“茶禪一味”傳入中國

“茶禪一味”作為四字格習語傳入中國應該是在20世紀30年代末。1937年,日本大東出版社出版了醫(yī)學博士諸岡存的《茶とその文化》一書,書中有一節(jié)專門討論了茶和佛教,尤其是和禪宗的關系,并用“茶禪一味”和“茶佛一味”來說明茶和禪宗以及佛教的密切關系。1939年12月,諸岡存的《茶とその文化》的中文編譯本由浙江省油茶棉絲管理處茶葉出版部作為《茶葉叢刊第一種》出版發(fā)行,題為《茶與文化》,編譯者呂叔達。原書共有兩處“茶禪一味”,中文編譯版刪除了一處。但不管怎么說,這也算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知道的最早出現“茶禪一味”的中文資料吧。

大概是由于呂叔達編譯的《茶與文化》是浙江省茶葉行業(yè)的出版物的緣故吧,該書并未在社會上產生多大的影響。“茶禪一味”第二次傳入中國便是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后的事了。

眾所周知,我國的茶文化熱興起于上個世紀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以后,百廢俱興,經濟熱獨占鰲頭,文化熱不甘落后,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成了當時文化發(fā)展的抓手,時代潮流滾滾,泥沙俱下在所難免。就茶文化角度而言,1977年,臺灣民俗學會理事長婁子匡等人提倡弘揚茶文化,在“茶道”和“茶藝”的用語選擇上引起了爭論。為了避免和日本茶道的混淆,人們選擇了“茶藝”作為代表中國茶文化的概念,形成了中國茶藝、韓國茶禮和日本茶道等反映東亞三國不同茶文化特質的三個概念,為大陸的茶文化熱增添了助力。與此同時,我國茶文化研究者和愛好者對鄰國日本、韓國的茶文化的關注也與日俱增,各種譯介鄰國茶文化的專著和文章不斷問世,“茶禪一味”亦隨之見諸各種書刊,成為人們談茶說禪時津津樂道的一個概念。

但浮躁的時代難免因浮躁而產生的各種問題。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當時我國茶文化研究者對日本的歷史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在1980年代,有人會把“南浦紹明”當作南浦和紹明,認為是兩個人;也有人把“堺”翻譯成“邊境”,不知道“堺”是日本的一個地名。關于中日茶文化交流歷史的知識,當時也大多是通過日文資料獲得的,但由于資料欠缺、讀解能力、治學態(tài)度等諸多原因,造成了這樣那樣的知識性錯誤。圓悟克勤手書“茶禪一味”的臆說,以及混淆“圓悟印可狀”和“圓悟法語”的錯誤應該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正如我國經濟經過迅猛發(fā)展其以后,現在已經步入了穩(wěn)步發(fā)展的新常態(tài)那樣,我國的茶文化研究也應該由快速發(fā)展而轉為扎實、嚴謹的階段,逐漸糾正茶文化領域的一些廣為流傳、以訛傳訛的錯誤觀念和錯誤知識,已是茶文化研究者的當務之急。愿和全國茶文化研究者共同努力。

【摘自2017年《吃茶去》雜志(總第67期);作者:曹建南(上海),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日本社會文化研究專家)】

參考資料

(1)郭天成主編《上海國際茶文化節(jié)論文選集(1994-1997)》,上海國際茶文化節(jié)組織委員會,1984年,第78頁。

(2)江靜、吳玲編著《茶道》(《日本文化叢書》第一輯),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48頁。

(3)王旭峰《愛茶者說》,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3頁。

(4)宣方《茶禪一味:傳說、歷史與現實》,沈立江主編《盛世興茶——第十三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論文精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頁。

(5)陳平原、凌云嵐編《茶人茶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65頁。

(6)同注(5),第72頁。

(7)陳香白《茶禪一味》,竺濟發(fā)編《茶禪東傳寧波緣——第五屆世界禪茶交流大會文集》,中國農業(yè)出版社,2010年,第18頁。

(8)同注(2)

(9)靳飛《茶禪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91頁。

(10)千宗左等監(jiān)修《新修茶道全集》卷二《器物篇上》,春秋社,昭和30年,第43頁。

(11)《千利休ー‘侘び’の創(chuàng)造者》(別冊太陽ー日本のこころ155),平凡社,2008年,第47頁。

(12)林屋辰三郎等編注《日本的茶書(1)》(東洋文庫201),平凡社,昭和46年,第141頁。

(13)同注(12),第189頁。

(14)熊倉功夫《茶の湯歴史ー千利休まで》(朝日選書404),朝日新聞社,1990年,第106頁。

(15)中村直勝《茶道圣典·南坊錄》,浪速社,昭和43年,第115頁。

(16)堀江知彥《茶掛けの書》(東方選書13),東京書籍株式會社,昭和52年,第9頁。

(17)松源和尚,有人認為是宋代禪僧松源崇岳(1132-1202),但查《松源崇岳禪師語錄》無此句,待考。

“綠色珍珠”熙春茶

在中國近代的茶葉歷史上,似乎沒有一種茶能像“熙春”茶那樣,產量之大,質量之好,價格之高,出口之多,暢銷之廣,影響之深遠;在世界各國幾乎都有她的蹤跡并留下了美好的聲譽;也似乎沒有一種茶能像“熙春”茶那樣,在中國茶葉的出口外銷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茶葉影響英國工業(yè)革命的興起過程中,還是在引起美國獨立戰(zhàn)爭的波士頓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國明清以來的茶葉發(fā)展、競爭與變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說,“熙春”茶不僅僅是“綠色珍珠”,更可以說她是璀璨明珠;因為“熙春”茶走南闖北,飄洋出海,不僅成為歐洲貴族爭相擁有的珍品并行銷各地;同時,“熙春”茶更是以其優(yōu)異的品質風靡世界、桂冠疊戴并譜寫了中國近代茶葉外銷史的輝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說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稱貢熙茶(Hyson)?!拔醮骸边@個名字,源于晉代文學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閑居賦》中有“于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來、茶芽初發(fā)于早春采制而成。人們用形容春天的詞語來描寫熙春茶,是因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節(jié),更因為春天的新綠也是“熙春”茶的顏色。至于后來“熙春”茶被稱為“貢熙”茶,是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貴,也是因為“熙春”茶是進貢給皇室的“貢品”。還有一種附會的說法是,“熙春”茶曾進貢給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貢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綠”茶的一種,而“屯綠”茶則是來源于松蘿茶;也就是說,“屯綠”茶的前身是松蘿茶,當“屯綠”茶從松蘿茶中分離出來的的時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頭籌。道理很簡單,當用毛茶原料進行精制或精加工處理并提取出整齊勻凈的成品茶(精制茶)時;無論是提取出長形或圓形的成品茶,在“屯綠”茶的產品結構中,都有“熙春”、“貢熙”等花色品類;這就是“熙春”、“貢熙”茶出類拔萃的先決條件。當然,“熙春”、“貢熙”茶和松蘿茶不同的是,松蘿茶問世后被人們譽為“綠色金子”,而“熙春”、“貢熙”從松蘿茶中分離出來后,卻被人們譽為“綠色珍珠”。

據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茶葉學會名譽理事長、著名茶學專家陳宗懋先生主編的《中國茶經》記載:松蘿茶的采茶技術,早在三四百年前就達到精湛的程度,明代聞龍《茶箋》記載:“茶初摘時須揀去枝梗老葉,惟取嫩葉,又須去尖與柄,恐其易焦,此松蘿法也。炒時須一人從旁扇之,以祛熱氣,否則色黃,香味俱減。予所親試,扇者色翠,不扇色黃。炒起出鐺時置大瓷盤中,仍須急扇,令熱氣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鐺,文火炒于入焙,蓋揉則其津上浮,點時香味易出”。“屯綠”茶的炒制技術,就是在這種規(guī)范的基礎上而發(fā)展完善的。

“屯綠”茶屬眉茶,有珍眉、鳳眉、特貢、熙春、貢熙等品名,主產地是安徽休寧、歙縣、祁門、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歷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輸出而得名;也是中國外貿出口之極品名茶。

茶葉專家陳宗懋先生在其主編的《茶葉大辭典》中對“屯綠”茶亦有介紹:屯綠,原產安徽省黃山市休寧、歙縣、黟縣、祁門東鄉(xiāng)和屯溪區(qū)的長條形炒青綠茶,因歷史上與本區(qū)相鄰的婺源等地生產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銷售,故統稱“屯綠”。據王鎮(zhèn)恒、王廣智主編的“九五”國家重點圖書《中國名茶志》記載: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區(qū)名茶生產全面崛起,明清時代達到鼎盛……。休寧松蘿山松蘿茶作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創(chuàng)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遠近聞名;明末清初松蘿制法已傳播到安徽南北和贛、鄂、閩諸省,成為一大宗茶品。松蘿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間,至嘉道年間,出口興盛,發(fā)明了松蘿茶特別技術并逐漸演化為屯綠,分珠茶、雨茶、熙春三類,共10多個花色、品級。

珠茶:以其結構渾圓,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別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輕重分為5個品級。

雨茶:以其形長似雨點而名,分別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輕重分為5個品級。

熙春:結構為不規(guī)則的塊狀,多由芽頭和肥厚葉子疊合而成,結成不規(guī)則塊狀;分別按茶塊大小和身骨輕重分4個品級。

清道光年間的“屯綠”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笆辍笔钦涿肌ⅧP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針等;“八珠”為麻珠、寶珠、珍珠、園珠、蝦目等;“六熙”指貢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間的“大幫官堆”屯綠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捌咧椤笔锹橹椤氈?、圓珠、蝦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鳳眉、針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貢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緒年間徽州歙縣知府何潤生在《徽屬茶各條陳》中對屯綠茶也有介紹:“綠茶內分三總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內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內分五等:珍眉、鳳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內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實珠、芝珠。皆為洋莊(外銷)。均內用錫罐,外裝彩畫板箱”。

“屯綠”茶從松蘿茶中分離出來很多的花色品種,但基本制法與拼配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只是隨著國際茶葉市場的需求而變化,在精制率不斷提高的情況下,進行花色品種的變化。而“屯綠”茶各花色品種,都是在反復的炒、篩分、風選、揀剔中產生,尤其是通過嚴格的篩選(園篩、轉篩、扣篩、抖篩)、扇、撼等工藝后,才提取出各種花色品種茶,其長短、精細、輕重、形態(tài)、整齊勻稱,甚至可以稱為純凈。

二、熙春演變

“屯綠”茶為什么要從松蘿茶中進行分離呢?茶葉專家說“成品茶中各種形態(tài)的花色組成,在過去稱‘大幫’,就是產品結構”。而外銷綠茶產品的結構,主要是指精制廠收購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態(tài),通過復制作業(yè)(或稱精制、精加工處理),分別大小、長短、粗細、厚薄、輕重,汰除雜劣,并分門別類,提取出來的整齊勻凈的成品茶(或稱精茶)。而收購的毛茶,顧名思義,是很復雜的,有香氣滋味內質優(yōu)次懸殊的,有形態(tài)大小不齊的,有煙焦劣變夾雜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視各類毛茶原料,在分別內質品次、汰除劣異的基礎上,整飭形態(tài),提取相應產品,使之發(fā)揮最大經濟效益。

這就是茶葉業(yè)內人士所說的,要“看茶做茶”;而內質特優(yōu)的茶葉,為使外形整飭并能更好地襯托出產品的優(yōu)美,就要特別細致的處理,這就是所謂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狀粗壯的茶,內質不一定差,就要所謂“粗茶細做”??傊?,都是為了發(fā)揮毛茶的自然品質優(yōu)勢,以取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屯綠”茶從松蘿茶中進行分離、創(chuàng)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經營理念的體現;從茶葉銷售角度來看,也是徽州茶商堅持誠心為質、以義為利的銷售理念的體現。如徽州茶商吳榮壽,在茶業(yè)經營的過程中就不斷地進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請制茶名家汪漢梁為總管,在選料與配方上融婺(源)、歙(縣)兩家為一體,制成了色香味煥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貢熙”茶,從而在上海一舉奪得綠茶評比魁首并譽滿滬港等地?;罩莶枭淘诮洜I茶葉時還注意收集消費者的反饋信息,并根據消費者的不同口味,不斷地提高品位,這不僅體現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時,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經營思路之清晰和經營手腕之靈活。

據中國茶葉專家傅宏鎮(zhèn)先生考證:“屯綠”全面創(chuàng)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當時徽州婺源東鄉(xiāng)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龍?zhí)┑榷嗉也杼?,他們精心?chuàng)制1000多箱高級綠眉茶,直運香港銷給東印度公司;因為質量優(yōu)、銷路好、利潤高,所以屯溪各家茶號立即仿效并全面經營、精制綠茶外銷。

清光緒二十二年,黟縣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長干坊設立“福和昌茶號”,以眉茶的制法為基礎,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運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歐洲消費者交口稱贊。而屯溪的一些茶號也在這一啟發(fā)之下,在茶葉精加工時提取特等“貢熙”茶;而這些“貢熙”茶特別適合俄國消費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銷西歐,“貢熙”茶行銷俄國,都成為了世界茶葉市場的暢銷品。于是,在全國茶葉生產開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審時度勢,并根據市場需求來不斷地改進茶葉制作方法,從而給徽州的茶葉生產和貿易帶來了新的生機,而那些大茶商們也從中獲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孫友樵,他繼承祖業(yè)后在屯溪觀音山擴大“怡新祥”茶號的規(guī)模,他尊重制茶師傅技藝的發(fā)揮和創(chuàng)新,他收購優(yōu)質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貢、貢熙等外銷茶出口,所以,他不僅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也成為了茶界巨商。

據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關資料記載,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纘,在歙縣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賃廳屋數間收購初加工后的毛茶,經過抖篩、減簸、揀茶、焙茶、風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蘿”、“雨前”、“圓珠”以及“熙春”、“貢熙”茶等品種,將成品茶裝入錫罐并密封,外面還用彩畫板進行包裝,每箱裝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擔茶葉通過廣州銷往世界各地并獲利頗豐。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書識理,有較高文化素質,因此使他們能在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審時度勢,在擁有品質優(yōu)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時還具有十分靈活的經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蘿茶和“熙春”茶的創(chuàng)新;從而濃墨重彩地寫下了徽州茶暢銷世界各地的歷史,并在17世紀至19世紀中葉,開創(chuàng)了稱雄世界茶葉市場的黃金時代。

清代是徽州茶葉輝煌的年代,茶葉種類迅速增加,紅茶綠茶并駕齊驅;尤其是在松蘿茶制作工藝和貿易興盛的影響下,徽州遂成名茶薈萃之地;而祁門紅茶、黃山毛峰、金山時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以致出現了祁紅屯綠、毛峰稱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則是獨樹一幟,它以其美好的傳說,優(yōu)異的品質以及適合外國人的口味而暢銷世界各地并風靡世界茶壇。有專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貿易中一度執(zhí)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種種的優(yōu)勢,如有著悠久豐富的從商經驗,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并講究商業(yè)道德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血緣紐帶與地域紐帶在茶商的經營活動中發(fā)揮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業(yè)活動促使了地區(qū)生產關系的變革,也促進了徽州茶葉的興盛和茶葉品種的增多以及茶葉品質的不斷提高;所以,“松蘿”、“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貿易活動中頻頻嶄露頭角,最終得以行銷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誕生后很快就聲名遠播,她不僅為世人所重,爭先恐后地購銷于國內外市場,同時也成為世界聞名的茶葉之一。

早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當我國綠茶中的珍眉、珠茶等還沒有問世前,“熙春”茶就已經與松蘿茶、武夷茶先后出現在歐洲并風靡世界。當時,出口的茶葉還沒有經過后來稱之為“精制”的工藝過程,但全都是國內已有盛名的具有獨特風格的產品。所以,如同在國外文獻上的松蘿茶名被稱作(singlo)一樣,熙春被稱為(Hyson);尤其是在中國茶葉風靡英國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關中國各種名茶的名稱,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蘿茶 (singlo)等;也就不斷被英語借用;而tea 被英語借用后,就構成復合詞如:green tea(綠茶)、black tea(紅茶)等多達190 余個。

1610年,荷蘭人首先從中國運茶到歐洲,而當地人對中國茶葉驚嘆不已,認為茶葉是“靈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藥”,甚至把茶葉看成是“貢熙”(進貢給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蘿茶和“熙春”、“貢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費者的青睞。

1660年,英國著名茶商托馬斯?卡洛韋出版的《茶葉和種植質量和品德》一書說:“茶是很珍貴的一種飲料,價格昂貴,只有王公貴族把它用作贈送客人的禮品”。盡管出口到歐洲的茶葉價錢昂貴,但是當地人只要能買到中國茶葉,也是“其價幾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貢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歐美的商人將這種渾圓如珠的茶葉意譯為GunPOwd(意為火藥槍的子彈);也就是這種形似“槍彈”的茶葉,屢屢成為東印度公司采購單上的緊俏商品,成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時髦飲品;所以說“熙春茶”不僅是我國傳統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傳播到國外的名茶。

18世紀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輸往國外并受到了消費者的喜愛;當時,廣州銷到歐洲的茶葉,有紅茶和綠茶兩大類,其下名目繁多,常見的有松蘿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當時,“熙春”和“貢熙”茶在倫敦市場上售價甚高,“熙春茶”每磅賣價高達10先令6便士,因其茶價之高不亞于珠寶,所以曾被人們美譽為“綠色珍珠”。到了19世紀中后期,“熙春”茶出口達到鼎盛時期,年輸出量約1萬噸;輸出初期以銷歐、美為主,20世紀20年代起,以銷西、北非為主。茶葉專家程啟坤、姚國坤在《綠茶金三角及其優(yōu)勢》中指出;清代以松蘿茶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緒年間其出口量約占全國茶葉出口量的90%;而早期輸入歐洲的中國茶,是以綠茶為主。

依據英國東印度公司1702年的訂單來看,其中松蘿綠茶占了三分之二。從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茶葉的數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間,東印度公司進口的武夷茶為336萬磅,松蘿茶為458萬磅;因此可以認為,歐洲人早期飲用的茶葉是以松蘿茶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貢熙”茶等。

1740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茶葉的賬目中,就將進口的茶葉分為武夷、小種、松蘿和“熙春”、“貢熙”茶等10種;而與松蘿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聲名鵲起并風靡世界。在英國倫敦茶葉經紀人協會印發(fā)的報告中,有一種表格叫“倫敦茶葉進口、存貨及提貨之非正式估計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對各種茶葉進行非正式估計時,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收購訂單中關于紅茶綠茶的分類統計,在1741年至1750年間,綠茶中的眉茶進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進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綠茶的進口量分別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過這個分類進口統計,我們清楚地知道“屯綠”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時的貿易情況,同時也表明了它們在茶葉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爾親王號” 商船來華,隨船牧師為瑞典博物學家彼得?奧斯貝克,他在《中國和東印度群島旅行記》一書中,對于茶葉有著詳細生動的記述;他在書中提到了十余種茶葉,并詳細地記述了“卡爾親王號”返航時運載茶葉的清單:如武夷茶(紅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種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資料可見,當時瑞典商船的運輸貨品中,茶葉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所簽訂的1778年各船艙貨合約中,購茶情況如下:從廣州“十三行”潘啟官那里訂購的屯溪茶和松蘿茶2000擔,貢熙茶200箱;從瑛秀那里訂購的屯溪茶和松蘿茶2000擔,貢熙茶200箱;從浩官那里訂購的茶為貢熙茶100箱;從石瓊官那里訂購的茶為貢熙茶100箱。另外,英國東印度公司對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國市場上所售出的茶葉進行了統計;屯溪茶、松蘿茶1832474磅,貢熙茶218839磅。當時,英國市場的茶葉銷售價格是:屬于紅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屬于綠茶的熙春茶售價為每磅36先令,珠茶售價為每磅18先令,普通綠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國對茶葉的需求較大,英國東印度公司賣給本國茶商的茶葉價格也開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蘿、“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時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的走私茶價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蘿、“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當時英國倫敦的市場上,松蘿、“熙春”茶每磅售價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開始銷往英國、俄國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間,“屯綠”和“熙春”茶外銷竟多達十萬引。

茶學專家陳椽在《茶葉通史》中說:“屯綠”茶自明末開始產生后,就成為主要的外銷茶,至1821年至1850年時,“屯綠”茶每歲外銷至五、六百萬引(每引舊秤120斤),這還不包括走私茶和貢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間,茶葉價格不斷攀升,以綠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擔可售銀46兩左右(含出口關稅);其次是雨前綠茶,每一擔約售40兩,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紅茶,每擔約售24至27兩。當年,茶葉平均售價為37兩,其中“熙春”茶的售價比屯溪茶高出約一倍。

1751年,廣州出口茶葉的價格為松蘿每擔20.66擔,貢熙每擔41.13兩。至177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兩艘商船所購的貢熙茶竟然高達每擔58兩白銀。

而到了1790年,英國倫敦皮卡迪利大街212號售茶價格表明,紅茶價格已經明顯低于綠茶,所售價格最低的“綠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紅茶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質量最優(yōu)的綠茶為極品熙春茶,標價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國也有銷售。美國華茶輸入早期多為低級的茶,后來發(fā)展到輸入較高級的茶;尤其是19世紀后,品類高的綠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輸入量開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綠茶占進口茶總數的4/5以上。中美茶葉貿易的迅速發(fā)展給美國帶來了極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葉貿易得到了美國政府的鼓勵,并制定了有利于茶葉輸美的稅收政策。1789年,美國開征茶稅,紅茶每磅15分,圓茶及珠茶22分,貢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廣州尚有一部分“貢熙”及副熙茶輸運出口。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羅伯特?康斯登說:“茶葉是驅使我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

清光緒年間徽州歙縣知縣何潤生,在1896年撰寫的《徽屬茶各條陳》報告中說:“徽屬產茶以婺源為最,每年約銷洋莊三萬數千引(一引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績溪又次之。這四縣每年共計約銷洋莊四五萬引,均系綠茶。綠茶內分三總名,珠茶、雨前、熙春;皆為洋莊,均內用錫罐,外裝彩畫板箱。箱分三名:二五雙箱、連罐計重不過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連罐計重不過十二斛有奇;大方箱,連罐計重不過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闊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碼,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碼。胥有準式,每箱可裝細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罩輧蠕N茶不及十之一二,專用簍袋盛儲”。

四、熙春美譽

“熙春”茶葉底嫩勻,卷曲嫩綠,茶葉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澀;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湯色金亮,色澤綠潤,香味醇濃;其內質與相應品級的綠茶相比,具備味厚湯清,汁濃耐泡的特點。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風味和良好的品質,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國外以后,不僅是受到了消費者的青睞;其身影和名聲也在國外的文學作品中屢屢出現,以致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和文字記錄。

“精艷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詩人浸潤玉液里,華堂滿飄習習香”。這是愛爾蘭每年舉行的盛大“詩節(jié)”中無名氏的一首“品茶”詩,輯在1752年刊行的詩集中。這首詩出自于美國威廉?烏克斯所著的《茶葉全書》第488頁(中譯本漏譯,是中國茶葉專家錢樑先生翻譯的)。從那以后,英國名詩人如霍谷森、拜倫及荷美思等詩人,都在他們的詩歌作品中,留下了關于“熙春茶”的吟誦和贊美。

1773年,蘇格蘭浪漫主義詩人費格森在贊譽熙春與武夷名茶時,寫道“愛神永其微笑兮,舉天國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風雨而不厲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蓋為神致爾虔崇兮,彼因勝之甘液,唯熙春與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諾芬尼》第一節(jié)中,也有關于“熙春茶”的記載。

1785年,美國人威廉?烏克斯在《茶葉全書》中記載:英國保守黨政客Rolle為英國自由黨員數人所作的(《THE ROLLIAD》魯里之流)詩中有一首云:“茶葉本多色,何舌猶能窮?熙春與武夷,此綠彼又紅;松蘿與工夫,白毫和小種,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濃。”由此可知“熙春”茶在國外的影響。當然,“熙春”茶能作為外國詩人吟詠的對象,可以想見在它們成詩之前,已經是在當地社會流行得相當普遍和久遠了。

16世紀末,許多歐洲人寫的關于東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國茶葉的知識。當時,英國文化藝術界以茶為題材寫了許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飲茶皇后卡特琳祝壽時寫的一首茶詩,其中有“月桂與秋色,美雅與茶比……物阜稱東土,攜來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煩累”。 1771年,英國愛丁堡發(fā)行的《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一版“茶”條下有這樣的記載:“經營茶的商人根據茶的顏色、香味、葉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種類。一般分為普通綠茶、優(yōu)質綠茶和武夷茶3種。其它品種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這3種?!拔醮骸辈韬椭椴璧雀邇r優(yōu)質綠茶都屬于此類。武夷茶比以上兩種葉子都小,顏色比其它品種更深,有時發(fā)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澀中帶甜,綠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則帶有薔薇花香。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綠”,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綠茶和優(yōu)質綠茶,應該是指“屯綠”茶和松蘿茶。

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經由紐約開往廣州,開始中美茶葉的直接貿易,此后華茶源源入美;當松蘿和“熙春”茶進入美國市場后,同樣也是留下了值得我們回味、重視并研究的茶葉文獻史料。

1803年,美國紐約晚報上刊載了一則茶的廣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貢熙茶,華脫街182號Elljsuane公司啟?!?/p>

1816年,在美國紐約報紙上又出現了茶葉拍賣廣告,名松蘿茶區(qū)所產者,由John Hone主持拍賣,地點在自由街Astor碼頭”。

1817年,清朝廷命官蔣攸錟在奏折中說;“閩、皖南人販運武夷、松蘿茶葉,赴粵省銷售,向由內河行走;”禁止“出洋販運”。

1836年,在美國菲列特爾菲亞市,報紙上又刊出一條關于中國茶葉的廣告,全文如下:“茶葉——茲有大幫(文中的“大幫”是指“大幫官堆綠茶”。)茶葉專家錢樑先生說:“成品茶中各種形態(tài)的花色組成過去稱大幫,就是產品結構”。)各種包裝之貢熙、珠茶及圓茶出售,品質優(yōu)良,如蒙光顧,請至Soutn Front街十三號,Osamuel M.Kempton公司啟?!?/p>

美國醫(yī)生、作家赫漠茲在《波士頓茶會謠》中,也寫道了“熙春”茶;他說“……猶辨得熙春香氣,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滿常新之奠靈甘醴……。”

茶葉為西方貿易商帶來了巨額利潤,以至歷史學家普里查德認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倍?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徽州“貢熙”茶獲得了博覽會金獎。

從世界經濟發(fā)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紀以前西人所尋求的中國商品中,唯有茶葉在中西貿易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蘿茶和“熙春”茶,在長達幾百年的中西茶葉貿易活動中,一直是擁有良好的品質、美好的聲譽和絕對的話語權。

五、專家闡述

中國茶葉專家錢樑先生《論貢熙》(兼論外銷綠茶的產品結構和發(fā)揚品質優(yōu)勢問題)文中,專門介紹了“貢熙”茶的溯源、演變以及在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國茶葉學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錢樑先生《論貢熙》這篇文章作為學會提供大會的論文之一;1984年,這篇文章還載于商業(yè)部杭州茶葉加工研究所、全國茶葉加工科技情報中心站第2期的《中國茶葉加工》雜志。

錢樑先生在《論貢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為上海接近產茶省區(qū),就成為了茶葉對外貿易中心,出現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發(fā)展。經過長期積累的產銷實踐經驗,外銷綠茶已大都在生產集散地設立復制茶廠(茶號或稱內棧)收購茶農毛茶,通過分類分檔裝箱后運到口岸,經過洋莊茶棧賣給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外銷綠茶的貨源已基本形成兩大系列:一是路莊系列,稱為路莊茶,另一是土莊系列,稱作土莊茶,不論是路莊茶或土莊茶,長形茶或圓形條的產品結構中,都有貢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類。

錢樑先生在《論貢熙》一文中還闡述了“貢熙在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中的地位”,他明確指出:“這里所指的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主要是指精制廠收購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態(tài),通過復制作業(yè)(或稱精制、精加工處理),分別大小、長短、粗細、厚薄、輕重,汰除雜劣,并分門別類,提取出來的整齊勻凈的成品茶(或稱精茶)。錢樑先生還明確指出:“貢熙或熙春這個花色,在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因為任何地區(qū)的毛茶,不論是圓茶或是長茶地區(qū),毛茶總是毛的,不可能純凈的。為整飭好長茶必須分離出團曲的原料;同樣做圓茶也必須分離出長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這個環(huán)節(jié)了”。“例如產制眉茶的皖南地區(qū)1938~1939年的路莊大幫構成,整個屯綠為抽珍(特別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貢(特別貢熙)和普通貢熙占33%、正副針眉占18%。祁門梟溪口大幫的構成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貢和貢熙占33%、正副針眉占16%;歙縣大幫為抽珍21%、珍眉41%、抽貢和貢熙16%、正副針眉20%、蝦目2%;婺源大幫為抽珍14%、珍眉22%、抽貢和貢熙38%、正副針眉26%”。 之所以舉這些例子,是因為錢樑先生認為:“解放前的這段時期,因沒有上海土莊茶的干擾,茶批最正常,且是錢樑先生在1938~1939年間親自參加收購評價和在港主持外銷的情況。成品茶品質較好的屯婺祁大幫,抽貢、貢熙產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較差的歙縣大幫、抽貢、貢熙則只占16%。這說明抽貢、貢熙提取多的,眉茶質量也隨之提高,而在總的價格上也有裨益。當時各花色收購價格都分五等九級,抽珍按品質高低中準價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還可降低;珍眉中準價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貢中準價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準價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內質好的大幫中的抽貢、熙春價格比內質差的大幫中的抽珍、珍眉價格還要高”。

錢樑先生還根據自己保存的資料,披露了熙春茶在當時的賣價;他說:據我手中存有的資料,“貢熙中上級(抽貢)每50公斤111.25元,中級80.20元、中下級59.50元、普通級42.25元,而珍眉上級140元、中上級111.25元(以上為抽珍價)、中級82.50元(包括部分內質差的抽珍)、中下級71元、普通級53.75元,價格基本與抽珍、珍眉差不多。而當時的平水一號珠茶為60~82.5元,二號、三號珠茶為38~50元,就是說比平水珠茶的價格要高得多”。

錢樑先生說,“貢熙類產品50年代的價格也是最有利的,當時眉茶出口換匯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為2.7元左右,但貢熙類產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貢不到2元,是經濟效益最高的出口綠茶品類”。

后 記:

“熙春”茶自誕生以來一直是身價不菲,并和“松蘿”、“屯綠”茶一起創(chuàng)造了風靡世界的奇跡。也正是“松蘿”和“熙春”茶厚重的歷史積淀,讓“松蘿”和“熙春”茶成為了中國歷史文化名茶,同時也成為了中國茶葉品類中當之無愧的佼佼者;這無疑值得人們借鑒和學習。 對于時今的茶人來說,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氣節(jié)深深地聯系在一起,讓國飲成為世界之飲,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綜觀“熙春”茶風靡世界的歷史進程和巨大榮譽,我們應該從“熙春”茶中傳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揚什么?想來,一方面是應該以嚴肅的態(tài)度和敬畏之心,恢復、保護和尊重傳統的中國茶葉;另一方面是應該利用人類創(chuàng)造出來的科學技術,瞄準現代生活需求,打開創(chuàng)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讓茶葉這個天地靈物致富茶農、造福人類!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雜志;作者:鄭 毅(安徽黃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當亞運會撞上茶界“網紅城市”!深扒杭州茶業(yè)的升級密碼

9月23日,杭州第19屆亞運會正式開幕!

亞運會引動的熱潮與關注,讓杭州再度為世界所矚目。從千百年前文人墨客吟風誦月的“人間天堂”,到二十一世紀行業(yè)機遇涌動的“電商之都”,杭州似乎總有成為焦點的能力。而在杭州,承載著千年文史流變的中國茶,同樣擁有著巨大“流量”。


△9月23日,杭州第19屆亞運會開幕圖片來源:央視網直播截圖

亞運會會是杭州茶業(yè)發(fā)展新機遇嗎?這個存在感極強的“名茶之城”究竟有何魔力?

名茶之城的業(yè)界“傳說”

探尋杭州的城市主基調,文化和歷史是避不開的核心維度。

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自古繁華行勝的錢塘、晴窗細乳戲分茶的臨安……在這座人文底蘊深厚的千年古都,茶與茶文化也是其中的重要構成。

把時間倒撥回千年之前,商旅興旺的古錢塘地區(qū),是茶與茶文化的孕育勃發(fā)之所。茶圣陸羽《茶經·八之出》書,“錢塘生天竺、靈隱二寺”,記載的便是彼時杭州寺廟中的產茶地。北宋時期,龍井茶區(qū)所產團茶已成為貢品。清代,乾隆帝與西湖龍井、與獅峰山十八棵“御茶”樹的故事,更是將“龍井”茶名推向頂峰。

△陸羽《茶經》截圖

千年古都的茶文化積淀和無數文人墨客對杭州好茶的詩賦吟詠,讓這座城市,成為蜚聲中外的茶葉名城。視線聚焦當代,歷史上傳奇交匯的“茶都”杭州,茶文化厚重、茶名人輩出、茶品牌響亮、茶產業(yè)發(fā)達、茶館業(yè)興旺……有著推陳出新的輝煌產業(yè)圖景。

杭州,更是匯聚中國農業(yè)科學院茶葉研究所、中國茶葉博物館、國際茶文化研究會,三大行業(yè)“國”字頭機構的茶業(yè)核心區(qū)。公開數據顯示,2022年,杭州全市茶葉產量2.83萬噸,一產產值43.68億元。杭州茶業(yè)構成以名優(yōu)茶為主,西湖龍井品牌價值82.64億元,徑山茶品牌價值31.65億元,足見其深厚的茶產業(yè)實力。


△圖片來源:八馬茶業(yè)

“杭州模式”的發(fā)展借鑒意義

產業(yè)底蘊深厚且市場模式成熟的杭州茶業(yè),遇上亞運會帶來的機遇與紅利,無疑將迎來進一步的升級蛻變。當前顯著的產業(yè)成績之下,杭州茶業(yè)的發(fā)展模式,對其它茶區(qū)來說又有哪些參考價值?

“說茶”特邀三位茶領域專家學者,借亞運會契機,就杭州茶文化、茶產業(yè)、茶科技建設先進經驗與乘勢亞運發(fā)展上,展開深入探討。

茶文化:系統性的文化升級路


中國茶葉博物館原館長王建榮詳細解讀了杭州對茶文化打造的幾個重要維度:

1、注重茶文化專業(yè)研究。杭州具有濃烈的茶文化、茶歷史研究氛圍,早在上世紀80年代,杭州就率先開辦了《茶博覽》專業(yè)期刊,吸引全國茶業(yè)研究者積極投稿。1993年,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在杭州成立,進一步推動杭州茶文化研究發(fā)展。

2、積極宣傳展示茶文化。杭州在茶文化展示工作的推進上啟動較早,早在1986年便開始籌建中國茶葉博物館,后在1991年正式開放,走在全國前列。并且杭州在確立“茶為國飲,杭為茶都”這一概念上,也做出了許多努力。并通過積極推動西湖龍井的立法保護,為西湖龍井的品牌塑造與后續(xù)傳播,保駕護航。

3、茶文化價值開發(fā)與茶文旅融合。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西湖龍井與禪茶文化也是這項世界遺產的重要構成部分,申遺帶來的機遇進一步促進杭州茶文化的經濟價值挖掘。同時,杭州還通過保護老龍井御茶園、恢復龍井八景等茶文化景觀,建設龍塢茶鎮(zhèn)等綜合的茶文旅空間,延展產業(yè)拓展可能性。

從茶文化研究、茶機構設置,到相關法制完善,乃至于整體行業(yè)推動倡導,杭州系統性的文化建設形式對其它產區(qū)來說存在一定借鑒意義,即做好基礎的茶文史研究的同時,找到差異化的產業(yè)資源優(yōu)勢,結合文化要素進行市場化的策劃和設計。

王建榮還表示,依托當前亞運會的開展,通過期間對杭州茶與飲茶方式的推廣,有利于加深各國參賽人員對于中國茶的認識,吸引全世界媒體關注,將杭州的飲茶風尚傳播出去。對杭州茶的推廣與影響力擴大,意義深遠。

茶產業(yè):一二三產融合發(fā)展


杭州是歷史名城,是休閑之都,也是創(chuàng)新活力之城,傳承與創(chuàng)新、休閑與活力體現在杭州的城市建設和各行各業(yè)發(fā)展中,毫不違和。既有聞名遐邇的西湖龍井茶,同時也是中國茶走向世界的主要集散地。2022年,浙江省茶葉出口量15.4萬噸,延續(xù)全國第一的穩(wěn)固地位,杭州市茶葉出口則居于浙江省內前列。杭州無論在茶葉生產還是內銷、出口上都戰(zhàn)績卓絕。

國家茶葉產業(yè)技術體系產業(yè)經濟崗位科學家、中國農業(yè)科學院茶葉研究所研究員姜愛芹表示,杭州茶產業(yè)與城市特質緊密相連,反映在茶產業(yè)的建設中,西湖龍井茶產業(yè)充分發(fā)揮歷史名茶的優(yōu)勢,通過立法保護和行業(yè)自律,做精做強。

同時發(fā)揮地域優(yōu)勢和城市特色,延長產業(yè)鏈,一二三產融合發(fā)展,如龍井問茶,梅家塢茶文化休閑村的規(guī)劃建設,都是在不改變原有村落格局的基礎上,既將杭州城市的休閑文化做足了,又讓所有到訪的游客沉浸式體驗一杯好茶從茶園到茶杯是如何煉成的,這樣的方式非常適合西湖龍井茶等高端產品“深體驗、強認知、高傳播”的低傳播成本品牌打造路徑,值得其他產區(qū)借鑒。

姜愛芹還指出,亞運會期間,大量海內外游客的到來,給西湖龍井茶產業(yè)的發(fā)展帶來了巨大商機。西湖龍井茶要發(fā)揮好杭州城市名片的作用,政府、行業(yè)和企業(yè)聯動,規(guī)劃好體驗的路線,做好體驗的細節(jié)設計,讓到訪的海內外游客離開杭州的時候,通過西湖龍井茶帶回去對杭州的念想,彌補帶不走西湖山水、西溪煙火、錢塘江壯闊的遺憾。

茶科技:打通科研與市場

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浙江大學茶學學科帶頭人、浙江大學茶葉研究所所長、浙江省茶葉學會理事長王岳飛梳理了杭州茶科研建設的幾大特色優(yōu)勢:

一、專業(yè)科研機構多。如中國農業(yè)科學院茶葉研究所、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杭州茶葉研究院都在杭州,浙江大學茶學科、浙江農林大學茶學院也走在全國教學科研前列。

二、圍繞茶業(yè)全產業(yè)鏈都有較強的科研團隊與研究成果。大體可歸納為以下6大維度:1、種質資源方面,在茶樹育種上培育出了眾多國家級茶樹良種;2、茶樹栽培上,我國第一本《茶樹栽培學》教材,便來源于浙江大學相關學者;3、制茶、評茶、六大茶類及其制作技藝裝備研究隊伍強大;4、茶葉生物化學綜合利用,如茶業(yè)深加工、茶健康研究成果豐厚;5、茶產業(yè)經濟研究上,如品牌發(fā)布與經濟增長,專業(yè)團隊眾多;6、茶文化研究方面,專業(yè)機構與專業(yè)人員較強。

綜合來看,一方面,杭州的科研隊伍較為強大,研究范圍綜合而全面。另一方面,杭州的科研與產業(yè)結合較好.如古茗等新茶飲公司對前沿技術的運用;九宇、御茶村等抹茶企業(yè)對深加工技術的具體實踐;還有高校與企業(yè)的聯動,科技成果轉換、產品落地等都做出了很多實績。這種政府、企業(yè)、高校三方高度協同,推動科技發(fā)展與成果落地的模式,對其它茶產區(qū)的科技發(fā)展來說,極具參考意義。

王岳飛還指出,當前已經能看到浙茶集團與藝福堂等企業(yè)在亞運會特許產品上的茶科技與茶文化元要素呈現。亞運會,是進一步展示杭州乃至中國茶形象的良好機會,值得行業(yè)抓住這個推廣傳播中國茶的契機。

世界性的體育賽事,必然交織著世界性的發(fā)展紅利。回顧此前的北京奧運會、亞運會,廣州亞運會等賽事,皆如是。大型體育賽事對經濟發(fā)展的拉動,也為茶產業(yè)增長帶來機遇。

升級時刻正在到來,且拭目以待,杭州茶產業(yè)如何乘勢亞運會發(fā)展?!罢f茶”也將持續(xù)關注亞運會與杭州茶業(yè)后續(xù)動向,為大家呈現更多精彩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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