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世界各產(chǎn)茶區(qū)的故事，
通過“茶”這一國際化的文化名片，
周游茶香列國!
今天，來說說韓國茶文化。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下，韓國的飲茶歷史也有數(shù)千年。茶文化作為中韓文化交流的紐帶，一直起著重要作用。
雖說茶禮源于中國，但是并不是簡單的照搬、移植。而是把中國的禪宗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以及韓國的傳統(tǒng)禮節(jié)融于一體形成的。
受中國啟發(fā)的韓國茶文化
圖片
韓國的茶葉最初是朝鮮三國時期從中國引入，歷史上曾盛行，融合了儒家思想文化，經(jīng)歷了新羅統(tǒng)一、高麗王朝、朝鮮、以及現(xiàn)今世四個時代。
根據(jù)《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興德王三年》記載：
“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貢，文宗召對于麟德殿，宴賜有差。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種子來，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前于新羅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時，已有茶。唯此時方得盛行?！?/p>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新羅時期，興德王三年(公元828年)使者金大廉，出使大唐，帶茶種回來，開始在地理山種植茶樹，這就是韓國飲茶風氣流行的開端。
自陸羽的《茶經(jīng)》問世以來，煎茶法已經(jīng)成為唐朝的主流品飲方式、新羅當時的飲茶方式是大唐正流行的煎茶法。
新羅統(tǒng)一時期，接受了中國的茶文化，開始了本國茶文化的發(fā)展。
飲茶首先在宮廷貴族、僧侶和上層社會中傳播并流行。
他們開始種茶、制茶，在飲茶方法上則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這個時期，有一個叫崔致遠的新羅人在大唐留學。
這個人后來成為朝鮮國歷史上第一位留下了個人文集的大學者、詩人，被學術界尊奉為韓國漢文學的開山鼻祖，有“東國儒宗”之稱。
他自幼赴唐留學，科舉及第成為官吏，專心向學。
上司以茶作為膳物賜給他，于是崔致遠寫了《謝新茶狀》。
與此同時他預支三個月俸祿，全部用于購買茶葉與藥物，托歸國使臣帶給故鄉(xiāng)的父母親。
崔致遠通過這種形式讓飲茶風俗在新羅百姓間普及開來，讓茶文化在朝鮮半島深入人心。
高麗時期(公元918年-1392年)，正是中國茶文化巔峰期的宋朝時期，也是朝鮮半島茶文化的黃金年代。
宋式點茶道大行其道，上至帝王宮廷，下至凡夫走販，人人熱衷點茶，斗茶。
朝鮮半島一直都是中國文化的附庸之地，受中國茶文化的影響，宋式點茶法和宋代的品飲思想也在這一時期傳入，風靡了整個高麗。
高麗時期，上至王宮貴族、百官，下至百姓在冠禮、婚喪、祭祖、祭神、敬佛、祈雨等典禮中均用茶禮。
高麗時期維持了幾百年的相對穩(wěn)定，在吸收、消化中國茶文化后，開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高麗茶禮。
朝鮮王朝中后期茶葉茶開始在朝鮮半島衰退。目前在韓國喝茶葉茶的人很少。不過1980年代以來，茶葉茶開始在韓國復興。
茶禮是一門必修課
韓國的茶禮側重于禮儀，強調(diào)茶的親和、禮敬、歡快，席間的坐姿、烹茶的手勢、言談交流中的語速、穿梭茶席的步態(tài)等舉止細節(jié)，皆道出謙和恭敬的茶禮印象，以及內(nèi)外兼修的人格魅力。
茶禮的過程，從迎客、環(huán)境、茶室陳設、書畫、茶具造型與排列，投茶、注茶、點茶、喝茶到茶點等，都有嚴格的規(guī)矩和程序，力求給人以清靜、悠閑、高雅、文明之感。
韓國把茶禮貫穿于各階層之中，以茶作為團結全民族的力量。
成人茶禮是韓國茶日的重要活動之一。韓國向來都有“禮儀之邦”著稱，韓國人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非常重視禮節(jié)。其中成人茶禮是通過茶禮儀式，對剛滿20歲的少男少女進行傳統(tǒng)文化和禮儀教育。
高麗五行茶禮，形式和日本的茶道有些相同，茶禮基本說的是對茶的沖泡和品飲，五行茶禮的核心主要是祭祖韓國崇敬的中國“茶圣”炎帝神農(nóng)氏?？偟膩碚f高麗五行茶禮是一種古代茶祭的儀式的延續(xù)。
高麗五行茶禮獻茶時，由五行獻禮祭壇的祭主，一名身著華貴套裝的女子宣讀祭文，祭奠神位畢，即由十名五行茶禮行者向各位來賓送茶并獻茶食。
韓國的典型茶文化景觀
韓國的茶文化景觀數(shù)量多于人們通常所知。朝鮮半島的許多地區(qū)都有傳統(tǒng)的茶葉種植區(qū)。在許多地區(qū)，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在屋后的山上或附近發(fā)現(xiàn)茶樹，這些人們就地種植的茶樹，加工后以便自己享用。
寶城
韓國最著名的茶葉產(chǎn)地是全南寶城郡。寶城位于韓國全羅南道，是韓國最大的產(chǎn)茶縣，茶葉產(chǎn)量占韓國茶葉總產(chǎn)量的40%左右。
而且韓國的名優(yōu)茶都緣于寶城。寶城臨海，所以形成高溫而多濕的風，這種氣候條件有利于種植茶樹。
河東(位于慶尚南道河東郡)
河東郡因其千年栽培茶樹而聞名。值得一提的是，這里的野生茶樹種和以采用傳統(tǒng)手工制茶法的小型加工廠產(chǎn)茶的模式獨樹一幟，不同于其他茶產(chǎn)區(qū)。河東郡生產(chǎn)的高品質(zhì)綠茶，正努力從其他本地綠茶產(chǎn)區(qū)中脫穎而出。
河東綠茶很難商業(yè)化，是因為各茶園的茶葉都是特有的，且產(chǎn)量有限。此外，該地區(qū)的茶葉生產(chǎn)也沒有明確的標準。然而，河東綠茶得到了普遍認可，人們對這種手工生產(chǎn)的傳統(tǒng)綠茶青睞有加。
濟州島
濟州島茶葉生產(chǎn)發(fā)端于一家私營公司——歐雪綠(O’sulloc)，它在濟州島建廠，并由此開始生產(chǎn)茶葉。
濟州島地區(qū)擁有韓國唯一一處有機質(zhì)含量非常豐富 的黑色火山灰土壤地，適于茶樹生長和優(yōu)質(zhì)茶葉的生。
此外，由于濟州島的亞熱帶氣候，茶樹的生長周期更短，比其他地區(qū)早一到兩周，這使得能在 每年4月5日前采摘的明田茶(Myeongjeon cha)成為濟州島獨一無二的茶葉。
特別要提及的是，濟州島由于大面積種植柑橘， 導致產(chǎn)量過剩，農(nóng)戶受損。自2001年起，政府發(fā)起了將柑橘田改造成茶園的運動。
政策落實初期，茶樹數(shù)量自2005年以來有所增加。由于該島是著名的旅游勝地，大大小小的茶館和茶葉生產(chǎn)作坊也在蓬勃發(fā)展的旅游業(yè)中得以興盛。
五谷花果皆入茶
與原葉茶不同，韓國本地“傳統(tǒng)茶”在韓國非常流行?！皞鹘y(tǒng)茶”和中國茶不同，可以不放茶葉，其他材料。比較常見的是五谷茶，像大麥茶、玉米茶等。藥草茶有五味子茶、百合茶、艾草茶、葛根茶、麥冬茶、當歸茶、桂皮茶等。
水果幾乎無一例外都可以制成水果茶，包括大棗茶、核桃茶、蓮藕茶、青梅茶、柚子茶、柿子茶、桔皮茶、石榴茶等。
“傳統(tǒng)茶”不用開水沖泡，而是將原料長時間浸泡、發(fā)酵或熬制而成，是一種天然與健康的飲品。
其中，最著名的是柚子茶。是一種把柚子切成細條狀，然后放到糖里泡制一下，再用水泡來喝的茶。
韓國“傳統(tǒng)茶”種類多，經(jīng)過一番光大，已經(jīng)達到無物不能入茶的程度。比較常見的傳統(tǒng)茶是五谷茶，像大麥茶、玉米茶等。藥草傳統(tǒng)茶有五味子茶、百合茶、艾草茶、葛根茶、麥冬茶、當歸茶、桂皮茶等。
水果傳統(tǒng)茶包括大棗茶、核桃茶、蓮藕茶、青梅茶、柚子茶、柿子茶、桔皮茶、石榴茶等。 咖啡店、酒吧和自動飲料售貨機都出售“傳統(tǒng)茶”。不過，品嘗地道的韓國“傳統(tǒng)茶”，最好還是到茶館里去，悠然的氣氛加上三五位知己，別有一番情趣。
韓國本身生產(chǎn)綠茶，在上世紀80年代初受到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的影響，韓國人開始接觸普洱茶，并很快喜歡上它。
原來韓國人的飲食比較清淡，喝像綠茶這樣不發(fā)酵的茶，恐有傷腸胃，而有年份的生普和熟普就特別適合韓國人的體質(zhì)，而且形成了收藏普洱的風氣。
來源：茶道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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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華茶文化發(fā)展長河中承上啟下、創(chuàng)新發(fā)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宋代“點茶法”在中華茶飲文化中獨樹一幟;宋代茶制利于軍備并刺激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華茶文化重教崇德傳統(tǒng);宋代全面開啟了中國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為后世留下了眾多的茶文學藝術珍寶，成就了中國茶器具文化的美學高峰，創(chuàng)造了宋茶文化促進中華民族融合的奇跡。當今，我們應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華，傳承其優(yōu)秀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氣質(zhì)為當代發(fā)展所用，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和”韻，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會和諧，增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tǒng)一，擴大對外開放;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德”韻，弘揚中華茶道文化和傳統(tǒng)美德;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雅”韻，共筑文化供給側精品化和大眾化共同繁榮的新格局;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新”韻，鼓勵解放思想、求真務實、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
關鍵詞 宋茶文化 歷史貢獻 宋韻文化 當代價值
在幾千年歷史中創(chuàng)造和延續(xù)的中華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傳承優(yōu)秀的文化基因，創(chuàng)造強大的文化力量，是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的必備條件。
茶，源于中國，走向世界，為人類健康和文明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博大精深的中華茶文化始終與中華文脈息息相通、休戚與共，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標識。宋茶文化在中華茶文化發(fā)展長河中承上啟下、創(chuàng)新發(fā)展，在轉型繁榮中形成了獨特鮮明的特色，不僅對中國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對日本的茶道、韓國的茶禮等都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宋茶文化與宋韻文化氣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揚棄中挖掘和發(fā)現(xiàn)宋茶之韻在今天和未來發(fā)展中的寶貴價值，并通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為國家強盛、社會進步、文化發(fā)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貢獻，這是我們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韻文化，傳其精華流韻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歷史貢獻
唐代陸羽《茶經(jīng)·六之飲》記載：“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nóng)氏，聞于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滂時浸俗，盛于國朝，兩都并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薄杜f唐書·李玨傳》有“茶為食物，無異米鹽”的記載，說明唐代茶于民眾生活已日益重要，這與宋人所謂“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同出一轍。至宋，飲茶之風風靡全國，連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統(tǒng)治下的民眾也深受影響。在茶葉生產(chǎn)上，不僅技術有了很大進步，而且同其它經(jīng)濟作物生產(chǎn)一樣，出現(xiàn)了很多專業(yè)園戶，進行面向市場的商品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其時的茶飲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學藝術等也隨之豐富和繁榮起來，并且滲透到思想學術、宗教信仰、生活生產(chǎn)習俗中來，從而使宋茶文化蔚為大觀。故此，中華茶文化發(fā)展史上一直有“興于唐、盛于宋”之說。(一)宋代“點茶法”在中華茶飲文化中獨樹一幟
人類用茶，從實用上升至文化，從吃茶開始(當食物、藥物吃)進而到喝茶(當湯藥、飲料喝)、品茶(當審美對象來品鑒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顧。先秦兩漢用的是“羹飲法”，即將茶餅或鮮葉搗碎后再拼入各種調(diào)料、食物，“和烹而飲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飲”依然流行，同時煎煮的清飲開始得到重視，陸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沖泡茶葉的方法也開始露頭。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眾多的制茶方式中脫穎而出，從此“全葉沖泡法”成為中國茶飲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點茶法”，正處于中國茶飲發(fā)展史承上啟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點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經(jīng)碾茶、羅茶(以羅細篩)、候湯(燒煮用水)、熁盞(熏烤茶盞預熱)，然后點茶，宋徽宗《大觀茶論》還將點茶細分為七個步驟。點茶法始于民間，是多種茶飲方法中的一支，而經(jīng)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錄》中詳加介紹之后，很快在民間廣泛流傳。之后，宋徽宗《大觀茶論》再度詳解點茶法。于是，末茶沖點飲法迅速成為宋代茶飲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國茶藝的一大高峰。
宋人審美的精致，還進一步反映在點茶中的“分茶”技藝。唐代的“分茶”就是將煮好的茶湯讓大家分而飲之，也稱“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漸演化為在點茶過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撥弄、用湯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圖案，猶如在茶湯上作書畫，大約是宋人書畫情節(jié)在茶藝上的一種延伸吧。
宋人還將“斗茶”普及開來。宋人斗茶不僅是茶葉品質(zhì)的比賽，更是點茶技藝升級版的比賽。點茶是一種茶飲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點茶技藝的比拼，是游戲時或正式比賽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藝的高下。北宋陶榖《清異錄》卷下記載：“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茶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幻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彼未胺植琛迸c前代傳下來的“茶百戲”之間是否存在傳承創(chuàng)新關系，需作進一步研究，但它們確有異曲同工之妙，其賞心悅目的游藝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點茶”“分茶”“斗茶”，是將茶飲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實用和審美兼得的一種方式，彰顯了茶藝活動的趣味性和生動性，在當時非常盛行普及，連邊境內(nèi)外的少數(shù)民族包括遼、金的茶飲方式都深受影響，習而用之。
宋代茶飲和茶藝之盛也促進了茶館業(yè)之興，這突出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茶館數(shù)量大增，經(jīng)營方式有了新的突破，靈活多變，出現(xiàn)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獻茶成為茶肆的行規(guī)。為了贏得豐厚的商業(yè)利潤，甚至有專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還主動送茶上門服務，有的還引入歌賣以招徠顧客。他們通過專業(yè)化分工提高服務和管理水平，通過熱情周到、細致入微的服務留住客人, 通過行會組織實現(xiàn)茶館的規(guī)范化管理。據(jù)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時開封城內(nèi)的鬧市和居民聚集之處，各類茶坊鱗次櫛比。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也表現(xiàn)了北宋東京茶樓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圖景。而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城內(nèi)茶肆，“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寶擂茶、馓子、蔥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向紹興年間，賣梅花酒之肆，以鼓樂吹《梅花引》曲破賣之，用銀盂杓盞子，亦如酒肆論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館硬件設施的建設，裝飾頗為精致典雅，并對飲茶環(huán)境的雅靜有著非常高的要求?！安逅臅r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薄敖裰杷粒谢?，安頓奇松異檜等物于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歌賣，止用瓷盞漆托供賣，則無銀盂物也”，烘托出茶館的藝術氛圍。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遠比現(xiàn)在豐富，其時茶館的功能主要有三種：(1)人們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動的重要場地;(2)除了作為行業(yè)聚會場所外，還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們在此溝通信息的交流空間和社交場所;(3)聽書、看戲、放松、休憩的休閑娛樂空間和教坊習藝場所，例如“中瓦內(nèi)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髏茶坊”，這“一窟鬼”“朱骷髏”就是說書人經(jīng)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話題題目，并結合題目組織相應說書活動，由此可以想象這些茶肆兼有聽書的特色。由此可見，宋代是中國茶館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國茶館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質(zhì)，成為大眾性、娛樂性、開放性、包容性的結合體，其風貌和傳統(tǒng)一直影響到現(xiàn)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軍備并刺激了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茶葉在中國古代除了是上到皇親國戚下到尋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還是茶區(qū)百姓經(jīng)濟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茶葉又是重要的軍需物資、茶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時期還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納貢物品，因此歷朝歷代都很重視用法令、政策對茶葉生產(chǎn)和流通進行嚴格管控。宋朝從開國之初就高度重視通過建章立制加強對茶葉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壟斷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證皇親國戚、大小官員享用或賞賜優(yōu)質(zhì)茶品的貢茶制度，使得宋代產(chǎn)茶從質(zhì)量到數(shù)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規(guī)制度，對自己是易馬以充軍備、生產(chǎn)之用，對外則希望起到削弱敵方軍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時期西夏對宋發(fā)難時，使西夏“飲無茶”也成為停戰(zhàn)議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貢茶、茶馬互市等茶制是為了加強朝廷的政治集權、經(jīng)濟控制，對茶農(nóng)、茶商都是加重了盤剝，但客觀上也起到提升茶葉品質(zhì)、刺激茶葉生產(chǎn)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親國戚、文武官員對茶文化的消費，一方面對茶藝樂此不疲，另一方面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詩詞書畫，對宋代經(jīng)濟和文化的發(fā)展都有促進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華茶文化重教崇德傳統(tǒng)
“茶道”用語始于與陸羽亦師亦友的詩僧皎然，而具有哲學意義的茶道思想體系的形成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國茶道以茶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和生活為基礎，進而上升為文化的、社會意識的方方面面，如科學技術、文學藝術、道德倫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間信仰等，再進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為“道”，也就是哲學層面了?！疤烊撕弦弧笨床枰埠?，“精行儉德”看茶也好，都是中華茶道茶哲學的內(nèi)容。
哲學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礎。中國古代哲學最發(fā)達的部分是人生哲學，倫理學和思辨學又是其中的重點。儒家的重心幾乎都放在倫理上，思辨也多是對倫理的思辨，家國治理用的理論和方式也是倫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闡釋。道家的重心放在對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國化的佛家，將人生和倫理放大到眾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來生)，再用思辨駕馭。宋朝統(tǒng)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樹儒學領導地位，同時力納佛道于一體。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觀念上同樣受其深刻的影響，賦茶以德喻人德，賦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過程比喻人生，而詮釋“德”“性”“人生”的重點仍是倫理內(nèi)容，而且常常將佛道思想融合其中。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體現(xiàn)。
宋代文人將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將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強至更是首倡“茶德”，針對當時“茶生天地間，建溪獨為首。南土眾富兒，一餅千金售。公立須南官，好居眾富右。俸錢未到門，已入園夫手。買藏惟恐遲，秘之逾瓊玖”的奢靡現(xiàn)象，他感嘆道：“茶品眾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須清泠泉，性若不容垢?！闭f的雖是茶品、茶德、茶性，實際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結論說：“古若有此茶，商紂不酣酒?！卑巡枭仙教烊撕弦坏母叨?，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國政德的高度，將茶和人生哲學、道德倫理結合起來，將飲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賦茶以教化功能，這在宋代是極具代表性的。還有一個典型的例證，那就是司馬光與蘇軾兩位大師對茶與墨兩種本不相關的物質(zhì)進行了一場充滿智慧的對話，將茶茗哲理化、人格化，這就是中國茶文化史上一個著名的典故“茶墨論”，深深拓展了兩物的哲理境界，其別開洞天的哲理觀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與人道的高度統(tǒng)一。
同時飲茶、品茶、玩茶畢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悅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悠然淡忘歸，于茲得解脫”，又是一種超脫塵世、心歸自然的道家態(tài)度了。而“夜啜曉飲俱絕品，心源何處著塵埃”，已是禪意濃濃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宮觀，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觀茶論》序言中表達他的茶思想的內(nèi)核是“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沖淡簡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提倡品茶的精神境界為“清、和、淡、潔，韻高致靜”，儼然是以一種道家態(tài)度來看待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這種思想，用于識茶自然不錯，用于治國便顯消極，已經(jīng)游離儒家軌道了。
中國茶文化飽含儒家思想內(nèi)涵自不必說，也在與佛教、道教乃至民間信仰中的密切關系中汲取了大量營養(yǎng)。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處，僧人、道士在寺觀周圍種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腦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訪客，四可打理寺觀經(jīng)濟，將富余的茶換取廟觀之資。許多地方名茶由此產(chǎn)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時人追捧。武夷沖佑觀是南宋名道觀，培育制作武夷茶，終成氣象。僧道出家人在傳教之外，又往往成為茶藝茶道的傳習人。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第二次任職杭州時去游西湖壽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謙師，特意從南屏山趕去為他設茶。他再次目睹謙師爐火純青的點茶技藝，品味了回味無窮的茶湯，寫下《送南屏謙師》詩：“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臺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xù)《茶經(jīng)》，會使老謙名不朽。”吳則禮《同李漢臣賦陳道人茶匕詩》記錄了北宋宣和年間已盛行用茶筅點茶,但陳姓道人仍用茶匙點茶，吳則禮由衷贊嘆其高超的茶藝：“諸方妙手嗟誰何，舊聞江東卜頭陁。即今世上稱絕倫，只數(shù)錢塘陳道人。宣和日試龍焙香，獨以勝韻媚君王。平生底處虀鹽眼，飽識斕斑翰林碗。腐儒慣燒折腳鐺，兩耳要聽蒼蠅聲?？嘣鉁炞髂?，坐睡只教渠喚醒。豈如公子不論價，千金爭買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鈐錘，種種幻出真瑰奇。何當為我調(diào)云腴，豆飯藜羮與掃除。個中風味玉高徹，問取老師三昧舌。”
在宋代，茶不僅成為寺觀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會成為佛道傳教的媒介，佛教會舉辦助緣傳道的“茶湯會”，道教會利用茶館茶肆作為顯現(xiàn)神跡的場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會茶敘與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別是佛教，“茶禪一味”成為傳統(tǒng)，不僅有趙州從諗禪師“吃茶去”的法門，有的還列入宗門規(guī)式，如寫入?yún)擦种贫鹊摹栋僬汕逡?guī)》。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釋道和民間信仰的思想內(nèi)容，不僅對茶文化推廣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更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至明清時期，宋代這種融入世間生活、賦予世俗以形而上意義的茶飲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會。
(四)宋代全面開啟了中國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國茶文化成“學”，自唐代陸羽《茶經(jīng)》始?！恫杞?jīng)》是茶學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從茶的產(chǎn)地到茶的生產(chǎn)、效用、品飲、器具，再到茶的史料、當時的茶葉地理等等，收集、闡釋之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開啟了系統(tǒng)研究茶學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為開山經(jīng)典。至宋代，著茶書之風愈盛，遠超唐代(12種，完整傳世4種;宋代30部，完整傳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葉生產(chǎn)、消費大增，產(chǎn)區(qū)已近70郡，國家重視、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廣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農(nóng)業(yè)的專業(yè)種植和商品化程度大為提高，農(nóng)學隨之發(fā)達，也刺激和帶動了茶學的繁榮;三是上層示范帶動，宋徽宗趙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對飲茶著書立說的皇帝?！吧现?，下必從之?！币淮笈吖僦爻疾粌H嗜茶，而且?guī)ь^著書立說，如丁謂《北苑茶錄》、蔡襄《茶錄》、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東溪試茶錄》、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趙汝礪《北苑別錄》、黃儒《品茶要錄》、劉異《北苑拾遺》、呂惠卿《建安茶記》、唐庚《斗茶記》、葉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錄》、審安老人《茶具圖贊》等。無疑，這些文人士大夫對茶文化的傳承發(fā)展和解讀，自然會給茶注入他們的審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豐富了茶的精神內(nèi)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導了社會風尚，深刻影響著后世茶文化的發(fā)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國茶文化發(fā)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東溪試茶錄》在我國茶葉史上第一次對北苑茶樹進行了科學的、詳細的分類，有白葉茶、甘葉茶、早茶、細茶、糟茶、晚茶、叢茶7個品種，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劉承珪等編纂的《茶法條貫》，選錄宋初以來有關茶葉詔令297篇，是中國最早一部成典茶法?！墩筒璺ā肥俏覈酥潦澜绮栉幕飞贤暾４嫦聛淼淖钤缫徊坎枵ǖ洹＝B興二十年(1115年)韓仲通等主編的《紹興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曠世茶法大典，全書105卷，匯編有關法律條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帶頭撰寫茶書有力地推動了茶生產(chǎn)的發(fā)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僅利在當時，而且極大地影響了后世。這些茶書保存了宋代點茶分茶技藝和北苑貢茶生產(chǎn)工藝這樣當時獨有的極其珍貴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為后世的活態(tài)保護和重現(xiàn)提供了詳盡的資料和依據(jù)。開啟了茶制茶法類著作進入茶文化領域的大門，拓寬了茶文化研究領域，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和資料的參考。宋代茶書保持多元、嚴謹、精細的文化特點，重獨創(chuàng)，自成體例，不襲唐人，也不循時人;重“入世”，不脫離社會坐而論道而是將茶文化與社會文化互為參照，緊密結合，所呈現(xiàn)的學術獨立和聯(lián)系實際的精神為后世所景仰。
(五)中國茶文化的宋代審美為后世留下了眾多的文學藝術珍寶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榮的時代。在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們不僅主持茶業(yè)生產(chǎn)，為茶著書立說，而且熱衷茶飲，精研茶藝，謳歌茶文化，寫下了無數(shù)關于茶文化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眾多膾炙人口的詩詞篇章，給后人留下了珍貴的茶文化藝術瑰寶。錢時霖等《歷代茶詩集成》共收錄宋代茶詩5297首(唐代茶詩665首);現(xiàn)存茶詞始見于蘇軾，此后有黃庭堅、舒亶、秦觀、毛滂、周紫芝、趙鼎、張孝祥、吳文英、張炎等70余位詞人都曾作有茶詞，共計514首。這些詩詞題材廣泛，涵蓋了幾乎所有的茶文化內(nèi)容;名家眾多，大多數(shù)詩詞名家都寫過茶詩詞。因茶具有物質(zhì)和精神的雙重屬性和“天人合一”內(nèi)在聯(lián)系，所以往往成為宋代詩詞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論人說事況物釋典，無所不至。宋代的茶生產(chǎn)、茶生活、茶事、茶藝、茶會具有歷史獨特性，歐陽修《嘗新茶呈圣俞》《雙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與和甫》、丁謂《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懷》、王禹偁《龍鳳茶》、蘇軾《汲江煎茶》《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龍焙》、黃庭堅《品令·詠茶》《煎茶賦》、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觀《茶》《滿庭芳·茶詞》、梅堯臣《南有佳茗賦》《聞進士販茶》、吳文英《水龍吟·惠山酌泉》、楊萬里《澹庵坐上觀顯上人分茶》、陸游《聽雪為客置茶果》、劉過《臨江仙·茶詞》等茶詩詞歌賦則生動地記錄了這些飽含豐富、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有學者認為，“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學在體裁上有所出新，在內(nèi)容上更為豐富，在內(nèi)涵上有所發(fā)展?！薄拔娜耸看蠓騻儗⒉杼釤挒橐环N高蹈脫俗的詩學意象，用茶來抒發(fā)政治理念以及對社稷蒼生的關切與閔懷，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養(yǎng)性、鍛鑄靈魂，超越生存的困境與悲哀。中國傳統(tǒng)‘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詩中得以彰顯和進一步升華?！庇纱宋覀兛梢哉f，唐五代是中國茶文學的興盛時期，而宋代則是中國茶文學的巔峰時期。宋代書畫藝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輩出，茶文化同樣成為書畫家們筆下生輝的對象。北宋書壇四大家蔡襄、蘇軾、米芾、黃庭堅都有茶書法杰作;南宋陸游以詩名著稱，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經(jīng)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將茶飲上升到品賞文創(chuàng)的層面，點茶、分茶、斗茶之風盛行。一些宋代著名書畫家都留下了珍貴的茶書畫名作，流傳至今的茶事書法、繪畫珍品就有蔡襄楷書《茶錄》《精茶帖》、蘇軾行書《啜茶茗》、蘇過行書《建茗帖》、黃庭堅《奉同公擇尚書詠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趙佶《文會圖》、劉松年《盧仝烹茶圖》《攆茶圖》《斗茶圖》《茗園賭市圖》，以及宋元之交錢選《盧仝煮茶圖》《品茶圖》，這些都是我國茶文化的重要藝術品。宋代壁畫墓中也有不少表現(xiàn)茶題材的生活圖景，內(nèi)容主要可以分為茶具、備茶、奉茶、宴飲和祭祀供奉五類。有學者認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繪畫過程中對茶文化的引入較少，沒有確切的體現(xiàn)出茶文化的意義以及情感，而宋代則是在這一基礎上，很大程度地將茶畫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創(chuàng)新。他們在繪畫的過程中，以茶香、茶桌、飲茶器具等相關物品作為整幅畫的繪畫主題，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繪畫領域中如此盛行，這與宋代君王對茶文化的重視程度與喜愛程度是分不開的關系。”另外，在宋代小說、戲曲、民間故事和諺語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現(xiàn)，無茶則無文，成為宋代茶文化的一個奇觀。
宋 劉松年《攆茶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韻成就了中國茶器具文化的美學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產(chǎn)、飲用而生。最早記錄茶具的文獻是西漢王褒的《僮約》，“武陽買荼”“烹荼盡具”短短8個字，卻在茶的文獻史上珍貴無比，因為這是中國也是世界最早書面記錄茶葉買賣和專門茶具的茶文化文獻，說明至少在西漢時期茶飲已成風尚、茶器具已從其它共飲器中分離出來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經(jīng)相當完備，陸羽將之劃分為兩大類：一是具，是茶葉生產(chǎn)過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種器具。后代講茶器具，因生產(chǎn)用具太龐雜(特別用機器生產(chǎn)之后)，已經(jīng)不含在內(nèi)了，討論茶器具基本是在狹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又因為茶飲文化包括茶藝的內(nèi)涵有很大的發(fā)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壺、茶盞(杯)、茶桌(臺)擴展到配合茶飲茶藝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寵、布景(擺件、掛件等)，成為一個非常豐富多元的體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發(fā)展成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舊聞》說當時茶具“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特別是因瓷器技藝高超、審美高雅而譽滿天下，故也被稱為“瓷的時代”。宋代對文化的推崇和工藝美術極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榮，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飲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風行，反過來也促進了瓷器生產(chǎn)和美學的提升。宋瓷窯口數(shù)量多、分布廣，先后以八大窯系為代表，北方四大窯系定窯、鈞窯、磁州窯、耀州窯，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窯系越窯、建窯、龍泉窯、景德鎮(zhèn)窯，各領風騷。未列入八大窯系的北方汝窯和南方吉州窯其實并不遜色，汝窯采定窯印花、越窯釉色之長，力拔頭籌，后躍居五大名窯之首;吉州窯有玳瑁紋、剪紙紋、鷓鴣斑等顯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將樹葉與瓷釉融合燒制，高溫后葉脈清晰完整，如在枝頭?？傊?，宋代瓷窯燒造的茶盞造型各異，刻花印花，爭奇斗勝，都體現(xiàn)出茶文化對茶具窮極工巧的要求，具有極其高雅的美學韻味和藝術享受，是中國瓷器史上實用與審美完美結合的典范。
文化消費和藝術審美永遠呈現(xiàn)的是高端引領。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觀念;器，保證皇宮需求的“官窯”和滿足社會需求的“民窯”(精品也有進貢的)，既各守其責，又相互輝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榮和美麗。宋以前沒有官窯，只有貢品。宋朝最初進貢的是定窯精品，后嫌“芒口”(口沿無釉露芒)而改用汝窯，還有景德鎮(zhèn)的青白瓷，其它越窯、耀州窯、龍泉窯(最著名的是哥窯、弟窯)等也都有精品進貢。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窯燒制，這才有了名副其實的皇家窯口——官窯，產(chǎn)品身份也同其它貢品有了區(qū)別。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產(chǎn)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殺出黑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還是茶局攪動了瓷局，黑釉茶盞的好處一是迎合了點茶、分茶、斗茶意趣，盞釉之黑充分襯出茶沫之白，更能凸顯白沫上巧做的圖文;好處之二是其粗厚，點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盞”，就是通過熏烤給茶盞預熱，粗厚就有了保持溫度的優(yōu)勢。最熱門的是建盞，皇帝喜歡，大臣追隨，民間熱捧，成為中國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實，南方的吉州窯、北方的耀州窯、磁州窯也都有黑釉茶器生產(chǎn)，也頗受時人歡迎。宋代海外貿(mào)易興起，也進一步刺激了瓷器生產(chǎn)。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當時日本、高麗的喜愛，對日本茶道、高麗茶禮和所用茶器具產(chǎn)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宋代的審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質(zhì)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銅、金銀、琉璃、玉石、瑪瑙等等，或承繼前朝，或變化創(chuàng)新，發(fā)揮各自的實用和審美功能，但在宋朝這樣的“瓷的時代”都無法成為主流，只能起到眾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創(chuàng)造了促進中華民族融合的奇跡
宋代是多民族政權對峙并立的時代，北方先后面臨遼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擾，但一面是交手交鋒，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與宋朝和平相處，所以宋代又是一個進一步向中華民族大融合發(fā)展的準備階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發(fā)揮了特殊的、政治和軍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葉貿(mào)易的邊境市場，是中華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馬互市滿足了宋朝強軍備馬之需，也滿足了邊境少數(shù)民族的茶葉需求，中間雖有因官吏腐敗引發(fā)過一些矛盾，但總體上取得了減少戰(zhàn)爭、發(fā)展經(jīng)濟和保持邊疆和平的成效。發(fā)揮同樣作用的還另有榷場互市，也是官府主導的茶葉與民族地區(qū)的互補性商品貿(mào)易，受到各方重視?？傊?，從政治方面來說，通過茶馬貿(mào)易，既能增進漢族與游牧區(qū)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相互團結，又能推動畜牧業(yè)及茶葉的進一步發(fā)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于此后形成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遼宋兩國共存165年,相互間的關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時和時戰(zhàn),后期基本和平相處。遼人特別喜愛茶葉，在兩國關系好時，榷場開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潤都很高;交惡時榷場關閉，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間來往也有數(shù)量不少的賞賜、饋贈;無論何時，茶都是主角。茶對于聯(lián)系遼宋兩國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橋梁作用。
茶在宋夏關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葉逐漸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為所欲之物”的地步。兩方時戰(zhàn)時和，茶葉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滅遼和北宋之后迅速漢化，榷場貿(mào)易和場外走私都曾早嚴苛管控，但戰(zhàn)火和嚴法都阻擋不了茶葉流通，因為金朝已是漢人大半，無論是漢人，還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經(jīng)融入到他們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國可能不像北方的遼夏金一樣常因惡劣氣候的威脅和生活物資的匱乏而南下攻戰(zhàn)搶掠，加上文化漸變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詔那樣對中原虎視眈眈，而是一直采取與宋交好的政策，兩國積極開設茶馬互市，民間貿(mào)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穩(wěn)定的狀態(tài)，茶依然是兩方友好往來、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傳播深刻影響了世界
宋代因為在陸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圍，對外貿(mào)易由陸路為主轉為海路為主，除了官方鼓勵海外貿(mào)易以外，造船業(yè)、絲織業(yè)、瓷業(yè)、茶業(yè)等都很發(fā)達繁榮，也為海外貿(mào)易創(chuàng)造了條件。中外茶葉貿(mào)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跡，遍及東亞、東南亞，甚至遠及中東、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傳播從唐代已經(jīng)開始。日本至今仍將留存于本國各個時期的中國古代文物統(tǒng)稱為“唐物”。但獨具特點的日本茶道，卻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響(包括茶飲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發(fā)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榮西在1168年和1187年兩度到天臺、慶元府(今寧波)、臨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廟學習佛學，回國時將宋代盛行的點茶法以及茶籽帶回日本，還寫了一部《吃茶養(yǎng)生記》，大大推動了日本的飲茶之風。日本禪僧從徑山引入日本的不僅是禪宗的臨濟宗楊岐派的禪法，還有對日本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茶道。前有日僧圓爾辯圓(1202—1280)初上徑山拜謁時，不僅從無準師范(1178—1249)那里學習了佛法，還把徑山寺茶宴帶回去成為日本始祖。后來虛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禪茶一味，為日僧南浦紹明(1235—1308)傳授了中國的茶葉種植、炒制、烹煮和品茶問禪等法，成為日本最有影響的禪宗大師。南浦紹明于1259年到杭州凈慈寺、徑山萬壽寺學佛，帶回《禪苑清規(guī)》等中國典籍和數(shù)件中國茶器具，將中國佛門茶禮引入日本，對日本寺院茶禮產(chǎn)生很大影響;帶回國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劉元甫著的《茶堂清規(guī)》，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對日本后來形成的茶道思想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宋朝和高麗國之間茶文化的傳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擾中斷40年以外，均保持較為經(jīng)常的關系。高麗雖也產(chǎn)茶，但高麗國人更喜歡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競出使高麗，徐競細心觀察高麗的山川形勢、民情風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儀禮、往來通道等，寫出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一書，從其中記錄的高麗國點茶法和茶禮、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麗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響，“(高麗)土產(chǎn)茶味苦澀，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并龍鳳賜團。自賜赍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邇來頗喜飲茶。益治茶具，金花鳥盞、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效中國制度?！闭绺啕愄妗队栆返谒臈l所稱：“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這里的“唐風”和日本一樣，并非專指唐代風物，仍是對中國風的通稱。
二、從宋茶文化看宋韻文化的當代價值
宋茶文化為我們留下了久遠的茶香、悠長的文韻，也賦予我們挖掘遺珍、保護遺產(chǎn)的責任，同時還激發(fā)我們對其當代流韻、當代價值的深入思考。
當代中國正重振大國雄風，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氣風發(fā)地從全面小康社會向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偉大目標邁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fā)展繁榮為條件。生長在封建社會轉型時代的宋茶文化創(chuàng)造了流芳百世的輝煌，也銘刻了不幸歷史的局限。如何在揚棄中吸收其精華、傳承其優(yōu)秀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氣質(zhì)，讓這樣的宋韻文化為當代發(fā)展所用，我們在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和”韻，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會和諧，增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tǒng)一，擴大對外開放。
“和”向來被視為修身齊家治國的核心準則，內(nèi)心和善、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內(nèi)涵極其豐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納包容，具有強烈的集大成意識，無論是總結前人文物典章制度，還是系統(tǒng)整理本朝史實文獻，或是編修各種規(guī)范“法式”，無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標志是新儒學的建構，特別是其中的理學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最為精致完備的思想理論體系。宋代樹立儒學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盡量融合吸納，使儒學具有更廣泛的思想和受眾基礎，使精致細膩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興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階層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會安定和諧。
在大中華版圖上,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宋結束了“五代十國”之亂，實現(xiàn)了國家基本的統(tǒng)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疆問題，與遼、西夏、金少數(shù)民族政權先后并立而存,實行的政策是以和為主、和平為先，雖有交鋒，更有交流交融，為后來的大一統(tǒng)中國打下了過渡性的基礎，其功不可小覷。特別是在這一時期,宋朝雖然在地理版圖上縮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圖上卻極大地擴展,不僅影響了并存的遼、西夏、金、元諸民族的文化文明發(fā)展,也深刻影響到朝鮮、韓國和日本。在茶越來越多地成為邊疆各民族以及周邊國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對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對外經(jīng)濟文化交流中,茶相對于絲綢與瓷器后來居上,自宋開始的海上茶、絲、瓷同行之路，極大地影響了世界，也同時反哺了自己。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弘揚茶和天下精神，借鑒宋茶“走出去”的經(jīng)驗，對于我們強化華夏文化認同，增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tǒng)一，擴大對外開放，走好“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豐富的思想營養(yǎng)價值和深刻的歷史經(jīng)驗參照。
以外交為例。習近平主席善于將茶文化應用于國際邦交，不僅在訪問俄羅斯、法國、比利時、巴西、斯里蘭卡、印度、英國等國家時以茶文化巧說外交關系，還開辟了茶敘外交的新境界，用茶敘方式會晤外國重要領導人，充分展示了協(xié)和萬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構建世界命運共同體的擔當，有力地推進了和平外交的進程。
以民族大團結為例。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兒女，雖然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各顯特色，但飲茶用茶成為同根同脈的一大標識，自古亦然。特別至當代，漢茶邊(邊疆少數(shù)民族)飲、邊茶(黑茶)漢飲情況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進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進民族大團結，茶文化能夠彰顯出它獨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德”韻，弘揚中華茶道文化和傳統(tǒng)美德。
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經(jīng)驗，也是時代贈予我們的警語。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現(xiàn)是極重“德治”，雖有用“存天理，滅人倫”“三綱五常”等思想理論培植封建順民的消極作用，但也有激勵愛國情懷、民族氣節(jié)，尊崇德行修養(yǎng)的積極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豐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響。中華茶道至宋，形成了濃厚的人格化特點，將唐代陸羽“精行儉德”思想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強調(diào)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講茶品、茶德、茶性，實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連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傳統(tǒng)禮儀和民俗習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內(nèi)容，賓主設禮，非茶不交。人們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贈友、以茶孝親，這些都是以敬茶之禮，揚天人之德，彰心靈之美。今天，當建設美麗中國、追求美好生活成為新時代主題的時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從宋茶文化中提煉出“德韻”精華，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為樹人立國而凝神鑄魂，其作用和意義，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當代，繼承了重德崇教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既發(fā)揮茶助身體健康的作用，又強調(diào)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從茶的干凈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飲、茶藝的清雅、清和標準，再上升到茶道層面的清靜、清心、清平等生活態(tài)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從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禮敬功能，進而表現(xiàn)對自然、天道(規(guī)律)的敬畏之心，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良性循環(huán)的追求向往，又從敬茶等茶生活出發(fā)，來表現(xiàn)互敬和諧的人際關系。浙江各地廣泛開展并走向全國的茶文化“五進(進機關、學校、企業(yè)、社區(qū)、家庭)”活動，在科學傳播健康飲茶知識的同時，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各有側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進機關,彰顯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凈干事的特色,鼓勵的是揚清棄濁、勤政廉潔的風氣，培養(yǎng)的是敬畏人民、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進學校,與“育人為本，全面發(fā)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引導師生以茶文化的禮敬、和美內(nèi)容，培養(yǎng)尊師愛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養(yǎng);茶文化進企業(yè),可以傳播“茶道”“商道”皆以“和”為文化理念，講求誠信、和氣、互惠，結合現(xiàn)代企業(yè)文化建設,呈現(xiàn)德行天下、義利并重的風貌，培植誠實守信、愛崗敬業(yè)的風氣;茶文化進社區(qū),可以結合和諧社區(qū)建設,彰顯“和美心靈”“和諧社區(qū)”特色，密切鄰里關系，促進人際交流，增強社區(qū)居民的凝聚力和歸屬感，營造相知、相助、團結、文明、和睦的社會關系;茶文化進家庭，以健康生活促進家庭和美，以禮敬文化促進家庭和睦，特別是讓孩子從小就會喝茶、會泡茶、會用茶禮敬長輩，對他們一生的修身養(yǎng)性、涵養(yǎng)君子之風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雅”韻，共筑文化供給側精品化和大眾化共同繁榮的新格局?！把拧笔俏幕a(chǎn)品的根本性標準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應該“雅量”滿滿?！把湃ぁ奔锤哐湃の叮瑢α⒚媸堑退兹の?，與形式有關但絕非等同，決定性的仍然是“內(nèi)容為王”。比如，在文學作品中，“雅詞”也可以暴露出低級趣味，“俗詞”也可以表現(xiàn)高雅情操，繪畫、雕塑、音舞、工藝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則是寬容、包容文化產(chǎn)品的多樣性，鼓勵創(chuàng)新。文化產(chǎn)品供給既要有促進提高的任務，也要有促進普及的任務;既需要“陽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飲、茶器具、茶文藝都呈現(xiàn)了精致化和大眾化并行不悖、相輔相成、輝映成趣的局面。龍團鳳餅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層引領風氣和大眾飲用方便相結合;點茶、分茶、斗茶互動，飲茶、玩茶、賞茶結合;茶器具五大名窯貢品和南北上千窯口并肩，官窯和民窯相結合;茶文學藝術和茶民俗習俗互補，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結合;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巔峰時代。今天，中國社會已進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現(xiàn)代化闊步前進，在人們物質(zhì)生活有了極大進步的時候，精神生活的滿足和提高顯得尤為緊迫，從宋茶文化的文韻、藝韻、器韻等中提煉出“雅韻”，并以“雅量”帶動“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為大眾提供更多更好的“有營養(yǎng)長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進文化建設，共同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融匯時代精神去創(chuàng)造當代文化的新優(yōu)勢。
(四)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新”韻，鼓勵解放思想、求真務實、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
伴隨著時代轉型和內(nèi)憂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圖發(fā)展的特點十分鮮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學術、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和社會風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創(chuàng)新舉措和成果。特別是在科學技術上，中國聞名世界的四大發(fā)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國傳統(tǒng)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在宋代幾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創(chuàng)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轍。制茶上，從唐代的蒸青團茶發(fā)展到更為精致的壓制花紋的龍鳳團茶，成為后世磚茶、餅茶的始源;同時又發(fā)展出蒸青散茶，黃茶、黑茶也開始萌芽，這些都成為后代茶葉生產(chǎn)、消費多樣化的先聲?；蕦m豪門追龍團鳳餅，尋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創(chuàng)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繼前朝榷茶、貢茶，但制度設計更為精細，在加重盤剝的同時也刺激了茶葉和茶文化的生產(chǎn)和消費。在茶飲茶藝上，創(chuàng)造了“末茶”“點茶”“分茶”等獨特精致的茶飲方式和審美情趣，大幅度促進了茶文化深入社會、走向民間。當代中國末茶以生態(tài)要求和資源充分利用為背景出現(xiàn)復興之勢，受到市場歡迎，堪稱宋茶文化遺產(chǎn)的弘揚。在茶具上，開啟了茶器具專門化生產(chǎn)的時代，像湯瓶、茶筅、建盞、木漆盞托等新的專用茶器具的出現(xiàn)，引領了茶器具生產(chǎn)專門化的歷史潮流。在茶文學藝術上，茶詩詞散文面貌一新，對當時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宋代各方面的創(chuàng)新還帶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重創(chuàng)新的實用性。無論是思想學術、經(jīng)濟制度，還是科學技術、生活方式，創(chuàng)新的目的是經(jīng)世致用，在茶葉生產(chǎn)、茶飲方式、茶葉貿(mào)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興盛時期正是其創(chuàng)新力迸發(fā)的時期，隨著王朝日趨腐敗，社會創(chuàng)新能力被消磨殆盡，宋王朝也隨之走向了衰亡。今天，當我們認識到創(chuàng)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國家興旺的不竭動力的時候，我們應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發(fā)全社會的解放思想、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精神，為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動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經(jīng)驗教訓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揚棄的功夫而為當代所用的。比如，在國家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時，茶界積極響應，一方面深入茶葉做精茶葉，一方面跳出茶葉做大做強茶業(yè)，創(chuàng)新業(yè)態(tài)，拉長產(chǎn)業(yè)鏈，跨界發(fā)展，從傳統(tǒng)的小“六茶共舞”(六大類茶)，從傳統(tǒng)的喝茶，創(chuàng)造出飲(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產(chǎn)品)、玩茶(文創(chuàng)旅游休閑等)、事茶(各類茶事活動)的大“六茶共舞”來，共同為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貢獻。去年3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走進武夷山燕子窠生態(tài)茶園，囑咐大家“要統(tǒng)籌做好茶文化、茶產(chǎn)業(yè)、茶科技這篇大文章，堅持綠色發(fā)展方向，強化品牌意識，優(yōu)化營銷流通環(huán)境，打牢鄉(xiāng)村振興的產(chǎn)業(yè)基礎”?！叭琛苯y(tǒng)籌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創(chuàng)新，是“創(chuàng)新、協(xié)調(diào)、綠色、開放、共享”新發(fā)展理念在茶產(chǎn)業(yè)發(fā)展上的具體運用。統(tǒng)籌就是強化集成意識，發(fā)揮整體效益，針對的是各自為政、分散主義。一方面，茶文化引領、推動茶科技，一起為茶產(chǎn)業(yè)賦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時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產(chǎn)業(yè)，茶產(chǎn)業(yè)又為茶文化、茶科技賦能，這種互相滲透、互相助力、捏緊拳頭打好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創(chuàng)新，是新時代的新茶經(jīng)。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創(chuàng)新。從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當代的宋韻文化之河，在不斷傳承和創(chuàng)新中，面對時代生活，融入時代精神，肩負時代使命，奔涌向前。(轉自《浙江社會科學》2022年第8期)
來源：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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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傳廣泛的圓悟手書“茶禪一味”之說是查無實據(jù)的臆測，被日本奉為國寶的圓悟印可狀和一休授予珠光的圓悟法語兩幅墨跡往往被人混為一談，“茶禪一味”在日本確立后先后兩次傳入中國，現(xiàn)在已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概念，但糾正茶文化領域的錯誤認識也是當務之急。
關鍵詞：茶禪一味 圓悟克勤 墨跡 一休宗純 村田珠
一、圓悟手書“茶禪一味”之說查無實據(jù)
我國茶文化研究者中有人認為“茶禪一味”最早的資料是宋代禪門巨匠圓悟克勤的手書真跡。如丁文在其論文《論“茶禪一味”》中說：“‘茶禪一味’，其說源于宋代，系禪僧圓悟克勤手書贈送參學的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訣。(1)”再如江靜、吳玲編著的《茶道》也說：“‘茶禪一味’的說法最早是由我國宋代著名禪師圓悟克勤(1063-1135)提出的。據(jù)說，克勤曾手書‘茶禪一味’四字真訣，贈予高徒虎丘紹隆。(2)”杭州作家王旭峰也說：“宋代有個叫圓悟克勤的禪師，手寫‘茶禪一味’于日本弟子，回國時翻船，裝在竹筒中的字幅兒輾轉到了一休大師手中，據(jù)說一休以此得道。這四個字便成了鎮(zhèn)寺之寶，至今仍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德寺里。(3)”三者都斷定圓悟克勤曾手書“茶禪一味”四字真訣，不同的是有的說這四字真訣是贈給日本弟子的，有的說是贈與中國弟子虎丘紹隆(1077-1136)的。
顯然，贈送給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圓悟克勤究竟是否手書過“茶禪一味”的四字真訣?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人們至今未能出示圓悟克勤手書過這四字真訣的史料證據(jù)。不僅如此，我們在圓悟克勤的《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以及圓悟弟子虎丘紹隆編錄的《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佛果克勤禪師心要》等史料中也沒有發(fā)現(xiàn)圓悟克勤的有關茶禪關系的言辭。圓悟克勤禪師是中國禪林的一代宗師(圖1)，著有“宗門第一書”《碧巖錄》，在佛教界有著崇高的地位，但要斷定“茶禪一味”出自圓悟之手，是必須具備可靠的相關史料的，不能僅僅憑他的禪學建樹和地方飲茶習慣進行主觀臆測。
其實，在漢語里，“茶禪”或“禪茶”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才被作為一個固定詞語而廣泛使用。據(jù)學者研究，我國古代將“茶”和“禪”二字組合起來，構成“茶禪”或“禪茶”一詞的文獻資料，最早出現(xiàn)于清代。有人通過《四庫全書》和佛教典籍的電子檢索，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并不存在“茶禪”或“禪茶”這樣的概念，至少不是一個重要概念(4)。
不僅是古代，即使在1990年代之前，“茶禪”或“禪茶”也是幾乎無人使用的詞語。1990年，葛兆光在《讀書》雜志發(fā)表《茶禪閑話》一文時說：“古人以禪意入詩入畫，嘗有‘禪詩’、‘禪畫’之稱，似無‘茶禪’之名，”于是便自己杜撰了“茶禪”一詞用于文章的題目(5)。翌年，葛先生又在《讀書》發(fā)表《茶禪續(xù)語》，說“自家不識金鑲玉，大言不慚以為‘茶禪’是可以搶個專利證的杜撰，誰料無意中讀一書，云克勤禪師贈日本僧珠光語中便有‘茶禪一味’，今尚藏于日本奈良寺中，不覺臉皮無光，只得連叫‘苦也苦也’。(6)”葛先生給自己的文章起了個名叫《茶禪閑話》，以為自己杜撰“茶禪”一詞，有首創(chuàng)之功，可以拿個“專利”，沒想到某書寫著“茶禪一味”語出圓悟克勤之事，頓覺臉上無光，叫苦不迭。
我們無意考究葛先生是從哪本書上得知“茶禪一味”語出圓悟克勤的，我們想說的是，博識如葛公尚且不知有“茶禪”一詞，可見至遲到1900年代初，該詞在現(xiàn)代漢語中尚未成為一個習用的詞語，更不用說“茶禪一味”了。大概由于這樣的原因，1992年5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陳宗懋主編的茶文化詞典《中國茶經(jīng)》中沒有“茶禪”、“禪茶”和“茶禪一味”之類的詞條。不僅如此，2002年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的朱世英等主編《中國茶文化大辭典》也沒有“茶禪一味”的詞條。
國內(nèi)學者早已有人對圓悟手書“茶禪一味”的說法提出過質(zhì)疑。例如，在2007年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茶事通義》中，陳香白指出：“筆者查閱了《大藏經(jīng)》等相關資料，尤其是《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并翻遍《中日高僧書法集》(江蘇美術出版社1990年7月版)均找不到‘茶禪一味’出自圓悟克勤之證據(jù)。(7)”可惜的是，這樣學術態(tài)度嚴謹?shù)馁|(zhì)疑沒有被很多人接受，認為“茶禪一味”出自圓悟克勤之手的臆說至今依然在我國茶文化領域十分流行。
二、海上漂流的圓悟印可狀
江靜、吳玲的《茶道》還說：“這四字真跡后來被來華的日本僧人攜帶回國，臨抵海岸之際，風急浪高，船體粉碎，所幸四字真跡已經(jīng)漆制裝裱，未被海浪吞沒，漂至岸邊，為人拾起，最終輾轉傳至一休宗純手中，成為日本代代相傳的國寶。(8)”靳飛《茶禪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一書也說：一休“他能把自己老師華叟宗曇的印可狀燒掉，但卻精心保存著圓悟的一幅墨跡，可見其對圓悟的尊敬。后來一休把這幅墨跡傳給茶道開山祖村田珠光。由珠光下傳，此墨跡遂成茶道重寶。可惜的是，在流傳中有半幅被人截走后神秘失蹤了，余下的半幅今藏于東京的國立博物館，更被列作國寶。(9)”這不符合事實。
遭遇風浪漂流海中的圓悟墨跡，既不是“茶禪一味”的四字真訣，也和一休宗純沒有任何關系。根據(jù)相關資料我們知道，經(jīng)歷過海上漂流最后被定為國寶的圓悟墨跡是宋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圓悟寫給其弟子虎丘紹隆的印可狀，日本茶道界稱之為“流れ圜悟”，意思是“經(jīng)過漂流的圓悟墨跡”。因為是圓悟給紹隆的印可狀，我們不妨稱之為“圓悟印可狀”。據(jù)傳，一名叫堯甫的僧人在薩摩(現(xiàn)鹿兒島縣)的坊之津海邊撿到了裝在桐木筒里的這幅印可狀，后獻給大德寺大仙院的古岳宗亙(1465-1548)，成為大仙院的“什物”。所謂“什物”，是指“個人不能隨意處理的寺院所有之物”，也就是說這“流れ圜悟”成了大仙院的廟產(chǎn)，物權不歸私人所有。后來，大概由于享德2年(1543)的火災和應仁之亂(1467-1477)給大德寺造成了巨大損失，需要復興的資金，天正8年(1580)前后，大仙院將其賣給了堺市富商·茶人谷宗臨(1532-1601)。宗臨的兒子宗卓又把這印可狀裁剪為兩半，把后半幅賣給了仙臺藩主伊達政宗(1567-1636)。剩下的前半幅后歸祥云寺所有。位于堺市的祥云寺是谷氏家族的“菩提寺”，即供奉谷氏族祖先的寺院，應該說是檀越對祖廟的捐贈吧。文化元年(1804)，這半幅墨跡又轉而為大名茶人松平不昧(1751-1818)收藏，成為松平家祖?zhèn)鞯膶毼铩?938年，松平家族將其捐贈給帝室博物館，而原先賣給伊達政宗的后半幅至今下落不明。
帝室博物館即現(xiàn)在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因此，現(xiàn)存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圓悟克勤墨跡，即“流れ圜悟”，只有前半幅19行字。紙本墨書，尺寸為43.9×51.4厘米，因為是現(xiàn)存最古的圓悟克勤墨跡，昭和26年(1951)被定為國寶(圖2)。雖然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有人對這半幅“流れ圜悟”的真?zhèn)翁岢鲞^質(zhì)疑(10)，但至今依然沒有動搖其“國寶”的地位(11)。
(圖注：圓悟印可狀(選自京都國立博物館《日本人和茶》)
圓悟克勤的這幅印可狀，原文見于《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十四和《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卷上，全文約900字，只有“趙州吃茶去”一句中有個“茶”字，此外沒有一個“禪”字，更不用說“茶禪一味”了?？梢姡^“茶禪一味”四字真訣經(jīng)海上漂流或被裁剪為兩半最后被定為國寶的說法，不能不說是某些人根據(jù)一鱗半爪的信息而主觀杜撰的動人故事。
三、一休授予珠光的圓悟法語
再說一休宗純授予村田珠光的圓悟墨跡。在日本茶道界，通常把一休授予珠光的圓悟墨跡特稱為“圜悟の墨跡”，以區(qū)別于上文所述之“流れ圜悟”?！班魑颏文E”是宋建炎二年(1128)二月，圓悟克勤寫給虎丘紹隆的法語，為行文方便，我們暫且把稱作“圓悟法語”。
現(xiàn)存的“圓悟法語”，紙本墨書，長61.2厘米，寬29.7厘米?，F(xiàn)藏畠山紀念館，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圖3)。原文收錄于《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卷上《示開圣隆長老》，全文347字，內(nèi)容是回憶師徒之誼，贊賞紹隆才干，勉勵禪途精進之類，與禪茶無涉。
(圖注：圓悟法語(選自京都國立博物館《日本人和茶》)
關于這幅“圓悟法語”，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山上宗二記》有所記載，文中說：“又有用禪宗之墨跡于茶湯者，是珠光得圓悟之墨跡于(一)休和尚，以是為一種(飾物)而樂。(12)”又云“圓悟墨跡一幅，……是昔珠光得賜于一休和尚之墨跡也。(13)”另《宗湛日記》也說：“所謂圓悟墨跡，乃珠光得之于一休而裝裱者也。(14)”據(jù)此，日本茶道史家一般都認為，村田珠光曾從一休宗純獲得過圓悟克勤的墨跡這一歷史事實是基本可信的。
被稱為日本茶道開祖的村田珠光(1422-1503)11歲出家入奈良稱名寺為僧，因怠慢寺役而被逐出寺院，過著四處流浪的生活。19歲時進入位于現(xiàn)京都府田邊市酬恩庵成為一休宗純的弟子。酬恩庵即現(xiàn)在的一休庵，是大德寺的“末寺”，屬臨濟宗。珠光師從一休修禪，悟出“佛法就在茶湯里”的真諦，一休以圓悟墨跡作為印可狀授予村田珠光。珠光將其掛在茶室?！渡缴献诙洝つE》認為此舉為“掛墨跡之初也?！保f明開茶室掛禪僧墨跡之先河者為村田珠光。之后，隨著日本茶人和禪宗寺院關系的日益密切，茶式掛禪僧墨跡的做法逐漸成為慣例，成為茶會的點睛之物。
掛于壁龕的字畫在日本被稱為“掛物”，而把茶室里掛的字畫特稱為“茶掛”。茶室里掛字畫，并非單純?yōu)榱搜b飾點綴，更重要的是利用這些字畫表現(xiàn)茶會主題，統(tǒng)合主客心境，被視為“一座建立”、“一期一會”的“本尊”，是茶會最要緊的物件。日本茶道圣典《南坊錄》云：“無若掛物之第一道具者，乃客、亭主共茶湯三昧，一心得道之物也，以墨跡為第一。敬其文句之心，賞玩筆者之道人、祖師之德也。(15)”說明茶會以“掛物”為第一，“掛物”以“墨跡”為第一。而日本茶道界所稱的“墨跡”，主要是指禪僧，尤其是臨濟宗禪僧的墨寶。從這個意義上說，圓悟墨跡在日本茶道史上是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的。
堀江知彥《茶掛之書》提出了作為“茶掛”的四個條件：一、能表現(xiàn)“侘び”“寂び”境界;二、能讓人明顯地感覺到季節(jié)感;三、具有禪意;四、傳承路徑明確(16)。從傳承途徑來說，這幅圓悟墨跡也是傳承有序，曾輾轉于名流大亨之間。珠光去世之后，珠光的養(yǎng)子村田宗珠繼承了這幅墨跡，后經(jīng)武野紹鷗、千利休、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之手，無一不是聲名顯赫之人，因此，這幅圓悟墨跡自古以來被視為日本茶道的頂級“茶掛”。
四、“茶禪一味”在日本的確立
我們有必要簡述一下“茶禪一味”在日本的確立過程。日本在早在16世紀就有反映茶禪一味思想的資料，但“茶禪一味”作為一個語詞的確立卻是上個世紀的事。
臨濟宗禪僧大休宗休(1468-1549)語錄《見桃錄》引松源和尚詩句“茶兼禪味可”(17)，被認為是“茶禪一味”的萌芽。堺市南宗寺開山大林宗套(1480-1568)在武野紹鷗的肖像上所題詩中亦有“料知茶味同禪味”的句子，表達了茶禪同味的認識。記錄千利休孫子千宗旦(1578-1658)茶語的《禪茶錄》曾被改為《宗旦遺書茶禪同一味》、《茶禪同一味》等書名流布坊間，茶禪一味的概念進一步明確。1905年，大日本茶道學會創(chuàng)始人田中仙樵出版了《茶禪一味》一書，被認為是“茶禪一味”始見于文字的首例，標志著“茶禪一味”概念的確立。
但是，“茶禪一味”并沒有很快成為一個社會習用詞語(日語稱為“熟語”)，筆者查閱手頭的辭典發(fā)現(xiàn)，上個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在日本出版的相當于我國的《辭?！芬?guī)模的大型國語辭典，例如小學館的《新版·言林》(1963年)、巖波書店的《廣辭苑》第二版補定版(1975年)、小學館的《國語大詞典》(1981年)中均未出現(xiàn)“茶禪一味”，而只有“茶禪一致”一詞。說明那個時代在日本社會習用的是“茶禪一致”，而非“茶禪一味”。
1988年三省堂出版了松村明編《大辭林》，其中的詞條仍為“茶禪一致”，但在詞義解釋之后列出了同義語“茶禪一味”。三省堂的《辭林21》(1993年)也是如此。可見，大約在1980年代中后期，“茶禪一味”一詞才開始成為日本社會習用的四字格習語(日語稱為“四字熟語”)。在此之前，也許主要在茶界或禪界使用。例如， 1956年日本出版的桑田忠親編《茶道辭典》(東京堂出版)、1975年出版的井口海仙等主編的彩色版《原色茶道大辭典》(淡交社)，均有“茶禪一味”詞條，而沒有“茶禪一致”。后來，作為茶界和禪界用語的“茶禪一味”，隨著日本經(jīng)濟增長，習茶修禪人口不斷增加而逐漸滲透到社會民眾之間，最后定格成為一般民眾熟知的四字格習語。
五、“茶禪一味”傳入中國
“茶禪一味”作為四字格習語傳入中國應該是在20世紀30年代末。1937年，日本大東出版社出版了醫(yī)學博士諸岡存的《茶とその文化》一書，書中有一節(jié)專門討論了茶和佛教，尤其是和禪宗的關系，并用“茶禪一味”和“茶佛一味”來說明茶和禪宗以及佛教的密切關系。1939年12月，諸岡存的《茶とその文化》的中文編譯本由浙江省油茶棉絲管理處茶葉出版部作為《茶葉叢刊第一種》出版發(fā)行，題為《茶與文化》，編譯者呂叔達。原書共有兩處“茶禪一味”，中文編譯版刪除了一處。但不管怎么說，這也算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知道的最早出現(xiàn)“茶禪一味”的中文資料吧。
大概是由于呂叔達編譯的《茶與文化》是浙江省茶葉行業(yè)的出版物的緣故吧，該書并未在社會上產(chǎn)生多大的影響。“茶禪一味”第二次傳入中國便是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后的事了。
眾所周知，我國的茶文化熱興起于上個世紀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以后，百廢俱興，經(jīng)濟熱獨占鰲頭，文化熱不甘落后，所謂“文化搭臺，經(jīng)濟唱戲”成了當時文化發(fā)展的抓手，時代潮流滾滾，泥沙俱下在所難免。就茶文化角度而言，1977年，臺灣民俗學會理事長婁子匡等人提倡弘揚茶文化，在“茶道”和“茶藝”的用語選擇上引起了爭論。為了避免和日本茶道的混淆，人們選擇了“茶藝”作為代表中國茶文化的概念，形成了中國茶藝、韓國茶禮和日本茶道等反映東亞三國不同茶文化特質(zhì)的三個概念，為大陸的茶文化熱增添了助力。與此同時，我國茶文化研究者和愛好者對鄰國日本、韓國的茶文化的關注也與日俱增，各種譯介鄰國茶文化的專著和文章不斷問世，“茶禪一味”亦隨之見諸各種書刊，成為人們談茶說禪時津津樂道的一個概念。
但浮躁的時代難免因浮躁而產(chǎn)生的各種問題。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當時我國茶文化研究者對日本的歷史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在1980年代，有人會把“南浦紹明”當作南浦和紹明，認為是兩個人;也有人把“堺”翻譯成“邊境”，不知道“堺”是日本的一個地名。關于中日茶文化交流歷史的知識，當時也大多是通過日文資料獲得的，但由于資料欠缺、讀解能力、治學態(tài)度等諸多原因，造成了這樣那樣的知識性錯誤。圓悟克勤手書“茶禪一味”的臆說，以及混淆“圓悟印可狀”和“圓悟法語”的錯誤應該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正如我國經(jīng)濟經(jīng)過迅猛發(fā)展其以后，現(xiàn)在已經(jīng)步入了穩(wěn)步發(fā)展的新常態(tài)那樣，我國的茶文化研究也應該由快速發(fā)展而轉為扎實、嚴謹?shù)碾A段，逐漸糾正茶文化領域的一些廣為流傳、以訛傳訛的錯誤觀念和錯誤知識，已是茶文化研究者的當務之急。愿和全國茶文化研究者共同努力。
【摘自2017年《吃茶去》雜志(總第67期);作者：曹建南(上海)，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日本社會文化研究專家)】
參考資料
(1)郭天成主編《上海國際茶文化節(jié)論文選集(1994-1997)》，上海國際茶文化節(jié)組織委員會，1984年，第78頁。
(2)江靜、吳玲編著《茶道》(《日本文化叢書》第一輯)，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48頁。
(3)王旭峰《愛茶者說》，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3頁。
(4)宣方《茶禪一味：傳說、歷史與現(xiàn)實》，沈立江主編《盛世興茶——第十三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論文精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頁。
(5)陳平原、凌云嵐編《茶人茶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65頁。
(6)同注(5)，第72頁。
(7)陳香白《茶禪一味》，竺濟發(fā)編《茶禪東傳寧波緣——第五屆世界禪茶交流大會文集》，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2010年，第18頁。
(8)同注(2)
(9)靳飛《茶禪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91頁。
(10)千宗左等監(jiān)修《新修茶道全集》卷二《器物篇上》，春秋社，昭和30年，第43頁。
(11)《千利休ー‘侘び’の創(chuàng)造者》(別冊太陽ー日本のこころ155)，平凡社，2008年，第47頁。
(12)林屋辰三郎等編注《日本的茶書(1)》(東洋文庫201)，平凡社，昭和46年，第141頁。
(13)同注(12)，第189頁。
(14)熊倉功夫《茶の湯歴史ー千利休まで》(朝日選書404)，朝日新聞社，1990年，第106頁。
(15)中村直勝《茶道圣典·南坊錄》，浪速社，昭和43年，第115頁。
(16)堀江知彥《茶掛けの書》(東方選書13)，東京書籍株式會社，昭和52年，第9頁。
(17)松源和尚，有人認為是宋代禪僧松源崇岳(1132-1202)，但查《松源崇岳禪師語錄》無此句，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