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明我會

中國茶在歐洲早期的傳播主要通過航海家、傳教士、商人、醫(yī)生、植物學家、貴族等多元主體在東方探索中的茶事活動展開，總體上呈現(xiàn)出聞茶、食茶、識茶的歷史進路。在此過程中，人們對茶的印象主要發(fā)軔于各類通信游記的文獻傳播和口口相傳的見聞想象，一度存在著對茶的神圣化和污名化的認知偏差與誤讀，茶葉成為東方想象和集體記憶下的意向符號。隨著茶葉商品進入歐洲，精英階層在飲茶消費時尚的形成中發(fā)揮了引領(lǐng)作用，普通大眾基于身體關(guān)切的茶健康需求日益擴大。在各國對中國茶的認知需求不斷深入的情況下，茶作為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被逐漸澄清，并在茶植物學、茶醫(yī)學、茶化學等方面得到了在地化發(fā)展。

關(guān)鍵詞：中國茶文化;歐洲茶文化;文明互鑒;茶文化共同體;茶文化全球化

引言

當今世界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博弈與張力始終存在，并伴隨著不確定性風險頻發(fā)，給人類文明發(fā)展帶來諸多挑戰(zhàn)，如何增進全球文明交流對話、如何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gòu)?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面臨的一個重要時代命題。尤其是新冠疫情爆發(fā)后，各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方方面面的文明發(fā)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和挑戰(zhàn)，增進各國信任與合作、增強理解與包容、凝聚文 明共識成為 這一時代命 題的新內(nèi)涵。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國茶文化由于具備物質(zhì)文化、社會組織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層次面相[1]，在向西方世界的傳播過程中便被賦予濃郁的文明互鑒與融通意涵，推動了“世界共飲一杯茶”的茶文化共同體建構(gòu)。

在中國茶文化的全球傳播歷程中，歐洲是東方樹葉進入西方世界的首站。從現(xiàn)有研究文獻來看，以英國、葡萄牙、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茶文化為主題的成果已經(jīng)較為豐富，但大多是基于各國本土茶文化發(fā)展史來梳理，呈現(xiàn)出分散的點狀文化史研究樣態(tài)，缺乏對中國茶文化作為一種東方“異文化”如何在歐洲從陌生到熟悉、從偏差誤讀到清晰認知、從污名排斥到廣泛認同的整體性研究分析。對于中國茶文化在歐洲早期傳播中的本土化轉(zhuǎn)變而言，其本身就是文明互鑒的融合過程，對于當下尊重全球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類文明共同體建構(gòu)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和現(xiàn)實觀照意義。因此，圍繞中國茶在歐洲的早期傳播進行整體性溯源考古和研究分析，成為本文聚焦問題域所在。

一、

聞茶：東方想象與集體記憶下的意象符號

費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是人為的，也是為人的”[2](P441)。歸根結(jié)底，文化是人類 社會實踐的產(chǎn)物，文化的傳播與演進亦是人類拓展自身實踐廣度和深度的結(jié)果。中國茶文化向歐洲世界的傳播，便是得益于大航海時代歐洲各國的探險家、傳教士、商人等多元主體開展東方探索的群體性行動。據(jù)威廉·烏克斯考證， 茶最早由荷蘭人在1610年傳入歐洲，而歐洲文獻上最早記錄茶葉的書籍則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奧所著的《中國茶》和《航海旅行記》兩部著作[3](P19)。也就是說，茶來自中國，自一開始就是歐洲人對茶這一新奇事物源起的最初記憶。事實上，拉姆西奧作為馬可·波羅的第一位傳記作者， 其對中國茶的描述大多是在與東方探險者交談時的對話記錄，這些記錄帶有濃郁的故事色彩。講故事的人在搜尋自身東方之旅的記憶庫時，會摻雜較多的個體主觀想象和夸張描述以增強自身經(jīng)歷的傳奇性。這就使得歐洲早期對中國茶的初印象也摻雜著一種神秘的距離感，成為多元主體東方想象與集體記憶建構(gòu)下的產(chǎn)物。比如，作為第一批接觸到茶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在日本 首次見到了中國茶。商人區(qū)華利(Jorge A' lvares)曾多次航行到過中國，并在日本鹿兒島待了數(shù)月。1547年， 區(qū)華利用西班牙語寫下了歐洲人對茶的第一個含糊其辭的提法，從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完全清楚茶是什么。

他們喝大米釀制的燒酒，還有一種不管老少人人都喝的常見飲料……在夏天是大麥水、冬天是加入某種草藥的熱飲。不過，我從來沒有找出它們是什么草藥。他們在冬天和夏天都不喝冷水(只喝這種草藥熱飲)。[4](P113-115)

在歐洲商旅的集體記憶中，茶被視為是一種東方草藥，對許多疾病具有神奇的療效。在拉姆西奧的《航海旅行記》中，記錄了波斯商人查吉·梅梅特的東方記憶，梅梅特在分享東方記憶時把茶稱為“Chiai”。

他告訴我一些新奇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說，在整個中國，人們用另一種藥草，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使用它的葉子， 這些葉子被稱為 “中國茶葉”(Chiai)……他們把這種藥草，不管是干的還是新鮮的，都放在水里煮?？崭购纫坏絻杀@種湯可以緩解發(fā)燒、頭痛、胃痛、腰疼或關(guān)節(jié)痛……此外，這種草藥水對無數(shù)其他的疾病都有療效[5](P248)。

由于13世紀末馬可·波羅(Marco Polo)口述東方游記的出版， 歐洲對東方世界充滿向往;而隨著中國茶的見聞故事進入歐洲，作為消息靈通人士的知識精英們更是成為繼探險家和商人之后助推中國茶傳播的又一重要群體。16世紀時，意大利作家喬瓦尼·博特羅 (Giovanni Botero)在其著作《論城市偉大至尊之因由》中寫道：“既然中國最接近于世界上任何部分的東方，因此她享有所有那些歸因于東方的完美?！?博特羅特別指出中國茶的神奇功效，并與歐洲飲酒習慣進行對比：“他們還有一種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飲用。它也能保持他們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們一樣過度飲酒而導致的所有罪惡 (疾病)。”[6](P70) 博特羅此時還不知道茶的準確名稱，卻堅信茶具有治病健康的功效?？梢钥闯?，中國茶具有神奇藥用價值已經(jīng)成為歐洲精英階層基于長期以來口述媒介、文字媒介下歷史想象的集體記憶。如果說探險家和商人發(fā)現(xiàn)了中國茶， 那么，歐洲耶穌會士們的東方傳教之行則給茶融入了更多的神圣化意涵。據(jù)荷蘭語言學家喬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考證，跟隨商旅和探險者從海上航線進入東方世界的耶穌會士們，最早在島國日本見到了中國茶，盡管他們或許并不知道日本的“抹茶”源自中國。1564年，在葡萄牙耶穌會士路易斯·阿爾梅達(Luís d’Almeida)與同僚的通信中寫道：“這種細細磨碎的草藥粉末放在一個陶瓷容器里，把它和非常熱的水混合，然后喝它?！盵5](P239)1565年， 阿爾梅達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對日本上流階層中流行的茶飲生活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描述：

沉浸在名流和財富交際中的日本人有一個習俗， 就是用最昂貴的裝備來款待尊貴的客人，這些裝備包括用一種名為茶(Chia)的甜味藥草釀造的飲料所需的每一種器具……這種草藥粉本身的價格相當高，他們在隆重的宴會上才會提供這種粉末制成的飲料[5](P268)。

與航海探險家與商人通常以向人口述的形式留下對茶的只言片語不同，耶穌會士對茶的描述大多見于私人通信之中。由于歐洲前往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加之宗教信仰的虔誠敬畏心，其對茶的描述相對傳奇故事更為真實可信。與此同時，由于這一時期的耶穌會士大多在東方世界游歷多年，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到不同地域的飲茶習俗，這就使得耶穌會士群體成為向歐洲介紹中國茶的最佳信源之一。比如， 葡萄牙多明我會士加斯帕·達·克魯茲(Gas-par da Cruz) 比馬可·波羅都要早幾十年到過中國， 是目前比較公認到達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克魯茲在廣東喝過茶，他以親歷者視角描述了中國人家庭生活中的茶飲習俗，并再次提及了茶的藥用功效。

每當一個人或幾個人來到一個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他們都有這樣的習俗:給他們每人一個可愛的盤子和一個瓷杯，每人都會被提供一種他們稱之為“茶”的溫暖的飲料，這種飲料是淡紅色的，具有藥用功效，他們習慣喝這種用草藥浸泡的有點苦的飲料[5](P271)。

實際上， 基督教傳教士們在接觸茶的過程中，也逐漸關(guān)注到茶在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度所蘊含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倫理秩序乃至宗教化的神圣意涵。比如，16世紀末，西班牙傳教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對傳教士們的東方記錄做了資料考證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中華大帝國史》，在歐洲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其中就記錄了中國當時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茶禮茶俗。

(主人)請他喝好酒或一種全國普遍飲用的飲料，這種飲料是用草藥制成的，對心臟很有好處，飲前要加熱。這樣的禮節(jié)在鄰里互訪時也使用。[7](P84)

同樣，葡萄牙傳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曾在中國澳門和日本傳教生活多年，也觀察到了日本茶室在當?shù)厝诵闹械纳袷崈舾校踔两ㄗh耶穌會士們應(yīng)該利用這一點在茶室里舉行彌撒接待當?shù)鼗酵?，以提升傳教儀式感和神圣性。著名的意大利傳教士、東方耶穌會會長范禮安(Alexandro Valignano)甚至向他的同僚們傳授經(jīng)驗，專門介紹了應(yīng)該如何結(jié)合茶道儀軌來做彌撒。為了利用中國和日本對茶的摯愛和對茶禮的尊崇，傳教士們甚至生發(fā)奇思妙想，將中國本土宗教中的觀音和基督教圣母瑪利亞的形象合二為一，發(fā)明了“瑪利亞觀音”(Mariya Kannon)雕像。一方面供在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們供奉，另一方面通過尊重東方偶像崇拜的風俗來更好地融入當?shù)匚幕鞑セ浇獭?/p>

為了向天父顯示他的知足和喜樂，他整日待在他的茶室里，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非常珍視這個地方，以便在這個潔凈的地方消遣娛樂，這里也是基督徒聚集和做彌撒的地方。[5](P272)

綜上可見，基于探險家、商人、傳教士乃至文化精英等多元主體的東方想象和集體記憶建構(gòu)，中國茶逐漸成為一種東方意象和文化符號。盡管絕大多數(shù)歐洲人并沒有真正見到過中國茶，但卻已經(jīng)在口口相傳、游記手稿、文藝作品中形成對茶作為一種異域文化的聽聞、傳聞、奇聞的初印象。正是由于這種“聞茶”印象的廣泛傳播，才使得其后歐洲海外貿(mào)易拓展將茶葉作為重要的東方商品成為可能;而隨著茶葉貿(mào)易的繁盛，從茶樹種植、茶葉生產(chǎn)、茶化學機理、茶醫(yī)學功效、茶生活方式等各個方向的茶事活動不斷豐富，推動了歐洲對中國茶的全面深入了解，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對中國茶的認知誤區(qū)，也促進了歐洲茶文化的本土化發(fā)展。

二、

食茶：從精英消費時尚到大眾身體關(guān)切的轉(zhuǎn)向

自14世紀到17世紀，歐洲各國相繼經(jīng)歷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大航海時代的興起更是助推了各國海外殖民和貿(mào)易的繁榮。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通過組建各類大型海外貿(mào)易公司爭奪東方市場，茶葉也成為各國爭奪的重要戰(zhàn)略商品。茶葉在歐洲上流社會精英階層中的流行，帶動了一定的飲茶消費時尚，但如何進一步推動茶葉的銷量、形成更為廣泛的消費群體?則需要從茶葉本身有利于健康的身體關(guān)切上深入挖掘。在歐洲早期傳播中，從精英消費時尚到大眾身體關(guān)切的轉(zhuǎn)向也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繼葡萄牙首開東方之旅后，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也相繼加入了航海探險的行列。由于當時明王朝一度實施海禁政策，各國通常以東印度群島及日本諸島為海外貿(mào)易中轉(zhuǎn)站，建立各類商館據(jù)點。由此，一般跟隨商船抵達東方的歐洲人也首先觀察到了日本抹茶的飲用。比如，荷蘭傳教士范·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常年在東方收集各類商業(yè)情報信息，他在日記中描述了在各國的飲茶見聞，“這種草藥在這些國家受到高度重視，所有有錢或有社會地位的人都將這種被稱為‘茶’的草藥保存在某個秘密的地方，有地位的紳士們甚至自己制備這種飲料，他們隨時可以提供這種熱水來款待任何客人或朋友”;英國東印度公司合伙人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于1615年寫信給在日本京都的朋友伊頓，懇請他為自己代為購買一罐最好的茶葉，“請您為我買一罐京都最好的茶葉，兩箱火藥和箭頭，用大約六個京都鍍金方盒子裝好以便放入木桶中，不管它們花了您多少錢，我都會從您那買下它們”[5](P291-293)。茶在東方世界作為上流階層日常社交重要飲品的信息傳入歐洲后，也迅速在歐洲精英群體中掀起了效仿之風。葡萄牙凱瑟琳公主把茶葉作為與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結(jié)婚的嫁妝，英國安妮女王在早餐時以茶來代替麥酒，荷蘭詩人皮耶特·科內(nèi)利松·霍夫特、康斯坦丁·惠更斯等定期組織“穆登文化圈”茶沙龍，法國塞維涅侯爵夫人向女兒介紹牛奶配茶的創(chuàng)新做法，在歐洲各國，來自東方的茶葉已經(jīng)成為上流社會的消費時尚。

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一個時代的流行元素往往充滿了符號化的隱喻，而最后指向的都是“人類意識中最嚴肅的主題(我是誰)”[8](P286)，人們對流行元素的推崇正是在社會生產(chǎn)和生活中努力追求和回答 “我是誰”這一問題的自我確認。茶在歐洲上流社會的傳播，一方面源于幾個世紀以來對東方世界的心馳神往、對異域文化的想象追逐，另一方面也是隨著資本主義發(fā)展所帶來的消費文化的一種時代符號選擇。換言之，茶葉消費逐漸成為一種資本主義新興消費方式在歐洲的典型時尚景觀，也逐漸自上而下開始影響 到大眾消費 者群體。當然，對于大眾群體而言，早期昂貴的茶葉商品并非人人可得之物，在各國茶葉貿(mào)易不斷擴大的前提下，歐洲市場茶葉的價格也逐漸下沉，不同品質(zhì)茶葉走向不同價位，也使得大眾化的茶葉消費得以可能實現(xiàn)。比如，在英國上流階層，流行在下午茶圍著較矮的茶桌悠閑品飲著昂貴的高品質(zhì)茶葉，這些茶葉被稱為“低茶”;下層大眾階層在進行了一天的工廠勞作之后，則在傍晚圍著較高的餐桌喝上廉價粗制的茶葉， 這些茶葉被稱為“高茶”[1]。與上流社會以消費茶這一東方神葉來彰顯身份地位不同的是，普通大眾更多的開始關(guān)注飲茶本身對健康的作用，呈現(xiàn)出從單純的茶消費時尚向茶健康身體關(guān)切的轉(zhuǎn)向。這種轉(zhuǎn)向，在歐洲早期茶文化傳播過程中， 推動了茶植物學、茶化學、茶醫(yī)學等茶科學的發(fā)展，也進一步推動了歐洲對中國茶的全面認知。其中，影響最為深遠和持久的是關(guān)于茶健康的爭論探討。

荷蘭醫(yī)生雅各布·德·邦德 (Jacob de Bondt)曾在巴達維亞生活多年，他曾記錄了對茶的近距離觀察，指出茶“葉子邊緣有效的凹痕”“喝起來味道有點苦”“有利尿排液的作用， 能提神除困，還能消除從胃部上升到大腦的氣體，從而減輕哮喘”[9](P95-97)。另一位著名的荷蘭醫(yī)生尼古拉斯·杜普(Nicolaes Tulp)撰寫了《醫(yī)學法典》一書，在當時極具權(quán)威與流行， 這本醫(yī)療手冊專門介紹了“草藥茶”，記錄了杜普了解到的來自東印度群島當局對茶的描述，指出茶“有長而尖的葉子，有鋸齒狀的邊緣和微小的纖維根，以及它不僅生長在中國和日本，而且也生長在暹羅”;杜普對茶極其推崇，在醫(yī)療手冊中用了大兩篇介紹茶的健康功效，指出“沒有什么比這種藥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為它能延年益壽，對抗任何可能妨礙身體健康的疾病，茶也不僅僅使身體更強壯，而且還能減輕結(jié)石的疼痛……茶還可以緩解頭痛、 感冒、眼睛或胸部發(fā)炎、呼吸急促、胃痛、腸胃不適、乏力和困倦，這些(癥狀)都可以 通過茶得到 強烈抑制”[10](P400-402)。杜普既是當時著名的外科醫(yī)生，又因擔任阿姆斯特丹市議員活躍于政商界，甚至在從職業(yè)醫(yī)生退休后當選為阿姆斯特丹市市長并連任了四屆，其《醫(yī)學法 典》不斷再版 并廣泛傳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說法也在荷蘭全國乃至歐洲各國不斷高揚。為此，甚至有人猜測杜普之所以盛贊茶葉的藥用功效可能存在背后的既得利益，或是從荷蘭東印度公司那里收到了一筆稱頌茶葉的潤筆費，因為該公司是當時歐洲茶葉的唯一供應(yīng)商。不管怎樣，在杜普等人的大力倡導之下，普羅大眾出于對維護身體健康的關(guān)切，也紛紛開始了飲茶生活。

由于歐洲普通大眾對茶的需求日益擴大，街頭茶店也開始出現(xiàn)，以茶健康為噱頭進行宣傳推廣也成為茶店常見的營銷手段。比如，在1658年9月30日的《政治快報》上刊登了一則茶廣告：

這個已為所有醫(yī)生認可的優(yōu)秀的中國飲品，被中國人稱為Tcha， 其他國家稱之為Tay或Tee，在英國皇家交易所附近斯威廷出租屋的“蘇丹王妃”咖啡屋售賣[5](P388)。

鑒于茶有益健康的廣泛美譽度，人們也不斷發(fā)明食茶新方式，將茶融入日常飲食之中。比如，1669年，凱內(nèi)爾梅·迪格比(Kenelme Digbie)爵士在他的食譜著作中向人們推薦了“配合雞蛋一道享用的茶”，因為當時英國工廠集體勞動普及，許多工人在結(jié)束一天勞作下班回家時經(jīng)常已經(jīng)是饑腸轆轆，而“雞蛋茶”快速便捷又健康迎合了大眾需求。

對于接近一品脫的飲料，需要取兩個新鮮雞蛋的蛋黃， 配上適量精制糖和足量的湯并打勻，當這些和好之后， 把茶倒在雞蛋和糖上攪拌均勻，趁熱喝了。這適用于人們從外出差回來非常饑餓但又不方便馬上吃上一頓好飯的情況。當下就能驅(qū)散胃的夾生感和疲乏，頓時穿過整個身體并進入血管之中……[11](P155)

1685年，法國作家菲利普·西爾維斯特·杜福爾(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在一篇談?wù)摽Х?、茶和巧克力的論文中指出?茶可以緩解中風、昏睡、癱瘓、頭暈和癲癇、白內(nèi)障、眼睛酸痛、耳鳴和其他許多類似的癥狀，并且認為荷蘭人之所以有嚼食茶葉的習慣，主要是為了吸取茶葉的全部營養(yǎng)成分，“如果他們(荷蘭人)吃茶葉是為了吸收茶葉的所有營養(yǎng)，他們當然就會以拌沙拉的方式吃下整片茶葉，就像在東印度的荷蘭海員一樣加上油和醋然后食用茶葉”[12](P217)。綜上可以看出，歐洲早期茶消費從上流社會向普通大眾的廣泛深入， 真正的原因并非是為了追逐流行消費時尚，而是在于對飲茶有益身體健康的確信，相信飲茶可以有助于消除許多常見的疾病。

三、

識茶：作為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與澄清融合

隨著茶的神奇功效的廣泛渲染傳播以及各個階層飲茶生活的日益深入，歐洲人對中國茶的消費需求也日益增加。自17世紀初中國茶首次傳入歐洲，直到18世紀中葉，近150余年的東方神葉故事在歐洲各國流傳，但普通大眾卻從未真正見到過中國茶樹的種植栽培、從不了解茶葉是如何加工生產(chǎn)的，中國茶文化作為一種異域文化成為歐洲人眼中的“他者”而一度被誤讀乃至污名化。比如，在18世紀初的英國就曾一度出現(xiàn)將女性飲茶者視為長舌婦、將男性飲茶者視為同性戀者的文學作品，甚至一度在歐洲植物學家群體中也存在著對中國茶的認知誤區(qū)。從歐洲早期中國茶的傳播來看，各國在聞茶、食茶之后也在不斷增加對茶的深入認知和研究，經(jīng)歷著廓清誤讀的澄清融合過程。

比如，由于歐洲貿(mào)易商在引進中國茶時同時進口了綠茶和武夷茶， 這兩種茶的顏色口感不同，一些歐洲人由此被誤導，認為綠茶和武夷茶來自兩種不同的植物。荷蘭傳教士弗朗索瓦·瓦倫汀(Fran ois Valentyn)曾到東印度群 島傳教，就宣稱綠茶和武夷茶為完全不同的植物種類，認為“主要(不同)品種的茶來 自于不同的茶樹種類，它們之間很容易區(qū)分;正如這些茶樹長出可以顯著區(qū)分彼此的葉子”[13](P14-15)。1756年，英國作家喬納斯·漢威(Jonas Hanway)在《論茶》中再次呼應(yīng)了瓦倫汀的觀點，指出“綠茶的灌木叢和葉子與武夷茶非常相似，這需要植物學家的學識才能區(qū)分它們”[14](P5)。1759年，英國植物學家和藥劑師約翰·希爾(John Hill)對從中國采集的茶葉標本進行研究，認為武夷茶的樣本有更小的深色葉和六瓣花，而綠茶的樣本則有更長的淺色葉子和九瓣花，由此得出了所謂支持瓦倫汀和漢威觀點的植物學佐證[15](P21-22)。

瓦倫汀對茶樹物種的錯誤認知，甚至影響到瑞典著名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曾在荷蘭哈德維克大學獲醫(yī)學博士學位，并常去萊頓大學游學，由于在萊頓大學讀到了瓦倫汀關(guān)于東印度群島和遠東的文稿記錄，由此開始質(zhì)疑不同茶葉來自于同一植物物種的說法。在此后與希爾的書信交往中，林奈進一步被希爾的植物學佐證所誤導，最終在1762年出版《植物種志》第二版時，將茶分為兩個不同的物種，區(qū)分了武夷茶和綠茶，認為武夷茶有六個花瓣而綠茶有九個花瓣。英國植物學家約翰·埃利斯(John Ellis)與林奈保持著大量的書信聯(lián)系，1768年埃利斯給林奈寫信說，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托馬斯·菲茨胡格(Thomas Fitzhugh)在中國生活多年，可以證明綠茶和武夷茶是來自于同一種植物，并推測林奈“一定是被希爾博士蒙蔽了”[16](P232)。但顯然，林奈并未聽取埃利斯的意見，沒能回到采用第一手茶樹資料來研究判斷的正軌上來。實際上，18世紀60年代，英國已經(jīng)有人把茶樹從廣州帶回英國作為觀賞植物，而由荷蘭從日本帶回歐洲的茶種也在英國得以種植。然而，盡管中國茶已經(jīng)進入歐洲本土， 但對茶葉的正確認知依然充滿曲折。例如 ，1789 年 ， 英國皇家植物園的威廉·艾頓(William Aiton) 將武夷茶進一步分成窄葉類茶種和寬葉類茶種兩大類[17](P230-231);1790年，葡萄牙耶穌會士和植物學家若昂·德·洛雷羅(Joao de Loureiro)憑借自身在越南、中國澳門和廣東等地近40年的長期生活見聞，認為茶的物種可以分為南圻茶、廣東茶和油茶三大類[18](P338-340)。

真正推動歐洲各國對中國茶有全面準確認知的，依然是活躍在東方探索一線且具有一定文化素養(yǎng)的傳教士們，其中很多傳教士同時也是醫(yī)生、商人、植物學家、博物學家。由于長期在東方各國傳教和旅居，這些傳教士們深入了解當?shù)氐娜宋娘L土，見到過茶樹、觀察到過茶葉制作的過程、品飲過不同品質(zhì)的茶葉，對各國社會生活中的茶禮、茶儀、茶俗也都做了較為深入的第一手記錄。比如，意大利傳教士馬蒂諾·馬爾蒂尼(Martino Martini)1640年從里斯本出發(fā)，1642年抵達中國澳門，此后多年一直在杭州居住，1651年乘荷蘭船只返回歐洲，他繪制的反映中國風土人情的地圖繪本被荷蘭出版人瓊·布萊歐(Joan Blaeu)收錄進1655年出版的《新地圖集》第六部分，記錄了他在中國對茶詳細的一手見聞。

這種小小的葉子與西西里漆樹的葉子很相似。但是，我相信它們不是同一個種類。它不是野生的，而是栽培的，不是普通樹木，而是一種可以分枝成許多枝干的灌木，它的花與西西里漆樹也沒有太大的區(qū)別，但白色中略偏黃……為了制作這種飲用的“茶”，他們小心翼翼地逐一用手采摘春天的第一片嫩葉。然后他們把葉子放在鐵鍋里，用慢火把它們輕輕地加熱，隨后把它們放在一塊質(zhì)地好的平滑的墊子上，用手把它們?nèi)嗑砥饋?。而后，他們再次開火，并再次滾動茶葉，直到它們卷曲和完全干燥[19](P106-107)。

應(yīng)該說，馬爾蒂尼的一線報告涉及了茶樹種植和茶葉制作， 已經(jīng)十分詳盡且具有說服力，對歐洲全面把握茶葉的植物學特性提供了豐富有力的素材。此后，為了進一步澄清歐洲大眾對不同茶葉是否出于同一種植物的疑惑和誤解，也為了不斷增加對茶科學的知識儲備，應(yīng)對日益增長的大眾飲茶渴求， 各國也都不斷派出植物學家、醫(yī)生、博物學家等專業(yè)人士前往東方深入考察。

荷蘭醫(yī)生和植物學家威廉·滕·賴恩(Willem ten Rhijne)曾被荷蘭東印度公司雇用前往日本，他在長崎對茶進行了第一次長期的近距離植物學研究。賴恩撰寫了《論茶樹》一文，被收入至另一 名荷蘭植物學家雅克布斯·布雷內(nèi)(Jacobus Breyne)于1678年出版的兩卷本植物匯編的附錄中。賴恩明確指出，日本茶和來自中國廈門的茶出自同一種植物，即使在日本，從貴族們喝的精制茶到平民喝的較為粗糙的不同品級的茶也都來自同一種茶樹;賴恩還對茶樹的解剖結(jié)構(gòu)進行了描述，證實了荷蘭醫(yī)生們認為茶葉有益健康的觀點[20](附錄)。1682年至1686年期間，受雇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德國醫(yī)生安德烈亞斯·克萊耶(An-dreas Cleyer) 與他的園丁喬治·梅斯特(George Meister)在日本出島帶走了活的茶樹種，并在荷蘭巴達維亞殖民地花園中種植了茶樹，還將包括茶樹在內(nèi)的許多東方植物運回了荷蘭。此后，另一名德國醫(yī)生 和博物學 家恩格爾伯 特·卡姆弗(Engelbert K mpfer)也來到巴達維亞，并在日本居住了兩年多， 對茶樹進行了植物學解剖研究，在1712年出版的關(guān)于日本的五卷本著作中再次明確重申了日本的茶樹與中國的茶樹屬于同一類物種[5](P376)。1698年，英 國皇家學會會員、植物學家、外科醫(yī)生詹姆斯·郭明翰(James Cunning-ham)被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往廈門， 此后長期在舟山群島考察，于1702年報告了他在東方一線對茶樹的研究報告，并將茶葉標本寄回了英國。相關(guān)報告被刊登在《哲學匯刊》上，在報告中郭明翰明確指出，“英國人常喝的三種茶葉都來自同一種植物，只是由于一年的季節(jié)和土壤不同才造成這些差異”“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集的幼芽并在樹蔭 下陰干制作 的，綠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蘿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21]。正是在各國深入探索中國茶的真實面相的不斷努力下， 歐洲大眾對中國茶長期存在的錯誤認知得以澄清糾正， 東西方文化交流也得到進一步深化與融合。

四、

結(jié)語

總的來看，中國茶在歐洲早期的傳播，呈現(xiàn)出聞茶、食茶和識茶的歷史進路，符合主體文化認知的基本邏輯發(fā)展過程。在聞茶階段，歐洲處于對茶單純的“道聽途說”式的文字閱讀與口述傳遞之中，整體上是一種想象與記憶互動建構(gòu)的茶印象;在食茶階段，歐洲各國從中國、日本等地引入茶葉商品，逐漸在本土形成飲茶群體，乃至掀起茶葉消費的時尚;而大眾化的飲茶習俗的養(yǎng)成則有賴于人們對茶有益健康的身體關(guān)切;在識茶階段，人們迫切希望能夠?qū)Σ栌姓嬲嚯x的接觸和清晰認知，此前中國茶作為一種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也在這一階段得以澄清，各國還在發(fā)展茶植物學、茶醫(yī)學、茶化學等方面實現(xiàn)了茶文化的本土化。

應(yīng)該說，歐洲早期對茶樹種植、茶葉加工制作以及茶商品品質(zhì)區(qū)分等茶知識、茶技藝、茶科學的渴求， 是中國茶融入歐洲各國社會生活的歷史漸進結(jié)果。一方面歐洲對茶的喜愛不斷增加，逐漸成為重要的日常生活飲品， 普通大眾開始有著從聞茶、食茶到識茶的認知需求;另一方面歐洲精英階層面對茶這一異域事物， 也迫切需要在新興事物上掌控專業(yè)話語權(quán)。歐洲各國除了需要爭奪茶葉貿(mào)易的壟斷權(quán)之外， 更需要在認知層面上形成對茶的種植栽培、生產(chǎn)加工、藥用功效、品飲技能等專業(yè)知識的體系化建構(gòu)，從而爭奪對東方世界的對話權(quán)、 文化解釋權(quán)。這就使得歐洲各國的傳教士、植物學家、醫(yī)生、文學家、貴族階層等群體在中國茶向歐洲早期傳播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時代角色，推進了歐洲各國對茶的全面系統(tǒng)認知，對中國茶文化的歐洲本土化發(fā)展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統(tǒng)觀中國茶文化在歐洲早期的傳播，是茶文化融入本土主流文化由“一”到“多”實現(xiàn)全球在地化的過程，呈現(xiàn)出不同的在地化向度[22]。對于歐洲各國而言，中國茶文化最初是一種東方異域文化，從貴族精英到普通大眾，都需要對茶有聽聞、親見、品飲乃至探究茶的物性的認知過程，在此期間，東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得以逐漸推進深入， 最終實現(xiàn)中國茶文化在歐洲各國的本土化融合中發(fā)展。對中國茶在歐洲早期傳播歷史進路的梳理，有助于我們在新時代更好地倡導世界文化多元、深化文明互鑒、建設(shè)中國式現(xiàn)代化國家。

來源：茶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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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飲茶為中國先民的偉大發(fā)現(xiàn)，茶文化堪稱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根據(jù)統(tǒng)計，目前全球飲茶國多達160多個，飲茶人口約30億。飲茶能夠從中國走向世界，與宗教之間的關(guān)系頗為密切，目前學界對佛教從中產(chǎn)生的影響多有論述，但對基督宗教與茶的世界傳播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還缺乏深入關(guān)注，目前僅就其中的個案問題給以了分析，筆者不惴淺陋擬就此展開系統(tǒng)探討，不當之處尚請方家指正。

傳教士與飲茶資訊的西傳

因為茶的使用歷史極為悠久，其準確開端目前難以準確判定，長期以來，茶文化專家大致上認為茶的利用始于原始社會時期。唐代的陸羽在著名茶書《茶經(jīng)》中即認為：“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nóng)”，該說法被廣為沿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遺址出土的茶樹根亦提供了有力證據(jù)。自先民利用茶葉始，茶文化即逐漸萌芽并不斷發(fā)展，而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即擴散與傳播，茶文化亦是如此，它不斷傳入臨近的周邊國家與地區(qū)。

就地理位置而言，西方與中國的距離極為遙遠，這不能不對茶文化的傳播造成阻礙。因為資料的缺失，西方人究竟何時獲得飲茶資訊并開始飲茶，目前難以判定，盡管《新約?啟示錄》第22章包含約翰描述神奇樹葉的語句，“在城內(nèi)的街道當中有一條流淌生命水的河，明亮如練，從神與羔羊的寶座淌出，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上面結(jié)十二樣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yī)治萬民”，個別論者頗有想象力地認為該“生命樹的樹葉”即茶葉，但孤證不立，而且該材料并未明確指出為茶葉。目前有準確材料能夠證明的是，西方人獲得飲茶信息大致為十六世紀中葉，著名的威尼斯作家臘瑪西交游廣闊，從來訪的西亞商人那里最早得知飲茶資訊，但僅限于傳聞并未親見，西方人最早親身見聞飲茶者可能為來到東方進行貿(mào)易的商人以及傳教士，而傳教士留下了較多的文字資料，可以清楚地予以證明。比如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會傳教士伽茲博爾?達?克陸茲到達東方，進入中國一度在廣州居住數(shù)月時間，最后于1560年返回?？岁懫澋囊娐劚惠嬩洺蓵?，名為《中國志》，公開出版發(fā)行，影響甚大，還被歐洲其它國家翻譯成多種語言?？岁懫澰跁蟹浅Ｇ逦赜浭隽酥袊舜椭溃?/p>

“如有賓客造訪，體面人家習常做法為敬現(xiàn)一種稱之為茶(cha)的熱水，裝在瓷質(zhì)杯中，置于精致盤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熱水帶有紅色，藥味很重，他們時常飲用，這是用略帶苦澀味道的草制成的。主人常用來招待尊貴的賓客，不管是否熟識均是如此，他們也數(shù)次請我飲用?！?/p>

因為是親身的見聞與體驗，克陸茲的記述雖然文字頗為簡略但內(nèi)容卻具體而豐富，清楚地指出了茶的顏色和味道、飲茶所用的茶具，明確說明了時人如何以茶待客，在此之前，這次有關(guān)飲茶的具體信息為西方所缺乏。此后，飲茶資訊借傳教士這一渠道繼續(xù)傳入西歐：1565年，意大利籍傳教士路易斯?艾美達在日本傳教，他寫信回國時提及，“日本人喜愛一種可口的‘藥草’，他們稱之為茶”，并且認為，“假使一個人習慣了的話，它是一種味道頗為可口的飲料”。在赴日傳教之前，艾美達曾經(jīng)是一名醫(yī)師，他在日本傳教適逢茶道最終形成的關(guān)鍵期，千利休正潛心鉆研，社會茶風興盛，相信艾美達耳濡目染，對當時日本茶文化有很多感受，只是沒有更多材料保留下來。

繼艾美達之后，西班牙另一位傳教士胡安·門多薩再次介紹了飲茶。門多薩信仰虔誠，19歲即加入了奧古斯丁修會，他曾經(jīng)接受了出使中國、進行傳教的任務(wù)，但遺憾的是最終因為形勢的變化而未能成行，他應(yīng)教皇喬治十三之命，廣泛搜集前人(很多為傳教士)留下的訪華報告、信札、著述等多種重要資料，最終編撰成為名著《中華大帝國史》，該著作于1585年正式印行。書中對飲茶給以記述：

“中國人盛情款待賓客，旋即擺上飲品(bever)、茶食、蜜餞、果品以及美酒，此外，還有一種在全國各地均被飲用，用草藥制作而成的飲料，有益于身心健康，飲時須加熱。”

《中華大帝國史》問世后引起巨大轟動，可謂洛陽紙貴，僅至十六世紀末的十多年間已經(jīng)翻譯為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蘭文等文字，發(fā)行版次達到驚人的四十六版，客觀說來，書中關(guān)于飲茶的介紹并不新鮮，材料主要源于克陸茲的著述，但該書的社會影響力為《中國志》所不及，對傳播飲茶資訊亦有重要貢獻。

根據(jù)現(xiàn)有記述，最早對茶進行詳盡介紹的傳教士為利瑪竇。受耶穌會的差遣，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于1582年來到澳門，然后一步步深入中國內(nèi)地，開始了漫長的在華傳教歷程，直至1610年病逝于北京。利瑪竇精通漢語，熟稔中國文化，對茶文化的了解也遠勝過其先驅(qū)：

“由灌木葉可以制成……叫做茶(Cia)的著名飲料。中國人飲茶為期不會太久，因為古籍中并無書寫該著名飲料的古字，而其書寫符號(指漢字)極為古老。的確如此，同樣的植物抑或能在我們的土地上被發(fā)現(xiàn)。在中國，人們在春季到來時采集這種葉子，置于陰涼處陰干，繼而用陰干的葉片調(diào)制飲料，可供用餐時飲用或者賓朋造訪時待客。待客之時，只要賓主在談話，主人會不斷獻茶。該著名飲料需小口品啜而非牛飲，需趁熱喝掉，其味道難稱可口，略呈苦澀，但即便時常飲用也被視為有助于健康。

這種葉片可分為不同等級，按其質(zhì)量差異，可售價一個、兩個甚至三個金錠一磅。在日本，最好的葉子一磅可售十個乃至十二個金錠。日本調(diào)制飲料的方法異于中國：日本人將干葉磨為粉末，取兩三湯匙投于滾開的熱水壺中，品飲沖出的飲料。中國人把干葉放于滾開的壺水中，待精華泡出后濾出葉片，只飲剩下的水?！?/p>

利瑪竇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堪稱全面而深刻，該段文字對明人飲茶的敘述頗為詳盡，美中不足的是，利瑪竇認為中國飲茶史不會太久，理由為中國古籍中沒有“茶”字，這可能緣于不了解“茶”的有一歷史演變過程，茶字則始于唐代。盡管如此，利瑪竇仍遠勝于其前輩，他不僅詳述了明代的飲茶風俗，而且還比較了中日茶法的差異，對制茶與茶的商品價值給以了介紹。另外值得關(guān)注的是，利瑪竇未曾抵達日本傳教，他卻比較中日茶法的差異，對日本的飲茶方式并不陌生，或許得益于其他耶穌會士的記述，多少說明此時有關(guān)日本的飲茶資訊已傳入歐洲。1615年，利瑪竇著述的拉丁文版本在奧格斯堡出版，后又相繼出版了法文版三種，拉丁文版四種，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各一種，英文摘譯版一種，該著作的廣為傳播促進了西歐對茶文化的進一步了解。

利瑪竇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后，歐洲傳教士來華人數(shù)逐漸增多，留下的著述中也對茶文化給以關(guān)注，曾德昭即是如此。1613年，葡萄牙籍傳教士曾德昭輾轉(zhuǎn)抵達南京，由此開始傳教歷程，盡管他中間曾返回歐洲，最終還是于1658年卒于廣州。曾德昭撰有《大中國志》，其中對茶文化給以記述：

“主人給賓客安排的座位適合其身份地位，……(賓主)落座之后，即刻端來茶這種飲品，按先后次序逐個遞送。在某些省份，頻頻上茶為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則不同，如果上第三次茶，則為暗示客人須告辭了?！?/p>

曾德昭對中國茶俗的了解十分深入，不再像前人局限于飲茶方法、味道等內(nèi)容，而是更進一步，掌握了飲茶的禮儀內(nèi)涵，客人需按照社會規(guī)范入座，主人按先后次序敬茶，清代官場廣為流行的習俗“端茶送客”，似乎在杭州已經(jīng)初現(xiàn)端倪。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出版于1638年，1642年西班牙文摘譯版問世，1643年又有意大利文版出版，1645年后兩種法文譯本問世，1655年出現(xiàn)了英文本。可以想見，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廣為流傳，其中對飲茶的記述有助于西方深入了解中國茶文化。

傳教士與中西茶葉貿(mào)易

傳教士不僅在飲茶資訊西傳過程中擔當了中介，使與東方距離遙遠的西方了解乃至熟悉了這一中國飲品，而且還直接或間接參與到了中西茶貿(mào)易之中，為茶葉這一實物在歐洲的傳播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

傳教士之所以能夠在中西茶貿(mào)易中擔當重要角色，主要基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新航路開辟之后，全世界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東西方交通大開，傳教士與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乃至私商梯海而來，成為溝通中西的媒介，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傳教士與商界密切聯(lián)系：對傳教士而言，傳教需遠赴重洋，不僅路途遙遠而且花費不菲，需要借助商船提供方便才能成行;對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以及私商而言，傳教士擁有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對中國較為了解，有些甚至精通漢語，這對發(fā)展商業(yè)具有重要價值。在這一大背景下，傳教士與商界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聯(lián)系，能夠在茶葉貿(mào)易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比如著名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他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07年來華時歷經(jīng)波折，先從倫敦出發(fā)橫跨大洋到達美國紐約，在那里努力尋求幫助，得以乘坐美國同孚洋行的商船，最終“馬禮遜乘坐‘三叉戟號’遠航前往中國，于1807年9月抵達”。在中國拓展傳教事業(yè)絕非易事，馬禮遜雖竭盡全力但仍然難有進展，自1809年起，他因為經(jīng)濟拮據(jù)不堪而難以為繼，不得不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任職：

“在馬禮遜先生與瑪麗小姐結(jié)婚的美好日子，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婚禮上宣布了任命書，馬禮遜的年薪為500鎊。這可視為較為充足的證據(jù)：馬禮遜此時已經(jīng)較好地掌握了中文。與此同時，由于他具備謹慎堅韌的良好品性，東印度公司才將其安排在這一獨特而辛勞的職位之上?！?/p>

此后，作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的馬禮遜不再專職傳教，而是長期擔任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譯，其任職時間長達二十五年之久。由于十八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前期為茶貿(mào)易的迅猛增長期，對英國東印度公司而言堪稱發(fā)展茶葉貿(mào)易的關(guān)鍵期，根據(jù)統(tǒng)計，正是1760至1833年間，茶葉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商品，逐漸在公司所購貨物中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甚至在1825至1833年間，茶葉貿(mào)易的價值占公司所有商品價值的比例高達94%?？梢韵胂螅R禮遜擁有的關(guān)于中國的豐富知識，其“熟練地掌握了中文”，對促進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貿(mào)易的迅速發(fā)展大有裨益。

再如著名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盧公明，他是于1850年抵達福州，開始了在華傳教的生涯，1864年曾返美修養(yǎng)，1866年即返回香港傳教，1873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國定居，最終病逝于1880年。作為傳教士，盧公明的在華傳教事業(yè)并不順利，甚至可以說舉步維艱，其本人的生活極為窘迫，經(jīng)常處于身無分文的悲慘境地，“沒有錢來幫助友人，無力做些善事，無法購置一些書籍、衣物及來自美國的食品，我不想再在這里生活?！?希望自己)不用總是因為工資微薄、支出窘迫而感到無奈”。更加不幸的是，盧公明與家人屢遭疾病打擊，其兩任妻子與年幼的女兒均不治而亡，他自己也飽受疾病折磨，喉嚨疼痛得甚至一度失聲，他的傳教事業(yè)實在難以為繼。經(jīng)過反復考量，盧公明于1868年投身瓊記洋行，參與到了當時迅猛發(fā)展的中西茶貿(mào)易。盧公明并沒有記述自己如何投身茶葉貿(mào)易，但在其語言學書籍《英華萃林韻府》的附錄中，他詳細記述了茶行的工作，所列舉的茶行中的分工多達數(shù)十種，顯示出作者對茶葉貿(mào)易的熟稔，或許棄教從商并非出于本心，他對自己在商行的具體工作諱莫如深，但從其著作中可以看出，盧公明熟于茶葉貿(mào)易，堪稱行家里手。盧公明在瓊記洋行工作期間，這一時期該行茶貿(mào)易迅速發(fā)展，盧公明從中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

傳教士不僅直接投身茶葉貿(mào)易，而且其他工作有時亦與中西茶葉貿(mào)易有所關(guān)聯(lián)。比如馬禮遜，他除了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之外，也曾經(jīng)擔當其他任務(wù)，阿美士德使團1816年來華訪問時，馬禮遜作為翻譯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該使團訪華的根本目的為擴大貿(mào)易，對茶葉貿(mào)易頗為看重，1816年1月17日，秘密商務(wù)委員會致函阿美士德勛爵時，明確提出以茶葉貿(mào)易為例說服乾隆皇帝：“現(xiàn)在，每年東印度公司前往廣州的船只……在該地運走大約三千萬磅重的茶葉。該貿(mào)易對中國人而言亦非常重要，……可以想見，能夠很好地維持該貿(mào)易時，中國政府不會魯莽丟棄?！麄兡軌蛳氲剑盐覀兯彶枞~的大部分由其它國家運走，以此削弱我們的地位，可以向他們說明，……英國消費茶葉超過了歐洲其它所有國家，美國的茶葉消費量更小，最終只能是中國受到損失。”

再如德國路德會牧師郭士立，他于1831年來到澳門，不僅曾經(jīng)投身英國東印度公司，擔任中文翻譯，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mào)易有所貢獻，而且還多次潛入中國沿海，進行航道勘測等非法秘密活動。郭士立曾隨同“阿美士德號”覬覦中國，還成功地抵達了茶貿(mào)易重地福州港，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記中記述到：

“……我們昨日才觸摸到陸地，今日已經(jīng)抵達福州港，黑暗籠罩著大地，難以辨清福州港所處的地形，領(lǐng)港很出色，把我們安全地引導了進來?，F(xiàn)在，我們即將到達為歐洲人提供茶葉的重要產(chǎn)地了。茶山四處蔓延開來，這里稻米產(chǎn)量不足，無法滿足本地消費，但是其出口的木頭、茶葉與竹子數(shù)量可觀，足以抵消進口稻米與棉花所需，而且尚有盈余。……”

臨近西方人夢寐以求的茶產(chǎn)區(qū)，郭士立急于進行詳細刺探，但是當?shù)毓賳T對此已經(jīng)有所戒備，他雖然已經(jīng)極為接近武夷山區(qū)，但卻無法潛入，后來被迫返航。郭士立對潛入茶產(chǎn)區(qū)念念不忘，伺機再次付諸行動，1834年11月，他又伙同英國鴉片販子戈登伺機潛入武夷茶區(qū)，這次兩人獲得成功，經(jīng)過考察，他們不僅基本掌握了有關(guān)茶樹栽培、病蟲災(zāi)害的知識，還了解了制茶方法、茶葉銷售等內(nèi)容，戈登還很有心機地采集了武夷山優(yōu)質(zhì)茶樹標本，帶走了一定數(shù)量的茶種。第二年，并不滿足于已有成果的郭士立試圖再次秘密潛入，進行進一步了解，但頗為警覺的清軍進行了攔截，使其無功而返。郭士立在茶區(qū)的探險活動，使西方人初步熟悉了武夷山茶區(qū)以及茶學的基本知識，對后來福州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響，而福州后來辟為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基于茶貿(mào)易，便利了中西茶貿(mào)易的進行。

之所以傳教士能夠在商行任職，主要緣于他們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的風土人情，當時人才頗為稀缺，商行迫切需要這種極有價值的服務(wù)，對傳教士而言，借助商行的職位可以滿足生活所需，曲線實現(xiàn)傳教目的，由于茶葉貿(mào)易為商業(yè)公司的主要業(yè)務(wù)，傳教士所提供的服務(wù)對茶葉貿(mào)易的發(fā)展頗有助益，與此同時，傳教士還刺探中國情報，搜集茶學知識，在中外交往中擔任翻譯，這均直接或間接促進了茶葉貿(mào)易的發(fā)展。

宗教領(lǐng)袖與飲茶在英國的傳播

隨著傳教士不斷將飲茶資訊傳回西方，茶葉貿(mào)易的不斷發(fā)展，飲茶在西歐逐漸流行，在英國尤其如此。新航路開辟后，葡萄牙人率先闖入東南亞，開展利潤豐厚的香料貿(mào)易，“通過直接購買并運回大量的胡椒與丁香等香料，葡人變得如此富有，以致與遠比其大和其人口多的王國相比，葡萄牙的財富亦毫不遜色”，由于葡萄牙人主要關(guān)注香料貿(mào)易，并未真正注意到茶的潛在價值。荷蘭人隨后來到東方進行商業(yè)探險，“荷蘭人運來干鼠尾草，以之交換中國的茶葉，中國人用一磅或四磅茶葉換購一磅鼠尾草，他們將其稱為‘奇妙的歐洲草’，……，由于歐洲人無法大量銷售鼠尾草——就像他們購買茶葉那樣，只能以每磅八便士或十便士的價格購茶”。荷蘭不意間開啟了中西茶貿(mào)易，促進了飲茶在歐洲的擴散，飲茶之風在英國影響甚大，后來形成富有特色的英國茶文化。

英國發(fā)生光榮革命之后，瑪麗二世與威廉三世共同擔任國王，瑪麗二世作為詹姆斯二世的長女，她在1667年與荷蘭的威廉成婚，由于當時特殊的政治形勢，兩人共同繼承了英國王位：瑪麗二世既是英國國王又是荷蘭王后，威廉三世既是英國國王又是荷蘭執(zhí)政?，旣惗犁姁埏嫴瑁€極為風雅，經(jīng)常在宮廷之中舉辦中國式茶會：舉辦活動之時，瑪麗二世特意命令將宮殿布置為中國風格，布置上中國風情的屏風，使用中國進口的茶具甚至名貴的銀器，還擺上頗為先進的移動式茶幾，步入房間，眾人沐浴在想象中的中國氛圍之中，瑪麗二世與一些貴族婦女共同享受飲茶的樂趣。

宮廷牧師J.O.奧文頓對茶也懷有極大興趣，他還于1699年撰寫了小冊子《論茶性與茶品》，根據(jù)自己獲得的資訊對茶給以全面介紹，全書共計五個部分：茶樹生長區(qū)的土壤類型與氣候概況;茶葉的不同種類;選擇茶葉的基本原則;保存茶葉的基本方法;茶葉的重要特性。今天讀來，可能覺得書中關(guān)于飲茶功用的敘述略帶夸張，奧文頓認為飲茶幾乎能治愈世界上所有的病癥，包括尿砂和眩暈，并且能減肥消脂，消解導致胃部不適的酸水，可以幫助消化、預(yù)防痛風、增強食欲，可能更為重要的是飲茶還能提神益思。J.O.奧文頓盡其所能，較為全面地向英國人介紹了飲茶知識，大力鼓吹飲茶的多種益處，對推動飲茶風氣在英國社會的傳播頗有助益。

J.O.奧文頓對飲茶極盡贊美，但宗教界亦有人士對飲茶大加貶斥，典型代表即約翰·韋斯利。約翰·韋斯利為英國著名宗教家，他在十八世紀領(lǐng)導了宗教復興運動，影響極為深遠，對于飲茶，約翰·韋斯利頗為反感，認為飲茶危害甚大——不僅對個人身體有害，而且危害社會。韋斯利在1748年給友人的信件中詳細敘述了自身遭遇：“我無法想象，究竟何種原因?qū)е码p手持續(xù)顫抖，直到意識到：病癥總會在茶早餐后加劇，而停止飲茶大概兩三天此現(xiàn)象會消失。調(diào)查顯示：飲茶對于所知的其他一些人，也會產(chǎn)生同樣的不良影響，由此可知，這是飲茶導致的結(jié)果之一?！奔s翰·韋斯利進一步論及，他經(jīng)過仔細觀察發(fā)現(xiàn)，倫敦有很多人士身上呈現(xiàn)出類似的病癥，并且認定這也是飲茶造成惡果，對于某些人士而言，飲茶的確有一定的正面功效，但此類功效飲用英倫本土飲品同樣可以獲得，無需專門飲用來自中國的茶葉，所以韋斯利努力勸誡人們，呼吁眾人停止飲茶。而且在講述完上述病癥后，約翰·韋斯利還更進一步，又詳細論證了飲茶導致的負面的經(jīng)濟社會影響，認為飲茶不僅危害健康，而且花費不菲，堪稱一種浪費，戒茶后可以省下財物，用于幫助窮人。

表面看來，韋斯利基于飲茶危害健康這一緣由而反對飲茶，而且從其個人行為來看，他自身曾經(jīng)一度戒茶，不過他并未長期堅持，而是后來又恢復了飲茶習慣，尤其到了晚年的時候，可能因為年老體衰，在星期天早晨韋斯利時常與牧師們一同飲茶，然后主持宗教禮拜活動。由現(xiàn)有材料觀之，韋斯利似乎并沒有因為再次飲茶而發(fā)作手顫癥，他曾經(jīng)痛陳飲茶有害于健康的說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韋斯利之所以反對飲茶，或許他在后面所論述的社會經(jīng)濟因素似乎才是主因。英國十八世紀處于社會劇烈變動期，經(jīng)濟日益發(fā)展進步，工業(yè)革命快速啟動，但與之相伴的是各種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社會道德嚴重滑坡。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約翰·韋斯利關(guān)心社會問題，痛心于國教日益腐敗、道德衰落不振的社會現(xiàn)實，強烈的使命感喚起了其強烈的宗教熱情，他和弟弟查理·韋斯利等青年才俊組成了“牛津圣社”，意欲拯救衰落不堪的英國社會，著名的韋斯利宗宗教復興運動由此興起。約翰·韋斯利為非常嚴肅的社會道德家，他提倡嚴格的清教道德，主張勤勉工作與節(jié)儉的生活，因為茶在該時期其進口量較為有限，所以價格較高，如果再配上成套的價格不菲的茶具，多少有些奢侈享受的嫌疑，所以在韋斯利這位嚴肅的宗教家看來，飲茶屬于可恥可惡的奢侈浪費行為，飲茶有悖于嚴肅、有道德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所以他才積極宣傳自己的反茶主張。韋斯利后來之所以恢復飲茶，亦與茶葉價格有關(guān)，因為隨著茶葉貿(mào)易的迅猛發(fā)展，茶葉價格在十八世紀不斷下降，它逐漸由奢侈品日益轉(zhuǎn)變?yōu)槿沼孟M品，融入了英國的社會生活，韋斯利也就無須固執(zhí)己見，可以心安理得地與眾人一起飲茶了。韋斯利掀起的反茶運動成為一朵小波瀾，并未真正影響到飲茶在英國的傳播。

結(jié)語

新航路開辟開啟了全球交流的新時代，傳教士基于宗教熱情而投入海外傳教事業(yè)，成為推動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們在中國不僅傳播了西方的福音與科學文化，同時將中國文化引入西方，茶文化經(jīng)克陸茲、門多薩、利瑪竇與曾德昭等人逐漸被呈現(xiàn)到歐洲人眼前，飲茶資訊在西方社會逐漸傳播開來，為其成為中西貿(mào)易中的重要商品奠定了基礎(chǔ)。馬禮遜、盧公明與郭士立等，由于擁有語言優(yōu)勢與知識文化的積累，得以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參與茶葉貿(mào)易，側(cè)身有利于擴大中西茶貿(mào)易的相關(guān)政治活動，為推動茶貿(mào)易發(fā)揮了獨特作用。隨著飲茶資訊的傳播以及中西茶貿(mào)易的發(fā)展，飲茶在歐洲各國尤其是英國流行起來，宮廷牧師奧文頓積極宣傳飲茶的益處，宗教領(lǐng)袖韋斯利則因視其為奢侈品而反對飲茶，這些宗教人士影響到了飲茶在西方的傳播。

概而言之，基督宗教既擔當了茶文化西傳的中介，促進了中西茶貿(mào)易的發(fā)展，又對飲茶發(fā)表或者支持或者反對的意見，影響到了飲茶的傳播與普及，可以說，基督宗教與茶文化在西方傳播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值得學界予以關(guān)注。

(本文撰寫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年度項目《茶文化在英國的傳播與本土化研究》(XTCX150617)資助，特此致謝!)

【作者簡介】劉章才，歷史學博士，山東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曾任韓國蔚山大學客座教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目前主要從事茶文化世界傳播史研究，主持有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英國茶文化研究：1650—1900》等科研項目多項，在《光明日報》(理論版)、Asian Study(韓國)等海內(nèi)外期刊發(fā)表論文近三十篇。

來源：茶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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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春天讓萬物歡喜由心而生，讓一切美好悄然開始。茶樹把春日的陽光與雨露收藏在一個個鮮嫩芽葉里，與冬天的積淀一起，融合出芬芳馥郁的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