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夫茶具的英文

引言：工夫茶，簡言之是指一種需要花費較多時間和程序的精細的泡茶及飲茶方式，源頭是明清時期在閩粵一帶興起的烏龍茶的飲茶風尚，后來尤以位于廣東北部、臨近福建南部的潮州影響較大，所以也稱潮州工夫茶。中國當下正在流行的茶藝，一方面深受臺灣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其源頭卻要追溯到潮州工夫茶。茶藝也指的是一種精致的泡茶飲茶方式，相比于日本的茶道，茶藝更強調(diào)泡茶的技藝和對茶湯滋味的品賞，常常含有表演展示的色彩，近年來更發(fā)展出茶席的設(shè)計、茶會的舉辦等等，本文姑且稱之為現(xiàn)代茶藝。

潮州當?shù)啬欠N深深植根于每日生活、城市角落無處不在的飲茶風俗往往令人震撼。但相關(guān)田野調(diào)研表明，許多正在中國大陸從事茶藝培訓和學習的茶人們，并沒有多少專門訪問過潮州。這和同一時期很多人從大陸去往臺灣悉心學習茶藝的情況，形成了較大的反差。而臺灣的茶人們，在茶的交流方面，多有去過北京、杭州、蘇州、廣州，甚至直接在蘇杭的園林里舉辦茶會，但是至于潮州，在相當?shù)囊欢螘r間里，同樣沒有成為他們大多數(shù)人的必訪之地。

“潮州工夫茶藝”于2008年正式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并曾經(jīng)被認為是中華茶藝的典型代表，還有一批工夫茶非遺傳承人陸續(xù)通過評定。但是這一遺產(chǎn)，在相當?shù)囊欢螘r間里，似乎被不少人遺忘了。對工夫茶被邊緣化狀態(tài)的關(guān)注，是本研究的起點。但中國社會生活之日新月異，往往出人意料。兩年多前，突然聽說臺灣著名茶人們正在紛紛訪問潮州；同時，中國的大城市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批以工夫茶為焦點的培訓班，價格不菲，而這些培訓班里工夫茶的面貌，和潮州人每日無處不在的工夫茶相比，已經(jīng)發(fā)生了演繹。

是什么導致工夫茶一度的被邊緣化？又是什么推動它近來和現(xiàn)代茶藝的同質(zhì)化？工夫茶和現(xiàn)代茶藝之間的淵源關(guān)系到底如何？特別是如何理解被邊緣化的工夫茶和被時尚化的現(xiàn)代茶藝所涉及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的關(guān)系？無論是工夫茶還是現(xiàn)代茶藝，現(xiàn)在都被標榜為代表著中國傳統(tǒng)茶文化的精粹，那么中國人正在渴望尋找或重建的傳統(tǒng)到底是什么？

工夫茶是本文探討的核心，而現(xiàn)代茶藝則是有助于剖析工夫茶狀況之流變的重要參照物。本文擬引入兩個概念，“身體感”和“儀式感”，來探討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與現(xiàn)代茶藝之間的動態(tài)關(guān)系?！吧眢w感”這個概念可以被用來分析潮州每日生活的工夫茶。這一概念由臺灣學者余舜德提出，強調(diào)日常性，即“文化成員長久于其生活環(huán)境培養(yǎng)之‘感官的習癖’”。工夫茶在潮州人的每日生活中無處無時不在，人們喝工夫茶的習慣根深蒂固，但與此同時又都以之為常、覺得不足深究。但這種日復一日、司空見慣的生活點滴，是一個群體長期浸濡在一種文化里被塑造出來的身體的渴望、生活的方式和行為的準則，正是人類學研究需要持續(xù)關(guān)注的重要對象。在這一點上，這種群體性的行為和主觀意愿，和另一個關(guān)鍵概念“儀式感”是相通的，而“儀式感”亦可被視為“身體感”之一種。

“儀式感”系由儀式概念發(fā)展而來，但之前尚未有儀式研究者對此專以論述。本文受到有關(guān)文化記憶研究的啟發(fā)，擬借工夫茶及現(xiàn)代茶藝的案例對“儀式感”進行討論，這也是對儀式理論的豐富和發(fā)展。如果說既有儀式研究更為關(guān)注的是某個事件能否成其為儀式、其進行過程怎樣、其文化和社會象征意義為何，那么“儀式感”更為關(guān)注的則是某一事件之所以朝著儀式方向發(fā)展，其所嵌含的人的主觀愿望和動機是什么，這些愿望和動機與一個群體的某種社會文化記憶具有怎樣的關(guān)聯(lián)。

如果以中國現(xiàn)代茶藝和日本茶道相比較，那么后者似乎才更像是一種儀式。然而不容質(zhì)疑的是，現(xiàn)代茶藝在實踐中越來越趨向儀式的方向發(fā)展。許多茶會直接宣稱，“生活需要儀式感！”這句口號在眼下中國社會生活中所用甚廣，絕不僅止于茶領(lǐng)域。動箸前要先用手機拍下飯桌美圖的人們，也時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那么，現(xiàn)在的中國人為何需要儀式感？這是本文將要探討的重要問題。

身體感與工夫茶

潮州人喝工夫茶的時間、場所和方式之普遍，是令人稱訝的。筆者到潮州時仔細觀察過，沿街的所有店鋪，不論是雜貨鋪、縫紉店、小吃店、大排檔、以至稍上檔次的餐館和商場，每家必定放著一套隨時在用的工夫茶具。街邊或轉(zhuǎn)角處，更是隨時可見幾個人聚在一起喝茶。作為外地人，只要愿意，上去討一杯茶喝絕對是非常受歡迎的事。所以潮州人自豪地說，潮州無茶館，因為街邊處處有工夫茶。冷飲店兜售各色調(diào)飲的果汁奶茶，商店的招牌赫赫然現(xiàn)代流行一派，然而店主人自己偷閑時喝的卻是燙燙的工夫茶。喧鬧嘈雜的菜市場，工夫茶的影子不消失。賣魚人的小屋滿是腥味，但是厚厚的砧板旁邊，依然有一套工夫茶具。聽說筆者是對茶而不是魚感興趣，賣魚人建議去不遠的陶瓷市場買一套正宗的工夫茶具。陶瓷市場距此約三公里，筆者搭了一輛腳力三輪車去，載人的是一個壯實而黑的當?shù)刂心昴凶?。問他難道這里所有人都泡工夫茶，他回答說當然是，他自己蹬車累了回到家，喝的也是工夫茶！

圖1潮州街頭日常生活的工夫茶具和泡法

一壺（現(xiàn)在用蓋碗更普遍）、三個小茶杯、一個茶船（用來承放壺和杯子，并盛裝多余的水）、一個電子的隨手泡，這就是今天潮州街頭工夫茶具的組成樣式（圖1）。和史書里面記載、以及少數(shù)工夫茶遺產(chǎn)的傳承人所展示的方式相比，這是一種簡化了的民間的工夫茶。復雜的潮州工夫茶的泡法被認為是由十多式甚至二十一式組成的，單備水就得花費很多工夫，要用專門的烏欖炭或木炭生火，用風爐和茶銚燒水，伴隨這一過程的有專門的器具如火鉗、羽扇等，而所用的茶壺茶杯也有更多的講究（圖2）。即便經(jīng)過了簡化，但是比之中國許多地方直接在一個玻璃杯里放茶和沖開水的方式來說，今天潮州的方式、即使是最日常的方式，也還是工夫多了，就以最重要的三個環(huán)節(jié)舉例來說：如果是用潮州特有的朱泥壺泡茶，那么熱水倒入壺、蓋上蓋之后，還要在壺的上方“淋壺”，讓壺身內(nèi)外保持高溫；然后，泡好的茶從壺（或蓋碗）倒出，要來回在幾個小茶杯上方來回逡巡，以確保每一碗的滋味均勻，人稱“關(guān)公巡城”，并且最后不忘把壺里茶汁的精華完全點進每一個小杯，人稱“韓信點兵”；還有，每次倒茶前必燙洗每一個小茶杯，以保證茶水溫度夠高、茶的香氣也才能較好地提升出來。

工夫茶遺產(chǎn)傳承人所展示的工夫茶具

無論對于泡茶人還是喝茶人來說，這是一場力求調(diào)動人的身體所有感官的過程，即潮州人強調(diào)的“眼睛到、耳朵到、鼻子到、嘴巴到、手到”。眼、鼻、嘴、手，分別對應著泡茶喝茶時的視覺、嗅覺、味覺、觸覺，比較容易理解。對于“耳到”，有的潮州人則通過工夫茶特有的燙杯進行詮釋。燙杯不僅可以清潔消毒、提升香氣，更是聽覺上的一種彌補，因為一般泡茶喝茶時人們較少注意聲音的動靜。潮州人洗杯時完全靠手指，將一個小茶杯放在另一個盛滿燙水的小茶杯里，上下滾動，兩個瓷杯相碰，發(fā)出輕脆之聲。如能兩手同時燙杯，則被認為是更高的技能。燙杯時要能忍受水溫之高，還要掌控好滾動的方向和節(jié)奏、不致讓杯子翻倒，是工夫茶最重要的“工夫”之一。燙杯的聲音不只用于悅耳，也是在告知街坊鄰居：“我在泡茶了，要喝來喝！”同時，這一動作不只是發(fā)聲的，它也是觸覺和視覺的，是為了助益味覺和嗅覺的，是涉及超感官之溫度感覺的。

一張茶桌一旦聚起了一群人來喝茶，就聚起了潮州人所說的“氣場”，意指人氣，或者凝聚力。這里有超越了感官之外的更多文化意涵。在這一“氣場”當中，蘊含有一套禮儀，這尤其體現(xiàn)在三個小茶杯的運用上。傳統(tǒng)的方式里，一張茶桌不論來了多少人，許多時候卻只用三個茶杯，意寓三口為“品”。每一個小杯只有大約半個核桃那么大。一壺茶可以被沖泡無數(shù)次，每一沖卻只有三個人能喝到，下一沖再另換三個人。上述談到的燙杯已經(jīng)為這個法則奠定了基礎(chǔ)，因為茶杯在每一沖時就已高溫消毒，可供不同的人使用。但問題是，每一沖時到底哪三個人能喝？不成文的規(guī)矩是：泡茶的主人在第一沖時不能喝，要先讓客人喝；而客人之中，年青人要讓年長者先喝，當?shù)厝艘屵h道而來者先喝……三個杯子的差序選擇于是確定了長幼尊卑的秩序。而一旦某三個人被確定為某一沖的喝茶人，他們就必須在差不多的時間內(nèi)整齊并進地將小一碗茶喝盡，這樣主人才能夠?qū)⑷齻€小杯完全收回以進行下一輪的“關(guān)公巡城”。所以，喝茶時有個人享受的快樂，但又要以不影響他人享受快樂為前提，這是工夫茶所潛示的為人法則。正因如此，當?shù)厝苏J為工夫茶絕不止是一門泡茶的技能，更昭示著為人處世的細膩之道，包括種種不能言傳只能意會、只有長期浸泡在這個文化里才能學到的人情世故。所以潮州人強調(diào)，工夫茶是“工夫”，而不能寫成“功夫”；后者只是一種本領(lǐng)和造詣，而前者才是做事和為人處世的精細和周到。

不論是為了應對曾經(jīng)的生活困難，還是為了在今天逐漸富裕的日子里提升品質(zhì)，潮州人始終堅持著一種“種地如繡花”般的生活之道。在這一點上，工夫茶和潮州其他門類的藝術(shù)和生活方式是相通的。在看過制茶喝茶的精細之后，有朋友帶筆者去參觀過當?shù)氐拇汤C、木雕、麥稈畫、瓷瓶、手拉壺的制作和展示，更帶領(lǐng)品嘗了潮州的高檔宴席和街邊小吃，無一不追求著精細。凡此種種，盡皆體現(xiàn)了潮州人所為之驕傲、恪守奉行、但卻不輕易用言語向外人道明的工夫法則。

正是這些特性，可以用“身體感”的概念來加以討論。提出這一概念的學者余舜德將“身體感”定義為：“身體作為經(jīng)驗的主體以感知體內(nèi)與體外世界的知覺項目”。這一用語尚無完全恰當?shù)挠⑽膩韺?，而“身心合一”可能是它在中華文化體系里的某種精短概括。在此概念的導引之下，余舜德及其研究團隊對飲食、中醫(yī)、聞香、衛(wèi)生環(huán)境、中國古文字等豐富案例進行了剖析，并涉及到了中西方之間對于身體、感官的不同哲思和文化理解的對比。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借鑒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感官人類學發(fā)展的集大成，即認為身體感官是在文化塑造下的一個綜合體；在對世界進行感知和反應時，人的某一感官往往并非獨立運作，而是與其他感官之間存在著諸多的交感和互動。另一方面，身體感概念的倡導者認為，只是討論到多重感官的層次還不夠，因為人們之形成某種身體感，例如“可愛”，還牽涉到特定的場合、時代等復雜的情境和條件，以及某一身體感與另一身體感之間的關(guān)系，等等。身體感學者倡導將此概念發(fā)展成一種理論概括和研究取向，因為在他們看來，世界不僅是“意涵的體系”(asystemofmeanings)，更是“身體感的體系”(asystemofShentigan)。

本文從身體感學者所強調(diào)的諸多要點中抽取兩個方面予以特別討論：一，身體感的日常性，二，身體感的群體文化性和學習性。這在潮州工夫茶上可以得到具現(xiàn)。首先，工夫茶的法則被潮州人踐行滲透于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當?shù)厝巳私砸灾疄槿?，并不容外人質(zhì)疑，這是它的日常性。筆者初到潮州時，有一次忍不住問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女子說，“你們潮州年青人也是天天這么喝工夫茶嗎？”這位女子在回答“是啊”的同時，表現(xiàn)出某種不大高興的神情。類似的問題筆者在中國其他許多地方也問過，得到的答案要么是年青人不怎么喝茶，要么是從某某年才開始對茶感興趣云云。但是在潮州，筆者后來才意識到，這個問題于某些潮州人來說可能是一種冒犯。因為在后來的調(diào)研中，筆者目睹了潮州人喝茶的百無禁忌：清早起來喝，飯前開胃喝，剛吃過飯了喝，客來就喝，晚上睡覺前還喝；無分男女老少，無分在家還是出門。平常百姓喝的茶，就滋味來說，也許算不得上乘，但是消費量是可觀的。以一人一天兩泡茶來算，據(jù)說人均消耗茶量每月達兩斤。這種“充分內(nèi)化、根深蒂固、為文化成員共享、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習癖，即是“日常生活的身體感”。

其次，這種日常生活的身體感屬于個體，更屬于群體。一個人在群體中生活，日復一日，他認知世界的方式深受相應文化的塑造和影響，他在這種文化里成長的過程也即是通過身體來學習該種文化的過程。即便是具有潛能的感知，也是在后天的文化環(huán)境中通過啟蒙、開導而慢慢形成穩(wěn)定的感知能力的，是“不學不成”的。潮州無分男女長幼，都有工夫茶的習癖，這正是群體文化的影響和個體在其中學習漸成的結(jié)果。這種學習，比如燙杯的工夫，不僅是綜合調(diào)動了全身感官的技能，同時更是超越感官、蘊含著潮州人所講求的禮儀和人情之道的文化。這些禮儀和人情的文化內(nèi)涵，不是經(jīng)由抽象說教，而是學習者在踐行工夫茶技藝的同時，伴隨著他在這一文化里其他日常生活的點滴，諸如吃飯、問候、送禮、串門等，一起慢慢心領(lǐng)神會、舉一反三和融會貫通的。反過來看，作為每日生活的工夫茶，正是借由一種身體力行的群體性的日常行為，在默默言說著潮州文化。

儀式感與現(xiàn)代茶藝

順沿身體感學者的思路，“儀式感”也可以算作為一種身體感。但本文想嘗試把身體感區(qū)分為兩個維度，把上面描述的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視為第一維度，把即將探討的儀式感放到第二個維度上。要說明這個區(qū)分，先用“饑餓感”這個例子來講可能相對容易一些。第一，饑餓感是人肚子空空、想要吃東西、特別是想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的一種身體反應。同時，有饑餓感的時候知道要吃什么、不吃什么，這又是被文化所塑造和后天習得的。第二，人可能在肚子并不饑餓的時候也有饑餓感。除了身體其他特殊生理機能的原因以外，后面這種饑餓感作為一種復雜的主觀感覺，需要從文化社會經(jīng)驗及記憶上來解釋。提起饑餓，中國人容易想起戰(zhàn)爭、文革，因為長輩們的親身經(jīng)歷告訴后代，當時的物資匱乏、災荒以及階級斗爭，導致人們普遍吃不飽吃不好。中國人富足以后，雖然無法吃飽的情況消失了，但是許多人依然持有一種“饑餓感”。這種饑餓感不再是生理的、而更重要是文化心理的。懷有這種饑餓感的人，即便面對現(xiàn)時世界的飽足，也會保持某種程度的關(guān)于饑餓的焦慮，并把這種饑餓感陳述為中國需要發(fā)展、不能落后之愿望的一種隱喻。而且，即便并沒有經(jīng)歷過饑餓年代的年青人，也會在長輩們的集體記憶的影響下和記憶的傳承里感受到饑餓的曾經(jīng)存在、以致于也獲得某種饑餓感。筆者想討論的“儀式感”就類似第二個維度的饑餓感，是一種被社會文化記憶所形塑的身體和心理的傾向。相關(guān)文化記憶研究強調(diào)關(guān)注國家力量在形塑群體之文化記憶方面的作用，以及歷史記憶如何被用于建構(gòu)國族認同。本文所涉及之中國人所懷有的“饑餓感”和“儀式感”，亦無例外。雖限于篇幅，不及細細討論國家力量的影響，但本文通過案例具現(xiàn)這種從上而下的滲透力之強大，以至于在飲食生活方式的每日演變中也可尋見。

而要談“儀式感”，也必然繞不開“儀式”。儀式研究的開山祖Durkheim及其跟隨者認為儀式的特征包含：正式性、神圣感、復雜性、重復性、和日常生活相隔離。VictorTurner更在VanGennep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了儀式的三段論：儀式之前的準備階段，與日常生活的隔離；儀式階段，重要的過渡期，稱為“閾限”(liminality)；儀式結(jié)束，回歸社會和日常生活。過渡期的“閾限”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階段，因為它可能促成人的身份的某種轉(zhuǎn)變，在某些特定的儀式里它是有效治愈人的心理疾病的一種手段。

按照這些特征，潮州日常工夫茶又像儀式又不像儀式。如果和現(xiàn)代茶藝相比，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被認為不像是儀式。當和一位來自潮汕的社會學者談到把工夫茶作為一種儀式來分析的可能性時，他非常意外，覺得要再慎重考慮。筆者認為，如果放寬對儀式邊界的限定，工夫茶同樣可以被視為一種儀式來討論。不過，更有趣也更值得探討的問題，不是某種泡茶喝茶方式到底算不算學術(shù)上所公認的儀式，而是事件的參與者為什么具有儀式傾向感。另外，后文將談到，當某些行動者不甘于把工夫茶停留為日常生活之平凡瑣事，而想要讓它躋身成為現(xiàn)代茶藝之重要的領(lǐng)軍者時，那么，不論工夫茶算不算儀式、算是哪種儀式，總之它所能給予人的儀式感將會大大增強，它在如今茶文化體系中的位置可能從邊緣游移向中心。

普通的潮州工夫茶非但沒有和日常生活相隔離，而是融入成為日常生活之隨時在進行的一部分。對于天天浸泡其中的潮州人來說，它顯得隨意、休閑而不具備什么神圣感。但是可能容易被忽略的是，它是一種巧妙的治療手段。喝茶本身固然被認為有利身體健康，但是更能助益人的心靈健康的卻是工夫茶所聚集起來的“氣場”，人們聚在一起喝茶時的談天說地、相互聆聽、舒緩放松。

不過，潮州工夫茶具有重復性和一定的正式性及復雜性，而復雜性正是事件之可能被塑造成為儀式的基礎(chǔ)。在工夫茶的根基上，現(xiàn)代茶藝逐漸衍生，并無疑被許多人認為比工夫茶更象是儀式。所以在進一步對儀式和儀式感進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對工夫茶和現(xiàn)代茶藝的淵源作一梳理。

潮州工夫茶是在福建烏龍茶文化的影響之下產(chǎn)生，或者說系由閩粵兩地共生共創(chuàng)，這是潮州當?shù)厝四酥敛栉幕瘜W者的共識。明末清初，鄭成功占據(jù)臺灣前后，大批閩南人遷來臺灣，帶來了烏龍茶的文化，包括茶葉的種植制作，還有沖泡品飲工夫茶的方式，這正是現(xiàn)代茶藝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臺灣演進的重要基礎(chǔ)。70年代臺灣經(jīng)濟開始騰飛，生活富足后的人們開始在文化生活上有所追求，加之80年代解除了“戒嚴令”，政治上的民主更帶來了文化上的繁榮和多元。教習泡茶的專業(yè)茶社開始出現(xiàn)；地區(qū)性的泡茶比賽推動了臺灣茶葉生產(chǎn)的競爭和人們對茶葉口味要求的提高；可以泡茶喝茶、可以吃簡餐、還可以長時間駐足停留的茶藝館蔚然成風；90年代到21世紀初更出現(xiàn)了集茶席布置、茶空間營造和相關(guān)文藝展演為一身的茶會。正是在這一系列的茶文化活動中，“茶藝”這個名詞出現(xiàn)了，而且被冠名為“中華茶藝”，意指大中華區(qū)域的喝茶泡茶法。

有茶文化研究者指出，之所以冠名“茶藝”，其實是相對日本“茶道”而言的。日本茶道中的流派之一抹茶道源于中國唐、宋時期的茶法，日本茶道中的煎茶道又深受明代飲茶方式的影響。但是不管怎樣，在接受中國影響的同時，日本融合自身特點，形成了獨具日本文化特色的茶道儀式，已為世界公認。既不能沿用別人用過的語詞，要和別人有所不同，還要告知中華茶文化才是世界茶文化的重要源頭——在這些復雜的文化心理之下，“茶藝”這個名稱應運而生，一方面重在申明泡茶喝茶可以融入審美藝術(shù)，另一方面反對像日本茶道那樣過于拘謹而忘記了茶的滋味，而是強調(diào)通過一定泡茶手法而獲得滋味美妙的茶湯。于是，“茶藝”包含某種反日本茶道的傾向。但是如同有的茶文化研究者所指出的，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是，它從一開始其實又是借鑒了日本茶道的法則才逐漸建構(gòu)出來的，特別是當臺灣迫切感覺到需要借鑒學習外來的業(yè)已成熟的茶美學的時候。這也就意味著，“茶藝”從誕生之日起，其實已經(jīng)在講求某種儀式規(guī)則了；它想要淡化儀式規(guī)則，但是其實頗具“儀式感”。

另外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就是茶藝的另一重要源頭工夫茶。雖然茶藝向日本的學習很重要，但日本茶道無論抹茶還是煎茶所用都是綠茶，而臺灣人發(fā)展茶藝所根基的是從閩南一帶傳來的烏龍茶文化，而烏龍茶就得用適合烏龍茶的泡法。從大陸帶來的工夫茶法正是臺灣七八十年代茶社教學“小壺茶法”的重要基礎(chǔ)。一方面，在現(xiàn)代茶藝創(chuàng)立之初，臺灣茶人們很強調(diào)工夫茶源頭，并把工夫茶這種原來只是屬于區(qū)域性的泡茶法上升為代表大中華圈的最重要的茶文化傳統(tǒng)。但另一方面，工夫茶的原型在臺灣諸多茶人們致力于發(fā)展茶藝美學的過程中被改造了，成為了另一種“新原型”。從出湯開始，兩者發(fā)生了分歧。

其一，潮州工夫茶直接從小壺或蓋碗把茶湯均勻分入各個小茶杯。而臺灣茶藝從1980年代開始增加了公道杯（也稱茶盅或茶海）和聞香杯。茶在壺里泡好后，倒入公道杯，再從公道杯分入各個小茶杯（往往不只三杯）、而不再是直接以“關(guān)公巡城”的方式從茶壺分茶，即打破了潮州工夫茶的“三杯法”。臺灣茶人解釋這樣做的理由，一是可以略微降溫，這樣茶入口時不致于太燙；二是可以用公道杯靈活地在不同的時候為客人添茶，而不必等待所有人的茶碗都喝盡了才能收回來再次分茶。不過公道杯和“關(guān)公巡城”在根本原理上是一致的：保證分到每個人茶碗里的滋味是均勻的。聞香杯故名思義，主要用于聞香，往往比一般的茶杯要細高一些。主人將茶水倒入公道杯之后，再由公道杯倒入各個聞香杯，然后客人自己動手把茶水從聞香杯倒入小茶杯，在真正喝茶之前用空的聞香杯來聞賞茶的香氣。

其二，潮州工夫茶一直保持燙壺燙杯，所以需要用到可以盛放壺、杯和剩水的形體比較大的茶船，壺、杯周圍也通常會濕濕的，被臺灣茶人稱為“濕泡法”。而臺灣從1990年代開始啟用“干泡法”，即不再于每一泡的時候以熱水淋壺和燙杯，而是保持茶臺整體干燥，不致因為濕淋淋地而感覺不潔凈，并以能否做到倒水分茶時不溢漏當作一種新的“工夫”。這也導致了工夫茶和茶藝的泡茶者會使用不同樣式的茶船：前者的形體一定要比較大比較厚，才能裝盛多余的水；而后者被簡化了，往往是薄薄的一個小盤、甚或一塊特殊材質(zhì)的木板就可以，而且通常也不再稱為“茶船”、而只含蓄地叫做“壺承”。

其三，潮州工夫茶重在泡茶喝茶的實用，沒有“茶席”之類的講求，器皿在桌子上的陳放方式?jīng)]有特別講求。而臺灣茶藝因受日本茶道的影響，開始加入了茶席設(shè)計的審美元素。即：茶壺茶杯茶布等在桌上的擺設(shè)，力求體現(xiàn)一幅賞心悅目的畫的美感，茶器的造型顏色等有一定的配搭。甚至包括茶室整體空間也有特別的營造，泡茶人喝茶人穿“茶服”，若干人相聚舉辦一定主題的“茶會”，再加上和音樂表演等其他藝術(shù)相搭，是為“雅集”。

隨著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升溫，以及大陸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從臺灣發(fā)展起來的茶藝流轉(zhuǎn)到了大陸。比如從20世紀90中后期開始，大陸的一些大城市里也開始出現(xiàn)了茶藝館。公道杯、聞香杯也開始被廣泛使用。公道杯尤其流行，成為了今天許多大陸人辦公和居家泡茶的必備器件，并標致著一種泡茶喝茶的專業(yè)化和精致化。而茶席擺設(shè)、雅集茶會舉辦之風，更是從臺灣吹來之后，愈演愈盛。打開茶會主辦者們的微信公眾號，會發(fā)現(xiàn)他們在會前的預告或會后的總結(jié)里，越來越多地宣稱：“喝茶需要儀式感”，或“這是一場頗具儀式感的茶會”云云。對茶藝感興趣和參加茶會的人們，來源廣泛而復雜，很難用“中產(chǎn)”、“有錢階層”這樣的名稱一概而論。不可否認其中有不少是個體茶商，但同時也有大量的純粹興趣愛好者。茶會的舉辦者固然希望通過儀式的正式性來服務于商業(yè)，而參加者們則常常通過幾方面來解釋為何需要儀式感。

其一，有儀式感的茶會被認為可以幫助中國人尋回“傳統(tǒng)”。筆者訪問過許多去往臺灣學茶的大陸人士，他們有一種共識：中國大陸因為文化大革命等原因，傳統(tǒng)文化遇到斷裂，而臺灣卻是保存了較正宗的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這一認識，基于一種對大陸過去年代的文化記憶，深懷一種想要撿拾起過去傳統(tǒng)的“饑餓感”。這一“饑餓感”，在茶藝學習上，即演繹成為一種“儀式感”。懷有這樣渴望的人們，在學習中感覺或宣稱自己正在學習一種古老而“傳統(tǒng)”的茶文化，忽略了臺灣傳來的茶藝其實也是一種“新創(chuàng)的傳統(tǒng)”；或者說，許多學茶的人們已經(jīng)不在意這一傳統(tǒng)到底是原真的還是新創(chuàng)的，只要可以滿足他們心理的某種渴求即可。

其二，有儀式感的茶會往往包含一定的規(guī)矩，比如著“茶人服”，比如規(guī)定泡茶喝茶的某個期間不能說話。不少人認為中國人現(xiàn)在極度缺乏規(guī)矩，而講求如何優(yōu)雅地泡茶和喝茶的茶會可以幫助人們重新建構(gòu)一種禮儀。所以，即便中國的茶藝也像日本的茶道一樣，奉行“止語”的法則，不少人覺得也是應該的。

其三，大部分學茶人覺得，有儀式感的喝茶，可以幫助人們在現(xiàn)代社會的紛亂和快節(jié)奏的生活里，找到片刻的安寧和清靜。即，茶藝可以是對抗現(xiàn)代化之負面效應的一種有效方法和途徑。

如前所述，一個事件要成其為儀式，是需要具備一定的復雜性的。現(xiàn)代茶藝在工夫茶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但前者注入了更多復雜的和更多時尚的元素，具有了Turner用于闡釋儀式的“展演”的成分，更為迎合現(xiàn)代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審美口味。而原來被認為需要花費許多努力才泡得好的潮州“工夫”茶，在不少學茶人的眼里，相比之下似乎顯得并沒有那么“工夫”了，或者說，潮州工夫茶的“工夫”不能完全迎合他們需要的那種“工夫”了，因此變成了一種被邊緣化的文化遺產(chǎn)。于是，“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界限被模糊，“傳統(tǒng)”的方式被摻揉以現(xiàn)代的元素來展演，而現(xiàn)代的元素亦被人宣稱為“傳統(tǒng)”。與此同時，即便現(xiàn)代茶會的主辦者和參加者們并不認為他們的方式是如同日本茶道一般嚴謹?shù)膬x式，但是對他們來說，無疑更重要的是通過此行動而獲得“儀式感”。

CatherineBell關(guān)于儀式的研究指出，儀式不僅是一種研究對象，也可以是一種研究方法；儀式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行動過程，而儀式化的事件常包含某種行動力，是行動者對于個人處境和意志的表達。本文認為，“儀式感”即是一種行動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行動的趨向，所以現(xiàn)代茶藝正是以一種正式而復雜的方式代表著中國人當下對某種生活方式的渴望。

“省尾國角”的避世與入世

面對外界不斷升溫的茶文化熱，總體而言，潮州人還是在安靜地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喝茶，而在堅守自己方式的同時又對外界流行的現(xiàn)代茶藝不無批評。筆者在2010、2013年到潮州的時候被告知，除了某幾位文化傳承人那里會專門教授工夫茶之外，沒有什么茶課之說，也沒有什么茶會。當?shù)貓蟾嫒酥赋?，在某種程度上，潮州人安于被邊緣化，安于“省尾國角”，意指潮州位于廣東省的北部、并且是靠海的地方，遠離廣東其他的經(jīng)濟文化中心，天高地遠沒人管。不論是語言、風俗、飲食還是心理，潮州文化和廣東的主體文化粵文化都很不相同，在文化認同上反而和閩南文化更有親近性。在自嘲之際，潮州人又表露出一種慶幸，慶幸因為位于“省尾國角”，所以不容易被他人同化，因而可以更持久地保留本文化的特質(zhì)。他們認為歷史上工夫茶之所以最后集大成于潮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這個原因。所以面對外面光怪陸離的流行茶藝文化，潮州人多少流露出一種“由他們?nèi)y吧，我們還喝我們自己的茶”的避世而又自信的態(tài)度。

這種態(tài)度在喝什么茶、如何喝方面，可以得到具現(xiàn)。單叢茶是一種本地產(chǎn)的烏龍茶，尤以潮州下面鳳凰鎮(zhèn)烏棟山所產(chǎn)的高海拔老叢茶最為有名。走遍潮州，可以看到當?shù)厝税俜种攀诤鹊亩际菃螀膊瑁敹嘁驗楫a(chǎn)地、香型、海拔、樹齡、制法變換而品質(zhì)不同而已。單叢茶的其他烏龍茶親戚，例如安溪鐵觀音、臺灣高山茶，潮州人現(xiàn)在并不怎么感興趣，大多人對龍井碧螺春等名優(yōu)綠茶毫無問津，也并不太跟風去喝最近這些年在全國流行起來的普洱或者白茶。

在如何泡茶方面，潮州人堅守他們原來的“工夫”之道，大多時候堅決不用公道杯或聞香杯。當全國人民正在把臺灣傳來的公道杯作為一種方便奉茶的工具和裝點茶席的絕好元素時，潮州人還在保持著從壺里直接分茶到茶杯的“關(guān)公巡城”方式，并且堅持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喝到茶的好滋味和香氣。針對公道杯可以“降溫”的作用，潮州人反駁說，喝茶“不怕燙，就怕不燙”；并且認為，一用公道杯分茶，“茶水就分層”，意即茶味就散了。針對聞香杯可以專門用以欣賞茶的香氣的作用，潮州人完全不以為然，認為香氣要和湯水合在一起享受才是喝茶之道，何況聞香杯會進一步把茶湯降溫，就無法秉持工夫茶的“趁熱連飲”之道。

當?shù)厝擞X得，潮州工夫茶雖然已被認定為文化遺產(chǎn)和被視為一種文化傳統(tǒng)，但外面的人真正理解潮州茶文化的并不多。筆者在潮州的多位報告人，一方面對于有人研究和關(guān)注潮州，感到高興；但另一方面，他們不斷地告誡，千萬不要把工夫茶看成是什么藝術(shù)，它不過是平常生活之必要的一部分。因此，他們批評現(xiàn)代茶藝的茶會是刻意而為、矯揉造作或附庸風雅，而指出潮州每天隨時都有“茶會”，三三兩兩的人在各個角落聚集喝茶，舊友新朋無不包含；流行茶藝的雅集茶會有的可以一次聚集上百人，但喝完了茶很多人還是互不溝通，而潮州人每天的工夫茶，卻多是含交流于喝茶之中的，而喝茶也正是為了助益人和人的交流。在這個意義上，潮州人指出，工夫茶強調(diào)集體和社交、而不是獨飲或止語的快樂。

不過，情況亦有改變。當筆者2017年來到的時候，聽說當?shù)貏倓偨M建了一個茶協(xié)會。去到的時候，茶協(xié)會的六名成員正在為代表潮州去參加廣東省的一次茶藝展演而進行操練準備。負責人王主任介紹說，這是潮州第一次組隊去參加省里的茶藝比賽。以前潮州人大都對這樣的比賽不在乎，認為只要潮州人民自己天天在“關(guān)公巡城”，茶文化的傳統(tǒng)就還活著。但是王主任認為，潮州人太不注重宣傳自己，潮州工夫茶對中國茶藝的貢獻如此之大，但是在如今國家級省級的諸多茶藝比賽中，越來越?jīng)]有人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她決心組建這個協(xié)會，為潮州工夫茶的宣傳做些事情。

平日在潮州城內(nèi)各個角落喝茶，遇到男性泡茶的時候滿多。而協(xié)會的排練成員卻都是年青女子，這似乎和全國其他地方茶藝隊伍的構(gòu)成狀況趨于同質(zhì)化——在茶藝展演里，女性泡茶的姿勢被認為更為柔美。每個人坐在一張茶桌面前，每張茶桌上擺放著一模一樣的一套茶具。筆者驚訝地看到，里面有公道杯和聞香杯。六名成員動作整齊劃一，一起倒水入壺，一起分茶入杯；排演時，壺中杯中并無茶水，但求動作統(tǒng)一優(yōu)美。領(lǐng)隊楊老師坐在一旁嫻熟地念誦著配合并指導隊員們統(tǒng)一動作的“解說詞”。筆者驚訝地聽到她說：“嶺南工夫茶……”怎么是嶺南工夫茶呢？后來細細詢問才知，現(xiàn)在廣東乃至全國的茶藝表演比賽中，并無“潮州工夫茶”之說，也就無法按照潮州工夫茶通常的泡法來進行。“嶺南”，意指主要是廣東的區(qū)域范圍；而“嶺南工夫茶”是現(xiàn)在經(jīng)國家認定的一種茶藝師資格證考試的項目。有趣的是，“潮州工夫茶”曾經(jīng)從一種區(qū)域性的泡茶法被上升為代表著“中華茶藝”的傳統(tǒng)，但是現(xiàn)在這個名稱卻不能在正式的比賽中用于代表廣東省的泡茶飲茶法；同時似乎也不可沾福建省的邊說成“閩粵工夫茶”，更不能說“臺灣工夫茶”，同時還要迎合全國上下現(xiàn)代茶藝的樣式，不能不用公道杯和聞香杯，于是，“嶺南工夫茶”這個名稱和排演方式就誕生了。

楊老師一遍又一遍地念誦著解說詞，隊員們一次又一次地“沏泡”“嶺南工夫茶”。當隊員們倒水的角度不太統(tǒng)一，或者展示聞香杯用法的動作不太正確時，楊老師就會停下來，一一糾正。當觀摩隊員們以一致的高度抬起壺，以極其小心冀冀的方式分茶入公道杯時，筆者仿佛體驗到了極度嚴格的日本茶道的儀式感。而更有趣的一幕是：協(xié)會的王主任不時來監(jiān)督，察看楊老師及其隊員們排演的進展。她的辦公桌就在排練的后方三四米遠處。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潮州人，她的桌子上放著自己常用的工夫茶具，一邊喝茶一邊觀看排練。她邀請也在靜靜觀摩的筆者一起喝茶。她嫻熟地沖水入蓋碗，然后茶水從蓋碗直接分入三個小杯——“關(guān)公巡城”。這之間絕無公道杯的使用。王主任自己的“三杯法”和她所監(jiān)看的“嶺南工夫茶”，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工夫茶和作為展演而存在的工夫茶之間的強烈對比。恰如Goffman在分析社會生活之表演的“前臺”(frontregion)和“后臺”(backregion)一樣，“前臺”是給外人看的，而“后臺”才是保留更本真的自我的。

最近兩年，聽到關(guān)于潮州工夫茶在升溫的不少傳聞。不能確定這是否是因為潮州有了更多像王主任這樣的人，在做更多的向外宣傳。但筆者聽到的另一說法是，這與最近不少臺灣茶人紛紛訪問潮州有關(guān)。2018年11月，筆者在臺北遇到臺灣《茶藝》雜志主編，被告知，雜志聯(lián)合多名臺灣茶人，確實在近年里組織走訪了工夫茶的故鄉(xiāng)潮州，還有福建、廣東、香港、臺灣、東南亞在內(nèi)的諸多工夫茶區(qū)。茶藝在臺灣發(fā)展到一定的階段之后，茶人們都在尋找新的突破口，而工夫茶是他們覺得應該重新拾起的一個方面。臺灣茶人們近期聚集在一起，舉辦了多次以工夫茶為主題的茶會、討論會等等。在他們的眼里，工夫茶以閩粵作為重要起點，現(xiàn)在已經(jīng)衍生出了多種工夫茶樣式，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一帶的“南洋工夫茶”，包括在大陸工夫茶“原型”基礎(chǔ)上起家的“臺式工夫茶”。凡稱工夫茶，意即這些泡茶都不使用公道杯或聞香杯，而是沿用工夫茶的“關(guān)公巡城”，有一種回歸“原型”的趨向。但除此一致之外，“臺式工夫茶”并無統(tǒng)一套路，用什么樣式的壺、杯組合，用什么樣式的茶船和集會方式，均是各顯神通，呈現(xiàn)出“眾生喧嘩”、即面貌多元的狀況。這種多元，正是臺灣茶人覺得所為之驕傲的他們對于工夫茶的貢獻。

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大城市，工夫茶的培訓班和茶會日益增多。工夫茶變得越來越“入世”了。教習工夫茶的老師，部分來自潮州，而學習者們則基本都是外鄉(xiāng)人。和使用公道杯及聞香杯的現(xiàn)代茶藝所不同的是，目前工夫茶的培訓回歸“三杯法”。但是，和現(xiàn)代茶藝所趨同的是，這些工夫茶的器具也越來越呈現(xiàn)出一種具有時尚感的精致化，有一種將日常生活工夫茶重新復雜化的趨勢。而且，它們接受了臺灣傳來的茶藝的影響，越來越注重茶席的設(shè)計、品茗空間的裝飾配置，美其名曰“工夫茶生活美學空間”?？傊?，被專門用于教習和展演的工夫茶樣式和現(xiàn)代茶藝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或者說，工夫茶被當成了現(xiàn)代茶藝的一種呈現(xiàn)形式。在精致空間里參加工夫茶培訓和工夫茶茶會的人們，學習著“關(guān)公巡城”，學習著“燙杯”，穿著專門的茶服，越來越有“儀式感”。不過，潮州人于每日生活的工夫茶“氣場”之間所集聚的被群體文化所形塑的那種“身體感”，可能未必在茶會之間拾得。即：獲得了關(guān)于工夫茶的新的儀式感，但卻可能丟失了工夫茶原有文化所持有的身體感。

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新的矛盾

本文對潮州每日生活的工夫茶和現(xiàn)代茶藝的樣式及二者的淵源進行了探討。并且特別以工夫茶為焦點、以現(xiàn)代茶藝為參照物，敘述了工夫茶作為一種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其位置的游移變化。前者深深植入每日生活、已經(jīng)成為潮州當?shù)厝说囊环N生活習慣、時時在進行，并可能令人質(zhì)疑它作為“儀式”的合法性；后者盡管一開始出現(xiàn)時具有反儀式的傾向，但是在實踐中越來越奉行“生活需要儀式感”的法則，鮮明地追求時尚美，并煞有介事地進行儀式展演。而當工夫茶從街頭日常生活被移植到展演生活空間時，它也變得越來越像儀式，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令參與者獲得了更多的“儀式感”。

潮州工夫茶和現(xiàn)代茶藝都曾經(jīng)被用以代言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茶藝初創(chuàng)之時，工夫茶被追溯為代表“中華茶藝”的基石。或由于外界充分論述，或出于地方文化自信，總之潮州人對自己的工夫茶作為中國茶文化優(yōu)秀代表的地位深信不疑，大家都每日踐行“關(guān)公巡城”、“韓信點兵”，以之作為對傳統(tǒng)的守護?，F(xiàn)代茶藝從臺灣誕生之日起，亦在表明一種拾起傳統(tǒng)的決心。這一態(tài)度在大陸向臺灣學習茶藝的方面，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在這一學習中，臺灣茶藝被當作了中華茶文化傳統(tǒng)的正宗代表。在今天于大陸頻繁展演的茶會上，人們呼喚“儀式感”，把具有現(xiàn)代甚至后現(xiàn)代風格的茶席、茶服和茶儀建構(gòu)為對古代傳統(tǒng)文化生活方式的復興。

文章來源：《遺產(chǎn)》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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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當下的各類茶事中，人的感官體驗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味覺、嗅覺、視覺、聽覺、觸覺在人們品茶的過程中的參與程度又是不同的。從感官符號學（sensori-semiotical）的角度觀察，中國流行的茶事活動可劃分為：儀式化的茶會、規(guī)范化的茶藝培訓和辯論性的斗茶賽。人們根據(jù)場合和語境對不同的感官會選擇性地抑制或凸顯：茶會通常突出視覺效果而抑制聲音表達與語言交流，茶藝培訓課程既重視對香氣、滋味的感覺訓練，也重視通過規(guī)范化的語言和動作表達自己的感受；在斗茶賽中，味覺和嗅覺占據(jù)絕對主導地位，但同時也鼓勵言語的創(chuàng)造性表達和聲音的在場參與。在中國當代茶事活動中，多重感官的交感（inter-sensoriality）與通感（synaesthesia）普遍存在于人們的品飲體驗中，“滋味”不僅被嗅覺和味覺所主導，同時聽覺、視覺和觸覺的參與也會綜合人們對味道的感知。

(一)

或臨崖傍水，或在水行舟。

閩東山河的主色調(diào)大都是青綠的，即所謂青山綠水。

福安更是如此，也因為給它的排位是閩頭浙尾，所以最重要的地理標志便是鷲峰山脈，夾雜于太姥山脈與洞宮山脈之間，從北而來，如一個矯健的登山運動員，一路拾階而下，向南奔往春暖花開的大海。而一路依偎著鷲峰山脈的則是長溪，她如窈窕淑女，朝霧夕嵐，芳顏疊翠，婀娜多姿間，曲流百折如風吹羅帶，經(jīng)賽江，義無反顧地投向三都澳的蔚藍。

一路開疆拓土的長溪兩岸便是狹長的谷地，社口的坦洋便在其上游的沖刷中，成就了一塊如板一般坦坦平平的溪坂，民間俗稱：板洋。早期有可能產(chǎn)竹子，又稱：竹坂里。又因村后山多桂花樹，香飄四溢，也稱：桂香山?！疤寡蟆钡恼酱迕麆t出現(xiàn)在1762年官修的《福寧府志》。

一抹秋陽把這條流經(jīng)的坦洋溪照得透綠。

農(nóng)耕時代，水運便是高速公路。那時，長溪水系溪河密布，皆可行船，沿溪村莊都有碼頭。坦洋的碼頭就在真武亭橋下，雖然現(xiàn)在已是水平面下降，只象征性系泊著一艘烏篷船，但在那時卻是可以駛著1噸左右的小溪船，裝載著貨物，從坦洋碼頭出發(fā)，運到社口的溪口村，再沿長溪干流順溪而下，朝發(fā)夕至賽江碼頭，過駁出洋。

南方有嘉木。這樣的青綠山河，必定藏著奇珍異葉。

人類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植物而生存。因為植物，文化和文明誕生了。因此，植物的機遇也是一種文化的機遇。

坦洋也因為一片樹葉的枝繁葉茂而迎來了機遇與挑戰(zhàn)。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詭異的朝代。農(nóng)民出生的朱元璋不僅是權(quán)術(shù)大師，而且是中國最懂茶的制茶大師。從某種意義來說，沒有他的“廢團改散”與“廢蒸改炒”詔書，或者就沒有了后來的“工夫茶”。

在他執(zhí)政的第四年，第一次將茶貿(mào)與政治掛鉤。

自唐宋以來，茶葉一躍成為國家戰(zhàn)略物資。邊遠的夷族需茶，中原文明缺馬?！氨说貌瓒鴳严蝽?，我得馬而壯軍威”茶馬貿(mào)易由此成為中央王朝掌握華夏邊疆地區(qū)的命脈。

1371年，也就是明洪武四年，朱元璋執(zhí)政才四年，他便在戶部設(shè)置"茶課司"與"茶馬司"，確定以陜西、四川茶葉易番馬，于是在各產(chǎn)茶地設(shè)置茶課司，定有課額。明代的茶馬政策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成為"制服西戎之術(shù)"。

也就在這一年的八月，坦洋的桂香山漫山奇香，茶香與桂花香成天作之合，桂香茶由此得名。

而一位叫胡有才的村民在野生叢林中發(fā)現(xiàn)一株神異的古茶樹，它可以從清明一直采到白露，時歷三春，平均畝產(chǎn)鮮葉近七百斤。因為這種茶樹葉大如菜葉，所以當?shù)厝司头Q為“坦洋菜茶”。于是在那年開始，“坦洋菜茶”在這個小村落的溪流兩岸蔓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體恤民情，認為唐宋制作龍鳳團茶為貢茶，制作程序太過繁雜，費工費財，卻只能喝那么一點點茶，勞民傷財，于是下詔罷造團茶，改革制茶技藝。

那時，朱元璋的兒子朱權(quán)也是個品茶大家，他助力父皇推廣制茶新工藝：“廢團改散”與“廢蒸改炒”，即把團茶變成散茶，把蒸青法改為炒青法。以烘焙團揉方式制茶;而在泡法與茶具上，喝茶的工具從碗變成杯，熱水沖進茶壺里，茶葉在壺中閃展騰挪，葉瓣的舒展，叫醒了白灼似的茶之原味。

唐宋時期的“煎茶”“煮茶”和“點茶”的飲法在明代褪去了繁花似錦，散葉茶回歸質(zhì)樸，撮泡法亦日漸流行，而“工夫茶”便以撮泡法為主，也因此成就了“工夫茶”在明清走向鼎盛。

撮泡法成為主流，身在中國南方的坦洋菜茶也迎來了升級版的新貴。

從地圖上看，12.4萬平方公里的東南沿海省份就像一枚嫩綠的茶葉。茶之于閩粵也如這片嫩綠的茶葉一樣，已是葉脈相連。

北宋的時候，在閩粵交界處，有個地方叫饒平，潮州人非常喜愛福建武夷的烏龍茶，因此閩粵茶商便在此交易。交易時，彼此用小盅來品茶鑒定制茶之工夫、泡飲之工夫，“工夫茶”一說就在這地方叫開了。因此，工夫茶在北宋源于閩粵是個大概率的說法。

關(guān)于工夫茶的緣起，有閩粵之爭，但較為完整的說法應該是：源于福建，盛行于閩南、廣東潮州和臺灣乃至東南亞一帶，并由此形成閩式、潮式和臺式三大派系。

福安坦洋工夫雖算是后起之秀，但福安茶史其實也大部和中國茶史同頻共振。

茶葉在商周時期，由于限量生產(chǎn)，還屬于貴族的享受。到了兩晉北朝，茶才開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現(xiàn)在文人雅士的聚會中。只有到了隋唐，茶葉在四川大規(guī)模種植，茶不再是顯族的獨有，而進入尋常百姓家。

無獨有偶，1972年，在福安一個叫溪北的小村挖掘出一個墓葬，券頂磚上刻有“大業(yè)三年”字樣，也就是隋煬帝執(zhí)政第三年。在出土的隨葬品中有3件青釉茶托杯。福安有1400年的飲茶史就這樣坐實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年隋煬帝為了打通西域，派出裴矩為黃門侍郎，常住張掖，主持與西域的聯(lián)系，兼管與西方各國的通商往來，而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三卷，記載著以敦煌為總出發(fā)點，到地中海的三條大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正是到達伊朗、羅馬等西亞、歐洲各國。這便是后來的絲綢之路。到了唐代，茶葉與絲綢、陶瓷一并成為絲綢之路的主角，一路高歌，經(jīng)由阿拉伯人到達西歐，以及借由蒙古人到達俄國。

在中國歷史上，唐宋人的文化品位、生活質(zhì)量恐怕是世界地標。像喝茶，也非常精細繁復。

到了唐朝，喝茶以烹煮為主，以蒸青方式處理茶葉，烘焙碾碎，研磨后篩濾成粉狀，放進容器里保存，然后煮水放進鹽巴、生姜調(diào)味去苦味。

唐時的福安人則將飲茶叫為“食茶”。那時，福安的茶品也即為蒸青餅茶和蒸青緊壓團茶。所謂的餅茶和團茶，即是將茶葉碾成細末，加上油膏、米粉制成。要喝的時候，和著蔥、姜、橘皮、薄荷、棗及鹽等調(diào)料，再烹煎食用或湯飲，故有“食茶”一說。

宋代人的煮茶比唐人的煎茶更加講究。唐人該有的工序一樣都不少，還多加好幾道工序。他們將茶葉壓縮制成團，然后再取下茶葉烘焙磨粉，將茶葉研磨的更細致。唐人多把茶葉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后則燒開水后再注入茶葉。北宋貢茶“龍鳳團茶”更是裝飾極致，茶餅上印有龍鳳形的紋飾則是用純金鏤刻而成。

1986年，在蘇陽村先后出土了兩塊專供斗茶用的宋代建窯黑釉兔毫盞殘片。可以想見，那時的福安人也有了點茶、斗茶?！捌呦?，乞巧。是日俗以桃仁、米糕點茶”(明萬歷《福安縣志》)。

到了元明時，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統(tǒng)治者與中原農(nóng)民出身的朱元璋都不喜歡這種過于精細委婉的茶文化。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又沒有能力和時間品賞。他們更喜歡的是新工藝制作的條形散茶。于是，散茶漸漸融入中國人的生活。

元時福安，也出現(xiàn)了沖泡茶，茶香也隨之在里巷漫溢。這一簡單直接粗暴的飲法改革，激發(fā)了民間對茶葉的大量需求，種植面積隨之蔓延，依山傍海、山河青綠，鷲峰山脈、長溪兩岸優(yōu)越的自然條件更是成了東方神葉的種植天堂。

到了明萬歷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08年，按謝肇淛游歷閩東后所著《長溪瑣語》所記：環(huán)長溪百里，諸山皆產(chǎn)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隨著量的增加，福安的茶質(zhì)也得到提升，得到朝廷的垂青，福安的貢茶時代來了。公元1522年至1566年期間，明嘉靖版《福寧州志》記載：福安縣常貢芽茶67斤8兩，葉茶50斤9兩。

一個地方產(chǎn)業(yè)的興起必定是和它的經(jīng)濟基礎(chǔ)相關(guān)聯(lián)。

經(jīng)過康熙、雍正兩代皇帝的勵精圖治，到乾隆接手時，康乾盛世達到了真正的頂峰。人民安居樂業(yè)，人口達到1.5億。國庫存銀從乾隆即位之初的3453萬兩，到乾隆三十九年則增長到了7390萬兩。但這期間，歐洲已經(jīng)開始工業(yè)革命，而大清王朝的財政收入依然靠農(nóng)業(yè)和手工制造業(yè)。茶葉的貢獻更是大宗。

康乾盛世也外溢到了南方黃金海岸。清乾隆中期，福安的商業(yè)經(jīng)濟隨之起舞。不僅商貿(mào)市鎮(zhèn)在長溪兩岸星羅棋布，而且水運碼頭鎮(zhèn)鎮(zhèn)不缺。隨著水運交通的崛起，早期的商幫也應運而生。他們在各市鎮(zhèn)碼頭將土特產(chǎn)品裝上船舶，出白馬門，或北上溫州、寧波，或南下省城福州。他們用轉(zhuǎn)手的差價利潤再采購家鄉(xiāng)所需。福安會館也在福州占有一席之地。商人、商船、商幫與會館，一條成熟的茶貿(mào)流通鏈已然形成，實為坦洋工夫的后繼勃發(fā)歷練了一支見多識廣、人脈通達的營銷團隊。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以后，英國人捷足先登，于1644年將福建茶葉運到英國。英國政府為了保證國內(nèi)有一定量茶葉庫存，便令東印度公司在廈門設(shè)立商務處，組織閩茶運回英國?？滴醵?1684年)海禁開放后，茶葉輸出逐漸增多，促進各地開荒種茶，茶葉生產(chǎn)得到快速發(fā)展，手腳勤快的福安坦洋人也趕上了開荒種茶的熱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規(guī)定“遍瑜香船，嗣后口岸決定于廣州”，同時還規(guī)定茶葉出口只能茶商行代辦，禁止民間交易。由于福安水路可通達廣州，茶葉運銷對遠銷有利。頭腦靈活的坦洋人，紛紛改開荒種茶為試制新茶，開設(shè)茶莊，做起茶行的生意。他們以“坦洋菜茶”為原料，細制桂香茶，打開國內(nèi)外市場。

1850年正月丙午日，道光皇帝去世，他的第四個孩子愛新覺羅· 奕寧繼位，第二年即1851年改年號咸豐。

在這一年，中國的茶界發(fā)生了兩件大事。

這一年，英國倫敦舉辦首屆世博會——倫敦世博會，長期在江浙滬經(jīng)營茶葉、絲綢的廣東籍商人徐榮村寄出12包“湖絲”參加展覽，經(jīng)博覽會評定，公推為第一名。維多利亞女王賜金、銀獎牌各一面，并賜贈“翼飛洋人”執(zhí)照一份，允許“湖絲”進入英國市場。這是中國產(chǎn)品首次在世界博覽會上取得金獎，1853年之前，中國茶出口的茶葉主要是紅茶和綠茶，并由廣州口岸輸出，廣州茶商控制了閩茶貿(mào)易。因此，由廣州茶商帶到這屆世博會亮相的白毫茶、工夫茶和烏龍茶實為出自武夷山?！队鴤惗氐谝粚檬澜绮┯[會評獎委員會報告書》如此記載：“中國茶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品種齊全，品質(zhì)卓越，含有罕見的和昂貴的成分，還具有不小的科學研究價值……展出的各種品種的白毫茶，有一些能賣到50先令一包……工夫茶或?qū)庩柌柚饕隹诘矫乐奘袌?。烏龍茶在加爾各?印度城市)是最好的飲料。”

這一年，“茶葉間諜”英國人羅伯塔·福瓊從武夷山桐木關(guān)帶走23982株茶樹苗、17000粒茶樹發(fā)芽種子、1000多件制茶工具和8位中國茶師，通過海運從福州、廣州、香港到達印度加爾各答，這才有了后來中國紅茶的強勁對手：印度、斯里蘭卡紅茶產(chǎn)業(yè)。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茶葉生產(chǎn)幾乎都是中國壟斷，而茶種與制茶技術(shù)也是常年封鎖，不準出口。此后，英殖民地印度成功培育出茶葉，羅伯塔·福瓊開始污蔑中國茶有毒添加，中國茶在國際市場走向衰弱。

1851年，對中國茶界來說是個喜憂參半的年份，但對坦洋菜茶來說卻是開天辟地的好年份。

明洪武四年(1371年)，當?shù)夭柁r(nóng)將在野生叢林中發(fā)現(xiàn)的那株神異的古茶樹母本原株移到家園中，經(jīng)悉心培育分離選育出有性群體小葉種，即“坦洋菜茶”。在一般條件下，“坦洋菜茶”三月中下旬萌芽，四月上旬開始采摘，全年生長期220天，枝繁葉茂萌發(fā)四至五輪次。易栽培好管理的栽培特點令福安茶鄉(xiāng)遍蒔小葉種菜茶。制工夫紅茶，條索緊結(jié)細秀，色澤烏潤，香氣清高鮮爽，滋味醇和甘甜，是制坦洋工夫的主要原料。

有了坦洋菜茶的好胚子，那么，坦洋工夫的創(chuàng)制與崛起也應該是水到渠成的事。關(guān)于它的創(chuàng)制有兩個版本：

一說是清朝乾隆版。

坦洋早期的茶商有胡姓、施姓、王姓、吳姓和郭姓等，他們將細制的桂香茶通過水運通達廣州，銷往海外市場。期間，胡氏家族不僅在明末清初趕上了開荒潮，在坦洋周邊開辟了許多茶園，而且研制新茶，開設(shè)茶莊，做起了通過海運到廣州的茶葉生意。有一年，胡氏第四代——胡福四(1722—1791)在前往廣東探親途中發(fā)生了意外，與他同船的人都淹死了，胡福四死里逃生，遇一過往船只搭救，這船的主人是一對母女，恰巧是廣東某英商洋行買辦的眷屬。買辦得知胡福四來自茶鄉(xiāng)，便告訴他英國人喜歡喝紅茶，或許是為了下一步的合作，買辦把發(fā)酵紅茶、加工紅茶的技術(shù)教授給了他，并囑咐他返鄉(xiāng)后如果能做得出來，便可運抵廣州，由其洋行銷往英倫。胡福四回村后，立即以本村的“菜茶”為原料，將買辦教他的紅茶制作技術(shù)反復改進，終于制造出一種風味獨特的紅茶，因為其制作工藝繁雜，要花時間、見工夫，他便把它命名為“坦洋工夫”。

另一說便是1851年的清咸豐版。

這一年，也是胡氏茶商外出，在一客棧遇見一位建寧茶客身患痢疾。

胡姓茶商便以坦洋茶，加生姜、紅糖泡沖為藥，叫那人服下，即康復。

感激之余，建寧茶客即與胡氏結(jié)拜為兄弟，并傳他來自崇安桐木關(guān)的“正山小種”的自然萎凋、手工揉捻、室內(nèi)發(fā)酵、炭火烘焙等制作技藝。后胡氏以坦洋菜茶為原料，制作工藝如法炮制，更有所創(chuàng)新。更因頗費工夫，胡氏有感而發(fā)，稱之為“坦洋工夫茶”，其產(chǎn)制的茶莊便是后來赫赫有名的“萬興隆”茶莊。

這一說法，我們在陳宗懋教授主編的《中國茶經(jīng)》得到了佐證：“產(chǎn)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鎮(zhèn)桐木關(guān)的小種紅茶稱‘正山小種’”;而“外山小種”指的是政和、坦洋、屏南、古田、沙縣及江西鉛山等地所產(chǎn)的仿制正山小種品質(zhì)的紅茶，或稱“人工小種”。

就這樣，以坦洋菜茶鮮味做原料生產(chǎn)出來坦洋紅茶，在萬興隆茶莊的包裝下，最早以茶標“坦洋工夫”運銷荷蘭、英國、日本、東南亞等二十余個國家與地區(qū)，年創(chuàng)收外匯茶銀百余萬元。而它特有的鮮紅呈金邊的湯色，則開啟了一段閩紅的傳奇。

一時間，坦洋商賈滿鎮(zhèn)，而茶船則遍于長溪，一溪流水香。

(二)

每年二月初二，“土地?！眲傔^，手腳利索的吳庭元便乘船從坦洋出發(fā)，趕往設(shè)在福州蒼霞洲的“元記茶?！?，向老客戶收取茶銀定金。等到當年的春末秋后，再給客商發(fā)去一船船“坦洋工夫”茶。

那時，銀元是用桶裝的，每千塊銀元裝一桶。幾十擔茶銀用船運送，進入黃崎港后，沿長溪逆流而上，直達社口的溪口碼頭，再雇挑夫從陸路挑回坦洋。那時，坦洋有民謠唱著：銀桶比冬下的番薯擔還多。

吳庭元將收取的茶銀第一次運回時，一隊挑夫挑著銀元桶，穿過熱鬧的坦洋街，迎著的都是一張張喜悅的笑臉，聞著的都是“吱呀”的扁擔聲與“嘖噴”的稱贊聲。而在吳家大宅里，吳庭元的老母親看到那一桶桶白花花的銀元，還以為兒子當了劫匪，心都要跳沒了。

銀元多了，自然招來匪患。坦洋街有70多家財主。為了保坦洋平安，豐泰隆茶行老板、武舉人施光凌獲福安知縣特許籌辦團練。施光凌身先士卒，多次擊潰山寇。清末民初，到了吳庭元繼承祖業(yè)時，社會更是動蕩，吳庭元等茶行老板便組織村民自衛(wèi)，筑起一道十余里的城墻，每道柵欄門都建有四方形的炮樓，12座炮樓環(huán)繞坦洋周圍。武裝自衛(wèi)隊最多時有360多人。“坦洋工夫”的始創(chuàng)家族——胡氏家族，經(jīng)營著25家茶行，是坦洋開設(shè)茶莊最多的家族，因此，殷實的茶資和顯赫的茶界大佬地位，令胡氏在安全保障上更是耗資巨大：胡氏大院高墻連接著兩座炮樓，防護門、彈藥庫、糧倉和秘密水井樣樣俱全，易守難攻。

1903年，“坦洋工夫”正火。接下父親吳步云、叔父吳步升的茶葉生意，吳庭元打出一連串的“組合拳”：在坦洋開起了“元記茶行”商號;在福州開設(shè)茶棧，掛英國人的牌照，專接老外的生意;在香港注冊“元記”商標，用自己頭像做LOGO，凡“元記茶行”茶品都會貼上中英文“元記”商標。這樣的營銷手段，發(fā)生在1907年，開了福建省茶界之先河，放到現(xiàn)在也不落后。

吳庭元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那是因為他在坦洋街上擁有鋪面36間，伙計百余人，茶山4座，精制茶廠1家，揀茶工、制茶師傅兩三百人，年產(chǎn)精制“坦洋工夫”2000余件、200多噸，遠銷英國、俄國等地。

接下祖業(yè)的那一年，吳庭元才20歲。少年得志，便成為閩茶界之巨商。

從1851年坦洋人創(chuàng)制紅茶開始，到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澳設(shè)立福海關(guān)，三都澳便成為閩東茶區(qū)天然的航運中心。從賽岐港啟運的茶葉不再走飛鸞嶺官道，而是到三都澳過駁，經(jīng)過6個多小時的航程，直達福州口岸，再出口歐洲。

早期，福建茶區(qū)產(chǎn)的茶都是貢茶，衙門不發(fā)茶引(指運銷執(zhí)照)，不許外銷。但外地茶商可以到福建茶區(qū)購茶。后來，中國與各國通商，但清政府禁止茶葉從海路出口，閩茶只能水陸兼程，運入江西，再輾轉(zhuǎn)廣東，由廣州十三行進行收購，再轉(zhuǎn)口出洋。行程1450多公里，耗時近2個月，其運輸成本與苦累可想而知。

1899年，福海關(guān)的設(shè)立，閩東茶葉到福州比到廣州的貨價至少可以下降25%，運輸時間也大為縮短，這令“坦洋工夫”出口銷量倍增。隨著財富水漲船高，茶區(qū)家族興旺，茶商南來北往，坦洋茶街迎來了它的高光時刻。

那時的坦洋茶街上，最靚麗的是茶商家的女孩。穿著旗袍與時裝，打扮時尚不亞于大都會。她們自信款款地走在坦洋茶街上，引來各地茶商回頭追光。長達一華里的茶街有茶行36家，主人大多為本地人，也有外地的茶商。僅雇工就有3000多人。外姓的大量遷入，人口猛增，市井興隆。

坦洋茶行規(guī)模最大的也是元記茶行。后面依次是宜記茶行、?？栊?、冠新春茶行、裕大豐茶行等。茶行都是臨街的鋪面，房內(nèi)有寬敞的天井、廳堂和兩邊廂房，樓層或二、三層，也有四層的，底層專收購茶葉，二層為精制茶作坊，三層做倉庫，四層則是雇工宿舍。一律的通間木結(jié)構(gòu)，三面三合土墻，一面店門板。為防賊(火)，門皆包鐵皮，內(nèi)襯巴掌大的竹葉。

與茶街一溪之隔的商業(yè)街，140余家酒肆、飯館、客棧、布店、魚貨、藥鋪、京雜比鄰相肩，媽祖廟、真武橋、戲臺點綴其間。福安稅務局，當時叫“厘金局”，設(shè)在坦洋也是自然在理。

就在吳庭元擔任福安縣商會會長期間，1915年，“坦洋工夫”紅茶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和貴州茅臺同獲金牌獎章。消息傳到坦洋小村，猶如投下震蕩彈，瞬間又將坦洋蝶變?yōu)橹苓叢鑵^(qū)巨大的虹吸平臺。這一年，經(jīng)三都澳出口的紅茶比1912年增加了43%。

因此，每到茶季，政和、壽寧、周寧和泰順的茶商連夜把毛青茶裝在布袋里，再雇挑夫透夜挑到坦洋，制成工夫紅茶。那時的挑夫為了趕夜路，都要跋山涉水，憑著一雙鐵腳板，每人備一盞蠟燭燈籠裝在長竹蔑一端，照著前方起起伏伏的夜路，另一端則別在挑夫后背固定著。一到茶葉旺季，坦洋周邊茶區(qū)的山間小路，常有火龍在崎嶇山間蜿延，往坦洋方向趕路。第二天早上，坦洋茶街便迎來各個茶區(qū)的挑夫長隊，滿街的“吱呀”聲，滿街的茶青香。

吳庭元的“元記茶行”便也寄托著茶區(qū)茶農(nóng)的希望。男人們除了下田種地，就是到“元記茶行”等茶行打工，而女人們就是在茶行當揀茶工，實實在在賺些銀元過日子。在茶季最繁忙的季節(jié)，“元記茶行”還會雇外地人幫工。村里住不下了，這些外地人就在村旁的山腳搭起草寮棲居。到最高峰時，“元記茶行”年雇工百余人，揀茶工二百多人，年產(chǎn)精制“坦洋工夫”干茶2000多擔，利潤5萬銀兩。每年發(fā)放“茶銀”時，“元記茶行”則需要七十多人挑著140多桶(每桶裝1000塊銀元)銀元，從坦洋挑到產(chǎn)茶基地嶺下村，發(fā)給當?shù)夭柁r(nóng)。

采茶、揀茶、制茶，各個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雇的工人多了，便需要小額銀幣支付，但當時小額銀幣流通量不足，吳庭元等茶商便開始各自發(fā)行小額“茶銀票”，用于支付雇工的工資?，F(xiàn)存最能體現(xiàn)專為支付揀茶工發(fā)行的“茶銀票”是坦洋“振泰興”茶行發(fā)行的“茶銀票”：票面為橫版印刷，“茶銀票”正中間為一閩東古民居依山而建，疑似“振泰興”茶行全景。左右兩邊豎直印“壹角”，錢幣上方為坦洋“振泰興”字號名稱，中間下方橫書：民國二十二年印，底部注：整拾角換通用大洋壹元，各豎印“揀工”“暫用”二字，證實當時“振泰興”茶行發(fā)行“茶銀票”只為支付工人小額工資。

有了銀元，吳庭元便在臨街的茶行后蓋起了五座連環(huán)大厝：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四仙堂和五仙堂，每座“仙堂”都有六間堂屋和八間廂房，雕欄玉砌，寬敞的天井、大廳、回廊、魚池、花壇氣派之至。吳家宅院旁還建起了一棟小洋樓，二層土木建筑，紅漆門窗，半圓彩色玻璃，旋轉(zhuǎn)樓梯，扶手雕花。后院還有橘園，可遠眺坦洋茶山。小洋樓專門接待外商。1910年，有一俄羅斯茶商來考察“元記茶行”，便住在這座洋樓里。

閩東雖然依山臨海，臨海但少有腹地，依山卻溝壑縱橫，因此大多的村莊都選在谷地中臨溪的沖積小平原，地貌是狹長的，往往是臨溪一條街逛到底，沒有縱深。那時的坦洋茶街也是如此，熱鬧，但街道很窄。為了給俄羅斯客商留下好印象，他便以生意很忙為由，躲得遠遠的，并交待家里人要把客人留在家中，好生招待。直到俄羅斯客商要走了，吳庭元才露面陪著他到街道上逛了一圈，還說，這里只是坦洋的小街，你匆忙要走，后面的大街我就不帶你看了。這位俄羅斯茶商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聽得一愣一愣的，反而還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最后，俄羅斯商人和“元記茶行”簽下一筆50噸“坦洋工夫”茶的大單。吳庭元的這一大手筆，在當時的福建茶界也是擲地有聲。

早期，福安坦洋運往福州的茶葉除了全程走水路，還有一條是水陸兼程，“坦洋工夫”茶運到白馬門后，再過駁輪船運到寧德飛鸞碼頭上岸，然后要雇挑夫翻越飛鸞嶺，循官道經(jīng)羅源、連江，到達福州口岸，遠銷歐美等。這條路也是充滿艱辛。在崎嶇的山路上要走上兩三天的路程。吳庭元的父親吳步云熱心公益，為人仗義。不僅出資修通了曉陽往福安城關(guān)的咽喉要道嶺頭亭和寧(德)羅(源)交界處的五福亭，而且還與福安茶商一起出資重修飛鸞嶺官道。這一善行基因也傳給了吳庭元。

民國初年，有兩個女人找到設(shè)在福州蒼霞洲的“元記茶行”避難。一聽說這兩人是被通緝的革命黨人楊正國的妻女林秀欽、楊云英。吳庭元二話不說，就把他們藏匿起來，還盛情款待。吳庭元的豪氣令楊云英心生戀意，后來和吳庭元結(jié)合，生一女，名：桂珠。1938年2月，其女桂珠成婚，吳庭元以每年三百擔稻谷田租、還有洋樓、花園作為陪嫁。女婿高誠學是當時的福安縣長，又用這些嫁妝在福安溪柄創(chuàng)辦了“歸田農(nóng)場”，也就是現(xiàn)在的寧德市農(nóng)科所。

民國23年(1934年)，也就是吳庭元31歲那年，正是“元記茶行”最紅火的時候，鋪面突遭大火，全部被焚。吳庭元連死的心都有了，但他心有不甘，想重建“元記茶行”。他到村里瓦匠家訂購瓦片，而那瓦匠卻和他說：“吳老，這些錢不多，您先拿著，等來年茶銀發(fā)放時再還吧?！?/p>

鄉(xiāng)人對他的信任，這又給了他重振雄風的信心。

終于，擁有12個鋪面的“元記茶行”重建起來了，并以十二生肖逐一標注鋪面門板和茶具。

吳庭元雄心勃勃，但戰(zhàn)爭烽火卻又阻斷了通往東南亞和英倫的海上茶路，“元記茶行”和吳氏家族再度門庭冷落，擁有30多家茶行、各類店鋪140多家的坦洋茶街，也頓別車水馬龍，僅剩11家茶行。“坦洋工夫”產(chǎn)量由10萬箱降至4萬余箱。

雖然不景氣，“元記茶行”產(chǎn)量也銳減至二三百件，但心氣甚高的吳庭元還是堅持了6年。后來日本人投降，吳庭元把關(guān)停了2年的“元記茶行”傳給了兒子吳奇玉。

吳奇玉雖然不付重托，讓“元記茶行”重新開業(yè)，最高峰時，也曾生產(chǎn)五六百件“坦洋工夫”紅茶，但已是日暮西山。解放前夕，“元記茶行”香隕人散。

1982年，“元記茶行”第3代傳人吳潤民在社口鎮(zhèn)區(qū)復出，他墾荒山，種茶園，辦茶莊，做綠茶，希圖喚醒吳氏家族的百年茶夢。但一次生意的失敗，卻讓吳潤民退出茶界，只能每年做上幾十斤的“坦洋工夫”紅茶，面上是為了打發(fā)生計，其實他是不想讓祖上傳下來的傳統(tǒng)手工制作“坦洋工夫”技藝在他這一代消逝。

2018年開春，坦洋村里的茶商又多了起來，好的“坦洋工夫”紅茶每公斤能賣到四五千元，這讓吳潤民看到“坦洋工夫”的新希望，心一熱，便收了40歲的侄兒吳高峰做徒弟，還一起合辦了“坦洋工夫”菜茶育苗場，復墾了三四十畝老茶園。

作為村里沿用傳統(tǒng)手工技藝制作“坦洋工夫”的幾位老茶人之一，吳潤民還重操技藝，親手制作了200多公斤“坦洋工夫”紅茶，沒想到銷路還很好。這又讓他重燃“元記茶行”復興之夢。他和族人商量，要將在別人手里使用的“元記茶行”買回來……

現(xiàn)在，“元記茶行”已重回吳氏家族，由吳潤民弟弟的兒子在經(jīng)營，只可惜，吳潤民老人已經(jīng)去世……

茶帶給人繽紛的愉悅，但茶葉的歷史卻充滿著無盡的痛苦與欲罷不能的奮斗。

(三)

這是一段一百四十一年前的文字記錄，最真實還原了福建茶區(qū)的茶季，那些挑夫在古官道上長途跋涉的辛苦——

“這個地方在福州北部的北嶺，走半天就可以到。坐兩小時的轎子到山下，再沿著陡峭，但鋪得很好的花崗石板的山路拾階而上，直到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清晨5點即可看到三四個苦力結(jié)幫成伙地下山，每個人都挑著兩個大布袋裝著的茶葉，約有120 斤重。天越亮，人數(shù)越多，形成了一條綿延不斷的人流，蜿蜒通向港口。許多大樹參天的地點擠滿了吃飯、睡覺的苦力，小路上都是竹扁擔和茶包。這苦力不全都是從北嶺來的，因為這條路通遠方各產(chǎn)茶區(qū)。這些苦力要在崎嶇的山間小道上走二、三天，在5、6、7月份間，這里喧嘩吵鬧，充滿了生機?！?/p>

這一段文字寫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間，作者是閩海關(guān)稅務司愛格爾。那年的茶季尤其的旺，經(jīng)閩海關(guān)出口的茶葉達663000擔。閩海關(guān)已然超越上海、漢口，成為當時中國茶葉出口的第一大貿(mào)易港。春風得意的愛格爾到福州北嶺茶區(qū)視察，那筆調(diào)也是輕松，內(nèi)心的喜悅也躍然紙上。

泛船埔天主教堂

至民國時期，福建茶區(qū)東西南北四路是以福州為中心劃分的，北路茶區(qū)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閩東地區(qū);西路茶區(qū)就是閩北地區(qū);南路茶區(qū)以安溪為中心，涵蓋了今天的閩南閩西區(qū)域;福州掌領(lǐng)東路茶區(qū)。

福州北嶺是當時福建北路茶運的主要通道。也正是這一年，福安一縣茶葉出口42000擔，產(chǎn)值100萬大洋，創(chuàng)下歷史記錄。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也是由此進入福州港。

這段文字被愛格爾記錄在了《閩海關(guān)年度貿(mào)易報告》。因此，把《閩海關(guān)年度貿(mào)易報告》當做福建茶史來讀也未嘗不可。

那么，在《閩海關(guān)年度貿(mào)易報告》中，我們可以依稀聞到“坦洋工夫”的余香嗎?

有的——

1856年(清同治四年)，《閩海關(guān)年度貿(mào)易報告》首次提及福寧府生產(chǎn)紅茶和銀針白毫。

1875年(清光緒元年)，《閩海關(guān)年度貿(mào)易報告》最早提及坦洋紅茶的官方記載：“板洋紅茶比初期也提價3兩”。

而正式出現(xiàn)“坦洋茶葉”提法的是1883年的《閩海關(guān)年度貿(mào)易報告》：“特別應當提一下兩個最重要地區(qū)，坦洋和邵武的茶葉。坦洋茶葉火候不到……”但隨后的大多數(shù)年份，《閩海關(guān)年度貿(mào)易報告》還是以“板洋茶”相稱。

坦洋工夫首創(chuàng)于1851年，其實也是正當時。在此之前，福州口岸雖然開放，但清政府仍禁止閩茶從海路出口。曾任福州的英國領(lǐng)事衛(wèi)京生在《福州開辟為通商口岸早期情況》中回憶說：“1852年叛亂分子(太平軍)蹂躪江西全省，使該省境內(nèi)一切貿(mào)易和交通等活動陷于中斷，結(jié)果使原來通過江西陸運到廣州出售，再由廣州運去歐洲的福建茶葉，那一年竟無法運到廣州市場……福州這時已成和各產(chǎn)茶區(qū)維持交通的唯一口岸”。

福州港舊照

英國人是率先到達福州的。1844年，英國人駐福州領(lǐng)事到達福州，開設(shè)了第一家領(lǐng)事館。英國人堅持要開放福州，但清政府認為已經(jīng)開放了廈門港，沒必要再開放福州。清政府為此和英國人展開了近十年的拉鋸戰(zhàn)。太平軍的侵入，茶葉的大量囤積，迫使清政府最后同意開埠福州。但開放后的商機卻被精明的美國商人搶了先機。

這時，美國第二個在福州設(shè)立了領(lǐng)事館，美國旗昌洋行也瞧準了商機，派員攜款到武夷茶區(qū)大量收購茶葉，然后包租船運到福州口岸出洋，至此，福州口岸不準出口茶葉的禁令被打破。1854年，清政府開放茶葉貿(mào)易。到1855年，在福州專事茶葉貿(mào)易的洋行已有五家。

1861年，閩海關(guān)新關(guān)正式成立，而閩紅新銳坦洋工夫正借此機會，水陸與水路并進，向著福州口岸進發(fā)。

倉山老街區(qū)圖

走陸路的，一般都是“京莊綠茶”所用的毛茶，挑夫用布袋包扎，每袋五六十斤，袋內(nèi)襯白竹葉防潮，扎緊的袋口加蓋印章，挑到福州后再窨花精制成茉莉花茶，銷往北京地區(qū)。福安坦洋也產(chǎn)綠茶，每年也有幾萬袋的銷量。

走水路的，有兩類。一類是蘇莊紅茶，多是茶梗、茶末等精制紅茶的下腳料制成，每件一二百斤，用篾簍包裝，船運到蘇州，再轉(zhuǎn)華北、蒙古、西藏等地。

另一類就是洋莊紅茶，也就是工夫茶，主要銷往海外市場。這類茶全用木箱包裝，每箱有五十至七十五斤不等。箱內(nèi)套轉(zhuǎn)錫箔紙防潮，再內(nèi)襯扣紙。茶葉轉(zhuǎn)箱后，釘箱、外貼棉紙、加蓋商號、再刷桐油，包裝十分考究。

水是茶的紅顏，更是茶的手足。

福安的長溪水系和蕉城的霍童溪水系是閩東的兩大水系，它們不僅為茶樹生長提供了良好的水資源，也是茶葉運輸?shù)闹匾降溃B同兩大水系出?？诘谋姸嗵烊涣几?，也構(gòu)成了得天獨厚的茶葉運輸樞紐，這是其他茶區(qū)無法比擬的。

坦洋下街

坦洋溪上有一種船叫溪船，一噸左右，類似江浙的烏篷船，便是長溪上的“速遞小巴”。每到茶市，坦洋溪上的真武橋便是最繁忙的茶市，來至壽寧武曲的茶農(nóng)挑著茶青到這橋上和坦洋茶行交易，而橋下流水潺潺，便是“速遞小巴”搶生意的好時光。此時，溪船密密麻麻的停滿坦洋溪，等候著茶葉成品的外運。橋上熙熙攘攘，橋下溪船穿梭是透夜的。所以夜晚的真武橋也是熱鬧著。挑夫柱杖的敲地聲和船夫啟運的吆喝聲相交融，此起彼伏。茶市一般時的照明工具是松明燈、煤油燈和竹篾火把。夜幕降臨，真武橋上下徹夜交易或搬運，也是一線如螢火閃動，格外興旺。除了十一、十二月日子清淡，剩余的十個月，坦洋都因茶熱鬧非凡，普通采茶女都能賺得“白銀三百兩”“衣衫三十箱”。

溪船大約能裝載10擔的洋莊紅茶。從真武橋下啟運，二個船夫，前者撐篙，后者操槳，一路順流而下。坦洋到賽岐31海里，賽岐到馬尾98海里。坦洋溪船到賽岐碼頭，朝發(fā)夕至;再過駁大船運往福州口岸，也是一潮可達。

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島設(shè)立福海關(guān)，生產(chǎn)于閩東北的工夫紅茶都要在三都福海關(guān)完稅后，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間的輪船公司與各茶幫簽訂裝運合同后，再過駁輪船運往福州口岸出口。1918年，福安實業(yè)家王泰和購買輪船，開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線，從賽岐出發(fā)的北路茶運到三都后即過駁到王泰和的“江門號”輪船，再直抵福州口岸。到了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誠在賽岐創(chuàng)辦了“裕通輪船公司”“裕泰來茶葉有限公司”。隨后，福安茶商又合資成立了“福壽輪船公司”，實現(xiàn)了用輪船將茶葉從賽岐經(jīng)三都福海關(guān)報稅后，不再過駁，而直接運往福州口岸的夢想。

三都港到馬尾的航線距離僅74海里，按當時的普通輪船每小時20至25千米航速計，6個小時即可到達。而武夷山的茶葉沿閩江水系順流而下到福州卻需4天。海運交通的優(yōu)勢令以北路茶逐占先機。雖然三都澳福海關(guān)在福建茶葉出口貿(mào)易中，只充當中轉(zhuǎn)港的角色，但1899年至1949年，從三都港中轉(zhuǎn)出口的茶葉占福建出口茶葉的47-60%，甚而占全國茶葉出口的6.422-30.19%卻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福州的茶港設(shè)在哪里呢?

最早在倉山的泛船浦、海關(guān)埕一帶，后來隨著茶市的欣榮，便漸漸外延到了臺江，在閩江及其周邊水域建了大量簡陋的道頭。但泛船浦一帶始終是茶港的核心區(qū)域。歐美建筑也是翡翠于此。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四日，由洋人介入的閩海關(guān)新關(guān)在倉前山泛船浦宣告成立。隨后，閩海關(guān)稅務司公署在此建了一座兩層的西式辦公樓，這地方因此被稱為“海關(guān)埕”。閩海關(guān)也隨之成立了“閩海關(guān)俱樂部”。怡和洋行大樓更是矗立在海關(guān)邊。許多洋行也趨之若鶩。隨著洋人和華人員工暴增，倉庫、驗貨廠、碼頭、員工樓房也是雨后春筍，密布泛船浦。

每到茶季，泛船浦人潮如蟻，一派繁忙。坦洋工夫茶從賽江出發(fā)，順著潮水，一船船的運到泛船浦。由于泛船浦屬于內(nèi)港，許多外國商船多位大噸位船舶，無法駛?cè)雰?nèi)港航道，只得將商船停泊在馬尾羅星塔對岸的伯牙潭水域，所以通關(guān)后，坦洋茶商還要雇傭閩江上絡(luò)繹不絕的舢板、烏篷船，將茶葉過駁，泛船浦碼頭的岸邊搬運工人則忙著卸貨，分類包裝，再裝到舢板、烏篷船，運到停泊在羅星塔海域的外國商船。清政府為便于管理，干脆在伯牙潭設(shè)置了閩海關(guān)伯牙潭分關(guān)，建起了辦公樓、住宅樓、瞭望臺等，大量洋人在此生活和辦公。

羅星塔

文章在工夫之外。坦洋工夫茶在福州口岸的異軍突起，其實也靠更廣義的“工夫”之外的“工夫”——

茶葉，是清朝的經(jīng)濟支柱產(chǎn)業(yè)。鴉片戰(zhàn)爭之前，茶葉長時間占據(jù)中國出口商品的榜首。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出現(xiàn)了茶葉“代購”，幫外國人購買中國茶葉。此后，在通商口岸陸續(xù)開設(shè)了專門和外國人進行茶交易的茶棧，數(shù)百家茶棧成了內(nèi)地茶商和外國洋行交易的中間人。

坦洋茶街最熱鬧時，大茶行就有36家，都有很成熟的公司化運營。商號、商標和茶銀票家家皆有。從發(fā)放銀票、收購茶青、精制出廠和售后服務已經(jīng)形成完整的營銷鏈條。甚而到了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更接上了運輸?shù)逆湕l。從這層面看，坦洋茶商應該是閩東最早的實業(yè)家。坦洋工夫之所以能遠銷海外，和坦洋茶商對茶貿(mào)的踔厲試水是分不開的。

當然，這36家茶行在福州口岸都有自己的茶棧，專門負責和外商、洋行接洽。

茶棧，茶棧亦稱箱茶幫。茶葉運往福州后，箱茶(紅茶)即放在茶棧出售，茶棧處在采制商(內(nèi)地茶莊)與出口洋行之間，專事介紹輸出貿(mào)易，從中抽取傭金。此外茶棧常貸款給茶商，利率為一分六厘半，茶棧本身資本也不雄厚，多轉(zhuǎn)向福州錢莊告貸，定期還款，謂之期票，以一分或一分二厘為利率，利率相差，即茶棧之利益。

茶棧品茶室

福安茶商在福州口岸的茶棧還運用了記賬的營銷手段。

當時，在上海和漢口購茶都要付現(xiàn)款，其中在上海購進茶葉每包過磅后第二天就得付款。而在福州，包括福安茶商開設(shè)的茶棧，貨款是可以記帳，茶商還允許有大筆結(jié)欠，可拖延幾個月甚至跨季節(jié)付款。年成好時，這些欠款得以清償;年成不好時，就轉(zhuǎn)到下一年支付。有的不需要貸款的商行，還利用匯率進行投機，即在匯率高時按市價賒購茶葉，到發(fā)貨量下降以致匯價出現(xiàn)下跌時再付款，從而使他們能夠獲得一筆額外的財富。靈活的金融運營方式，令福州口岸超越上海、漢口兩大茶港，成為當時中國茶葉出口的第一大貿(mào)易港。

而這種記賬的營銷手段卻是以誠信為根本，更是福安坦洋工夫異軍突起的重要推手。

清朝后期，福安茶商“旭哥”開設(shè)了“旭記茶行”，平時靠收購茶農(nóng)的茶葉后，與別人“拼件”雇船或跟“順風船”運到福州販賣。據(jù)說有一次，旭哥運三十袋茶葉到福州茶行，其中10袋為精茶，20袋為統(tǒng)貨。帳房先生開出銀票后，旭哥也沒細看。當夜，旭哥回客棧，掏出銀票認真一看，帳房先生將三十袋不同等級的茶葉記反了，變成了精茶20袋和統(tǒng)茶10袋，要知道，精茶和統(tǒng)茶的差價是很大的，這讓旭哥一夜翻來覆去沒睡好。第二天黎明，旭哥就懷揣銀票，直奔茶行，向老板道明緣由。茶行老板頓生信任，當即交待店伙計：以后旭哥送來的茶葉，其等級和重量，一律就按旭哥自己的帳單計算，免檢入庫。從此，旭哥茶行因為誠信而在福州茶商界揚名，生意也如旭日東升!

這些茶棧還吸收了西方經(jīng)營方式。茶棧里專設(shè)評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編號，茶客可以聞香氣，辨茶色，挑出心儀茶品，據(jù)編號點茶。坦洋茶香之所以綿綿不絕，與其順應中外交流是分不開的。

隨著出口茶貿(mào)的興隆，報關(guān)業(yè)也愈加發(fā)達。最興旺時，倉山區(qū)有六十多家報關(guān)行。開關(guān)后僅僅兩年，1863至1864年的茶葉旺季，由閩海關(guān)出口到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茶葉總計達到5800萬磅。再過12年，到1886年，閩海關(guān)出口茶葉達到45000噸。其中一半出口英倫。六年后，俄羅斯茶商就直接在泛船浦開辦阜昌茶廠，福州和漢口成為中國最早機械制茶的城市。

那么，以坦洋工夫領(lǐng)銜的北路茶是如何乘風破浪到達英倫呢?

金秋時節(jié)，泰晤士河口何時出現(xiàn)來自中國的茶船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關(guān)心的話題。從19世紀的50年代開始，為了更快地將茶葉從福州運到英國，倫敦茶店的貨主們便重金懸賞，看哪艘運茶船首先到達泰晤士港，于是從中國到英國的萬里海上茶路上，就出現(xiàn)了運茶船之間爭奪錦標的競速比賽。

1866年5月，一共有16艘裝滿閩紅的英國運茶船停泊在羅星塔下，等待著5月末開始的西南季風，以便開始運茶船的競速比賽。

運茶船“愛麗兒”號模型，英國格林威治博物館藏

5月28日17時，第一艘運茶船“愛麗兒”(Ariel，鐵脅木殼船)攜帶550余噸閩紅茶，沐浴著晚霞，沿著波光如綢的閩江緩緩而行，經(jīng)閩安江峽，過五虎門。一進入公海，“愛麗兒”便鼓起風帆，向著萬里之外的倫敦飛剪而行，也揭開了運茶船競速比賽的序幕。

這些運茶船的航跡便被現(xiàn)代人稱為中國海上茶葉之路：全程超過22500公里，從羅星塔出發(fā)，經(jīng)臺灣海峽進入南中國海，穿過爪哇島附近的巽他海峽，橫跨印度洋，再繞過非洲大陸南端的好望角，駛?cè)氪笪餮?，最后從英吉利海峽轉(zhuǎn)入泰晤士河，到達目的地倫敦。這條航路雖然一路驚濤駭浪，是人類航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航程，但也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一葦貫通的黃金通道。

但關(guān)于茶葉出口貿(mào)易，并不僅僅是牧歌式的詩與遠方。

坦洋茶也和其他閩紅一樣，常常在茶葉中加入少量茶末，可以使茶葉在海上長時間運輸過程中能夠保持一定的香味。

但閩茶商在出口茶中摻雜大量茶末，從而引起洋行反感，為此抑價，雙方打起價格戰(zhàn)，常常也是硝煙四起。

1876年《閩海關(guān)年度貿(mào)易報告》:“北嶺茶和板洋茶價格與上年差不多，但質(zhì)量差于往年……繼則有一些極品板洋茶和一些普通茶葉啟運倫敦，價目不明?！薄氨灸甑牟栀|(zhì)很差，除第一批茶葉，包括板洋茶在內(nèi)的某些數(shù)量外，質(zhì)量低劣，摻有大量茶末，這已成為老規(guī)矩。”

板洋(坦洋)茶一開始，就充當了福州口岸輸出茶葉中最重要的角色，有“極品板洋茶”和“普通(板洋)茶”之分別。但是普通板洋茶是歐洲普通市民的飲品，價格低，市場廣闊，需求量特別大，所以價格反而穩(wěn)定。但板洋茶實際上是一個“聯(lián)合品牌”，因為集中了福安、壽寧、周寧、柘榮、寧德等地生產(chǎn)的眾多工夫紅茶茶源，來源廣泛復雜，改造起來也就特別不容易，所以不時有關(guān)于板洋茶質(zhì)量的差評。

茶商弄虛作假，嚴重影響到了外銷茶葉的質(zhì)量，并進而導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葉貿(mào)易的衰退，并為印度、錫蘭等國茶葉排斥福州茶葉市場提供了口實和機會。

這樣的貿(mào)易戰(zhàn)年年開撕，常常令華商與洋商兩敗俱傷。據(jù)1866-1908年福州海關(guān)貿(mào)易報告和英國領(lǐng)事商務報告中對中、外茶商經(jīng)營狀況統(tǒng)計，在20個有關(guān)華商的記錄中，獲利者有6個年份，損失者有14個年份;洋商亦有20個記錄，獲利者僅4個年份，損失卻有16個年份。

19世紀70年代，英商退出漢口茶市，轉(zhuǎn)而發(fā)展印度、錫蘭等地的殖民地茶業(yè)，在國際市場上排擠中國茶。至1902年，中國茶出口萎縮到占世界茶葉市場總量的6.5%。與中歐貿(mào)易聯(lián)系疏遠相對應的，是中俄貿(mào)易聯(lián)系的加強。1880—1914年間，中國輸往俄國的茶葉增加了近兩倍，占中國全部出口茶葉的一半以上，中國茶業(yè)對俄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

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坦洋工夫更因為繁重的關(guān)稅和運輸費用，也被迫收縮國際市場。

1899年，三都澳福海關(guān)的設(shè)立，再次為坦洋工夫東山再起創(chuàng)造了戰(zhàn)略機遇期。為了適應國際市場對茶品質(zhì)的挑戰(zhàn)，全省第一家地方性茶業(yè)研究機構(gòu)——福安茶業(yè)研究會成立，專事改進茶品質(zhì)的研究。

1905年，西伯利亞大鐵路全線貫通。精明坦洋茶商再次搶占了商機。1908年，俄羅斯茶商第一次大批采購坦洋工夫紅茶，開啟了坦洋茶進入俄國市場的歷程。坦洋茶從福州口岸海運到大連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經(jīng)西伯利亞鐵路運輸?shù)蕉韲蜌W洲。

1915年2月20日12時，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舊金山市，一場全球大派對在這里舉行——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盛大開幕，美國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到會致辭，副總統(tǒng)托馬斯·馬歇爾和前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前來助興。當天有超過20萬人參觀展館。中國政府仿照宮廷建筑風格搭建了中華政府館，亭臺樓閣，雕梁畫棟，飛檐拱壁的“中國風”吸引了8萬之眾參觀。

1866年運茶船大賽航路示意

主辦國美國從各參賽國中聘請了500名審查員組成這次大賽的評委會。中國由于展品最多，獲得了16個席位。審查分為三步，第一步為分類審查，將參賽品分細類，如絲、茶、油、麻等各為一類。第二步為分部審查，將參賽品分大部，如工藝部、教育部、食品部等。最后為高等審查，由分類、分部審查長會同各參賽國賽會委員會代表組成專門審查組，對某參賽品提出申請的得獎說明，進行評定，再由最高審查長派專員復勘，確定是否給予各等獎章。

由福建實業(yè)廳選送的福安商會茶(坦洋工夫茶)參加茶葉類展賽，這其實也是對坦洋工夫茶品質(zhì)的嚴峻考驗。在賽會上，印度的紅茶和日本的綠茶因由機器制造，色香具佳，規(guī)格整齊，幾乎奪去中國市場。

最后根據(jù)《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要覽》記載：“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中國茶葉獲得金牌獎章共21個，分別是江蘇江寧陳雨耕雨前茶;上海茶葉會館三星牌紅茶;上海茶葉協(xié)會祁門紅茶;福建福安商會茶……”

折桂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金獎，坦洋工夫幾乎可以說是茶界的黃袍披身，一洗之前的“茶末”之恥，確立了民族品牌的王者之尊。但一戰(zhàn)恰此時如火如荼，坦洋工夫折桂之后潛在的市場空間恰被硝煙戰(zhàn)火彌漫。到1921年，跌倒谷底，根據(jù)當年三都澳福海關(guān)統(tǒng)計，全年僅出口茶葉4622擔，不及1915年的6.4%。

到1922年，歐洲逐漸從戰(zhàn)后的重建中恢復了元氣。生靈涂炭的世界被舌尖上的世界替代。紅茶，再次成為東西方文明邂逅的“紅顏知己”。閩東茶葉，尤其是坦洋工夫茶也隨之迎來了黃金蜜月期。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坦洋茶商胡兆江后人印刷了茶行防偽標志原件(每一箱出口茶葉箱內(nèi)均附上一張“防偽標志”，隨茶同行)。這張“防偽標志”的最上端是以大字體中文正楷寫著“勝大來茶公司”，隨后以英文寫著“中國茶是最好的茶”“我要采最好的茶青，由最好的制茶師傅，做出最好的茶供給你們……”又承諾“我坦洋的茶要從好做到更好，要從更好直到最好?！?/p>

一溪流水香的坦洋，三百年茶路，漂洋過海，去者如逝，敢問路在何方。

坦洋茶人世代都有一個執(zhí)念：我香，故我在!

本文章來源自閩東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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