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茶馬古道是我國歷史上內地同西南邊疆地區(qū)和周邊鄰國進行商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寶貴廊道遺產。就國內部分而言，西南茶馬古道分為青藏、川藏、滇藏三條主要線路和數量眾多的支線，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張復雜交錯的道路網絡。其中，西南茶馬古道青藏線起自陜南，途經甘肅南部和青海地區(qū)后進入西藏；川藏線東起雅安，經康定、理塘、巴塘等川邊重鎮(zhèn)入藏；滇藏線起自普洱，經南澗、大理、麗江、德欽等地入藏。無論始自何處，無論各節(jié)點間分出岔路幾何，三條主線都通往拉薩、日喀則等藏區(qū)腹地?？梢哉f，西南茶馬古道跨越崇山峻嶺，連通內地和藏區(qū)，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里促進了西南地區(qū)的經貿發(fā)展、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凝鑄了漢藏之間的血脈聯(lián)系。
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wěn)藏。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弊鳛闈h藏交融的千年大通道，西南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血濃于水的歷史見證，值得我們深入探索、挖掘和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勾勒茶馬貿易的歷史面貌，展示文化交流的千年風采，弘揚民族交融的團結精神。
西南茶馬古道是茶馬貿易之路。在歷史上的多數時間里，西南茶馬古道流通著茶、馬、絲、鹽、銅等多種大宗商品，相關商業(yè)貿易甚至涉及沿線各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認的是，茶葉和馬匹始終是西南茶馬古道上最重要的物資，是西南茶馬古道之所以成型的根本原因。這是由歷史上貿易雙方的實際需求決定的。一方面，在西南茶馬古道興起以后，尤其是在丟失了北方馬場的宋、明時期，戰(zhàn)馬往往是稀缺的軍事戰(zhàn)略物資，中央王朝逐漸形成了對藏區(qū)良馬的商品依賴。另一方面，對于藏區(qū)來說，茶葉早在1800年前就已由內地傳入西藏，吐蕃王朝時期上層貴族熱衷飲茶并將其作為藥物食用，茶葉與藏區(qū)的聯(lián)系由來已久；至晚到北宋時期，飲茶風氣已經在藏區(qū)普通民眾間流行開來，且以肉食為主的飲食結構導致藏民飲茶需求極大，每年都要從內地的陜南、四川、湖南等產茶區(qū)購入大量茶葉。基于這種經濟互補性，漢、藏之間的茶馬貿易迅速發(fā)展起來，成為主導西南茶馬古道的商業(yè)支柱。
這種茶馬貿易持續(xù)時間之長、涉及地區(qū)之廣、貿易規(guī)模之巨，世所罕見，也正因如此，西南茶馬古道才能夠與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中俄萬里茶道等著名商道并稱，成為古代和近代中國連通外部世界的強勁動脈之一。西藏阿里地區(qū)故如甲木遺址出土的茶葉實物將茶入藏的時間前推至公元3世紀，盡管由于史料缺失，茶葉的具體傳播路線很難復原，但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作為西南茶馬古道雛形的貿易通道至少已在醞釀之中。唐朝時期，在別名“唐蕃古道”的青藏茶馬古道上，漢藏貿易充分發(fā)展，史載開元年間唐蕃雙方的赤嶺互市已涉及馬匹貿易（《新唐書·吐蕃傳上》）；而吐蕃王朝貴族階層自文成公主入藏開始了解茶葉，到唐德宗時期吐蕃贊普已能夠接觸到產自壽州、舒州等中原各地的茶葉（《唐國史補》卷下）。當時直接以茶易馬的官方交易模式雖還未確立，但漢茶、藏馬均已作為重要商品進入對方市場，茶馬貿易基礎已經筑牢。到了宋代，尤其是北宋熙寧以后，以互市貿易方式為主、朝貢貿易方式為輔，漢藏之間的茶馬貿易興盛起來，“興元之大竹”“洋州之西鄉(xiāng)茶”等產于陜南的名茶皆“自河州入木波”（《山谷別集》卷八），四川所產茶葉也經由陜西、甘肅等地轉賣入藏，即所謂“蜀茶之入秦者十凡八九”（《宋史·趙開傳》）。據統(tǒng)計，當時僅青藏茶馬古道一線，每年官方用于交換藏馬的茶葉就有4萬馱左右。即便是在南宋時期，宋廷在丟失了熙河地區(qū)的情況下，仍然在西和州、階州等地以茶葉購買大量戰(zhàn)馬，并在雅州、黎州等地開辟了新的茶馬互市場所。元代中央政權對藏馬的需求減弱，但為了滿足藏區(qū)飲茶需要，仍設立西番茶提舉司，在碉門等地互市。明代茶馬互市繼續(xù)發(fā)展，不僅陜南所產的茶葉，夔州等地的“巴茶”也轉運至陜西經由青藏線入藏，并且川藏茶馬古道也迅速興盛起來，成為茶馬貿易的另一條主要線路。清朝初年，清廷批準了達賴喇嘛在北勝州的茶馬互市請求，興起最晚的滇藏線也加入到西南茶馬古道的大網絡中，并且這條商貿線路直到民國時期還在發(fā)揮作用?？梢哉f，西南茶馬古道上的漢藏茶馬貿易，時間上從唐宋時期延續(xù)到民國時期，空間上涉及陜、甘、青、川、滇、藏等多個省區(qū)，堪稱一曲西南邊疆地區(qū)經貿交流的恢宏史詩。
西南茶馬古道也是文化交流之路。首先，對于藏區(qū)來說，西南茶馬古道帶來了內地的物資，也傳播了內地的文化，包括相對先進的農業(yè)種植和紡織技術、建筑文化、器物文化等。其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茶文化。根據《漢藏史集》的記載，“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學會了烹茶，米扎貢布又向噶米王學會了烹茶，這以后便依次傳了下來”。噶米王即吐蕃王朝贊普赤松德贊，與茶圣陸羽是同時代人。噶米王從“漢地的和尚”那里引進烹茶技術的時候，陸羽正在用《茶經》為茶文化大廈“封頂”，因此可以說，當時藏區(qū)引進的茶文化，正是內地最為新潮的文化成果之一。歷史上漢、藏之間文化交流的密切，由此可見一斑。值得關注的是，藏區(qū)引進內地茶文化，背后也滲入了兩地佛教文化交流的深層次因素。早在魏晉時期，內地的茶文化就已經與佛教文化產生了緊密聯(lián)系；到了唐代，茶禪結合更為深入，與陸羽同時的僧皎然就曾寫下名為《飲茶歌誚崔石使君》的詩篇。唐、蕃佛教昌盛，因此內地僧侶成為向藏區(qū)傳播茶文化的主體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吐蕃王朝衰亡之后，茶文化仍流行于藏區(qū)民間，藏傳佛教寺廟和僧侶團體也開始成為內地茶葉最大的消費群體。
其次，對于內地來說，西南茶馬古道帶來了豐富多彩的藏區(qū)文化。早在唐代，一些藏區(qū)文化成果就已經傳播到了內地，比如社會上盛行的馬球文化就深受吐蕃的影響，唐太宗曾“聞西蕃人好為打球，比令亦習”（《封氏聞見記》）。考慮到當時唐與吐蕃遣使互訪主要經由青藏茶馬古道，馬球文化的東漸可以被視為西南茶馬古道在唐代的文化交流貢獻之一。隨著茶馬貿易的持續(xù)發(fā)展，漢藏文化交流逐漸深入到宗教領域，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元明時期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傳播。在宋代，由于茶馬貿易的盛行，在當時主要的貿易節(jié)點如河州等地附近，藏傳佛教已經有所傳播，不過尚未深入內地，影響力有限。到了元明時期，藏傳佛教開始對內地產生較大影響，其最初進入內地的路線與青藏茶馬古道和川藏茶馬古道基本一致，只不過由于帝王推崇等政治因素，藏傳佛教僧侶進入內地后多聚集于南北二京、五臺山等地，呈現出自上而下的傳播格局。
最后，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游走于漢、藏之間的茶馬商人群體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商業(yè)文化。由于西南茶馬古道途經地區(qū)多為高原山地，地勢險峻，自然環(huán)境相對惡劣，從事茶馬貿易的商人便以地域為基礎結成團體共克險阻。其中，云南的喜洲商幫、鶴慶商幫等因多用馬運貨，被稱為馬幫；甘肅南部的洮州商幫則因多用牛運貨，被稱為牛幫。這些商幫往往有著嚴密的組織架構和規(guī)章制度，也在漢、藏等多民族環(huán)境的影響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和語言風格，培養(yǎng)出吃苦耐勞、勇于探索的商幫精神，共同構成了西南茶馬古道上流動的文化載體。
西南茶馬古道還是民族交融之路。在西南茶馬古道興起之前，位于內地的唐王朝和位于藏區(qū)的吐蕃王朝雖頻繁遣使、和親，但這種交流主要還是發(fā)生于上層之間，且雙方也有過多次軍事對峙乃至沖突；而在西南茶馬古道興起之后，內地和藏區(qū)之間基本沒有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可以說，在漫長的茶馬貿易和文化交流過程中，漢、藏之間產生了血濃于水的民族情感，并以西南茶馬古道為紐帶，形成了和諧共存、相互促進、彼此融合的民族格局。
依托西南茶馬古道而實現的漢藏民族交融，最直觀的表現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領域。僅以居住領域為例，在岷江流域、雅礱江流域等漢藏民族交匯地帶，許多藏族聚落呈現出向內地街市靠攏的形態(tài)，民居建筑往往也在傳統(tǒng)的藏式石碉樓中增添了垂花門、石敢當等漢式建筑細部，有些建筑的裝飾還是對聯(lián)與八寶吉祥圖并存。經過研究者考察發(fā)現，這種深度融合的聚落形態(tài)和民居建筑風格，往往是圍繞著西南茶馬古道線路及其重要節(jié)點分布的，足以說明西南茶馬古道在促進民族交融方面的影響和推動。
漢藏民族交融也表現為精神文化成果的互補與共享。這種互補與共享，不僅出現在漢藏民族交匯地帶，也深入各自的核心區(qū)域。以藏區(qū)為例，著名寺廟桑耶寺的中心大殿融合了藏式、唐式、印式三種建筑風格，有些塑像的面貌也仿照漢人；據藏文文獻記載，一些建于吐蕃王朝時期的宗教建筑如噶瓊寺等也部分帶有內地建筑的風格；而建于清代的拉薩關帝廟則同時供奉關公和文殊菩薩、格薩爾王。以內地為例，深受吐蕃影響的馬球運動被銘刻于許多唐代銅鏡的背面；而藏傳佛教的影響更為深遠，不僅在藏區(qū)周邊有成都石經寺、大邑白巖寺等，在北京有雍和宮等宗教風格建筑，也留下了杭州飛來峰造像、武漢勝像寶塔等宗教遺存。
漢藏民族交融更體現在深厚的民族情感上。西南茶馬古道將內地茶葉輸入藏區(qū)，不僅豐富了藏區(qū)人民的生活，也收獲了藏區(qū)人民的友誼，格薩爾史詩記載了許多與此相關的傳說?！笆N美味的漢地茶，生長在漢地肥沃土地上。享用香茶的人生活在藏地，茶將雪域、漢地緊緊相連起”?！皾h地商品在藏地銷，并非藏地沒有財寶，只因漢藏同心友誼牢”。類似這樣歌頌茶馬貿易、漢藏友誼的詩句在其中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西南茶馬古道千百年來培育和維系了深厚的漢藏民族情感，是漢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
作者：劉禮堂 陳韜 分別系武漢大學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視野下的西南茶馬古道文獻資料整理與遺產保護研究”〔20&ZD229〕階段性成果
注：內容轉自光明日報，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
川藏道沿途地區(qū)及茶種
沿途地區(qū)：由四川的雅安出發(fā)，經盧定、康定、巴塘、昌都至拉薩，再經后藏日喀則出境到尼泊爾、緬甸、印度。
川茶
川茶，四川出產的茶葉。川茶從被發(fā)現到如今已走過三千多年的歲月了。四川也因悠久的茶葉歷史，豐富的資源和優(yōu)良的品質，自古享有蜀土茶稱圣的美譽?，F在，在四川地區(qū)種植的優(yōu)良品種有40多個，比如名山131、烏牛早等。由四川的獨特氣候條件、優(yōu)越的地域方位造就了川茶在中國茶業(yè)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藏茶
藏茶，不一定是西藏產的茶，因為四川雅安也出產藏茶。藏茶是少數民族中近三百萬藏族同胞的主要生活飲品，又成為藏族同胞的民生之茶。藏茶屬于最典型的黑茶，它的顏色呈深褐色，又是全發(fā)酵茶。藏茶在某方面與普洱茶有點類似，比如兩者都是越老越有味，越久越值錢。
文化習俗：南路邊茶制作技藝
01
起源
南路邊茶制作技藝的發(fā)明帶有偶然性。過去從產茶的雅安到藏區(qū)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主要是靠人力運輸。在長途運輸過程中，大量的茶葉堆放在一起，經過日曬雨淋，茶葉自然發(fā)酵。當茶葉運到藏區(qū)之后，藏民發(fā)現發(fā)酵的茶葉味道更好，南路邊茶制作技藝就此產生。如今，南路邊茶制作技藝已成為一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02
工藝流程
南路邊茶的制作流程主要為原料的采收，殺青，第一次渥堆(發(fā)酵)，撿梗，曬茶(干燥)，蒸茶、蹓茶(揉捻)，第二次發(fā)酵、撿梗、曬茶、蒸茶和蹓茶，第三次發(fā)酵和曬茶、篩分(篩分是將不同的原料進行拼配)蒸茶、蹓茶，最后一次發(fā)酵、曬茶，沖包，裝包。
NO.1
原料的采收：南路邊茶的原料主要是產自雅安雨城區(qū)周公山一帶以及名山、天全、滎經等地的茶葉。多是一芽五葉到六葉的嫩度。分別在端午前后和白露前、大暑至立秋之間采割。這些茶都是由雅安當地的茶農采收，由于雅安是南路邊茶的主要生產基地，茶農都會對原料進行初加工，這樣的茶原料在收來之后就可以進入復加工的程序。
NO.2
殺青：傳統(tǒng)的手工殺青主要是用石鍋灶進行的。把鮮葉鋪在石灶上，下面用火加溫。當鍋溫升高到一定程度后再加入一些鮮葉，并且不斷的攪拌。當葉質變軟，失去光澤，含水量下降到58%左右時，即可起鍋。另外還有蒸汽殺青、日曬殺青和水煮殺青等方法。
NO.3
第一次渥堆(發(fā)酵)：殺青過后就是對初加工好的原料進行渥堆發(fā)酵。這是南路邊茶生產中重要的工序。第一次的發(fā)酵是在殺青葉出鍋之時。趁殺青過后的溫度，把茶葉都堆在一起，一般在1.5—1.7米高，注意保溫，讓殺青后的葉子開始發(fā)酵。發(fā)酵的溫度有限制，如果太高則鍋心的茶葉會燒焦甚至會自燃，如果溫度太低又達不到發(fā)酵的目的，其色、香、味的轉化也完成得不好。溫度的控制是靠制茶工人的眼觀(觀色)和手摸(溫度)。直到現代才有了溫度計來測試溫度。
第二次發(fā)酵、撿梗、曬茶、蒸茶和蹓茶：與第一次的原理和步驟都是類似的，只是在渥堆和蒸茶時候的時間把握上有些不同。
第三次發(fā)酵和曬茶、篩分(篩分是將不同的原料進行拼配)蒸茶、蹓茶。
最后一次發(fā)酵、曬茶：蹓茶完成后就是最后一次發(fā)酵，曬茶。前后經過四次的渥堆發(fā)酵后，形成其獨有的色、香、味、形，直接影響到其品質。之后就可以進行包裝。
NO.4
撿梗：綠茶在采茶的時候都是手工采摘的嫩芽，因此一般不會有太多雜質。而南路邊茶在采摘的時候，除了人手工采之外，還會用“茶刀子”采割，因此里面容易有老梗和雜質。對于刀割南路邊茶就需要進行撿梗。其方法有篩子撈和手撿兩種：篩子撈是用雙手合抱茶葉，不斷翻抖，將茶梗抖于表面后去掉;手撿就是把茶倒在長形的木條上，用手工選、揀。
NO.5
曬茶(干燥)：目的是讓通過發(fā)酵的茶變得干燥，以便下一步繼續(xù)加工。
NO.6
蒸茶：傳統(tǒng)的蒸茶用的是茶甑子，將葉片倒上去后蓋好蓋子，放在沸水上蒸。目的是要使茶葉軟化，防止在揉捻的過程中間斷裂、破碎。同時也便于控制蒸茶的溫度，并使茶葉的水含量達到合適的比例。
NO.7
蹓茶(揉捻)：傳統(tǒng)的綠茶加工的揉捻是通過手工完成的。由于南路邊茶的原料較綠茶更粗老，因此不能用手來揉捻。在長期的生產實踐過程中，制茶工人發(fā)明了蹓茶的方法。整個過程在一個木質的蹓茶架上進行。將蒸好的茶葉放入麻袋中，捆緊袋口。蹓茶的架子是一個有坡度大約50度左走的木條架子，兩邊有扶手。蹓茶的工人將裝好茶葉的袋子放在木架頂端，兩個人手扶兩邊的扶手，站在麻袋上，慢慢地、有節(jié)奏的同時往下蹓踩茶袋。麻袋中的茶葉在壓力和滾動力的作用下就會產生褶皺，逐漸形成細條。
NO.8
沖包：包裝在南路邊茶的傳統(tǒng)工藝里叫做沖包。沖包是將最后一次發(fā)酵好的茶再蒸熟后，倒入固定的一個木架盒子中，然后用舂棒將茶舂緊，使其成型。這是南路邊茶生產的一道重要工藝過程，其緊壓的特點就是來自于這里。筑包的木架稱之為“架子”?！凹茏印庇糜搽s木制作，中間有一個能一分為二的架盒，架盒空心，其三分之一被固定在一個槽形地坑里。沖包時，先將一個長方形的竹篾放進盒子中，然后用一塊活動木栓把兩半架盒固定鎖死。一副架子有兩個師傅操作，他們每人手里拿一根舂棒，對面站著，輪流著用手里的舂棒將茶舂緊。一甑舂完，就放入一塊平的特制木塊，架師在用力舂兩下，然后取出，放入一片竹篾(把兩塊茶分開)，以此類推，一共要舂四塊茶。到最后一塊時，將篾口按照“八”字形挽好，釘上竹質的“U”形釘，將其固定，就是半成品了。
南路邊茶制作技藝裝包：把存放了一段時間的半成品挑去竹釘，將茶磚倒在包裝案子上。將茶磚逐一過秤合格后，用黃紙把茶磚包裹起來。每一磚包好后都要放一張商標。一般一甑是五斤，四甑為一條。每條條包的甑外加牛皮紙包裹，然后用“千斤篾”固定，裝入茶兜子內。最后將茶包蔸口封好，削去過長的部分，再用鎖扣篾鎖住封口，然后用兩道千斤篾分別繞兩周捆緊，將其固定，最后用“狗牙套”的方法捆上五道腰篾即可。
藏族飲茶習俗
藏族嗜茶，民間有“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的諺語。這是因為藏族以高蛋白油膩食物為主食，故在飯后須飲茶以助消化。茶葉皆由內地運進，主要有湖南、湖北等地生產的茯磚茶和四川生產的“大茶”兩種。
藏族飲茶的方法很多：①清茶。將茯磚茶放入壺或鍋內加水熬煮而飲。有些地方還加進鹽、姜片、花椒等佐料，滋味更佳。②奶茶。清茶中加牛奶飲用。③牛油茶。將牛油熬化放入少許糌粑拌勻，加入清茶或奶茶飲用。④骨湯茶。將牛骨擊碎熬煮，取其湯摻入清茶或奶茶中再加少許糌粑飲用。此外尚有“炒茶”、“核桃茶”、“糌粑茶”、“酥油茶”等。
川藏道歷史文化
四川古稱“天府”，是中國茶的原產地。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四川已將茶作為商品進行貿易。當時，蜀郡的商人們常以本地特產與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痄等部交換牦牛、痄馬等物。茶作為蜀之特產應也在交換物之中，這一時期進行商貿交換的道路古稱“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馬古道”。其路線是：由成都、臨邛(邛崍)出發(fā)，經雅安、嚴道(滎經)，逾大相嶺，經旄牛縣(漢源)，過飛越嶺、化林坪至沈村(即薦都，為西漢沈黎郡治地)，渡大渡河，經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縣新都橋、塔工一帶)的旄牛王部中心。邛崍由于是當時蜀郡的商貿中心和茶、銅鐵器的主要產地，故成為漢代茶馬古道的起點。
唐代，伴隨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而興起的唐蕃政治、經濟、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現“漸慕華風”的社會風氣。唐人飲茶之習也被傳入吐蕃，逐漸成為社會風習。
宋代，中央政府正式與藏區(qū)建立起了“以茶易馬”的互市制度，隨著茶馬貿易的加強茶馬古道亦隨之有了較大的展拓。這一時期的茶馬大道主要為“青藏道”，即通常所說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條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則成為漢藏貿易進行茶馬互市的主要通道。這條道路東起關中地區(qū)，經過青海，從四川西北角的鄧瑪(原鄧柯縣)，過金沙江，經昌都地區(qū)、那曲地區(qū)至拉薩(邏些)。這一時期雖在四川的黎(漢源)、雅(雅安)亦設立茶馬互市口岸，專門供應康區(qū)茶葉。但由于當時所易之馬主要產自青海一帶，故大量的川茶是從川西的邛崍、名山、雅安和樂山等地經成都、灌縣(都江堰)、松州(松潘)，過甘南，輸入青海東南部，然后分運至西藏、青海各地。
元代，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為發(fā)展西藏與內地之間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區(qū)大興驛站，于朵甘思境內建立19處驛站，從而使四川西部與西藏間的茶馬大道大大延伸。
明代，政府特別重視茶在安定藏區(qū)、促進國家統(tǒng)一中的作用，制定了關于藏區(qū)用茶的生產銷售、販運、稅收、價格，質量、監(jiān)察的一系列法規(guī)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機倒把。開辟了自碉門(天全)經昂州(巖州，今瀘定嵐安鎮(zhèn))逾大渡河至長河西(康定)的“碉門路”茶道，并于巖州(嵐安)設衛(wèi)，駐軍以保護茶道暢通。明成化六年(1476年)，規(guī)定烏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貢必須從“四川路”來京，于是，四川不僅是邊茶的主要生產地，而且成為了“茶馬互市”的最主要貿易區(qū)。
明代川藏茶道分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兩條。
“南路”茶道中，由邛崍、雅州至打箭爐段又分為兩路：一路由雅安經榮經，逾大相嶺至黎州，經瀘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爐，因其是自秦漢以來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為“大路”，另一條是自雅安經天全兩河口，溯昂州河，越馬鞍山(二郎山)，經巖州，過大渡河，至烹壩，到打箭爐，因系山間小道，故又稱為“小路”。自打箭爐至西藏的茶道路線是：打箭爐北行，經道孚、章古(爐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蔥(原鄧柯縣)至卡松渡過金沙江，經納奪、江達至昌都。然后經類烏齊、三十九族地區(qū)(丁青、巴青、索縣等地)，至拉薩。
“西路”茶道：由灌縣沿岷江上行，過茂縣、松潘、若爾蓋經甘南至河州、岷州，轉輸入青海。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四川與西藏關系的密切，進一步推動了川藏“茶馬貿易”。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爐(康定)設立茶關。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瀘定橋，開辟直達打箭爐的“瓦斯溝路”。原由碉門(天全)經兩河口、昂州河、嵐安、烹壩、打箭爐的茶道，改為天全—兩路口—門坎山—馬鞍山—瀘定橋—打箭爐—線。嵐安口岸由此衰敗，打箭爐成為川茶輸藏的集散地和川藏大道的交通樞紐。清代打箭爐至昌都的南、北兩條茶馬大道是南路大道：由打箭爐經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由于這條路主要供駐藏官兵和輸藏糧餉來往使用，故習慣上稱之為“川藏官道”;北路大道：由打箭爐經道孚、甘孜、德格、江達至昌都。此道原為明代川藏茶馬古道的大道，是運茶馱隊主要行經的道路，故習慣上被稱為川藏商道”。兩道匯合于昌都后，由昌都起又分為“草地路”和“碩達洛松大道”兩路，至拉薩匯合。
來源：古茶道韻傳承者
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
本文主要對漢藏茶馬古道的形成、路線、發(fā)展演變及其歷史文化價值作了全面的梳理和研究，并就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文章還提出茶馬古道事實上也是漢藏文明之間進行交流聯(lián)系的主要道路和交通樞紐。
關鍵詞：茶馬古道；線路；歷史文化價值
此文來源于石碩教授的會議論文及演講，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介紹了2002年茶馬古道科學綜合考察活動。2002年6月17日,由西藏自治區(qū)昌都地區(q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聯(lián)合主辦的茶馬古道綜合科學考察活動在拉薩勝利結束。筆者有幸參加了這次為期15天的大型考察活動。參加此次考察活動的有來自國內十余所科研機構和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同時國內和香港主要新聞媒體如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鳳凰衛(wèi)視、香港《大公報》、香港《中國旅游》、《中國國家地理》等也隨隊參與了考察和采訪報道。此次考察活動中,筆者參加茶馬古道川藏線的考察,由成都出發(fā),經雅安、康定、道孚、德格、昌都、類烏齊、丁青、那曲至拉薩,行程約2400公里,穿越16個縣市。一路所見、所思、所感良多,不僅對茶馬古道有了更深、更具體的認識與理解,也是一次畢生難忘的經歷。本文擬結合此次考察活動的親身經歷與思考,著重就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當前開發(fā)茶馬古道對藏、川、滇三地藏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意義及前景談一些個人的認識和理解。
“茶馬古道”的定義：
“茶馬古道”是一個有著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進行茶馬交換而形成的一條交通要道。具體說來,茶馬古道主要分南、北兩條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帶產茶區(qū),經麗江、中甸、德欽、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衛(wèi)藏地區(qū)。川藏道則以今四川雅安一帶產茶區(qū)為起點,首先進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兩條支線:北線是從康定向北,經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抵達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線),再由昌都通往衛(wèi)藏地區(qū);南線則是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線),再由昌都通向衛(wèi)藏地區(qū)。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馬古道的主要干線,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茶馬古道的一種約定成俗的理解與認識。事實上,除以上主干線外,茶馬古道還包括了若干支線。
“茶馬古道”歷史概貌：
從有關史籍記載看,茶馬古道的歷史可追溯到唐朝與吐蕃交往時期,茶葉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由祖國內地傳入吐蕃。由于吐蕃與唐朝的交往極為頻繁廣泛,而且這種頻繁的交往持續(xù)達200余年,因此,當時唐地的茶開始傳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層中逐漸形成飲茶的習慣是完全可能的。此時飲茶習俗在藏區(qū)已逐漸從上層普及到民間,茶開始成為整個高原藏區(qū)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用品。佛教傳入后，教徒要打坐，要修行，打坐就要犯困，所以禪宗要喝茶，寺廟喝茶成了傳統(tǒng)。二是茶作為藥，因為肉食吃多了體熱，需要茶，所以成了藏區(qū)，特別是牧區(qū)生活的必需品、一部分。因此茶葉成為了漢藏之間的一個紐帶，雖然很小，但是使?jié)h藏之間發(fā)生了一個有機的、不可或缺的聯(lián)系。為此造成了藏區(qū)對茶葉需求量的驟增。這也導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漢、藏之間大規(guī)模茶馬貿易的興起。
兩宋時期,為對抗北方遼、金、西夏等游牧政權的侵擾,需要大量戰(zhàn)馬。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設立茶馬司,并在西北地區(qū)設置了眾多買馬場和賣茶場,每年由官府將川茶大量運往西北地區(qū)與吐蕃等部落交換戰(zhàn)馬,同時也在四川地區(qū)用川茶與吐蕃部落交換羈縻馬。自此,漢、藏茶馬貿易開始興起。
元代統(tǒng)治者因不乏戰(zhàn)馬,故不再將川茶運往西北藏區(qū)交換戰(zhàn)馬,而改為就地銷售。但元朝仍重視茶葉向藏區(qū)的銷售,曾一度設立“西番茶提舉司”,由官府統(tǒng)購茶葉,在碉門(今四川天全縣)等地互市。因官府加價過高,難以為繼。元朝官府不得不放棄經營,改由商人自行購銷,按引納稅,聽其銷往藏區(qū)。元代銷往藏區(qū)的茶開始形成一種新品種,即“西番茶”(即今藏區(qū)所稱“馬茶”),因其味苦澀,適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區(qū)民眾喜愛。
明代是漢、藏茶馬貿易的極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國茶為命,故設茶課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馬,而入貢者又優(yōu)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為變”,因此,茶成為明朝廷牽制、籠絡藏區(qū)僧俗首領和對其優(yōu)予貢利的主要物品。茶葉也成為明代藏區(qū)僧俗首領朝貢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們不僅因朝貢而獲得大量茶葉,其返回藏區(qū)時更是大量“市買私茶等貨,以此緣(沿)途多用船車,人力運送,連年累月,絡繹道路”,足見當時茶葉輸藏之盛。明朝,茶葉不僅成為漢、藏之間一個重要經濟紐帶,同時也是漢、藏之間一條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紐帶,它對于加強明朝中央與西藏地方乃至漢、藏人民之間的依存關系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強化茶葉在漢、藏之間的聯(lián)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順二年(1485年)規(guī)定“今后烏斯藏地方該賞食茶,于碉門(今四川天全)茶馬司支給”。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不得逕赴洮、岷,著為例?！雹獬苫?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員入貢“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為入藏正驛,兼貢道、官道為一體,成為茶葉輸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葉輸藏規(guī)模及漢、藏茶道的開拓又有長足發(fā)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雖停止茶馬貿易,但卻十分重視茶葉輸藏,清廷放棄了對藏區(qū)茶葉供應的限制,使茶葉大量輸入藏區(qū),帶動了漢藏貿易的全面發(fā)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開始大量輸藏。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jié)h、藏經由茶馬古道而進行的茶馬貿易受到沖擊和影響。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設立邊茶公司,改良茶種,整頓茶政,在打箭爐設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設立售茶分號,保證內地茶葉迅速銷往各藏區(qū)。內地茶葉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傾銷印茶的斗爭武器。
民國時期,由于軍閥戰(zhàn)亂和川藏糾紛,雖以國家和政府角色茶葉輸藏逐漸淡出,但是漢、藏民間商人之間的茶葉貿易卻始終活躍,內地茶葉仍暢行于藏區(qū),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仍成為溝通內地與藏區(qū)的重要經濟聯(lián)系,并一直延續(xù)至民國末。
“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
今天,隨著現代交通的興起,這條自唐宋以來延續(xù)達一千多年并在漢、藏之間發(fā)揮過重要聯(lián)系作用的茶馬古道雖已喪失了昔日的地位與功能,但它作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作為今天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卻依然熠熠生輝,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凸顯其意義和價值。我想,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區(qū)聯(lián)合舉行此次大型的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一個原因。那么,應當如何看待和認識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與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點?同時,我們又應當如何在茶馬古道與當前藏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使其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煥發(fā)生機?這是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對茶馬古道的特點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目前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茶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條異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第二,茶馬古道是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第三,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
第四,茶馬古道是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tài)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
開發(fā)“茶馬古道”的意義
由以上四點所體現的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特點我們不難看到,茶馬古道是一個極具文化底蘊和開發(fā)價值的珍貴文化遺產。茶馬古道是內地和整個藏區(qū)發(fā)生聯(lián)系的非常重要的道路，國家文物局曾想把茶馬古道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這條路艱險無比，明清以來的很多文人都有描述。這條路很有挑戰(zhàn)性，非常艱險，但是就在這樣艱難的交通狀況下，這條路的通行的頻繁程度、物資的輸送量是非常驚人的。這條路中茶是最主要的東西，筆者認為無論是政府、學界還是企業(yè)界都應該朝一個共同的目標推進，把茶馬古道打造成世界文化遺產，這是當之無愧的。青藏高原這個版塊占了中國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那么大一個區(qū)域和內地之間從唐宋以來的交流以茶為主，這一點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因此需要把我們的藏茶、茶馬古道，朝著世界文化遺產的方向打造，這是一個使我們都要為之努力的目標。它的歷史地位與文化價值不但不遜于世界上任何一條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與北方的絲綢之路相媲美。顯然,茶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不但為其開發(fā)提供了基礎,同時也提供了廣闊前景。
【作者簡介】石碩,男，教授,現任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領域為中國民族與地方史志、民族學、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
注釋:①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陳慶英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頁。②李肇:《國史補》下卷。③封演:《封氏見聞錄》卷二。④參見[法]戴密微:《吐蕃僧諍記》,耿升譯,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⑤見注①,第143～145頁。⑥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⑦《宋史·黃廉傳》。⑧⑨《明英宗實錄》卷177、291。⑩《續(xù)文獻通考》卷29。
11《明憲宗實錄》卷78。
12《清圣祖實錄》卷四。
13參見成崇德、張世明:《清代西藏開發(fā)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
14參見楊毓才:《云南各民族經濟發(fā)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頁。
15王世睿:《進藏紀程》;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
16民國《松潘縣志》。
17林雋:《西藏歸程記》;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頁。
18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1920西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所編《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頁。
21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貢覺縣香貝石棺墓葬清理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會普查隊:《西藏貢覺縣發(fā)現的石板墓》,載《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小恩達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遺址首次發(fā)掘石棺葬》,載《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錯那、隆子、加查、曲松縣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編《乃東縣文物志》,鉛印本;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仁布縣讓君村古墓群試掘簡報》,載《南方民族考古》第4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薩迦、謝通門縣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羅開玉:《川滇西部及藏東石棺墓研究》,載《考古學報》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25《康藏交通與抗戰(zhàn)建國》,載《邊政公論》卷五。
262728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頁。
29此處轉引自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西藏昌都茶馬古道旅游開發(fā)可行性研究報告》,2001年鉛印本,第133頁。
30費孝通:《關于我國的民族識別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