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靈魂之飲，不能等閑視之。在物欲橫流的今天，真正能夠坐下來，用閑適的心情喝茶、品茶，或者在不遠的將來，體味茶之心、茶之韻。給自己泡一杯茶，享受一種悠閑、一種淡然，一種寧靜，欣賞著一片片茶葉，在水中翩躚起舞，如同一個個靈魂在水中游走。欣賞著茶的舞姿，過去的時光仿佛又回到了眼前。氤氳的水氣纏綿著安靜而華麗的靈魂。沁入心頭，在血液里開出花來，綻放在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茶水入口是淺淺淡淡的苦澀，直到那苦漫過了喉頭胸口，才化去了經(jīng)年的百味雜陳，漸漸地，苦味淡了，香味濃了，在茶的香氣里，回味著紅塵往事，原來，茶是可以安撫人的靈魂的。呵呵，扯遠了，回顧正題。
普洱茶魂，云南人之魂，寫下這個標題，并非是想故作驚人之語，而是基于我們云南這塊土地的歷史和當下的現(xiàn)實。
據(jù)官方2006年統(tǒng)計：云南現(xiàn)有茶農(nóng)600多萬：其中約有200萬處于貧困狀態(tài)。涉及茶產(chǎn)業(yè)的相關人口1100多萬人，占去了全省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明、清以來，云南的大宗出省商品只有兩件，一是鴉片，二是茶葉。鴉片煙為英國人自鴉片戰(zhàn)爭前后從印度輸入。自17、18世紀，英國人每日喝中國的發(fā)酵茶成癮：上自宮廷，下達市井，3點3刻的“下午茶”已成風氣。上百艘“快剪帆船”穿梭在大洋之上來往運茶，英倫的普茨茅斯港成為名符其實的“東方茶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清政府為抵制英國的“鴉片入侵”策略，決定對英國人以“斷絕茶交易”為懲罰，才迫使英國在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阿薩姆、大吉嶺)用云南和中國其他省份引種的茶籽、茶苗甚至是技工開辟了茶葉種植園。而在中國的云南，普洱茶山已星羅棋布，茶樹的人工栽培史已長達2000多年。
種種科學考察和文化史的調(diào)研已證明：云南的瀾滄江中下游沿岸就是中國和世界茶葉的原產(chǎn)地，現(xiàn)在有了更新的佐證，在17世紀中葉，梵蒂岡博物館的創(chuàng)建人及第一任館長、羅馬天主教廷的首席博物學家，德國籍傳教士阿塔納斯·基歇爾出版了自然博物巨著《圖說中國》，它是當時世界自然科學的扛鼎之作，其中僅選了一幅云南的“茶樹圖”，畫面中不容置疑地顯示，那是云南特有的大葉種茶，該書出版之時，整個歐洲為之轟動。當時，歐洲的上流社會已喝茶成癮，云南的名聲與廣州、京城并駕齊驅(qū)，成為歐洲人最熟知的中國疆域城邦。他的《圖說中國》多處參照了波蘭傳教士卜彌格的著作《中國植物志》，而這本書里也以主要篇幅介紹了中國南方和云南的動植物資源。
18至19世紀，歐洲列強通過各國的海外殖民部、外交部或東印度公司等多次向云南派遣各種身份的“植物獵人”、“探險隊”“考察隊”，他們將云南看作是“人跡罕至的秘境”，“地球動植物的避難所”，“喜馬拉雅山以南動植物遷徙的走廊”。如英國的羅伯特·福瓊，“采花領事”福雷斯特、弗蘭克·金登·沃德以及近代的文字學者洛克等多人都充當過“植物獵人”，采集過云南的茶樹標本和數(shù)以萬計的植物資源。還有那些名噪一時的“探險隊”、“考察隊”，他們的報告一經(jīng)在歐洲發(fā)表，都引起強烈反響，一時洛陽紙貴。其中最典型的是1866—1868年法國人安鄴為隊長的湄公河探險隊，他們的《加內(nèi)報告》和路易·德拉波特的插畫廣為流傳，使歐洲社交界以談論神奇的云南成為時尚，而考察茶葉貿(mào)易也是他們的主要目的之一。
為運輸普洱茶而形成的六條“茶馬古道”，更成為了普洱茶的獨特文化表征，它對于西藏、蒙古、新疆等地域，是各民族生活的必須品，維系著人們的健康生存，茶馬古道也可以說是一條穿越世界屋脊的“維生素大通道”；而對于明、清的皇家的貢茶而言卻是一種馬背上的情結和高貴身份的象征了。在清王朝，向各國使節(jié)贈送普洱茶已成為一種國禮和尊貴的外交禮儀。
千百年來，云南人與普洱茶相生相伴，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誠然，我們必須承認普洱茶曾被我們遺忘了近一個世紀，其文化也隨之斷代，但它卻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我們的生活。隨著歷史的回歸，我們真切地看到，普洱茶曾為云南帶來過巨大的聲譽，它最早讓云南走向了世界。普洱茶的精神更是浸透了云南人的血液，在日積月累中呵護著人們的生命質(zhì)量。他們的樸實、寬厚和重情誼更像是一片天然的茶葉；他們的吃苦、耐勞和頑強的生命力，極像是高山云霧中的古茶林；他們的智慧、執(zhí)著和創(chuàng)造力更融入了一碗碗“越陳越香”的釅茶……
普洱茶魂，云南人之魂!也必將是人類之魂!文/王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