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雷永豐，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那時，茶文化研究才剛剛開始，大家對普洱茶到底是什么還知之不詳。1993年在思茅召開的普洱茶國際學術研討會和1994年在昆明召開的第三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上，大家更多的還是在討論宏觀的茶文化、茶葉交通史、茶葉技術，很少關注具體的普洱茶生產、工藝、經濟運作模式以及普洱茶之所以是普洱茶這一獨特的產品等等這些細節(jié)的東西。因此，到底什么是普洱茶？普洱茶是如何經營的？為什么普洱茶會越陳越香？這些問題有人提出，未引起大家的關注。
為了尋找普洱茶的蹤影，我翻遍了當時所能找到的所有典籍，在《續(xù)云南通志長編》第609頁，我看到了這樣的記載：“（云南）川銷茶歷史最久、牌名最著者，為“宋圓牌”普洱圓餅春茶，川省茶價漲跌咸取決之。余如雷永豐、元慶、復聚、新春、寶森、永興、三泰、慶春等茶號，均營川銷。”從文中排列順序看，雷永豐一定是當時較有影響的茶號。
1994年，我看到是年出版的《思茅地區(qū)商業(yè)志》記載：“業(yè)主雷逢春，原籍云南省石屏縣，思茅第一屆商會會長，民國十年任云南省第三屆省參議員。那時，思茅茶葉行業(yè)同仁共同議定，各戶茶號加工‘圓茶’，每圓茶底料重量不得超過6兩。‘雷永豐’為爭奪名牌圓茶經銷，私下與揉茶師傅串通，增加底料五錢。每筒茶（8圓）比其他茶號多四兩，每擔圓茶24筒，比其他茶號多9斤6兩。馱昆明出售時，‘雷永豐’抬價銷售尚供不應求，其他茶號壓低銷價仍難找買主。類似情況在同業(yè)中每有發(fā)生，無權無勢茶商一旦被發(fā)覺，視作違章，處以罰款，而對‘雷永豐’所作所為，茶商僅在背后私語，不敢公開抗議。”該書還介紹了過去思普地區(qū)很多的茶號，并花相當大的篇幅介紹了思茅原信昌的經營和運作，可惜，當時我并不知道原信昌還有個分號叫“敬昌茶號”，并且經營得相當出色。
盡管在我后來的研究中，發(fā)現這兩段記載都有一些問題，比如，“宋圓號”可能是“宋寅號”的音誤，當時的24個4兩也不等于9斤6兩等等，但他們對雷永豐的描述卻給我深刻印象。
1995年到2001年，我沒有過多地關注普洱茶，但是，從2002年開始，我的興趣又集中到普洱茶上。這個轉變有賴于鄧時海先生的繁體字版《普洱茶》一書，我吃驚地發(fā)現，普洱茶竟然可以這樣喝？！而茶莊、茶號、茶品以及普洱茶所依附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可以成為探究的對象，都變成饒有趣味的文化元素。這加深了我全面探索普洱茶文化的興趣。探索的結果是，我對雷永豐的認識也越來越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