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鑄勛:沒有生產過一餅熟茶的“熟茶教父”

  

  圖為:盧鑄勛

  《號級古董茶事典》是楊凱先生的大作,書里引用了一件民國37年昆明市茶商業(yè)同業(yè)公會的檔案。通過這份檔案,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的“七子圓茶(生茶),是紅湯的,每桶5市斤,價值金圓3元1角”。

  每桶5市斤的重量,折合每餅約357公克,這與我們今天的常識完全相同;價格的差異,在每一個時代,都有其不同的呈現(xiàn),也很容易理解;唯獨是湯色之紅,卻與現(xiàn)在常見的普洱生茶,大相徑庭。

  實際上,這個大相徑庭的結果,卻恰恰反映了普洱茶的史實,我們看看民國學者李拂一的記錄:

  佛海茶葉制法,計分初制、再制兩次手續(xù)。

  土民及茶農將茶葉菜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竹席上反復搓揉成茶,曬干或晾干即得,是為初制茶。或零星擔入市場售賣,或分別品質裝入竹籃。

  入藍須得濕以少許水分,以防齏脆。竹籃四周,范以大竹萚(俗稱飯筍葉)。一人立籃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搗壓使其盡之緊密,是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發(fā)酵,任其蒸發(fā)自行干燥。所以遵綠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葉,其結果反變?yōu)椴灰?guī)則發(fā)酵之暗褐色紅茶矣。此項初制之茶葉,通稱為“散茶”。

  制造商收集“散茶”,分別品質,再加工制為“圓茶”、“磚茶”或“緊茶”。另行包裝一過,然后輸送出口,是為再制造。

  “圓茶”也好,“磚茶”、“緊茶”(沱茶)也好,既然其原料都已經(jīng)是“不規(guī)則發(fā)酵之暗褐色紅”的散茶了,無論如何再次加工生產出來,湯色都只會更紅,而絕不是今天我們常見到的清湯綠水。文長不能盡引,我們只選擇比較有代表性的“緊茶”工藝來看。

  緊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蓋”;黑條者再包于二蓋之外曰“高品”。如制圓茶一般,將各色品質,按一定之層次同時裝入一小銅甑中蒸之,俟其柔軟,傾入緊茶布袋,由袋口逐漸收緊,同時就坐凳邊沿照同一之方向輪轉而緊揉之,使成一心臟形茶團,是為“緊茶”。“底茶”葉大質粗,須剁為碎片;“高品”須先一日濕以相當之水分曰“潮茶”,經(jīng)過一夜,于是再行發(fā)酵,成團之后,因水分尚多,又發(fā)酵一次,是為第三次之發(fā)酵,……這或者即是“緊茶”之所以為“緊茶”之惟一秘訣也。

  類似的文獻,絕非只有李先生這一份。范和均、張鳳岐、譚方之……,在完成于解放前的各家著作里,關于云南緊壓茶用料、制作、包裝的記載,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說當時的普洱生茶,湯色是紅的。

  這樣看來,或許我們還不能下斷言說,百年前所有的普洱茶在產生之初便是紅湯,但只要把“所有”依次換成為“大部分”三字,其結論,就大致不會離譜。“湯色紅濃”,這段我們今天大多數(shù)制茶人早已遺忘了的歷史,在盧鑄勛的腦海中卻是揮不去的記憶。

  1927年出生于廣東的盧鑄勛,一生都與茶葉有分不開的關聯(lián)。經(jīng)歷了幾個時代的他,最初在澳門學徒的時候,只有11歲。

  澳門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是世界茶葉轉口貿易當之無愧的中心,幾百年的光景,荷蘭商人將茶葉從澳門運到海外,也從中獲取了豐厚的利潤。直到清政府將香港和九龍割讓給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不需要再在澳門做生意,加上香港的海域水深港闊,有著天然的優(yōu)勢,澳門在茶業(yè)轉口貿易方面的龍頭地位才漸漸被取代。

  這是十九世紀后期就開始的進程,但最終完成,卻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澳門的茶行街上還是十分活絡。這當然是澳門遠離戰(zhàn)火偏安一遇的緣故。

  盧師傅所在的茶行,便是在當時十分出名的澳門英記茶莊。順便說一句,就算是今天,雖說澳門英記茶莊已經(jīng)落寞到只剩下一棟小樓和一間門店,但對于所有熱衷茶史的人來講,這里仍然是考察故跡、回憶往事的探索之旅中,繞不過去的一站。

  1950年,在云南經(jīng)營同興號茶莊的袁壽山來到了澳門,他坐在英記茶莊的木椅上說,“新中國成立了,私商被取締,一切都是統(tǒng)購統(tǒng)銷。香港那些喝慣了紅湯普洱茶(生茶)的客人,壓根兒喝不慣發(fā)酵不到位的新滋味,這就導致市面上老滋味的茶餅很吃緊。

  像宋聘號、敬昌號、同慶號等等,價格飛漲,卻又無貨可供”。袁壽山一面向英記茶莊借錢想去進些貨,一面又問英記方面有沒有技術,可以在澳門生產傳統(tǒng)的紅湯普洱茶。

  六十多年后,在接受采訪時,盧師傅對我說,他“爺爺?shù)臓敔斁鸵呀?jīng)在經(jīng)營普洱茶,那些剛做出來的普洱茶,湯色也蠻深,但要放上六七年,味道更純和了才出售”,就憑著這些并不清晰的印象和曾經(jīng)制作紅茶的經(jīng)驗,盧鑄勛開始研制起來。一個月后,研制獲得成功。

  他說,“當時每月大約可以生產茶餅三十至五十大件”。一大件是84餅,三十至五十大件,也就是2520至4200個左右的茶餅。這些茶餅,都是生茶。可就算是剛剛生產出來時的湯色,就已經(jīng)是紅亮的了。

  到了1954年,所有的人都已經(jīng)明白,澳門在世界轉口貿易中的地位,再也無法和香港相提并論。盧師傅帶著他的技術,離開澳門,定居到香港,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品牌“福華號宋聘嘜”。

  嘜,音ma,是英文mark在廣東話里的音譯簡稱。后來中茶公司勐海茶廠和其他茶廠生產的各式茶餅,在出口的時候,把自己的配方編號,諸如7542、8582、8653等等,印刷在每一件普洱茶的大票上時,標之以“嘜號”二字,其根源就在于這個音譯的簡稱。

  “福華號宋聘嘜”這個商標,從那時起,一直沿用到今天。

  整個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初,盧鑄勛使用了大量的云南茶菁,來發(fā)酵他的普洱生茶,制作出的茶餅,湯色和口感,都很出色,在香港的茶業(yè)市場上,也有著相當優(yōu)秀的“吸金”表現(xiàn)。

  大約是1959年,香港有位名叫曾鑒的茶人向盧師傅請教制茶秘方,他也并不保守,一五一十,和盤托出。張旺燊是在附近做生意的商人,聽到了這個消息,大驚失色,說是不應該將技術輕易外傳,還說“未來十年,香港茶業(yè)的局面,會因這件小事而為之一變”。

  一語成讖,曾鑒的弟弟曾啟去了廣州,加入中茶公司的廣東分公司,擔綱茶葉發(fā)酵師之職,開啟了廣東中茶公司的普洱發(fā)酵之路。廣州的中茶公司,學會了發(fā)酵的方法,大大減少了從云南批發(fā)緊壓普洱茶的進貨數(shù)量,直接搞來云南茶菁,再拼配上廣東當?shù)氐牟栎?,制成廣東普洱茶。

  雖說拼配了廣東茶菁的普洱生茶,味道上比純正的云南茶差了不少,但畢竟是紅湯的生茶,在粵港澳和東南亞各地,比那些云南中茶公司生產的清湯茶,市場要好許多。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香港的市場上,也就再也見不到云南的茶菁。空懷技術卻沒有原料,是無論如何也生產不出茶餅來的。

  直到七零年代,云南的茶廠也輾轉從盧鑄勛和他的傳人那里學會了普洱發(fā)酵的技術,廣東普洱面對純料的云南茶失去了競爭力,銷路無法解決,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茶菁,才又把云南的原料送到了香港,但這已經(jīng)是十多年過去的后話了。

  在這期間,得不到云南原料的盧師傅,只好找到在當時完全壟斷了內地到香港所有茶葉貿易的南天公司來商量辦法。1962年,南天公司的周琮,介紹盧師傅認識了泰國曼谷茗茶廠的楊大甲。

  盧師傅開始在泰國傳授生產普洱茶的發(fā)酵技術。直到今天,泰國還保留著紅湯普洱茶生茶茶餅的生產,只是由于原料不同,味道不如云南普洱遠甚。

  1973年,云南省茶葉公司在廣交會上了解到,香港客戶需要發(fā)酵的紅湯普洱生茶,而這種茶廣東有生產,決定去學習。

  他們組織了昆明茶廠吳啟英、安增榮、李桂英等三人,勐海茶廠鄒炳良、曹振興兩人,還有下關茶廠的兩個人,共七人的出差小組,前往廣東,學習普洱茶發(fā)酵,也就是曾鑒的弟弟曾啟帶過去的技術。去廣東的考察學習小組回來后,三家茶廠的技術人員開始試驗,最終卻都不能照搬廣東工藝。

  廣東發(fā)酵時是灑熱水,云南天氣條件和廣東不同,昆明茶廠就把熱水換成冷水,很快做成了昆明的發(fā)酵產品。勐海有勐海的工藝,下關則結合自己緊茶的熱發(fā)酵工藝,形成自己獨特的產品。

  這些產品成果,也都和廣東普洱茶,有著完全不同的滋味。1975年,勐海的普洱茶基本定型,這就是我們今天熟知的現(xiàn)代普洱熟茶。

  后來,嘜號為7452和7572的勐海熟餅、嘜號為7663的下關銷法普洱熟沱、嘜號為7581的昆明普洱熟茶磚開始批量出口,成了云南茶葉公司的拳頭產品。

  這期間,南天公司的周琮曾于1976年邀請盧鑄勛前往云南,盧師傅沒有去,但卻讓讓周琮帶去了發(fā)酵普洱茶的方法,幫助云南走上自己普洱茶的發(fā)酵之路。

  事實上,直到這一刻,才有了普洱熟茶和普洱生茶的分法和叫法,此前所有的普洱茶,按照今天的標準,都是生茶。

  在上面的行文中,提到普洱茶時,之所以會不厭其煩地一再標明“生茶”二字,只是出于今天我們常見的普洱茶里面有太多的熟茶,日常接觸到的茶文獻之中,也往往是“只將熟餅當普洱,忘卻生茶不知年”的緣故。

  至此,普洱茶完成了從傳統(tǒng)的紅湯生茶,到澳門、香港和廣東、泰國的紅湯生茶,最終演進到云南的現(xiàn)代普洱熟茶,工藝上也從瑞貢天朝的時代演進到了人人可得的速飲消費品。

  盧鑄勛在其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無怪乎《普洱》雜志的執(zhí)行主編周重林要說,他雖然沒有親手生產過現(xiàn)代熟茶,但卻是“熟茶的教父”。

  在香港,盧鑄勛先生的徒弟楊慧章,在師父的幫助下,開創(chuàng)了著名的新星茶莊,成為香港最重要的普洱茶品牌公司。雖說隨著時代的變化,今天新星茶莊并不把重點放在現(xiàn)代普洱熟茶的推廣,而是更多地致力于早期普洱生茶的搜集和新生代古樹普洱生茶的生產和銷售,但卻依然將著名茶文化研究學者王汗堅先生的七言律詩《盧鑄勛》印在了特別制作紀念茶餅的外包裝紙上。

  其詩云:

  藏缺緊茶四張羅,盧鑄靈巧占商機。

  新法速效催陳韻,熟餅溯本是長州。

  義助南天成大業(yè),印支佳茗集香江。

  年過古稀雄心在,記述曾經(jīng)享后人。

  2000年,盧鑄勲宣布退休。退休后,他曾多次接受楊凱、太俊林、周重林等人的采訪,介紹港澳和東南亞各地的茶業(yè)往事,并將自己從事茶業(yè)六十余年的經(jīng)歷,整理成文,命名為《亂世小子回憶錄》,至今未公開出版。

  盧先生說,“普洱只分生熟,沒什么半發(fā)酵,傳統(tǒng)生茶都是發(fā)酵了才稱普洱,沒發(fā)酵的叫青茶,熟茶則完全是純新工藝,但也不是全無所本”。

  現(xiàn)在有人擔心真相布出,會令那些未經(jīng)發(fā)酵的青茶難堪,其實是不必要,因為時代不同,植株工藝都異,白云蒼狗,本就是正常。

責編: 水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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