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道”興盛不衰

詩僧皎然做為提出中國“茶道”的創(chuàng)始人，終結了在他之前飲茶的千百年來所走過的漫長道路，開創(chuàng)了心態(tài)文化的最高層次——“茶道”。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茶道大行”的時代。幽叢隱逸山野的“自然之茶”，到了唐代成了“‘茶之為用’‘最宜精行儉德之人’”的人性化了的“文化之茶”。清初顧炎武《日知錄》中說：“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秦取蜀是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至唐，其間，又走過了一段很長很長的路。
這段時間，茶葉的日常飲用一直在民間發(fā)展著。有關民間茶事見諸文獻的記載也多起來，《廣陵耆老傳》中，有段非常有趣的記載：東晉元帝時，有老婆婆，每天一早，獨自提著一器皿的茶，到市場上去賣，市人爭著買來喝。從早到晚，器皿中的茶也不見少，她把賣茶的錢施舍給路旁的孤兒、窮人和乞丐。有人把她看作怪人，向官府告發(fā)，州的差役把她捆起來，關進監(jiān)獄。到了夜晚，老婆婆手提賣茶的器皿，從獄中窗口飛出去了。這段民間傳奇故事，反映出飲茶在東晉民間的流行情況。故事可能取材自《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西晉人傅咸撰寫的《司隸教》：“聞南方有蜀嫗，作茶粥賣之，廉事毀其器具，使無為賣餅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獨何哉？”。唐代杰出書法家虞世南的著作《北堂書鈔》中，以《蜀嫗茶粥》為題，也記載了這件事。從中可見當時民間茶事的一斑。
古典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中，劉備三顧茅廬，見到諸葛亮，“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東漢末年三國時，來客獻茶的民間生活場面，被《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根據(jù)歷史和民間“說話人”流傳的素材寫進小說。而能反映飲茶成為民間日常生活必需，比上面文字記載出現(xiàn)的還要早幾百年的，是上世紀70年代，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隨葬物中，出現(xiàn)有整箱茶葉做隨葬品，并用竹簡標明箱內(nèi)是茶葉，充分表明西漢時，茶葉已是人們的生活必需品了。當時茶葉做為商品已經(jīng)進入市場流通領域，有記載表明，西漢辭賦家、漢宣帝時的諫議大夫王褒，在買家僮的《僮約》中，就有“武陽買荼”的記載。“武陽買茶”的這個“武陽”，在今四川彭山縣東約五公里的雙江鎮(zhèn)，現(xiàn)已知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是繁華的茶葉貿(mào)易市場了。而生于公元前一百多年的西漢著名辭賦家司馬相如寫的《凡將篇》他卻把茶葉列入了藥物名單中？在這段時間里，文人們的很多文獻，都把茶葉的醫(yī)療功效寫到書中，《隋書》載：隋文帝，夢神人易其腦骨，自爾頭痛。忽遇一僧，告其煮茶為飲，服之痊愈。在民間飲茶治病早已有之，如今皇帝喝茶治好頭痛，必然帶動了整個社會的飲茶風氣。有意思的是歷史上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御醫(yī)也曾用茶葉治好路易的頭痛。當然法國人喝茶時間比這還要早，因為中國茶葉的外銷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民間對茶的功效的認識，也不止于此。在這個歷史階段，飲茶的風氣，上至皇帝王公朝士，下到市井庶民。
唐繼隋而興，是漢之后中國歷史上國力最強的王朝。唐代在魏晉南北朝豐富文化積累的基礎上，繼續(xù)了前期文化的發(fā)展，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崇儒學”，以儒學為治國的根本方針。同時也對佛、道二教加以扶植，以羽翼儒學。使唐朝文化在內(nèi)容和風格上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豐富性，是文化上所謂“盛唐氣象”得以產(chǎn)生的思想原因之一。盛唐三大詩人李白、杜甫、王維，他們詩作的內(nèi)容和風格上所以不同，也是因為他們在儒、釋、道三者的取向上有所不同。這種大好的文化局面的形成，是奠定“茶興于唐”的原因之一，它必然地形成了可以產(chǎn)生中國“茶道”的沃土。
唐代的經(jīng)濟繁榮，國力強盛，使茶事有了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飲茶在民間“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唐·陸羽在《茶經(jīng)·六之飲》也記載著：西安、洛陽，即從京都到西南的湖北、四川、重慶地區(qū)，家家戶戶都在飲茶。楊華《膳夫經(jīng)手錄》：“饒州浮梁，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也。”饒州浮梁是當時最有名的茶葉貿(mào)易中心，也就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提到的“商人重利輕別離，上月浮梁買茶去。”的江西浮梁。市場上，則“自鄒（今山東費、鄒、滕、濟寧、金鄉(xiāng)一帶）、齊（今山東淄博市一帶）、滄（今河北滄州、天津一帶）、棣（今山東惠民一帶）、漸至京邑（今陜西西安一帶），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充分說明飲茶之風已深深植根于民間。
已是“比屋之飲”的茶，自然成為愛好自然的文人雅士的杯中之物。茶助文思，它賦予了文人寧靜致遠淡泊明志超凡脫俗的氣質(zhì)，造就了逸興遄飛風流倜儻溫文爾雅的風度，茶在文人騷客的生活中的成了不可或缺的東西，莫怪像李白這樣的大詩人，也以茶為題寫出《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并序》這樣的茶詩。他在詩前長序中寫到：“此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遠在陸羽《茶經(jīng)》還未問世之前，詩人就能用如此的專業(yè)語言，寫出對“仙人掌”茶的評價，以詩歌的形式把仙人掌茶的來歷、生長環(huán)境、形狀、命名、功效及茶的制成方法，是曠古未覿，詩人如果沒有深厚的嗜茶底蘊是很難寫出這樣的詩來的。舉世聞名的大詩人李白，在公元七世紀就能以茶入詩，用詩贊美茶，無論是在當時或者是現(xiàn)在的世界上，也只能是在一個詩的國度里才能有的事情，他用詩記載了唐代茶葉制作方法的歷史！但是如果說，沒有民間廣泛的飲茶基礎，和當時茶葉生產(chǎn)的興旺發(fā)達，可能我們今天也就讀不到這樣的詩了！茶，由此前的養(yǎng)生去疾，趨向文化意味的嗜好，也就成為生活上的賞心樂事的享受了。
入唐以來，熱衷品茗的文人騷客，以詩文入茶者眾。流傳至今還可以看到的，像初唐的著名詩人孟浩然在清明時節(jié)，空堂坐憶親友的茶詩《清明即事》中：“空堂坐相憶，酌茗聊代醉。”就反映了在當時以茶代酒的習俗；唐初文人虞世南工書法、善文辭，輯錄撰寫了很多茶事文章，收在一百六十卷的《北堂書鈔》中傳世，其功不可沒；還有多寫邊塞生活的詩人王昌齡，也竟然寫出了有關禪院茶事的詩《題凈眼師房》：“白鴿飛時日欲斜，禪房寂歷飲香茶。傾人城，傾人國。斬新剃頭青且黑。玉如意，金澡瓶。朱唇皓齒能誦經(jīng)，吳音喚字更分明。日暮鐘聲相送出，袈裟掛著箔簾釘。”這和他寫的被譽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的：“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盧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和“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那種并吞四海之志，投筆從戎，從軍塞外，抒同仇敵愾之壯志，詠立功塞外民族之豪情的邊塞詩相對照，判若兩人！再看看詩人在寺院與女僧參禪品茶時，置經(jīng)文茶香于不顧，被有著傾城傾國之貌的女禪師所傾倒的場面，有趣的是，女僧在傍晚送詩人出門時，可能心動分神？身上的袈裟卻讓門的簾釘掛著？不難看出，這種因茶纏綿的有聲、有色、有情、有意的場景！對出生在長安的詩人，當然是再熟悉不過的事情了，雖說詩中可能是在打趣自嘲！可它反映的卻是唐初寺院中的真實情況，女禪師是和和尚一樣，為坐禪破睡，招待施主，日常對茶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佛門茶事的盛行，更使茶事在民間迅速普及、發(fā)展。
到了中唐時期，品茶悟道已成為一種思潮。茶事文化高潮迭起，這時出現(xiàn)了集唐以前茶文化之大成、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圖文并茂的茶書——《茶經(jīng)》問世。這是學者陸羽積近二十年之功寫成的系統(tǒng)詳實，內(nèi)容宏富的有關茶葉和茶事的“頗切實用”的茶葉經(jīng)典巨著?？墒顷懹鹪凇恫杞?jīng)》中，卻沒能明確提出“茶道”這一概念？其實，陸羽在《茶經(jīng)》中已然寫到：“‘茶之為用’、‘最宜精行儉德之人’”接下來很自然的便能寫出“品茶有道”這一“茶道”概念，但是，可能是他“凡心太重”？竟與提出“茶道”這一概念失之交臂！落得個“楚人《茶經(jīng)》虛得名。”的結果。后人認為陸羽在《茶經(jīng)》中，只是倡導了茶道精神？
陸羽深受先秦儒家那種“仁以為已任”、“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積極進取的儒家思想影響，但不愿為官。他原是遺孤，被竟陵龍蓋寺智積禪僧收養(yǎng)。14歲得到竟陵太守李齊物的賞識和關照，后又被推薦到火山門向鄒夫子學習數(shù)年。上元初，隱居苕溪，閉門著書?！恫杞?jīng)》多寫形而下的東西，所以深得民間的喜愛和重視，對飲茶習俗的普及和對中國茶文化的研究發(fā)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被祀為“茶神”。
一百多年前的日本學者岡倉天心在《茶之書》中提出：“是唐代的時代精神把茶從粗俗的狀態(tài)中解脫出來，使它達到最終的理想境界。我們的第一個茶的改革家是八世紀中葉的陸羽。…詩人陸羽從飲茶的儀式中看出了支配整個世界的同一個和諧和秩序。在他的偉大著作《茶經(jīng)》（《茶的圣經(jīng)》，The Holyscripture of Tea）中，他制定了茶道（fhe code of Tea）。”顯然，岡倉天心是不知道“茶道”這一哲學概念，在中國是怎樣提出來的？
“茶道”是和陸羽同時代的、陸羽的摯友著名詩僧皎然，在一首《飲飲茶·誚崔石使君》茶詩中提出來的。詩僧皎然，石破天驚地提出“茶道”這個帶有知識產(chǎn)權的、世界第一的“中國茶道”概念！詩人靈感可能來源于喝到朋友送來的新摘的好茶，詩中開始就說：“越人遺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漂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意思是：喝著越州的朋友送他浙江新昌產(chǎn)的剡溪茶，是新摘的上等茶芽制成的名茶，用金屬鼎煮好，盛在素色碗中，雪白泡沫散發(fā)著茶香，這茶像瓊漿玉液似的！全詩的中心是“三飲”得“茶道”。詩中寫到：“一飲滌昏寐，情思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此時此刻詩人的心進入茶中，把人們品茶時常見的事物，做了發(fā)人之未發(fā)的省悟，一飲進入茶中，睡意全消，感到天清地爽，一片新天地；再品神志清明，有了新頓悟，忽然像天上飛來的細雨，將空氣中的塵埃清洗干凈；三飲悟得人生處世之道，對人世的認知提升到新高度，再也用不著苦苦地去破除人世間的什么煩惱？好喝的茶無疑在刺激著詩人長期以來的品茶感悟，心中積聚的意會，一吐為快。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于是詩人奏響了品茶悟道三部曲，層層遞進，步步為營，在眾囂中獨具我見，以哲人的觀念和思維，開掘前所未有的人生內(nèi)面精神，妙悟盎然的新創(chuàng)意，寫出富有哲學力量的詩篇，“若網(wǎng)在綱，有條而不紊。”把千百年來不好言傳的東西，舉重若輕地用詩表達出來。詩中：“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以恰如其分地、準確無誤地、高度概括地哲理性的語言，把“茶道”提出來。詩的喻體自然，妥貼可尋。你看，他說的：“誰能知道‘茶道’的全面真諦？只有仙人丹丘子才能知道。”這是全詩的最后兩句，讀來卻有水到渠成之感。
皎然生卒年月不見文獻記載。據(jù)現(xiàn)代學者考證，應為開元八年（公元朝720年）——貞元末年（公元800年）俗姓謝，字清晝（一說名晝，晝上人），晉代著名詩人謝靈運十世孫，（實為謝安后裔）。湖州長城（浙江吳興）人，是唐代貢茶顧渚紫筍茶的產(chǎn)地，嗜茶亦善烹茶。出身儒學世家，有良好的幼學基礎，博覽諸子百家，及長學道傷了身體，中年在杭州靈隱寺受戒，遁入空門，專心于禪宗，不久回故鄉(xiāng)吳興（今浙江湖州）杼山妙喜寺時，已是著名的詩僧和學者。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說他是：“世之言詩僧多出于江東，獨吳興晝公能備眾體。”更有人說他是：亦一代偉才焉。而其僧人的身分，自然地能使他長期地生活在民眾中間，汲取民間營養(yǎng)。與官宦、文人、道士、僧俗多有交往，常與韋應物、靈徹、顏真卿、袁平、李萼、張志和、陸羽等詩歌唱和往還，過從甚密。學習律宗、律藏，南北禪宗，內(nèi)外兼修，著作頗豐，著有《皎然集》（即《杼山集》）十卷；探討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的《詩式》五卷、《詩評》三卷、《詩議》一卷，其中《詩式》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它奠定了唐詩創(chuàng)作的理論基礎；還著有《茶訣》三卷、《儒釋交游傳》、《內(nèi)典類聚》、《號呶子》傳世。他秉承儒家的“君子謀道不謀食”為其一生使命，參禪悟道作詩，集儒釋道于一身，其學識素養(yǎng)、驚人的智慧和哲人的思維方法，和他同時代的人是無法與其相比的。他把中國“茶道”概念與唐詩結合；把“茶道”的深邃文化藝術內(nèi)涵與唐詩的文學藝術結合；把“茶道”中的熱愛生活崇尚自然的態(tài)度與唐詩的浪漫氣息結合；這無疑豐富了“茶道”的文化藝術內(nèi)涵；有助于提高人們對“茶道”及中國茶文化的認識。通過唐詩來表現(xiàn)“茶道”，既能便于傳誦，又能提高“茶道”的文化品位，也給“盛唐氣象”增添了光輝色彩。
今天，踩著歷史走回傳統(tǒng)的歷程，在歷史的的熱潮中，曾經(jīng)獨樹一幟的中國“茶道”這一概念，以詩的形式問世以來，至今已經(jīng)一千三百多年，它超越茶的自身，到達生命的本身，它一直植根于民間，回顧“茶道”，每當歷史跟人心相遇時，有感即通！當社會經(jīng)濟繁榮，國力強盛時，“茶道”會豁然貫通。因為經(jīng)濟是一切文明得以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茶道”做為一種文化，必然成為社會的一門獨立的學問存在。任何學問，有了民間立場，才有它的生命力。茶通人生之道，品茶悟道，是人生最高境界。詩僧皎然做為提出中國“茶道”的創(chuàng)始人，終結了在他之前飲茶的千百年來所走過的漫長道路，開創(chuàng)了心態(tài)文化的最高層次——“茶道”！它以人為本，開創(chuàng)的中國“茶道”，將會以更加旺盛地生命力，經(jīng)受起伏跌宕的歷史長河的考驗，永遠鮮活地存在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