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流失的恐慌《茶葉戰(zhàn)爭》第一章

  《茶葉戰(zhàn)爭》第一章:1840年的茶葉戰(zhàn)爭:第三節(jié):茶葉、銀子與鴉片。二、白銀流失的恐慌。

  通過茶葉,大清賺到了不少銀子,這并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

  但因為鴉片,大清丟了不少銀子,這就引發(fā)了清政府強烈的關注。

  遠在1729年,雍正就下了一道禁煙令,明示鴉片為違禁品。這份禁令只是針對國內(nèi)從事鴉片買賣的人,而不是普通的吸食者,也與經(jīng)營鴉片的外商無關,屬于內(nèi)禁范疇。懲戒措施主要為:販運鴉片枷號一個月,然后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判死緩,從犯則杖一百,流放三千里。這一時期,鴉片進口量還很少,主要用作藥材,稅收也不多,每百斤稅銀三兩,再加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

  到了嘉慶年間,清政府發(fā)現(xiàn)鴉片帶來的社會問題不小,于是,不僅增加了對國內(nèi)吸食鴉片者的懲戒,還增加了對夾雜鴉片的外來船只的懲罰,這一時期清政府采用的是內(nèi)禁與外禁的雙重措施。日本學者井上裕正研究發(fā)現(xiàn),從雍正到嘉慶中期,鴉片問題都與民俗民風有關,鴉片連同賭博、奢侈、邪教等被視為人心從惡的一種劣習,會影響到社會的穩(wěn)定,必須從嚴加以禁止。許多官員把買賣鴉片等同于加入外教罪處罰。從雍正后期到道光年間,鴉片問題變得迫切,主題便直接切入到白銀流失的問題上。
        

  早期關于白銀流失的爭論,主要圍繞以廣東十三行為首的洋商用高純度的紋銀(馬蹄銀)換低品質(zhì)的鷹洋(西班牙銀幣,后稱墨西哥銀幣)而造成白銀流失的問題。許多官員對洋商發(fā)難,要求他們采用“以貨易貨”和“以洋銀易貨”以減少或杜絕國內(nèi)紋銀流失。“十三行”是清政府授權的外貿(mào)機構,成立于1687年,由清初管理海外貿(mào)易的市舶司改制而來,主要由粵海關的富裕商人組成,代表清政府履行海外貿(mào)易職責,具有唯一性特征,高度壟斷了各種進出口的貨物。關于“十三行”的著作很多,以20世紀30年代梁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最為著名。十三行的洋商辦理出入口許可證,需要20萬兩銀子,且財務之間需要相互擔保,是晚清從商最高級別門檻。十三行中最著名的莫過于兩個福建人——伍浩官和潘啟官。

  十三行組織結構為:兩廣總督和廣州巡護(權力機構)——十三行洋商(中層代理、擔保)——本國和外國商人。1759年,乾隆下令外商交易必須在廣州,故這里成了對外貿(mào)易的唯一地。負責鴉片貿(mào)易的東印度公司在華設有管委會,這個管委會若要買賣貨物,必須與十三行對接。

  清廷“銀子可以控制”的認識,就是建立在十三行高度壟斷對外貿(mào)易的基礎之上。他們認為只要在貿(mào)易層面上加以限制,就能控制住銀子流失。但其后隨著對這一問題認識的深入,清廷內(nèi)部的許多官員發(fā)現(xiàn),把罪責推給十三行是不對的,鴉片走私才是導致白銀外流的元兇。

  盡管程含章和包世臣分別在道光三、四年提出白銀流失與鴉片有關,但當時白銀流失問題的嚴重程度不足以令道光重視。只有皇帝覺得自己的錢袋子出了問題,他才會積極介入。于是就有了弛禁派和嚴禁派的那場著名爭論。

  1836年(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率先發(fā)難,他上奏《為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亟請變通辦理折》和《請弛內(nèi)地民人栽種罌粟之禁片》主要內(nèi)容為以下幾點。

  一是鴉片傳入中國有史可查,從明到清都是突出其藥用價值,但鴉片是成癮品,久吸食必生禍害。

  二是鴉片在大清的歷史。乾隆前,鴉片入關,繳納關稅后,用來交換茶葉等貨物,走私者則以紋銀交易。嘉慶初年吸食鴉片,只是罪至杖責,但其后在徒、流、絞等重典嚴罰下,吸食者反而遍布天下。在嘉慶初年,來華鴉片不過幾百箱,但至道光年間,猛增至2萬余箱,估計歲耗白銀上千萬兩。以前夷商帶洋銀到中國購貨,沿海之民獲利頗多,但現(xiàn)在夷商私售鴉片,根本不用帶資金,反而賺走了紋銀。以前每兩紋銀可以換錢千文,現(xiàn)在每兩竟能換一千二三百文,銀價有增無減。若任其發(fā)展,必然會“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忍言”。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能容納30萬個鴉片球的倉庫

  三是與諸國通市不可斷絕。首先,販賣鴉片的只有英國人,不能因此斷絕與其他諸國悠久的互市傳統(tǒng)。再者,瀕海還有數(shù)十萬依賴互市為生的民眾,他們的生計問題要考慮。最后,夷商在大洋外,隨處可以停歇,無從阻斷其貿(mào)易之路。

  四是律法不能從根本上禁止鴉片貿(mào)易。大清禁煙不可謂不嚴,但法越峻胥役之賄賂越豐,棍徒之計謀越巧。兩廣總督阮元嚴辦澳門葉恒樹就是例子。夷商在無可落腳的情況下,便選擇了伶仃洋為據(jù)點。這里水路四通八達,各種私運船只絡繹不絕,屢查不禁。重賄關卡,殺害官兵,冒充官兵,栽贓陷害……走私者各種伎倆都使出來,不畏法者大有人在,致使良民受害者不可勝數(shù)。這些都是在嚴禁鴉片走私后才出現(xiàn)的情況。

  五是吸食鴉片的人群。吸食鴉片的人,要么是一些懶惰無志、無足輕重之輩,要么就是一些命不久矣的年邁之人。“海內(nèi)生齒日眾,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大衛(wèi)之防,早為之計。”

  六是鴉片只準以貨易貨,不得用紋銀購買。閉關不可,徒法不行,惟依照舊例,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后,只準以貨易貨,不得用紋銀購買。納稅之費少于行賄,夷商會更樂意。洋銀與紋銀一樣,禁止出洋,有犯被抓獲者,鴉片銷毀,銀兩沖賞。文武官員、士兵有私食者,立即革職,但免其罪。上司要是縱容手下吸食,也要查處。對民間的販賣者和吸食者,一概不論。

  七是主張內(nèi)地種植鴉片。內(nèi)地種植鴉片,已有先例,后因律令廢止。內(nèi)地鴉片,比之洋煙,性溫和、價廉,食之不傷人,又容易斷絕。來自呂宋的旱煙本土化后,早就不用從呂宋進口,這是一例。內(nèi)地種煙更大的好處在于,夷人販賣的鴉片將無利可圖,自然解決了白銀外流問題。況且,種植鴉片不影響農(nóng)民的耕作。

  八是弛禁鴉片不違朝廷政體。

  道光帝拿到這份奏折,有些心動。他特別圈點出第二要點,發(fā)到廣州,征求鄧廷楨等人的意見。

  鄧廷楨、文祥等人看到許乃濟的奏折,心里樂了。鴉片弛禁論,在廣州一直很流行。許乃濟出任過兩廣鹽運使兼署廣東按察使,對這里的情況再熟悉不過,何況之前便有同鄉(xiāng)何太清對他建言,鴉片開禁對清廷大有好處。廣州學海堂書院的教官吳蘭修曾寫過《弭害論》的策論文,主張鴉片貿(mào)易合法化,許乃濟奏折中的許多論點都出自《弭害論》。

  鄧廷楨的前任盧坤也表達過類似的意思,盧坤提出鴉片走私“勢成積重,驟難挽回。屢經(jīng)周咨博采,有謂應行照昔年舊章,準其販運入關,加征稅銀,以貨易貨,使夷人不能以無稅之私貨售賣紋銀者。有謂應弛內(nèi)地栽種之禁,使吸煙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紋銀仍在內(nèi)地轉運,不致出洋者。其說均不無所見,然與禁令有違,窒礙難行”。其被革職后,鄧廷楨一直對這個問題隱忍不發(fā)。

  現(xiàn)在有人打出第一槍,他們自然不會錯過附會之機。“立制貴乎因時,為政先宜除弊,若除弊而弊益甚,則不得不籌變通之策。”這變通,就是鴉片弛禁政策。他們完全贊同許乃濟的主張,鴉片問題越管越麻煩,兩廣總督越來越難當,鄧廷楨之前的兩任兩廣總督李宏賓和盧坤都栽在鴉片問題上。

  廣東軍政方面拿出了九條意見,都是針對許乃濟意見的具體措施,“如蒙諭允,弛禁通行,實于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細則為:一是以貨易貨,應計全數(shù)抵算,不準影射;二是水師巡船及關口員役,宜責令專在隘口稽查,不準借詞滋擾;三是洋銀應照舊章,仍準帶回三成;四是鴉片應與其他洋貨一樣交易;五是額稅宜遵舊章,不必加增;六是鴉片價格不必預定,隨行就市;七是內(nèi)地各省海船運銷鴉片,應由粵海關印給執(zhí)照;八是內(nèi)地栽種罌粟,應稍寬其禁,俾使土煙對洋煙有所抵制;九是官員、士子、兵丁不準吸煙,其余寬其禁令等。

  十三行也上書總督府,表示支持許乃濟。在弛禁論方面,廣東各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自阮元高調(diào)嚴禁鴉片以來,從事鴉片貿(mào)易已經(jīng)成為最有風險的行業(yè)。

  根據(jù)同期義律與英國外交部大臣巴麥尊的信件往來,英商和英國政府對鴉片貿(mào)易合法化高度認同,一點也不介意未來會陷入與中國本土鴉片的競爭中。他們把許乃濟的文章翻譯成英文,四處發(fā)放,這大約是許乃濟得以進入卡爾·馬克思視野的原因。英國政府并不贊同鴉片貿(mào)易,尤其是鴉片走私,中國政府居然把鴉片貿(mào)易合法化,這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1838年6月5日,巴麥尊給義律的信里寫道:“我必須說,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因為英國臣民能夠破壞他們前去貿(mào)易的那個國家的法律的目的而進行干預。因此,這些人由于更有效地執(zhí)行中國關于此問題的法律而可能遭受損失,必須由那些因他們自己的行動造成該損失的人士承擔。”即便后來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武裝部隊前來中國,巴麥尊仍然強調(diào):“女王陛下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并且有權查獲和沒收那些外國人或中國臣民不顧適當制訂的禁令而輸入中國領土內(nèi)的任何鴉片。”義律也反對鴉片走私,在他寫給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滿了對鴉片貿(mào)易的強烈譴責。英國政府認為,中國能解決鴉片走私的問題。義律在寫給英國走私商的文件中,也提到了這點。

  與廣東政界一致的贊同聲不同,中央朝廷與其他地方政界一邊倒地反對。內(nèi)閣學士、禮部侍郎朱樽在《申嚴例禁以彰國法而除民害折》中認為,允許鴉片貿(mào)易合法并不能解決白銀流出的弊端。在對外貿(mào)易中,中方的主要貨物是茶葉、生絲等,但如果這些貨物不能沖抵鴉片,勢必又要用銀子來購買。鴉片只禁官方,不禁民間,無疑是掩耳盜鈴的做法,這樣會讓原本不吸鴉片的百姓漸漸染上吸食鴉片的毛病。既然許乃濟主張禁止白銀出口,那么為什么不反過來禁止鴉片入境,這樣不是就能阻止白銀外流了嗎?所以,徹底解決的方法就是加重刑罰,嚴防從各省海關流入鴉片。

  朱樽認為,白銀問題還不是根本,最為重要的是鴉片傷生伐性,損害了百姓的健康。民為邦本,民眾染上了鴉片癮,為害較白銀外流嚴重得多。朱樽站在民生的層面上看問題,“民貧尚可變,民弱不可救藥”。

  許球的《請禁鴉片疏》幾乎都是反駁許乃濟的觀點,但他與朱樽一樣,沒有提出具體的措施來解決道光帝最關心的白銀流失問題,但其所倡導的禁煙主張仍可一看。他認為禁官不禁民是錯誤的,因為官來自民,又認為要嚴辦從事鴉片貿(mào)易者。臣愚以為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nèi)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嚴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和之行商,包買之窯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拿,盡法懲治,而后內(nèi)地庶可肅清。

  若其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門之躉船,盡行回國,并令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nèi)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將內(nèi)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誅,如鴉片躉船不致再入中國,即行寬釋,仍準照?;ナ校热缜八截?,潛來勾誘,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不敢存輕視之心,庶無可施其伎倆。
       

  晚清大戶人家經(jīng)常用鴉片煙招待貴客

  許球的嚴禁論影響了后來林則徐的禁煙政策,但當時道光帝并沒有表態(tài),他同樣傳給了在廣州的鄧廷楨。鄧廷楨等人揣摩到了道光帝內(nèi)心的矛盾之處,他們認可了朱樽的“民心”和許球的“藥方”,也指出了朱樽和許球某些站著說話腰不酸的書生之見,有不求實際求名聲之嫌疑。“建言者倡論于局外,故抵掌較易敷陳;當事者肩任于局中,則措手宜有分寸。”鄧廷楨抓住了皇帝最關心的白銀問題發(fā)問,如果按舊有禁例,能杜絕白銀外流,“又孰肯冒不韙而亟議更張”。

  無論是驅逐載有鴉片的英國躉船,還是緝拿走私的“扒龍船”,又或者是搗毀窯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管兩派如何爭論,鄧廷楨都認為,杜絕白銀流出才是第一要務。

  江西道御史袁玉麟的《奏陳鴉片弛禁將有妨國計民生折》事實上是許球和朱樽觀點的合并,再次強調(diào)了弛禁論無疑是禍國殃民。之后,再無人上有關鴉片弛禁論的奏折。

  1838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再次把鴉片問題推向高潮。原文很長,不一一引述,僅綜述其要點。黃爵滋開篇就說,皇帝為什么會覺得銀子不夠花了?原因很簡單,就是鴉片導致白銀外流,現(xiàn)在每兩銀子能換1600多文,而之前只能換1000文。接著他從鴉片吸食人群、白銀外流和當下禁煙措施的失誤入手分析。

  一是吸食鴉片的人群增加了。許乃濟曾說,以前吸食鴉片的都是些無足輕重之輩,但現(xiàn)在情況不一樣了,現(xiàn)在官府官僚、地方鄉(xiāng)紳、工商業(yè)者、戲曲演員、署衙書吏胥、婦女、和尚、尼姑、道士等各個階層都在吸食。到了無人不吸、無處不賣的境地,就連沈陽這個大清重地,也吸食鴉片成風。

  二是鴉片走私導致白銀流失嚴重。從道光三年到十一年,每年外流白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從道光十一年到十四年,每年外流白銀2000余萬兩。從道光十四年到當下,每年外流白銀達3000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诩悠饋?,也有幾千萬兩。
       

  四川的罌粟田

  三是之前鴉片政策有漏洞,不能阻止白銀外流。首先,海關官員收受賄賂、海防線過長都是問題。其次,外商運進呢羽、鐘表,與從我國運出茶葉、大黃、湖絲等總價值不足1000萬兩白銀,其中利潤不過幾百萬兩,比起走私鴉片的利潤,前者還不到后者幾十分之一。外商不進海關,在海外貿(mào)易,都是因為中國奸商參與走私,才使得走私昌盛,禁海不如防內(nèi)。再次,禁商不禁民也不行,官商沆瀣一氣,也難以禁止。最后,內(nèi)地種植鴉片也不行,因為土煙不具備與洋煙競爭的實力。

  那么,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禁煙了呢?有。黃爵滋談到了自己的措施。

  一是從鴉片需求著手,重懲吸食者。之前的刑罰過輕,對于吸食者,要判以死刑,才能完全杜絕。黃爵滋舉例說,爪哇人本來很勇敢健壯,但荷蘭人誘使他們吸食鴉片后,就變成了孱弱之輩,國家都被荷蘭人占領了。荷蘭之前也有吸食鴉片者,這些吸食者被抓到后,官方就會把他們綁到竹竿上,叫人來圍觀,最后用大炮把他們轟入海中,所以后來就沒有敢吸鴉片煙的荷蘭人。英國也禁止吸食鴉片,抓到了要以死論處。中國的鄰國越南曾被誘惑吸食鴉片,但他們察覺了外國人的陰謀,現(xiàn)在也嚴禁鴉片。所以中國應該效仿外國實行吸食鴉片者處以極刑的政策。

  二是在一年戒煙期限內(nèi)實行連坐制。以五家為一個單元,相互寫保證書聯(lián)保,一旦有人吸食鴉片,聯(lián)保人也要按律治罪。大城市流動人口多,則以商鋪為主,收留吸食鴉片者的店,要以窩藏罪論處。大小文武官員中有吸食者,罪加一等,其后三代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官員下屬吸食,官員受罰。軍隊中每五人互相擔保,發(fā)現(xiàn)有吸食者,一樣連坐。鼓勵揭發(fā)吸食鴉片者,并給予獎勵。
       

  抽鴉片的中國人

  黃爵滋這份奏折談到的白銀流失嚴重的問題顯然引起了道光帝的高度重視,他隨即轉發(fā)給盛京、吉林、黑龍江的將軍及直省各督撫,要求他們各抒己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根據(jù)反饋的意見,有20位地方大員反對內(nèi)禁,主張海禁;有8位主張內(nèi)禁與海禁雙管齊下,軍機處大臣穆彰阿沒有表態(tài)。

  海禁派反對嚴懲煙民,雖側重點各有不同,但都認為這樣會增加訴訟成本。山西巡撫申啟春不主張對國內(nèi)吸食鴉片者處以死刑,他認為源頭在夷商,煙民受其蠱惑在前,現(xiàn)又有嚴法在后。峻法為財而設,而非民意,就會讓國民有惶然之感。而且,嚴法之下,可誅之人不可勝數(shù)。山東巡撫經(jīng)額布也不主張嚴懲煙民,認為并不是煙民把銀子運出去的。他反問說,峻法有效的話,歷朝歷代怎會有那么多死刑犯?

  直隸總督琦善的意見也很關鍵,禁煙以來,他在天津查獲1.3萬斤鴉片,收繳數(shù)量僅次于鴉片貿(mào)易濫觴之地廣東。他反對重刑治煙民,擔憂引起社會不穩(wěn)定。“若吸食鴉片不肯俯首受縛,勢必聚眾抗拒,此大可慮也。至于閩省海疆,其人習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鴉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島,外夷資其衣食,借以探聽虛實,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結無賴,一登陸地,炮臺反為虛設,此則更大可慮也。”

  琦善認為封關可以制夷,就是建立在英國人離不開茶葉、大黃的認識上。

  他們都把問題再次引向海關,都希望從海禁入手,解決銀子外流問題。經(jīng)額布說,比起躲在密室里吸食鴉片的人,海關不是更容易稽查嗎?

  湖廣總督林則徐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他贊同出臺峻法治理鴉片,并指出禁煙之難,不在于革除煙癮,而在于改變吸食者的思想。“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針對黃爵滋所謂的一年戒除期限,難免有人持觀望態(tài)度,會不會一年后又不戒了呢?

  為了利用好這一年期限,林則徐提出了六項主張。

  一是收繳煙具,斷絕煙癮之根。煙槍、煙斗是抽鴉片必備的道具,責成總督、巡撫酌定期限和數(shù)額,分州縣收繳,當做政績考核。戶口多的地方,若是收繳的煙具寥寥無幾,州縣官將被撤職彈劾,要是收繳得多,就獎勵。

  二是廣發(fā)告示,勸令吸食者改過自新。把一年按四季劃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三個月。第一階段自首者免罪,但再犯要加罪。這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林則徐顯然把吸食鴉片者當做入了西方教會的教徒,戒鴉片等同脫離教會。在第二、第三、第四階段內(nèi)自首的人,雖不能免罪,但可以減罪。
       

  晚清高檔鴉片館

  三是煙館經(jīng)營者在三個月期限內(nèi)自首可免罪,超過期限的要處以死罪。制造煙具者則只有一個月自首的期限,超過也是死罪。

  四是對官員失察的懲罰。主要為革職、降職和調(diào)任三種。這項卻是為官員留下了后路,因為查辦不力者大有人在,包括林則徐自己。

  五是地保、牌頭、甲長在各自的地頭上要勇于舉報揭發(fā),不然就是包庇,應與正犯同罪,沒收其房屋。

  六是審斷方法,主要靠“熬”。找一個公共場所,把疑犯全部集中,像科考一樣點名驗身,封門后,時間一到,有煙癮的人自然無所遁形。此外,林則徐還提供了一份長達5000多字的戒煙方子。

  林則徐治下的湖廣,是他禁煙政策的排練之地。當時在廣東的鄧廷楨卻不以為然,他曾指著幾案上的水盅對梁廷楠說:“譬如禁茶,茶碗收盡,還可以以這個水盅為飲具,盡絕吸食鴉片,只收繳煙具根本不是辦法。”

  關于鴉片與白銀的關系,林則徐另有奏折。他認為,吸食鴉片的人,每天大約需要消費一兩銀子,假如每百名國人中有一個人吸食,那么四萬萬人一年外流的白銀就不少于一萬萬兩。黃爵滋說每年外流白銀千萬兩,他還算少了。林則徐擔憂幾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把銀子送給外洋,就是送給潛在的敵人,壯大他們的力量。黃爵滋舉例爪哇國喪于荷蘭,猶言在耳。

  弛禁派被打壓下去后,嚴禁派在選擇內(nèi)禁還是海禁的問題上依舊有分歧,而在這個問題上,兩派的觀點又有許多相似之處。黃爵滋、林則徐等人都主張內(nèi)禁,而其余大部分總督、巡撫,如申啟春等人,都主張海禁。海禁派一個主要的理由就如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所言,“天下鴉片都來自廣東”,也就是眾議一致認為鴉片要從源頭開始杜絕。

  雙禁政策開始實施前,前所未有的禁煙力度讓朝廷感到壓力,他們必須解決兩個問題,嚴禁鴉片后白銀流失到底能不能控制住?何人能主持這種嚴厲的禁煙大局?但道光帝通過一獎、一削和一貶來表達自己對禁煙的決心,山東查獲鴉片的官員得以升遷,莊親王、輔國公因抽鴉片而被削爵,馬克思贊賞的許乃濟則從四品貶為六品,徹底變成閑人。

  林則徐在1839年被委任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被視為雙禁政策的開始。

  林則徐到達廣州后,雷厲風行,緝拿鴉片走私者,收繳鴉片。

  遺憾的是,轟轟烈烈的虎門銷煙運動,只是一個開始。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政府還是采用了許乃濟的主張,在內(nèi)地廣植鴉片,真的做到了用“土煙”驅逐“洋煙”,也通過鴉片增加了國庫。事實上,民國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鴉片也是各路軍閥軍費的主要來源。

責編: a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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