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戰(zhàn)爭》第一章：1840年的茶葉戰(zhàn)爭。第二節(jié)：“以茶制夷”的觀念演變。；一、乾隆對俄羅斯的貿易制裁。
“以茶制夷”的思想，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來的一貫觀念，在明代被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清代不過承襲了這一治國思潮，一切有跡可循。晚清重提這一論調，慘遭后世嘲笑之處在于：這個時候的“夷”，是涉洋過海而來的其他人種，而非歷史上與中原王朝一直聯(lián)系緊密的少數(shù)民族。然而，于大清國政界和知識界而言，像英國這樣的外夷，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沒有什么區(qū)別，產生這種想法，大約跟他們與中國相鄰的另一個“外夷”俄羅斯長期打交道不無關系。
茶葉、大黃……天若生此二物為我朝控馭外夷之具也。——趙翼
在“以茶制夷”的觀念上，乾隆時期的歷史學家趙翼有一段很著名的言論：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游牧諸部，則恃以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wèi)也。自前明已設茶馬御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為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
趙翼畫像
太西洋距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船載歸，則其用且極于西海以外矣。俄羅斯則又以中國之大黃為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后有數(shù)事渝約，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羅斯遂懼而不敢生事。今又許其貿易焉。天若生此二物為我朝控馭外夷之具也。前一段，趙翼總結的是明清以來中原王朝對西北民族采取的茶葉政策，后一段則將茶葉政策推廣到俄羅斯和英國等其他國家。
明代“以茶制夷”的思想可謂被從頭貫徹到尾巴。明太祖朱元璋對渝蜀王朱椿時說：“國家榷茶，本資易馬。邊吏失譏，私販出境：惟易紅纓雜物，使著人坐收其利，而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戎狄哉？”他的意思很清楚，國家壟斷茶葉，目的是用茶換戰(zhàn)馬?，F(xiàn)在邊關松懈，私茶出境，拿我們有用之物，換些個無用的東西，讓別人盡收其利，而自己吃虧，這怎么能夠體現(xiàn)“以制戎狄”呢？為此，他推出了茶葉的金牌制度，最終形成了“茶貴馬賤”的貿易格局，把利益和控制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明嘉靖年間，政府已然將“以茶制夷”的政策玩得爐火純青。嘉靖年間的戶部尚書梁材有一番高論：“蓋西邊之藩籬，莫切于諸番，諸番之飲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禁之使彼有所畏，酬之使彼有所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誠重且人，而非可以尋常處之也。故在當時茶法通行，而無阻滯之患。”梁材.宜茶馬事宜疏［M］//陳子龍，等.明經(jīng)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955960.
在明代，西北乃至西南游牧民族離不開華夏之茶，政界和知識界早就對此達成共識。他們認為只要控制住茶葉，就能控制住人群與疆土，而茶葉所到之處，也成為中原文化上的疆域。
嘉靖之所以不愿意給后蒙政權的俺答汗開茶馬互市，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一旦蒙古人掌握了茶葉，他們就會與藏族及其他游牧民族形成聯(lián)盟，那么“以茶制夷”的政策就會失控。
這點，不妨看看朱棣時代著名學者解縉的言論。他在《送習賢良赴河州序》的文章里訴說了一個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明朝在河州設置陜西都司和茶馬司，“控西夷數(shù)萬里，跨昆侖，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這不是明廷實際控制的疆域，而是對茶傳播而想象出來的疆域。而朱元璋的治邊策略，就是力圖用茶去打通西方。
清代在滿蒙藏聯(lián)盟的背景下，加上康熙、雍正及乾隆的文韜武略，解縉的想象區(qū)域成了清廷實際控制的區(qū)域。而茶葉也慢慢演變成特別供給物資，而不像之前僅僅是“茶馬貿易”的品種，但其作為國家戰(zhàn)略物資的屬性依舊沒有改變。
解縉認為，中國貨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他們認為番人貨中最好的就是馬一樣。茶之于夷人，如同酒醴之于中國人。因為茶馬貿易，許多夷人也開始學習中國的知識，對中國也有了向慕之心，那么茶的作用就很顯然。茶有著“夷夏之交，義利之辨，寅賓尚忠信而篤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的作用。
解縉的構想基于兩個重要提前：一是茶必須只有明廷(中原)才能提供；二是夷番必須嗜茶如命。這樣一來，茶便作為媒介，帶來了觀念的變化。
西邊(夷番)——茶——中心(華夏)
西邊(野蠻)——茶——中心(禮儀)
西邊(藩籬)——茶——中心(堂奧)
隨著茶的傳播，華夏與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來。通過貿易、文化等滲透，最終在心理上獲得西邊的認同，中心也隨著茶而發(fā)生空間上的遷移，最后形成了一個無形的茶葉疆域與茶葉貿易圈。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研究表明，中國之所以拒絕與那些外夷貿易，是因為其自身就有一個朝貢貿易圈，他們不需要通過英國人就能達成很好的貿易循環(huán)，而并非費正清等人所言“西方的沖擊造成中國和亞洲的近代化”。這個貿易圈里，有朝鮮、越南、泰國等傳統(tǒng)附屬國，也有俄羅斯和日本這樣與中國只有朝貢關系但獨立的國家。中國近代之所以落后了，是因為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貿易體系發(fā)生了危機，最終促成中國近代化的轉型。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jīng)濟圈［M］.朱蔭貴，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朝貢貿易圈就是后來的經(jīng)濟學家所謂的“亞洲經(jīng)濟圈”，只是傳統(tǒng)研究更多側重其禮儀和政治層面。
1794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節(jié)馬嘎爾尼來到中國，向皇帝提出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請求。乾隆帝也寫下了一段著名的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瓷器，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所資，并沾余潤。”
趙翼說茶天生是我朝控馭外夷之具，正是傳統(tǒng)“以茶制夷”觀念的產物，強調的是控制，是皇權的威懾力，而非只是貿易賺點銀子。而大黃控外夷之根據(jù)，則源自關閉恰克圖互市的實踐。
1728年，中俄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自此恰克圖就成為中俄貿易的市場。后來因為俄羅斯窩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羅斯人在邊境搶劫，乾隆曾三次下令關閉恰克圖市場，分別為1762—1768年、1778—1780年、1785—1792年，加起來有15年之久。這15年里，大清對俄羅斯進行了貿易制裁，外禁皮毛輸入，內禁茶葉輸出，使俄羅斯至少損失了500萬盧布。
19世紀的恰克圖1750年，乾隆就點出了俄羅斯的死穴：“俄羅斯地雖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須仰給內地。且其每年貿易，獲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國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
清代研究俄羅斯的著名地理學家何秋濤也談到，他寫《朔方備乘》是為了達到“知夷制夷”的目的，為大清抵御沙俄侵略提供全面的依據(jù)和參考。談到中國貿易的時候，他高度總結為八個字：“彼以皮來，我以茶往。”回顧中俄兩國的貿易史，會發(fā)現(xiàn)確實如此。
根據(jù)郭蘊深在《中俄茶葉貿易史》中的記載，1672年，東西伯利亞向中國輸出了13000張貂皮，但帶回去的茶很少。1692年，俄羅斯一支私人商隊從中國帶回去300箱茶葉，這比以往增加了不少。18世紀初期，毛皮是俄國的主要出口商品，占其對外貿易總值的80%以上。1728年，俄羅斯一支商隊帶出了210萬張毛皮，在北京銷售了100多萬張松鼠皮，20萬張銀鼠皮，15萬張狐皮，10萬張貂皮。
1755—1762年年間，俄國進口了6000普特普特，沙皇時期俄國的主要計量單位之一，是重量單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的茶葉，主要是白毫、珠蘭和綠茶，進口了5000~7000普特的磚茶。1762—1785年，每年從恰克圖輸出的茶葉近3萬普特，占清朝全部出口商品總值的15%，茶葉成為繼棉布之后的第二大出口產品。1789年出口茶葉為46997普特，1799年出口茶葉為52343普特，1800年出口茶葉達到69580普特。郭蘊深.中俄茶葉貿易史［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3738.茶葉貿易讓西伯利亞這個貧寒之地變得富裕起來，茶葉成了他們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了恰克圖俄國商人財富的重要象征。蘇聯(lián)學者西林說：“每個商人都只用茶葉來炫耀，他們把來客沒有見過的各種類的茶葉一種接一種地拿出來給他喝。”
茶葉貿易讓恰克圖成為著名的北方小鎮(zhèn)，生意興隆。“恰克圖”來自蒙語詞，意思是“有茶的地方”。1774年，俄國商人有488人，行會人員有908人。1800年，俄國從恰克圖貿易中征收了715364盧布的關稅，占俄國全國關稅的20%，一個恰克圖的收入抵得上俄國三個省的收入。
華中茶葉加工，主要銷售俄羅斯，19世紀70年代1785—1792年，乾隆的閉關讓俄國人不得不付出三四倍的價格去購買其他國家商人販運來的茶葉。1普特中國茶價值11盧布，而西歐運來的茶卻要52盧布以上。
19世紀，恰克圖的茶葉貿易超過了棉布，占據(jù)了中國商品對俄貿易的頭把交椅，成了十足的硬通貨。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彼蘭斯基說：“絲織品已經(jīng)結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結束了，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銷往俄羅斯的主要是白毫茶，1812—1817年，中國對俄白毫茶年平均輸入額占中國年平均對俄貿易總額的60%，1818—1824年為75%，1825—1831年為86%，1832—1838年為89%，1839—1845年為91%。俄羅斯進口白毫茶的數(shù)額在19世紀40年代占俄進口茶總額的2/3，剩下的是銷售給西伯利亞當?shù)睾鹊拇u茶。郭蘊深.中俄茶葉貿易史［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4647.
壓制磚茶，主要用于邊銷或賣給俄羅斯，19世紀80年代到了1844年，恰克圖貿易達到鼎盛時期，俄國成為對華貿易的第二大國。買賣城有1500~2900名晉商，共96家店鋪，19世紀中葉，店鋪增至150家。這里繁榮的茶葉貿易吸引了美國商人的到來，他們感慨地說：“白銀和黃金支付貨款的三分之二，白銀和黃金都跑到中國商人的大錢柜里去了。”
1791年，乾隆下令粵海關全面禁止俄羅斯毛皮進口：“朕聞外洋夷地與俄羅斯相連，近年俄羅斯因未通貿易，北邊一帶稽查嚴緊，私將海龍、黑狐等項皮張貨物，由洋船販至廣東售賣，恐該關稅課充盈，或由于此，俄羅斯需用內地大黃、茶葉等物，刻不可離。若私販皮貨至粵，自必易換該國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為閉關，仍不能全行禁絕。”《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67，乾隆五十六年，乙巳條。
俄羅斯皮貨貿易恰克圖市場被關閉后，粵海關就成為俄羅斯與華貿易的唯一通道。乾隆僅僅憑借一份海關報告就能看到問題所在，充分說明了開通唯一進出口通道的好處。
關閉恰克圖市場，俄羅斯的支柱產業(yè)——毛皮產業(yè)受到重創(chuàng)，又因為得不到茶葉，西伯利亞出現(xiàn)乞討之人，三次閉關差點讓俄國人與中國人打起來。但1788年，他們還是罷免了袒護肇事者的總督，1789年處理了槍殺中國人的卡倫巡兵案，1791年，他們低頭認錯，要求開市。乾隆也賣了個人情，1792年，恰克圖市場重新開放。
尚在1770年，乾隆談到緬甸與俄羅斯的區(qū)別時，他說，“緬匪情形，本與俄羅斯不同。……若緬匪與畜類蟲蟻無異，茹飲穢惡，回與人殊。并非急需內地之物。即向來交易，彼亦無大利可圖，且其境與洋通，諸貨尚可購之海舶。雖不通商。實不足以制其死命。”
在尼泊爾入侵西藏后，乾隆也提出限制對其輸出酥油、鹽巴。
乾隆的貿易制裁政策，其實是從解縉的思想發(fā)展而來，只不過前者是收，后者是擴而已。要制人于命，也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要自己能控制(提供)他人需要的物資(茶葉、大黃)；二是要有可以控制的渠道。
于大清而言，陸路尚可嚴加控制，但控制海路卻顯得力不從心，海路呈現(xiàn)更為復雜的特點。從乾隆關閉寧波海關也可以看出這一問題。
從順治到康熙，大清有兩次影響巨大的禁海政策，第一次是為了防范盤踞臺灣的鄭成功，第二次則是擔憂沿海居民和海外華僑交往帶來不測變化。朱雍在《不愿打開的中國大門——乾隆時期的中英關系》里分析說，乾隆實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其實與康熙的擔憂有相似性，乾隆關閉寧波海關的動因，恰恰是擔憂寧波會造就又一個澳門出來。朱雍.不愿打開的中國大門——乾隆時期的中英關系［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當時浙江提督武進升匯報說，前來求通商的英國人，不僅有漢語流利的洪仁輝，還有廣東籍的中國人，最關鍵的是還有40名沒有發(fā)辮的澳門小廝。這40名小廝引起了乾隆的警覺，他要求兩廣總督楊應琚詳查此事。據(jù)楊回報，澳門是民番雜處之區(qū)，內地居住澳門的人，大凡都是生意人，沒有剃發(fā)之事，跟隨英國人到寧波的那些小廝，實則是番人。大清對澳門失控，要是再出現(xiàn)一個澳門，勢必帶來更壞的影響。
1756年8月4日，乾隆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要是來寧波的外商多了，寧波又會成為一個市集。他對閩浙總督喀爾吉善說：“在國家綏遠通商，寧波原與澳門無疑，但于此復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地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1757年2月25日，乾隆帝給喀爾吉善的上諭里寫道：“浙省寧波雖有海關，與廣省迥異。且浙民習俗易囂，洋商錯處，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絕，恐將來到浙者眾，寧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內地海疆緊要。”乾隆給兩廣總督楊應琚的上諭又在重復：“近年，奸牙勾串漁利，洋船至寧波者甚多。將來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將又成一粵省之澳門矣。于海疆重地、民風土俗均有關系。”乾隆于1757年下令關閉寧波口岸，說要保證廣東口岸利益，不見得是真心話。因為貿易所創(chuàng)造的利益，并非天朝所看重，否則何來“閉關鎖國”的政策？閉關之后，才有1758年的英國使團訪華。
1841年1月，浙江巡撫劉韻珂給道光的建議中，談及開放寧波的壞處，他擔心敗壞民風的思路與乾隆大致相同。
對俄羅斯的控制正是陸路與海路雙軌進行，在陸路閉關不成后，乾隆關閉海路最終導致俄羅斯就范，達到了貿易制裁的目的。盡管其中有俄羅斯皮毛的作用，但對大清而言，這無非是再次強化了茶葉、大黃可以制夷的觀念。
這段歷史會讓人聯(lián)想到之后的鴉片貿易牽扯出來的茶葉問題，只是時過境遷，大清再不是那個盛氣凌人的大清。當晚清再次重提以茶黃制夷的時候，盡管也采取了封關禁煙的政策，但等待他們卻是船堅炮利的英國人。
該文轉載自《茶葉戰(zhàn)爭》第一章：1840年的茶葉戰(zhàn)爭。第二節(jié)：“以茶制夷”的觀念演變。；一、乾隆對俄羅斯的貿易制裁。
